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思路

历史

2023-03-23 10:03

1、有选择的干预

纵观世界历史，当霸权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面临到相同的问题。

比如：在非核心利益区域发生重大地缘政治事件，霸权国家是否应该动用资源去干预？

一派观点认为不应该干预。

四处灭火，徒耗国力，得不偿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例子摆在眼前。

另一派观点认为必须干预。

因为一旦你不去解决第一个挑战者，接下来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出现千千万万个挑战者，从而造成霸权秩序的全面塌陷。

特朗普显然秉持了第一种观点，他希望通过置身事外的“孤立主义”来获得战略上的好处。

而拜登则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具体来说，只干预跟自己和盟友切身相关的地缘安全事件，抛弃非直接利益相关的地缘挑战。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2021年的阿富汗撤军和2022年的乌克兰战争。

在宣布全部撤回驻阿富汗美军时，拜登表示继续留在阿富汗已经没有意义，现在是美国集中精力处理海外“其他优先事项”的时候，这其中包括“面对日益增强的、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

犹记得2021年塔利班进城那会儿，加尼政府（美国代理人）的惨败一度让美国颜面扫地，威望大减；但拜登运气很不错，在接下来的乌克兰战争中又扳回一局，重塑了自身霸权形象。

某种意义上讲，美国这种“有选择的干预”非常依赖代理人本身，遇到强势代理人（乌克兰）效果斐然，遇到弱势代理人（阿富汗）则兵败如山倒。

2、固本舍末

冷战中期以来，华盛顿战略界秉持着一个核心思路，那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美国建立的国际规则体系”。

1967年秋天，正在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权威杂志《外交季刊》发表政见文章，他意味深长的写道：

“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还不足以容纳十亿（指中国）可能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愤怒和与世隔绝之中。”

如果说尼克松访华是政治上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那么九十年代中美围绕加入WTO的谈判就是经济层面将中国纳入美式国际体系（《三十年前的交锋》）。

2002年1月1日，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法案正式生效，克林顿总统签署该法案后到国会做相关说明时讲道：

“加入WTO将以政府无法控制的方式为数百万人带来一场信息革命，将加速国有企业的倒闭；这个过程会使政府进一步远离民众的生活，促进中国的社会变革。”

美国对俄罗斯的思路与中国类似。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为了“奖赏”叶利钦，俄罗斯先是被纳入七国集团（G7），接着又与中国几乎同一时间加入WTO。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精英对于其一手打造的战后国际秩序高度自信，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愿意被纳入进来，便可以按照美方期望的方向做改变/改造。

然而到了特朗普、拜登时期，美国人困惑的发现并不能够通过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去约束甚至改造“竞争者”。

于是美国的战略方针开始发展改变——特朗普时期是主动退群，拜登时期则是倒逼竞争对手退群/脱钩。

美国及其盟国与主要挑战者的GDP份额预测图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固本舍末”。

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将更多的精力和外交资源投入到了以G7为代表的盟友群体中，希望打造一个涵盖北美、欧洲、日韩澳新等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小圈子，稳固西方世界基本盘之后再去积极争取印度等“中间地带国家”。

在全球治理层面，拜登政府有意淡化了联合国、G20、WTO等综合性机制平台，转而把重心放到北约和G7.

我们不难猜测，美国的终极期望其实是把整个西方世界打造成一个军事、经济同盟一体化组织，以此形成对组织外竞争对手的压倒性优势。

换言之，如果说1990~2020年间美国认为依靠自身力量就足以维系霸权，那么2020年之后美国已经不那么自信，其霸权体系开始与盟友高度绑定。

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美国霸权从1.0时期到2.0时期的震荡过渡。

如果华盛顿精英们能够步步操盘完成这种过渡，世界秩序或将进入一段新的稳定期。

2022年6月的G7峰会

3、谨慎的动员资源

在俄乌战争中，拜登政府的处理方式相对谨慎。

从最初宣布不会派兵介入，到后来援助坦克/飞机等问题上一拖再拖，似乎不再是小布什时代那个风风火火的美国。

另外，有些朋友想必费解，美国一方面试图在舆论上捆绑中俄，另一方面又展现出极度不希望中国军援俄罗斯的态度，二者似乎有些矛盾。

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明显强于乌克兰的“代理人”，如果中国把俄罗斯顶在前方与美国拼消耗，对美国全球霸权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对中国也不是好事，双输）。

美方最优的思路是营造出一种在西方世界压力下中国不敢援助俄罗斯的场景，第一步先解决掉俄国威胁，然后再腾出手对付中国。

具体到解决掉俄罗斯的问题上，拜登又切分了很多个小步骤，试图将自身风险降到最低。

在和平年代、未经历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债务负担比例已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可以这样讲，美国之前打的那些“世界警察战争”与俄乌战争的性质存在很大不同。

前者由于实力层面的压倒性优势，会让决策者忽视高强度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

回顾历史，霸权国家的财务状况要尽可能保持健康状态，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集中力量去处理重大危机。

实际上，以美国当下的债务情况，如果要像英国1914年和1939年那样大规模地调动资源，或者像美国二战时期、海湾战争时期那样调动资源，会面临诸多限制。

总而言之，对霸权国家来说，保持国内凝聚力、财政稳定和经济竞争力是最最关键的事情，也是所有对外力量的核心基础。

4、尾声

正如中国人对苏联历史十分感兴趣一样，美国人对上一个解体的全球霸权国家英国也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

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里非常活跃，四处合纵连横、四处灭火遏制。

1914年卷入一战是其国势的转折点，一战结束后英国就已经严重衰落了，只不过同一时期美国玩“孤立主义”、俄国在家里闹内战，这让英国又获得了二十年的霸权延续期（1918~1939）。

不过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看，这二十年的霸权延续期对英国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反而让它疲于应付一些地缘危机事件，失去了“有序让位”的缓冲期。

1947年，“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宣布独立——英国并没有对其压制，因为武力压制一个人口是本国十倍的殖民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财政能力。

1956年，英法联军在苏伊士干预行动中遭遇失败，英国方面“将利益范围缩小到苏伊士以西”的希望破灭，标志着伦敦的全球角色彻底结束。

1997年，英国最后的殖民地香港完成主权移交，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次日落。

……

站在以史为鉴的角度，前面提到的三条（有选择的干预、固本舍末、谨慎的动员资源），其实都是美国从英国那吸取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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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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