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7日之后的几天，都是属于高考的节日。中午语文考完，作文考题公布之后，节日就到达了最高潮。围绕着各省作文试题，各路人马跃跃欲试，品头论足，指点一番。剩下的考试日程已成了余兴，深陷其中，不得解脱的只有考生与家长们。考场内仍在惨淡经营，考场外已然是众声喧哗。各有各的主意，也各有各的生意。辅导名师的朋友圈立马会发出命中作文题的大红喜报。其实他们每年都要押个几十题，依照时下的作文题出法，基本上每个省的题目都能摸着点边。出版机构也会迅速表态，高考都考了《红楼梦》，中学生自然必读《红楼梦》，“来来来，我这里有《名家注解<红楼梦>》《名家评点<红楼梦>》《三天读完<红楼梦>》。速速来买书！急急如律令！”也有冷静批判的清醒者流，每年都会翻出法国作文题，既思辨，又人文，还哲学，借此痛惜国内语文教育之不振，复又感慨改革之任重道远。只有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很困惑，这题目和本文不太相关啊，这文章可怎么写呢？不过这些困惑也大概持续不了多久，毕竟考生关心更多的是分数与录取，而有资格犯愁的人也多半不再是考生了。很快，人们就会悻悻散去。这一番热情就此收拾起来，重又万众一心地期待起明年这个节日的来临。高考已经过去一周，我们不妨隔开一点距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这么关心高考作文？对高考作文的热捧，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么？先谈谈我们为什么会关心高考作文题。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是，毕竟别的题目我们都不会做了，只有作文题看得懂。话糙理不糙，这对大多数人可能也是实情。此外，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这一代国人，毕竟参加过高考的多。每年的高考时节，也自然是一个集体怀念少年时光，分享记忆的时刻。如果尝试回答得更严肃一点，那不假思索的答案可能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上千年科举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过去漫长时间里，科举曾经在一定范围内是保障社会公平，为平民子弟提供阶级跃升途径的重要渠道。甚至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很多人都隐隐约约感到，高考很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公平的事情。无论是命题、考试，还是阅卷、计分、录取的每一个环节。有关部门都会尽可能地调动各种资源，确保其公平与合理。这也是为什么当有特殊人群不得参加高考，或者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事情发生，总能引来全社会的集体关切。因为我们感同身受的是，这夺走的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权利，而是当代社会现实中少有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眼光稍微推远一点，先看一看，科举真的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么？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做过一个相当经典的研究。他通过对大量明清时代进士登科录与乡试、会试同年齿录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科举制度是明清时期社会自下向上流动的最主要制度保障。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的直观感受，耳濡目染的还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将这种感觉不断固化、神化。科举不仅制度公平，而且结果神奇。张生考中状元，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迎娶崔莺莺。柳梦梅中了状元，就会有圣旨来玉成他和杜丽娘的人鬼情缘。而许仕林考中状元后，连他的蛇精母亲白素贞都不算是什么吓人的妖怪了。科举是一扇窄门，普通人一旦跨过，可谓“荣枯咫尺异”。不过，也有一批学者并不能认同这个结论。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艾尔曼就认为科举的竞争不过是“精英内部的有限循环。”皇权、士大夫学说与儒家学说，是科举的三大支柱，相互支撑，稳定地维系了五百年。同时，备考的过程也耗费了大量金钱与时间，需要参与的家族做精打细算的长远规划。而就其整体目标而言，科举“不仅辅助着皇权，制造帝国官僚，而且维护着士绅的利益，构建了社会基本伦理与文化秩序”。其实仔细想一想，二者的差异恐怕也不见得有想象的那么大。举一个在中学教科书里出现过的例子就很容易理解。范进中举自然是突破了胡屠户的“阶级压迫”，开始与张乡绅论起了世兄弟。但除此之外，他突破了什么呢？这样的人真的会推动起一场“无声的革命”么？范进最终难逃是那一群丑态百出的《儒林外史》中人。中举以后，他无缝对接地加入了帝国的官僚体系，依然是醉心功名，一样的酸腐无聊。既然如此，天真一点的人难免百思不得其解，国家知道科举选出来的是这样一群人么？心眼坏一点的恐怕就会问，万一国家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群人呢？科举流程精整严密，又充满了迷人的解释空间，整个流程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既看似公平，又充满了各种意外。但不论如何，总有人能达成目的。这可能也就是这场东方赌局，能在一千多年间吸引各种各样人持续加入的原因吧。如此看来，不论现实如何，当代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而身处一个公平、充满善意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各种各样选择的机会，能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自身的潜能。尤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学科多样化的今天，高考应该旨在给大多数人提供接受适合个人知识兴趣、职业发展机会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若是简单地将高考和科举类比，或许会因为现实的不尽如人意与比附历史的思维惰性，无意间抹杀了对更加美好、公平时代的向往。不仅高考不是科举，其实从各种角度看，高考作文与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也不应该有任何关系。首要的原因是，高考作文题毕竟是给十七八岁少年考的作文题，是具体教育阶段的检测手段。虽然我们提倡终身学习，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应考的考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年，正处在从少年向成年转换的当口。他们经历了差不多的学校生活，完成了大致均等的普通高中教育。现在坐在考场中，面对的这道作文题，是想激发出他们的各自的能力，看看他们未来更适合在哪个领域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高考作文题应该是与人为善的。它不见得要出得多花哨，也不一定要多深刻，但必须出得符合高中毕业生的水平，贴近他们熟悉的世界，让他们有话可说，帮学生们进入理想的大学、专业。相比之下，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科目，这些考试题目经常被国内讹传为法国高考作文题。这些题目是这样的：讨论是否意味着放弃暴力？无意识是否摆脱了所有形式的知识？……其实法文科的试题，也同样精彩。学生被要求根据考试大纲列出来的包含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十几部文学作品，写作论文或评论。这些题目大致如此：你认为《红与黑》是一部有关梦想破灭的小说么？尤瑟纳尔宣称《哈德良回忆录》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你怎么看？这些题目自然“高端大气”，考察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与思考能力，也给出了足够的空间，让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就国情而言，参加中国高考的不仅仅是北上广深精英中学的学生，还有众多在县中、乡镇中学苦熬的普通孩子，两类学生各有短长。不过，这个社会总有更加险恶的词来描绘后者——做题家。高考以外，他们未来的人生还有独特的艰难。高考毕竟是一场面对全民的考试，若是实际的教学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如法国人那般天马行空地出卷可能既不够现实，也不够友善。不过也没有关系，如果目前教育有差距，那么考入大学之后，还可以慢慢补。高考作文题只是一座让学生从高中通往大学的桥梁，我们不应该对高考作文题的成品期待太多。当前全社会对高考满分作文的过度重视，恐怕是有些畸形的。回看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那篇文章自然展现了考生异于同龄人的阅读量，但作文中以佶屈聱牙的文字，旁征博引了维特根斯坦、卡尔维诺，却没有写清楚自己的观点，实在不能算是一篇好文章。不过，随之而来的各种口诛笔伐也未免责之过苛。那其实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感觉自己读了很多书后的初次开屏而已。这一切过去之后，最关键的是他会踏入一家适合他的大学，在未来的学习中，他会有机会花更多的时间更专业、有条理地阅读这些他曾经引用过的书籍。同时也可以学会把自己的所思所感用更为畅达的语言表达出来。可惜当代高等教育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每年一到四、五月份，网络上就充斥了应届毕业生的有关毕业论文的哀嚎。每一年都是就业难，每个人都是压力大。很多老师们也已经有意无意间放松了学术上的要求（当然，这并不对）。许多毕业论文的死穴其实是一个搭清楚结构、写明白观点的写作问题。即便大环境艰难，这一能力的缺失，也是许多毕业生求职遇阻的自身原因之一。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高考作文水平是很多人一辈子写作水平的巅峰。这个说法看起来戏谑，却近乎事实，也实在让人遗憾。不少早已大学毕业，走向各种各样的岗位的人，也仍在拿“高考作文满分”做自己身上的标签。他们自然有他们的目的与苦衷，做公号写手、做培训名师，借此标明自己的文章写得好，教得棒。这已然是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人写作水平好的最好证据。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也经常被这样的标签吓住，那则是一件更令人遗憾的事情。让十七八岁达到的水平决定了一生的高度，这其中透露出的可能是某种自我幼稚化与写作能力的普遍缺失。现在谈谈八股文。八股文实际上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起源于宋代的经义文。从四书五经中摘取一句话，考查学生对这一段经文的理解。这类文体形式上又大致可以分成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几个部分，故而称为“八股文”。其实科举考试并不专考八股文，还有诗赋策论等等。不过一般而言，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优劣决定了士子能否中选，而考试的其他部分则决定了最终的考试名次。万马千军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中，能够一步步跨过就已足够幸运，名次高低实是余事。在众多科举科目中，八股文也就最受重视。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士子幼学之初，学的就是这一套写作八股文的技巧。如果他有幸最终考中进士，才有资格搁置这门屠龙之技。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清代诗人沈德潜，是著名的“老进士”，直到六十七岁才终于考中。也就是说，从他开始读书识字到最终录取的这漫长的六十年里，他考的每一场试都要写好几篇这种文字。更不必说，那时候也有称为会课的各种模拟考。将高考作文与八股文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无论考生年龄大小、社会经历如何，未来志向怎样，八股文就是一张面对所有人整齐划一的试卷，没有个性，不怀好意。科举作为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通过考试之后的前途，也只有成为帝国官僚这一条而已。如科举之捉摸不定一样，八股文应试的结果也充满了各种意外，简直是一场随机游戏。若说考的是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吧，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段玉裁就一直考不中进士。若说考的是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吧，明代八股文第一名家归有光，也数十年蹭蹬不得志。他的心情有多郁闷，读过《项脊轩志》的人应该还记得。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漫长应试过程中，太多人已经虚耗了大好的青春，磨平了意气的棱角与学问的兴趣。所以身为前清翰林的蔡元培才会感慨，他通过科举之后，才真正有可能做一点自己愿意做的学术研究。也正因此，周作人才认为：“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明白了科举与高考是性质不同的考试，高考作文与八股文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体，我们心中就有了一把衡量作文题的尺子。今年的全国甲卷作文题是一篇有关于《红楼梦》的材料题。它先引了一段《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片段，然后给出了这样的提示：“以上材料中，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用，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个现象也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请你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写一篇文章。”看起来是几年前就提倡的整本书阅读，经典阅读，终于落实在高考中了，可若真是认真读《红楼梦》的人却恰好答不出来这道题。毕竟大观园里那群清客篾片的小算盘和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借用、借鉴化用，根据情境独创一点关系也没有。熟悉高考答题套路的人自然知道，作答的时候，材料根本没用。写作方向根本就是直接移用、借鉴化用、根据情境独创三个关键词。而这三个词又构成了某种差序。照着练好的套路，就此敷衍一番，把这些从《红楼梦》里生吞活剥出来的词再塞进另一身同样不见得合身的衣服，便可交卷。不好就在于它既不真诚，又底气不足。借着《红楼梦》把自己装点得很花哨，假装期待学生阅读经典文本，又列出一些关键词，假装鼓励学生自由思考，但实质上已经把思考的空间吞噬殆尽。这实在太像一道从几百年前借尸还魂的八股文题，甚至还是一道已经规定好破题的八股试题。这甚至还不是最糟糕的地方，这样的作文题难道意味着高考期待选出这样的人么？他们早已洞悉所谓的材料不过是个幌子，因而假意迎合，玩世不恭，虚应一通，生编硬套，应付了事。考场上奋笔疾书的身影后压着的仿佛是一个个从《儒林外史》中跳出来的鬼影。但我们所期待的少年难道不应该是坚定自信、真诚热情、充满好奇、拙朴未开，但又元气淋漓的么？批评这道高考作文题当然不是本文的目的。最后，我们想聊聊作为一种社会隐喻的考试。随着教育的普及化，考试成了每个人最熟悉的事情之一，关心高考理所当然。于是很自然地，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与考试有关的比喻。比如抄作业、对答案、考第一、绩优生、经历一场大考、毕业等等。但不妨抽象地思考一下考试这件事，我们真的希望人生在无数次考试中度过么？考试是有阶段性的，学前测、期中考、期终考、中考、高考，突击考。每一个考试都对应着具体的学习阶段。所以，考试注定是短视的。考试是缺乏想象力的。因为只要是考试就有答案，有评分标准，而答卷就是要迎合这些标准，所以，真正的创新创造是考不出来的。考试是屈辱的。掌握考试成绩的人是阅卷人，那是一个我们看不见却知道存在的人，他们掌握着考生的成绩，也就掌握着考生的命运。考生必须尽自己的可能揣摩他手中的尺度，曲意逢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们的手中。考试又是不必负责的。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考生也是匿名的。于是许多平时不愿意说，耻于做的事情却可以在“考试”中不负责任地做出来。所以，当一个社会中充满了各种考试的隐喻，过度地关注各种考试，甚至相信一两场考试比其他考试更加公平时，实在让人想起《动物农庄》中那头叫拿破仑的猪的宣言：“一切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这既荒谬又阴险。基于同样的原因，考第一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日本思想史专家鹤见俊辅曾经这样评价那些得了“第一名病”的人：他就是1905年以后的那种人，从小学起就一直是第一名，在一高英法系也是第一名，都是以成绩取人……这样的人是“造出来的人”，他自己并不是“创造的人”……被造出来的人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却很擅长学习。要进行近代化，培养这样的人曾经是必要的。但是只擅长学习就有潜在的危险，要是遇上没有教过的事情，没考过的东西，就茫然不知所措了。鹤见俊辅批评的是他自己的父亲鹤见祐辅，在战争期间从自由主义转向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对此，鹤见俊辅解释说：“一旦形成这种‘第一病’的学校制度，出现知识分子的集体‘变节’现象也就是当然的事了。因为都是意识不到自己变节的变节，就只是总想要当第一而已。”所以，虽然那道作文题不高明，但请赶紧放过它吧。我们应该期待走出充满考试隐喻的社会，以及拥有不被考试定义的人生。本文原标题《放过那道高考作文题吧》，编辑林蓝，配图《天才枪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封面图《天才枪手》。
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