最近几天，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最夺人眼球的事件既不是俄乌战争，也不是美联储加息。他们关心的是一份草案，一份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草案。在这份草案中，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否定了1973年罗诉韦德（Roe vs Wade）案的基本逻辑。

虽然意见草案不等于最终判决，但是考虑到最高法院现有的保守派优势，最终判决很有可能彻底改变当前亲生命和亲堕胎两股势力的政治计算和博弈方式。考虑到这一问题在美国长久的争议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两党著名人士站台的迅速性。当民主党批评最高法院开历史倒车的时候，共和党则批评这次意见草案的泄露是对政治信任史无前例的破坏。无论如何，美国早已激化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切为了中期选举，一切都是中期选举。

考虑到罗诉韦德案已经成为一个日经问题，本文只对堕胎权问题的基本框架进行简要介绍。美国法院现行的关于堕胎权问题的理解和判决是以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作为基础。当年的布莱克门大法官采用了一种非常曲折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他引入了在宪法中没有明文存在的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再将堕胎权作为这种权利的衍生，从而变相赋予了堕胎权一种宪法权利的地位。

但与此同时，布莱克门大法官又否认这种权利的绝对性，认为需要与胎儿和母体的生命权相互平衡。这种妥协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孕期框架（Trimester Framework）。最高法院将孕期切分为三个三个月，分别成为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在孕早期，女性可以行使完整的堕胎权；在孕中期和孕晚期则需要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

从逻辑上看，这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抽象化的个体一定会追求对于身体自我支配的权利。这是堕胎权的起点，也是它的极限。胎儿同样也可以作为抽象化个体而存在。只要服从于这种逻辑，它不可避免地最终会走到受孕母体和胎儿的权利对决。

另一方面，基督教背景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冲突性。当洛克在《政府论》中用上帝为原子化个人背书的时候，生命也被视为上帝的产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帝才是‘生命的作者和给予者’”。父母不对子女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于是，无论在世俗上还是神学上，洛克在瓦解父权制的同时，也塑造了堕胎权问题的死穴。

最高法的院妥协做法，是洛克式自由主义不得已的结果。左右两边也对此非常不满意。不过在进步主义和当时流行的人口控制论气候下，罗诉韦德案还是成为了重要的判例基础，指导了之后最高法院对这类这类案件的判决。最高法院既驳回了左边对于生殖正义的主张，也驳回了右边对于生命始于受孕的主张。

毕竟绝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坚定，也没有那么意识形态。三个月的孕期框架肯定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但绝对可以令大部分人所接受。

科学技术的发展则对孕期框架提出了意想不到的挑战。20世纪后半叶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提早胎儿独立母体存活的时间。最高法院将孕期分为三个部分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胎儿的生命权。那么，在无法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情况下，这是否意味着可以提高堕胎的时间门槛呢？在1992年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放弃了粗糙的孕期框架，承认胎儿独立生存的时间已经从28周变成了23到24周。这一标准与之前的实际效果基本相同，只在实践上略微收缩了堕胎的空间。

裱糊匠的做法不一定能阻止问题的激化。既然可以变成24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也可能提早这一时间。这一路径的最新结果就是2021年德州的“心跳法案”。该法案认为除非在医疗紧急状态下，只要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跳，就禁止堕胎。胎儿的心跳一般在怀孕六周之后就可以被探知。问题是，很多女性在这时候可能尚未得知自己已经怀孕，从而在事实上失去堕胎的空间。

当然，在这数十年中，保守派一直未曾放弃彻底推翻罗诉韦德案。通过不断上诉，他们屡次从各个方面挑战这一案件的合宪性。但是经常由于一票之差，无法满足自己的目标。直到特朗普非常幸运地将三位保守派法官塞入最高法院后，他们终于看到了曙光。

在巴雷特填补了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的空缺之后，最高院保守派对自由派的优势达到了6-3。即便考虑到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摇摆态度，最高法院也很有可能形成5-1-3的保守派多数意见。当然顺带一提的是，自由派内部对于堕胎权的法理基础也存在争议。

对于保守派而言，罗诉韦德案从一开始就是违宪的。它发明了一项不存在于宪法中的权利，试图将本来应该由立法分支解决的问题被迫交由审判分支解决。塞缪尔·阿利托的草案没有否认存在宪法没有明确提及的权利。问题是这种未言明的权利必须根植于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从这一点看，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历史调查从实质上站不住脚。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没有美国法律支持获得堕胎的宪法权利。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无法解决的争议性不但损害了最高法院的声誉，也导致最高法院陷入政治的泥潭。最高法院不得不反复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无论判决如何，都会引发另一方对于法院公正性的质疑。所以有必要将堕胎权问题重新交由联邦和州的立法机关自行立法决定。

至于先例问题，需要申明的是，先例并非不可推翻。比如种族隔离就是被推翻的先例。当然，将堕胎权与种族隔离类比是否恰当，就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不过法律上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从草案泄露的那一刻起，这就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政治问题了。

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会倾向于让自己与公众保持距离，避免过于强烈的情绪或者舆论对法院判决的公正性产生影响。这使得它往往具有某种神秘性，或者说非公开性特征。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性，大法官也往往倾向于拒绝对政治事件和人物发表观点。当然，这一条随着美国政治的日益激化，正在被逐渐放弃。不过至少，曾经的金斯伯格大法官频繁进行政治评论在很多人看来依旧是不合适的举动。

本次草案的泄露极大打击了最高法院内部的信赖。这是最高法院近代历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意见初稿被泄露的情况。意见初稿的态度不代表大法官的最终态度。换而言之，本次泄露的直接结果就是给舆论提供了影响最终判决的重要机会。事实上，民主党的激进支持者已经扛着牌子去保守派大法官家门口抗议了。撰写草案意见的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更是闭门不出，取消了与第五巡回法院的会议。

虽然泄露草案的罪魁祸首依旧不得而知，不过对于民主党而言，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第一，它为民主党提供了更多场外施压的可能性。由于最高院的保守派倾向，民主党在堕胎权问题上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更为糟糕的是，民主党在短期内没有在系统内扭转这一局势的现实方案。无论是扩充最高法院人数还是限制大法官的年龄，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民主党缺乏足够的票数。

草案的泄露给予了他们场外公开施压的机会。抗议者的堵门、政治上大声地谴责、媒体高分贝的噪音，都是一些会给大法官造成潜在压力的有效方式。那么在进一步高压环境之下，是否会有更多的保守派大法官出现动摇，就是一个自由心证的问题。

第二，它有助于提振民主党人岌岌可危的中期选举士气。一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那么堕胎权问题将由联邦和州的立法机构自行立法处理。在联邦层面，民主党同样没有足够的票数。在州一级方面，则更加没有限制红州的手段。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拜登极为糟糕的支持率让民主党几乎丧失了赢得中期选举的希望。堕胎权不咎为一根救命稻草，用以刺激民主党选民的积极性。事实上，民主党已经开始恐吓自己的选民，强调这绝对不是第一步。这将导致隐私权的无限倒退。用拜登自己的话说，“这将意味着与隐私概念有关的所有其他决定都受到质疑”。

民主党的策略是否会起作用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首先，民众会在多大程度上将问题的焦点从通货膨胀转移到堕胎权上是令人怀疑的。毕竟，比起堕胎自由，汽油有没有涨价，食品便不便宜可能才是大多数美国民众更为关心的问题。

其次，那些将堕胎视为至关重要的人，本来就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他们的投票热情本来就居于高位。况且这些支持者绝大部分都属于深蓝州民主党的安全选区，对于战场州或者焦灼选区的影响有限。并且，民主党的策略可能讨好了一部分激进左翼，但同样会疏远人数越来越庞大的拉丁裔保守派。

虽然拉丁裔传统上较为支持民主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拉丁裔保守派转投了共和党阵营。共和党在佛州的胜利就与此密切相关。讨好激进左翼，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战场州的差距。最后，过早操作堕胎权问题可能会导致选前的麻木。民众可能会由于信息轰炸，反而产生更多的冷漠和倦怠感。

当然，对于山穷水尽的民主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救命稻草，抱着试试总是没错。毕竟，情况也不可能比现在还糟糕。但这种极端化是以进一步透支美国的共识作为代价。不仅是两党间日益加深的不信任，作为美国三权分立相对最为中立的机构，最高法院也在本次事件中公开卷入政治斗争之中。

无论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最高法院的中立性神话将会被进一步削弱。不改变草案，将被民主党视为历史的倒车；改变草案支持罗诉韦德案则会被共和党视为舆论对判决的破坏。它也严重损害了法院内部的信任。在大法官之间，在大法官与书记员之间洒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诸位可以试想，如何你的同事或者同学，随时有可能把你的争议性想法挂到公开网络上，你又会怎么做。

面对这一恶劣的事态，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不得不公开站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法院机密的背叛旨在破坏我们业务的完整性，它不会成功。法院的工作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当然，是否真的不会受任何影响，大家心里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正如作者一贯强调的那样，今日美国的分歧已经逐渐变成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推翻罗诉韦德案将让美国人更加明显地感知到这种差异。在州界的这边是越来越宽松的堕胎，在州界的那边则是堕胎的重罪化。虽然在早期美国的历史中，州与州之间法律差异巨大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但对于今日的美国而言，则是一种陌生的体验；它只能进一步加大双方对于日常生活差异的认知。所有的机构与个人都必须在这种越来越残酷的差异中选择自己的忠诚。而类似的割裂景象，已经是当下美利坚的日常一天。

美国的政治极化远还没有结束。最高法院判决草案史无前例的泄露只是这种极化的最新一幕。汽车已经加速，似乎越来越没有人想去踩下刹车。在一个日益疯狂且焦躁的世界里，我们可能将见证旧秩序的毁灭和新秩序的诞生。只不过，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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