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沦为死港前，他们曾热烈地活过 | 人间

铁路街仔

在电梯尚未进入台湾的住宅建筑史，大部分民宅都是一至二层的低矮房舍时代，基隆市街上的楼房便已层叠往上发展。由于雨大、坡多、人稠，居民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室内空间。一栋栋的楼房，不止一楼作为商业活动之用，各楼层通常分属不同的商家产业；一楼店家侧边的细窄楼梯，便是通往各楼层与商家的通道。

依产业的特性及其设定的消费群，这些楼梯上的商家招牌各自展露或声色俱备或安静平板的调性。楼梯口上的众多产业群里，不论在数量还是形态上，与工人每日生活最直接相关的餐饮及娱乐休憩业，构成最为丰富且醒目的街景。

尽管我进田野那年，早已过了码头工人所说基隆最热闹的时期，但走在2009年的港口市街，仍是走几步路就会遇上食肆。刚开始总不明白，为何店家旁的楼梯口或大楼的公司行号条牌，除了报关行，最多的便是卡拉OK、酒坊等字样。即便在西岸码头边，也有几家海产店在招牌上以同等大小字体、与店名并列，写着“附设自助卡拉OK”。

清茶馆、茶店仔、卡拉OK这类休闲娱乐场所，散落在港口市街各楼梯口上的不同楼层里。不过，在离市街不远处有个区域，那里的茶店仔显眼地聚集成群。

沿着基隆火车站往南走，经过仁爱市场，进入龙安街，可看见紧邻铁轨左侧有一排由低矮屋舍所形成的巷弄。码头上的工人与当地人都称这一带为“红灯户”，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即是地方上的性产业区域。

红灯户在外观上与茶店仔、卡拉OK有些不同：没有招牌，屋子的后门紧邻铁轨，前门则与另一排低矮屋舍的前门对望。细狭楼面除了不到一米宽的门，另有一扇约半身高的铁窗，女性工作者便站在各个屋内，紧靠着每一扇窗，与屋外往来的行人彼此观看。

离开红灯户再往前走几分钟，则是另一番街景。外墙统一以粉紫色刷成的四五层楼建筑群，分据在巷弄两侧，形成迥异于巷外的独特空间。不像市中心的楼房大多依楼层分属不同商家或住宅，这里的每栋建筑大部分同属一个商家，店招牌几乎全数写着小吃店、清茶馆、茶室及卡拉OK。但不论营业项目写的是什么全都配有起着绮丽名称的店招牌、闪烁着霓虹灯的招牌边框，以及不可透视的大片深色玻璃店面，或者索性不设玻璃，仅留粉紫色系与灯光闪闪的大门。

在1990年代末之前，这里与前述红灯户连接成基隆港城最人声鼎沸的地区，是市街上餐饮娱乐产业最为聚集的区域，时称“铁路街仔”。一位常在此出入且与当地派出所警察熟识的苦力告诉我，铁路街仔所含括的茶店仔，在最鼎盛的时期计有千余家。

在我所接触的基隆朋友的记忆里，铁路街仔的各家小吃摊、茶店仔，总是坐满了待工中或已下工的装卸工人，以及来自不同车队的货柜车司机。那些男人不止在茶店仔桌前闲聊消磨时间等候船只，屋里每一间不到二三坪的屏蔽空间，也是他们用来联结各层关系、调节工作的所在。

在这个由众多码头男性工人构成的场景中，由于社会历史与经济因素，当时所圈入的餐饮娱乐产业劳工，不像市街食摊通常由在地女性或工人配偶经营。茶店仔、卡拉OK等娱乐产业的劳工，大多为经济上有困难的外地女性——源于配偶或自身的赌债，或者上一代累积下来的经济困顿。她们只身或手牵幼子迁入这座陌生港城，成为铁路街仔各间茶室里称不上青春的“阿姨仔”。

某个周六，当阿亮打电话跟李正德约碰面时，我正与李正德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几十分钟后，我便跟在他们两人后头，一起进入铁路街仔其中一户茶店仔。尽管之前已在铁路街仔来回了好几次，但那天是我第一次踏进茶店仔。由外头望进屋里，即便大门敞开，仍因室内不甚明亮而无法辨别出店里的陈设。

进门后，只见里头亮着一盏桌灯，灯光映照着柜台里一位低着头的女士。这位阿亮一进门便对着喊“阿姨仔”的女性，留着长波浪卷发、薄施脂粉，年约60岁。她从柜台里抬起了头，像是许久未见而须快速搜寻记忆般，在愣了一两秒钟后笑着回应：“唉，阿亮，你来啦。”

简单寒暄几句后，阿姨仔陈女士带我们走上楼梯，细窄的楼梯以最节省空间的方式向上回旋。不确定是否因为我们三人是当天仅有的一组客人，屋里的灯并未全开。每个楼层都区隔出一块块的座位区，我走在一行人的最后头，不愿脱队粗鲁窥探，擅入那片昏暗的区域，因而无法从楼梯的位置一眼看尽全貌。但能指出的是，即便灯光晕黄，整家店的氛围全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绮丽粉味”。

陈女士带着大家直上三楼后，拐进左侧。那是一处不设门，约三四坪大的半开放安静空间。有墙的三面，各放着可坐上四到五人的桃红色沙发，正中央是条长形矮桌，空出来没有摆沙发的那一侧，立着一座矮木柜，并放了一台电视。在大家还没完全坐定前，陈女士按下遥控器，那台电视便自动播放了伴唱带。空间里有了声音，天花板上晕黄的灯也已全开，这才看见墙边有一扇挂着窗帘的小窗，拉开窗帘便可见三坑站的铁道路段。

陈女士帮我们点菜，分别和三人简单聊些话，短短十几分钟里，她像是不经意却关注了每个人，没有人在对话中遭冷落或被遗忘。我发现阿亮和李正德在没开口说话时，也都注视着陈女士，没人盯着不断播放音乐的电视。当陈女士知道我留在基隆的原因后，便主动问我想知道些什么，也简单说了自己与茶店仔的渊源。她是阿亮母亲的手帕交，年轻时去日本工作，1970年代初从日本回到这座岛屿，便在位于铁路街仔的老家开了这间茶店仔。她说，那时这栋三层楼的建筑，每日每时都满溢声影——

1970年代的时候，茶店仔就很兴盛，这里一整排都是。酒店、阿公店、清茶馆啦，还有后来很多的卡拉OK，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人。码头上的苦力、开货柜的啊，最多了。

茶店仔是比较基层的，消费比酒店低；阿公店就是地下酒家，以小吃店的名义，装潢比较简单；还有清茶馆，就好朋友约在那边聊聊天、喝喝茶、唱唱歌啦，就一壶茶几百块，加几小盘瓜子、花生这样，没有小姐坐台和酒菜这些。

这里的小姐年纪轻的或年纪较大的都有，大部分都是外地人，由于经济因素来的，有的可能先生不会赚钱或是离了婚，有的是自己赌的，要还债。

这店里的小姐人数最多时将近有20位，在码头民营化后陆续离开了，现在只剩下一两位在店里兼职，有客人才进来。陈女士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不出有特别的情绪。我追问，没客人了，店和她的生活开销怎么办。她淡淡笑着说：“就节省着用，好在这是自己的房子，有客人就做，没客人也没有太大压力，毕竟也不年轻了。年轻的小姐比较有差，要养小孩、还债什么的，得想办法生活下去。我现在就等着我女儿生孙子给我抱。”

又聊了一会儿，陈女士带着我们的点菜单下楼，不到几分钟，一位30出头的阿姨仔走了进来，坐进我们当中。

可能是我的错觉，相较于先前，此时的气氛不是太轻松。阿亮或许也发现这位年轻阿姨仔看着我时，眼中流露出不解与不自在，便向她介绍了我，我也简单再次自我介绍。在之后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那位阿姨仔没有说太多话，她总是坐着听，其间夹了一次小菜，当阿亮向她敬酒时，喝了半杯。阿亮和李正德并没有特别找阿姨仔搭话，阿亮自顾自地说着另一位同事的不友善，李正德边轻轻点头边响应那位同事不友善的可能原因，在阿亮稍稍安静下来时，李正德敬了阿亮和阿姨仔一杯酒。过没多久，阿姨仔趁着阿亮和李正德谈话的空隙，向他们点了点头说：“那我就不打扰，你们聊，我先下楼了。”

李正德与阿亮都说，阿姨仔这么早离座是极少见的，我始终觉得全是因为自己很突兀地杵在那里的缘故。

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不论是两位阿姨仔分别在场时，还是只剩我们三人共处时，总计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这三四人就像是一群朋友，闲坐在谁家的客厅里。男人聊了工作或家里的事，有人吐露一些不快，有人在某个片刻被话语安慰，有人在一次的敬酒碰杯时得到慰藉，有人在笑谈声里受到请托，有人不动声色地被某个话题勾起了什么心事。

我在这当中意会到的，并非动情激素之类的暧昧流动，而是码头男人被催化出的浓度极高的情感往来，那是我先前未曾见过的，以及阿姨仔在那样一个小房间里，展现出对屋内所有人的关照。我不禁联想起自己在会谈室里与来访者工作的情景。

那日，我坐在那昏暗小房间里所经历到的种种，掺杂了许多情绪感受。当中，肯定包含了随着关照而来的“被理解”，那是来自身边那位阿姨仔的，某种“知道”我自己将会被妥善对待的安全感受。

无以言说的渴望

我曾在没绕着受访人转时，特意去红灯户所在的短巷里走了几次，虽然每回心里都想，但最终还是没有走上前去与任何一位站在窗内的工作者交谈。当时，我给自己“不走上前去”的理由是，暂时还是希望我眼中的基隆——至少在那短短不到一年的有限时间里——是从码头工人眼里所望出去的世界；他们与窗内女性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以及如何叙说。只是，我在2009年接触码头工人时，他们常常提到茶店仔，谈到阿姨仔，但从没有人主动跟我提起红灯户。

即使我主动询问他们走进红灯户的那些时日，他们谈的也不多，只说早已过了走进红灯户那扇窄门的年纪，所以“没什么好讲的”。这或许有部分和我的性别或研究生身份有关，但如果将他们所谈到的有关红灯户、茶店仔与阿姨仔的事放在一起细想，我便较倾向另一种解释：这群男人之所以较不（愿意）谈红灯户，和他们看待“性”这件事的本质有更大的关系。这群码头上的男人在其内在，集体区别了红灯户与茶店仔，他们清楚地区分出红灯户所代表的“性”，以及茶店仔所意味着的“什么”。

不论工人本身还是其他产业的劳工，对于“码头上的男人”他们有许多相似的描绘：“我们这些码头上的，十个男人九个坏”“就是因为钱好赚，所以我们才会学坏”“吃喝嫖赌都来”，而这里所说的“坏”或“嫖”，指的都不是发生在茶店仔里的事。谈到茶店仔里的阿姨仔，王家龙和绝大多数码头工人有着类似的说法：

不是只要有女的，就一定和那个什么上床的有关。会去红灯户的，大多是喝醉酒的、没有老婆的，都是因为生理需求去的。酒店、茶店仔的，都是要长时间搏感情的，人家在那里工作，做的是陪你喝酒聊天唱唱歌，怎么可能说你一去就要带人家出场。

王家龙还未成年就跟着叔叔进码头当徒手工，出码头时便跟着大伙走进铁路街仔。他述说了大部分码头上的少年从码头走进铁路街仔的过程：

我在1978年进来码头，大概十七八岁，我的同事都三十几岁，都会带我去茶店仔，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会跟他们去。主要是等船的时候，你不能走远，也不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坐在候工室里，大家会相揪去茶店仔喝酒唱歌。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去那些地方，我辛苦，坐在我旁边的那位也辛苦，我不知道要跟她聊什么，就两个人坐着，我也不会去给人家动手动脚，可是没办法不去，不能那么歹斗阵（难相处）啊。

就算是现在，年纪有了，实在是不能再喝了，可是人家会叫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朋友在一起，也是因为有喝酒，我们男人说话才会自然，有喝酒，就至少三四个小时了，时间会比较长啦。

至少在初始，茶店仔里的阿姨仔所容纳的并非这群码头男人对性的想象或渴望，而是另一种重要但未能清楚言说或听见的“什么”。

第一任与第二任妻子都是在茶店仔里结识的李正德，他所叙说的不是自身的特殊经验或观点，而是反映了大多数码头男人如何看待阿姨仔，以及他们与阿姨仔如何在像寻常客厅般的空间里生成异于与红灯户女子的关系：

我算是比较早出社会，所以同事都是叔伯那一辈的，他们年轻时都有去过人家讲的红灯户，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会有那方面的刺激；年纪大以后，就比较会去茶店仔，大家开讲什么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跟着去茶店仔。小姐从十五六岁到六十几岁都有，大家不会傻傻地都没去过就说要去哪一家，都是有谁去过，说不错，然后有人带才大家一起去。

去都找合适的小姐，比较不会找太年轻的，虽然说那种比较幼齿，可是毕竟没有历练不懂人情世故，也比较骄；三十几岁不一样，比较懂人情世故。我们去茶店仔又不是说要去碰人家还是什么的，是要来聊天喝酒的，找三十几岁的比较合得来。

虽然我们会说一些双关语，一些黄色的，可是讲到正题的时候，像是说政治什么的，如果你的讲法不正确，还会被她们吐槽，客人不会觉得没有面子，会觉得很有趣。你如果觉得自己花钱是大爷，是要来做阿哥的，她下次就不坐你的台，她又没赚你多少钱，才二百、三百的，要陪你坐二三个小时。

张胜雄几年前和妻子离婚，目前与刚离开茶店仔转到餐厅当外场的女友同住。不论是码头民营化之前或现在，当码头上没有工作时，他最常打发时间的地方一直是茶店仔——

我不会想去红灯户，因为没有感情。我大部分都找朋友、熟的，我们以前在茶店仔认识的时候，她们还算年轻，现在我们老了，她们也老了（笑），可能喝完酒或唱完歌，就带她去万里洗个澡，走走，再唱个歌什么的，因为我女朋友要上班，码头没工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会想找朋友。

（万里乡离基隆港不到20公里，源头有温泉，市街上大型温泉饭店和简易型泡澡间林立，后者在空地上以木板隔出一间间如浴室般的小间，内部通常只有莲蓬头、置衣架，以及水泥或石板材质、约两人大小的浴池。）

对工人来说，不论之后是否与坐台女性发展出“性”的关系，都必然涉入一段彼此结识的历程；即使之后关乎性事，也不是基于交易所产生的对价活动。对双方而言，茶店仔或卡拉OK的营业项目并不包含性交易，除却餐与酒的有酬，其余在当中流动的“什么”，都是由“关系”所牵引出的发展。如同张胜雄从不称呼坐台服务员为“小姐”，而是直呼她们的名字，因为他不认为自己与这群女性劳工的关系，是单次、买卖式的性关系，而是“朋友”。我将此解释为：通过时间感与空间感所形成的某种“友伴”关系。

相较于基隆码头工人所说，男人与红灯户女性之间是暂时性的交易关系，当这群男人走出码头哨亭，拐向铁路街仔，拉开茶店仔大门时，他们内心所想望的并非女人的身体，而是阿姨仔坐下来所带来的“做伴”之感：在那样的空间场景，与那般能听、能谈的人在一起，那是关于男人曾经被看见，甚或敏感地被看顾的记忆。

对男人和阿姨仔来说，即使初始联结关系的起心动念是缘于交易，但当交易的意念夹杂了彼此未必觉察到的额外的内在渴望时，男人在此间所意图以金钱换来的，既不是感官上的猎艳，也不是生理上的快意满足，而是他们未说出口的对“伴”的隐微渴望。

这些种种，让码头工人轻易地将因买卖而熟悉的阿姨仔划入“朋友”的领域，而宣称红灯户与茶店仔之间有着清楚的区别。在码头工作所框架出的特殊时空结构里，他们、码头上的同事及她们，三者共同汇聚出以“情感”为基底的工人社会关系网络，在基隆港口岸边、有别于当地居民，形成特殊的码头劳工情感样貌——彼此为伴。

然而，另有个与文化相关的因素，使得阿姨仔在某特殊时刻下，不再只是茶店仔情境里的服务员。相较于码头上的同性同事，她们可顺势响应男人对“有所伴”的内在渴望，从而被揽入码头劳工的真实生活世界。此特殊时刻之所以将码头工人推向阿姨仔，是因为地方文化对男人作为gâu-lâng（能人）的期待。在码头工人与同性同事、女性劳工的社会关系网络里，文化因素关键性地将他们推向了后者.

（本文选自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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