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女生的「性」主题班会被叫停后

文 | 张雅丽

编辑 | 毛翊君

开到一半的班会

“我常常有与‘性’相关念头，这正常吗？”

“我的性幻想里经常出现暴力内容，代表我一定有暴力倾向吗？”

……

五月的一天，余澜穿一身校服、戴着眼镜，站在教室最前面抛出这些问题。《真的可以色色吗？》——班会标题刚显示在屏幕上，班里就像炸了锅。她料想到这个情况，用更大的声音盖过窸窸窣窣的议论。坐在最后排的几个男同学看上去不以为然，这个互动环节一开始没人做声，沉默了几秒才有人举手。

●余澜准备的PPT。讲述者供图

问题是余澜精心筛选过的。在网上，这个16岁的女生自认有另一个身份——性教育者。去年11月，她建立了个性教育团体，雏形是上学期在校的研学项目。最初的成员是6位校友，后来她把成果分享到网上，吸引来周边中学的学生，甚至更远的人。他们设置了网络提问箱，这次的问题就来自收到的咨询和求助。

这场班会内容包含三部分——介绍人为什么会有性欲、性幻想、性行为的常见误解等等；为什么不建议高中阶段发生性行为；最后是关于自慰。起初，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但讲到“第一次性行为的准备”时，在教室后面的班主任突然出声打断，“过，过，过，抓紧时间讲重点。”

这天，在场的还有两位老师——边听边拍照的心理老师和段长（注：年级长）。期间，段长反复进出了几次，一直侧着头跟班主任说些什么。

班会在“自慰”这一部分被彻底终止。PPT刚翻到那一页，班主任走上来，告知班会结束。按照计划，余澜准备的内容加上互动，有40多分钟。现在只进行到一半。站在讲台上，她有些窘迫，感到短暂的失望，但没再做过多争取——她也想过，不会那样顺利。

当天早上，余澜已经提前给段长和班主任发了PPT、讲稿。段长和她说了很多，大意是内容还需要调整，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如何转移注意力、专注学习，而不是性与性行为。

早在十天前，她还收到性教育社团申请被拒的通知。负责的团委老师是年轻的一男一女，收到递交申请表时，说觉得很不错。但最终，余澜被告知，校领导觉得不行，“社团性质特殊，不要节外生枝。”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2017年3月，杭州的学生家长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内容拍照发到网上，认为尺度过大，曾引发社会热议。

一位隔壁班的29岁政治老师希望余澜到他班上再开一次班会，但最终还是因顾忌领导作罢。余澜也找过图书馆负责书友会的老师，试图在图书馆开，但最终五十多岁的馆长连一个放性教育书籍的小桌子都没批准。

“希望我们都可以拒绝性羞耻，一起创造一个包容、平等、大方谈性的友好环境。”班会的最后，余澜冲讲台下说。结束后，她匆忙地分发团队名片，有同学带头鼓起了掌。这是一个重组班级，余澜成绩中等，与多数同学不太相熟，也自认平时处事高冷。通过这次班会，有女生主动找她说“讲得很好”，也有男生来问，能不能再帮朋友拿两张名片。

大声谈「性」

初一那年，余澜意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好朋友，一个女生。

在这之前，不到12岁的余澜与大多数女孩一样，偶尔会为肤色、身材感到焦虑，也没遇到过“活的女同”。她开始迷茫，用很长的时间分辨自己对好友的喜欢究竟属于朋友还是恋人，同时也陷入困惑——为什么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那两三个月，她记得自己精神紧绷，每天五点半醒来，还上网浏览很多关于LGBT群体的内容。耻感是渐渐消失的。她在网上发现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尤其在一位叫“他塔拉”的博主视频里，第一次知道“性别”、“性”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议题，可以被理性地谈论，而不仅仅出现在小黄文里。

今年5月13日下午，余澜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五四嘉年华”，虽然社团未被获准，但她最终被允许在校园里摆摊。她的摊位显得有些特别，上面摆放着“反月经羞耻”收纳包、“反捐卵”贴纸等性教育文创产品。

在“Free hug”的牌子后面，两个小时里，余澜获得了80多个拥抱、100多次祝福交换，和150多次性教育知识问卷。但也有男孩站在人群外，盯着牌子嬉笑、推搡，甚至说干脆把“free”翻译成“免费”吧。

这个青春期女孩现在能在人前大声谈“性”，她觉得触发点是2020年读初二时，媒体曝出“鲍毓明事件”——一位成年男性被指性侵养女，引发公众热议。在讨论这个新闻时，她从同班女生孙妍那里得知，班上一男生“骚扰”了孙妍起码一年。

根据孙妍的讲述，第一次不好的经历是在初一。一个冬天的下午，放学后，她被那男生反锁在无人的教室，哀求很久才被放出来。在那之前，男生会突然摸她的手，或者捏她的脸，对班里的其他女生也作过一些有性暗示意味的手势——一只手圈成一个圈，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在里面进进出出。

初二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糕——走路的时候，他突然打孙妍的屁股；擦肩而过时，又突然伸手触摸她的胸部。后来，通过和多名班上女生聊起此事，余澜发现全班25个女生里，起码有10个以上遇到同样情况。

初二上学期期末，作为合唱指挥的孙妍在音乐教室等老师来排练。那男生负责敲鼓，他叫另一男生离开教室，然后走向孙妍说：“我要强奸你。”孙妍吓坏了，好在音乐老师马上来了。为什么要锁门？老师问。孙妍最终没说出来，觉得不该在这么多人面前讲，不光彩。

“鲍毓明事件”后，鼓足勇气的孙妍走进班主任办公室，“他说，‘我要强奸你’。”开口的时候，她感到声音在颤抖。“他就是那样说说，又不会真的做。”孙妍的回忆里，这位四十来岁的女老师说，“他比较幼稚，想引起你们的注意。我会找他谈谈的。”

在老师那里感到无望，孙妍决定告诉妈妈。听到这话，妈妈关上电视，拍拍她的肩膀说，“我会跟你们班主任讲的。”但再无下文。

杜雅是余澜从小学到中学的校友，后来也成了他们团队的成员。听说这件事后，她主动找到余澜——小学时，自己也被同桌男生困扰过两年。对方跟在杜雅身后，摸她头发、手臂和肩膀，甚至在军训时把她照片设置成屏保，在宿舍里对着手机自慰。“很可怕。”几年后，杜雅回忆起来仍然很激动。

每当杜雅反抗，班里的同学就会起哄。有天中午放学，他把她按在墙上说，“我忍不住了。”接着，把脸凑过来要强行亲吻她。杜雅扇了他一巴掌，并踢了他的裆部才跑掉。她躲到厕所里哭，后来跟班主任讲，希望换同桌。但最终，班主任说已经骂过他了，座位一直没换。

十分之一的男生

性，对于余澜和女同学来说，一直是件极其隐秘的事。跟父母的谈论更几乎空白。实际上，在六七岁的暑假，余澜用外婆家的电脑上网时，就看到浏览器里的小黄文，虽然似懂非懂。

男孩们究竟在想什么，余澜并不太清楚。那位骚扰女同学的男生后来转学了，她没有去找他聊过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知道他的父亲看上去很宠他，他还有一个姐姐。

在现在的团队正式成员中，男生只占到十分之一。何思杰是最近刚加入的男性志愿者，在天津读高一，在网上看到余澜发的招募志愿者信息后，找上门来。他时常关注社会议题，曾想过做类似的事情，“但没想到真的有人在做。”他觉得，“当有十多个人能在一块儿去讨论这个问题时，应该算是一种的进步。”

他是在初中接到爸爸递来的绘本，“你也到年纪了，可以了解了解。”父母对他的性教育也仅限于此。他记不清书名了，当时只象征性地翻了几下就搁置一边，“太幼稚了。”早在小学三四年级时，他就在网上撞见“打飞机”的文章。他没跟别人提起，感觉是了解到了些同龄人不知道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完全是自己在那儿胡猜，乱七八糟什么都看。”

起初他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然而然，可能到了婚后，家长会说该怎样做。”后来他在网上发现，国外有系统性的教学，竟然早到幼儿时期。他记得在学校正式接触“性”，是初一下册的一个单元，老师只是让他们自己阅读课本，大家翻到画有性器官的那一页，用一种兴奋又戏谑的语气对旁边的人说，“你看，你看。”

前不久，何思杰在朋友圈看到他们当地女性遭遇性侵的消息。他笃定，性教育早接受要好，“尤其是对于女生，因为通常在这方面，女性是被动的。”

余澜和杜雅在处理“性骚扰”事情后成了朋友。余澜意外地发现，杜雅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慰。她感到惊奇，这件事曾让她有过深深的负罪感。从那以后，那种将自己视为异类的耻感消失了，“原来，这件事这样正常。”

Tough Youth

“Tough Youth”，坚强的年轻人，团队名是余澜和小伙伴一起头脑风暴来的。过往的经验告诉她，做性教育不会轻松。

她在诸多社交平台上申请了账号，科普性教育知识，免费解答陌生人在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疑问。收到的第一个提问来自一个男孩：“高二开始一直干‘那种事情’，控制不住。”对方紧接着补充，“不是抽烟。”

他问，“怎么戒掉呢？”

“为什么要戒掉？”余澜反问。

回答令余澜感到“又惨又好笑”。对方说，他看了网上的一些文章，说自慰会使人越来越丑、毁容，甚至不孕不育。对方发来的话像是论述，长长的一大段。

余澜通常会把问题扔到群里，大家讨论起来，有人查文献、有人整合讨论结果，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正式的答案，由余澜回复出去。后来，这个男孩得到了一个令他放下心来的答案——自慰是一件正常的事。

今年春天，余澜组织了一次线上访谈，人数近百，不少是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隐蔽在网络中，那些不知该如何跟人谈起的困惑被勾勒出来。杜雅发现，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对性的认知差别很大，有的女孩甚至分不清尿道和阴道。她觉得更糟糕的是，当一些男生公然评论女孩的身材，很多女生不以为意，会娇嗔地对男孩说“讨厌”，“这明明已经是性骚扰。”

团队成员意识到，性教育很有必要，也会有一些时刻，他们觉得自己切实地帮助到了别人。作为最早加入团队的成员，杜雅访谈了近十个年轻人。一个女孩幼年被性侵，受困扰很多年。杜雅对她说，“这不是你的错。”后来女孩才觉得，羞耻感不再那么强烈。

最近，余澜和成员们在筹备一个面向社会的活动——暑假的时候，到福州的一个老洋房里，办性教育展。内容多数是成员们根据主题制作的模型、互动装置和收集来的图像、文字，以及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

即使没有刻意阻拦，但余澜的妈妈会展现出一些的忧虑。去年，余澜想去一个性教育夏令营，妈妈好多次旁敲侧击，“其他参加者的性取向‘正常’吗？”后来，妈妈把“正常”换成了“大众”。余澜一直没向妈妈出柜，她叮嘱知道自己性取向的嫂子和姐姐替她保密，“解释起来有些麻烦。”

因为成绩下降，妈妈给余澜写了两三封信，每封两页信纸，余澜不用看都能猜到在写什么，“她怕社会不认可我。”

一天，余澜问一位性教育大V，未来可以加入你们吗？当问到余澜觉得性教育最终指向什么的时候，她说，“同意和拒绝的能力，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爱。”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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