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创新，时代审美的百年跃迁

风格的雏形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19世纪又被称为“长19世纪”（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在这个过程中（1789—1914年间），世界经历着剧烈的转折。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在改变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让人们的观念和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此影响，艺术和审美也紧随时代发生着转变，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叶，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流行，成了当时审美的主流。”从事设计史研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教授王小茉介绍道。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847年，路易·弗朗索瓦·卡地亚（Louis-François Cartier，1819-1904年）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珠宝店，并自此成为了引领时代美学潮流的佼佼者。当时的卡地亚，凭借一条复古式贝壳浮雕项链，吸引了欧洲皇室和上流社会的关注。

此后，至19世纪末，随着“电气时代”的到来，欧洲社会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盛况空前地成长。铁路连接欧洲各大城市，高级时装产业在巴黎萌芽，大众媒体十分活跃。“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新技术对制造业的颠覆下，如何摒弃对固有历史元素的机械模仿与繁缛堆叠，如何平衡产品工业化与艺术品质之间的关系，如何找到符合时代审美、适配新生产方式的新风格，得益于一批先锋设计师的探索与反思。”王小茉说。

当时，大多数珠宝商坚持的是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强调植物花卉主题、有机形态与动态感，而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却选择另辟蹊径来体现这种风尚：一方面，各式花卉纹样出现在当时卡地亚的创作中；另一方面，法国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中的简约、高雅与对称关系，借助建筑装饰元素、卷叶饰、花环式样以及水滴图案，在珠宝设计中进而得以再诠释。自此，柔美的花卉、藤蔓、蕾丝、丝带等富有曲线的造型，带着一种精致与轻盈感，一种脱胎于自然主义、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的“花环风格”（Garland Style）就此开启。

这一风格甫一出现，立刻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新宠。1907年，由卡地亚设计的橄榄花环钻石冠冕（Olive Wreath Tiara）闪耀雅典城 ，那是属于玛丽·波拿巴公主（Princess Marie Bonaparte）的心爱之物，由卡地亚特别为其婚礼所定制。冠冕采用橄榄叶花环钻石的造型，由铂金和钻石制成。而在这之后，卡地亚又获得暹罗国王拉玛五世（Rama V）、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后（Queen Elisabeth）等一众名流的偏爱。

自由的发端

进入20世纪，先进的技术让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视野，人们通过航行便可到达以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国度，翱翔长空便可看到从未见过的奇幻美景。科技拓展了自由的边界，也激起了所有人对于陌生世界的好奇。

阿尔伯特·山度士·杜蒙（Alberto Santos Dumont）是世界著名的飞行先驱，他设计、建造热气球和早期飞行器，而路易·卡地亚作为他的挚友，于1904年为他量身定做了一枚可以真正佩戴在手腕上的手表。这枚腕表表耳表壳一体化，方形表盘独树一帜，实现了优雅和实用性的完美统一。

与此同时，航海的发展和世界博览会让古老的欧洲发现了新文明和艺术，这让当时的考古与探险蔚然成风，风靡民间。地中海地区、埃及、波斯、印度、中国与日本深深吸引了路易·卡地亚和他的两个兄弟皮埃尔（Pierre）和雅克（Jacques），对他们世界文化观的形成影响巨大。路易·卡地亚是一名博学之士，也是一名狂热的艺术爱好者，拥有丰厚的古物收藏和艺术珍宝，他允许设计师们自由使用其私人图书馆，鼓励他们阅读、参观博物馆，接触多元文化，丰富创作灵感；他也从众多古董商处挖掘古老元素，成就了这一时期卡地亚的独特风格。在他主导创作的卡地亚作品中，异域文化不再是附加元素，更不是猎奇，而是融合多种文明之后的重塑，是有着丰富滋养的全新创作，并取得了极其罕见的尊重原文化的和谐与升华，并从此把卡地亚推上了又一个巅峰。

于是，到20世纪20年代，世界开始倾慕欧洲先进的珠宝制作工艺。印度Patiala土邦王公布品德拉·塞恩（Bhupinder Singh）带着他的财富与荣光远赴巴黎，找到了当时已负有盛名的珠宝商卡地亚，拿出一个装满了宝石的箱子，希望卡地亚为他定制一条“配得上国王的礼服项链”。为了打造这条项链，卡地亚花费了近三年时间，直到1928年才完工，最终成就了经典作品之一——镶嵌有2930颗钻石的卡地亚巴提亚拉项链（Cartier Patiala Necklace），钻石总重近1000克拉，其中一颗稀世黄钻重达234.69克拉。

这也是卡地亚在装饰艺术（Art Deco）时期的代表之作。在王小茉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一方面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创伤，另一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在各种产品制造上适应工业技术与批量生产。正如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在《装饰与罪恶》中所表达的，繁缛的装饰会带来材料和工本的浪费，“文化的进化意味着从日常品逐渐剥离装饰的过程”——虽然卢斯的观念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装饰的误解，但造型更为简约的设计风格，成了当时的审美主流。

这在设计与工艺美术品中的表现是，柔美的线条减少，更多呈现一种力量感，如大量运用直线、出现更多抽象几何形、偏爱光滑的饰面加工，以及在汽车和家用电器领域的流线型风格等等，这些都是装饰艺术的典型特征。

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装饰艺术运动，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视觉艺术领域。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是其标志性的活动之一，是法国政府为巴黎恢复世界文化中心所举办。路易·卡地亚在博览会“优雅之庭”中，举办了“时装与时尚配饰”展示，实现了卡地亚从“花环风格”到“现代风格”转变的壮举，而这些作品，如今已成为“装饰艺术”的经典之作。

与此同时，王小茉介绍，正是由于法国在“装饰艺术”时期的创新与进取，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法国奢侈产业和时尚之都的领先地位，巴黎被誉为“时尚之都”也是在此时名声鹊起的。“装饰艺术运动，不像新艺术运动拒绝历史元素，而强调重新认识传统。此时，人们重新关注18世纪的启蒙思想，提倡理性，同时又要符合现代工业的创新，采用现代商业模式。这也就让卡地亚等奢侈品牌向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为整个时尚产业注入了活力。”

咆哮年代的自由之歌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将对战争的恐惧抛之脑后，热烈追求自由和创新，装饰艺术的发展在此时达到顶峰。在这个被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里，女性开始赢得全新的社会地位，战争让大量的女性从幕后走向了台前。王小茉指出，这种新的自我身份认知，明确地反映在女性着装风格的变革上：低腰线设计取代紧身胸衣，服装造型趋向实用、舒适，甚至加入一些男装元素。而在珠宝上，华丽的冠冕逐渐失宠，发带和羽饰成为新的潮流。紧身胸衣的花饰逐渐被长项链取代，吊坠耳环和胸针开始时兴，手镯替代了晚装手套。与过往相比，此时的珠宝少了几分雍容华贵，多了几分潇洒与率性。这无疑也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

此时，就不得不提及卡地亚的传奇创意总监——贞·杜桑（Jeanne Toussaint）女士了。她与路易·卡地亚结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后者对她的品味欣赏有加，并于20世纪20年代初邀请她加入卡地亚。正如她自己所讲述的：“我开始制作手袋。这在当时实属新奇，也很受欢迎。” 1925年，她被任命为卡地亚“S”部门负责人，这一部门致力于打造包括银质、皮件、包袋、配饰等作品。在路易·卡地亚的指导下，贞·杜桑逐渐将其独特的品味融入到卡地亚的风格之中。1933年，她正式成为品牌创意总监，成为当时珠宝领域为数不多的掌握创意决策权的女性，这一突破轰动一时，也预示着卡地亚一个新的传奇时代，正徐徐拉开序幕。

在贞·杜桑的大力主张下，黄金以华丽瞩目的形象卷土重来，并成为这一时期卡地亚所钟爱的金属。同时，在她的影响下，卡地亚的动物形象也在20世纪40年代大放异彩，尤其是其中猎豹形象所代表的，正是现代女性的志向与抱负。她们对于自由、独立及社会认同的渴望，不再被认为是与社会世俗的背离，而成了一种新的优雅。女性时装风格也随之而变，又一次倾向于凸显女性曲线：纤细的腰身、裁剪修身的西装及修长的半裙，生动演绎着自然界中动物的野性之美。此时，卡地亚的珠宝作品同样鼓励女性展现自我个性，风靡一时。

在这一过程中，亦诞生了无数与之相关的传奇，其中温莎公爵夫人（Duchess of Windsor）和威尔士亲王那段壮怀激烈的爱情故事，就令无数人为之动容。亲王不惜放弃王位，而选择一人终其一生。那些闪耀的珠宝，则成为他们故事的最好见证。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件，便是一枚卡地亚火烈鸟胸针，羽毛由蓝宝石、祖母绿和红宝石组成，彰显了温莎公爵夫人独特的个性与优雅的风格。

在古董胸针收藏家郑莺燕看来，卡地亚对于珠宝和时尚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卡地亚在当时表现出拥抱时代，不拘泥于传统的自由精神，而贞·杜桑作为一名女性设计师被大胆启用，本身就是在向时代宣示着自己的理念。

在郑莺燕自己的收藏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卡地亚对于时代的影响。比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装珠宝界开始流行一种珠宝形制叫做“水果沙拉”，明显是受到了卡地亚“水果锦囊”（Tutti Frutti）风格的影响。而到了六七十年代，诸如火烈鸟、斑马、豹子等动物造型开始流行，人们更是能从很多作品上看到卡地亚设计的影子。与高级定制珠宝不同的是，时装珠宝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因而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

“二战后，人们逐渐从一些作品中感受到茁壮成长的女性力量。在告别了战争期间的物质匮乏和对美的追求的限制后，人们重新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无论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都在着力完美自己的形象，而胸针作为个性的表达更是广受欢迎。当时卡地亚胸针灵动的形象和线条，不仅被人们所青睐，更在整个珠宝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珠宝的佩戴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自由灵活，从功能上来说，既可以当项链，又可以当袖扣或者肩扣。在这一系列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贞·杜桑这样的女性设计师的觉醒，更是整个女性群体的自我觉醒。”郑莺燕说。

在贞·杜桑的带领下，卡地亚回归自然主义，重新构思造型、修饰线条，打造更加逼真写实的珠宝，动、植物自此成为卡地亚经久不衰的灵感来源。金质月桂叶与棕榈叶、点缀钻石的黄金咖啡豆、色彩鲜艳的花束、挂满珍贵果实的棕榈树、拥有生动线条的独特动物……栩栩如生的珠宝巧妙展现柔美的气质，同时不失强烈个性。

其中，1975年，卡地亚为墨西哥首屈一指的女演员玛莉亚﹒菲利克斯（Maria Felix）创造出的一款熠熠生辉的鳄鱼项链显得尤为珍贵。对于爬行动物的热爱促使她定制了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珠宝，其见证了卡地亚精湛技艺和设计理念的完美结合。据说，当时玛利亚带着一条活的小鳄鱼来到卡地亚，以便设计师们传神地再现鳄鱼的神态。

项链的制作耗时1875小时，栩栩如生的鳄鱼造型上，分别镶嵌了1023颗黄钻和1060颗祖母绿。鲜活的姿态下所散发的生命力，极佳地向自然主义传统进行致敬。珠宝工匠大胆运用独具匠心的先进技艺，倾注热情于设计与线条之中，诠释如幻如真、灵韵动人的鳄鱼风采。

在这些珠宝创作者身上，似乎无时无刻不闪耀着他们对于自由与创新的追寻和渴望。他们所孜孜以求的，往往并不单纯是珍贵的材质和工艺上突破，更多时候，珠宝成了他们自身人格的拓展，象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高贵的精神。

“卡地亚的突破则是将材质与题材结合，既拓展了珠宝材质的表现力，不断研发新工艺，又注重使用者个人意愿、身份和独特品位的表达。”王小茉说道。

结语

在旅法学者谢强看来，“奢侈”并非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贬义词。恰恰相反，奢侈最终能够保留的是贵族精神，而非贵族的生活方式和财富地位——这是极为宝贵的。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正是卡地亚的自由精神所追寻的。

法国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在《永恒的奢侈》一书中指出：“奢侈在今天既不是传统，也不是时尚，它是用时尚时间重组的传统时间，是用现在时尚思想对过去进行的再造和重解。”特别是在近代，奢侈品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尊重传统和敢于创新，这二者构成了“奢侈”的内涵，成为连接我们生活中传统与时尚的载体。而这一点，显然在卡地亚身上获得了体现。

在卡地亚百年多来的珠宝制作历程和一件件传世之作中，我们看到的是无尽的想象力和不被束缚的心灵。自由的心灵才能带来自由的作品，这也让卡地亚人才辈出。从卡地亚兄弟到贞·杜桑女士，拒绝从众心理，拒绝划一，坚守个人的自由选择，对创作者如此，对消费者而言亦是如此——这也是对于自由的最好定义。

利波维茨基说：“一种无声的精神需求一直暧昧地支撑我们与奢侈的关系。”实际上，奢侈反映的是人们对永恒性的渴望。奢侈品本身并不能够带给我们奢侈的生活，但其内在精神和美德，却可以在心灵上留下最为宝贵的财富。

“艺术不是被表现，而是被感受。”康德的这句名言，亦是卡地亚的追求。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不仅是美，更富有情感。“卡地亚与众多名人的故事，并非只在于昂贵与美，更多的是心灵感应的传奇。”谢强说。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是人与器物的结合，重要的并非技巧，也不是珍贵宝石或贵金属，而是融入其中的情感。这种情感，最终汇聚成一种自由精神，表现为尊重人、尊重艺术、尊重贵族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卡地亚的命脉之中，百年未变。

参考资料：

1《非现代主义的现代 ：再论装饰艺术运动》，《装饰》2020年12月，王小茉

2《装饰与罪恶：尽管如此1900—1930》，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阿道夫·卢斯著，熊庠楠 / 梁楹成译

3《永恒的奢侈：从圣物岁月到品牌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吉尔·利波维茨基著，谢强译

策划丨三联.CREATIVE

微信编辑、设计排版丨沈艺超

作者丨Benjamin

图片来源丨卡地亚、视觉中国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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