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向海而生（上）
壹 下南洋
2023年3月15日，泉州，阳光明媚。
下午一点，我随着向导先去逛了一圈开元寺，随后步行，来到了涂门街一处叫做关帝庙的地方。
这座庙也叫关岳庙，既供关羽，也供岳飞，原本是一座水神庙，明初因朱元璋推崇关羽，下令在泉州城建七座关帝庙，大家没钱，就把水神庙改改，换个IP牌子，直接弄成了关帝庙。
关羽在民间地位拔高，主要源于元明清三朝对他的逐步神化，商人为了证明自己讲信用，可以跟他放心做买卖，也在商号供奉关羽，后来就莫名其妙混成了武财神。
据向导说，这是整个南洋关帝庙的祖庙，但庙宇其实较矮，里面横着几进房，也不大，相对全国其它我走过的地方，算是一座小庙。
关帝庙外上香的人
我在庙里走了一会，来到一间大殿，见到好些人跪在那里祈福，殿旁放着两个大筒，一个筒里装着巨大的竹签，约是普通竹签的四五倍，有人抱着筒晃一晃，摇乱竹签，再从中抽一根便走。
另一个直筒放着许多半月形的木牌，向导说这个叫“信牌”，有人不断过来，在筒里取走两块信牌，跪在大殿蒲团上，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忽然松开手，将信牌往地上一撒，信牌发出清脆的声音，摔落在地上，摔信牌的人，便凝神看地上信牌的正反面。
向导解释说，那个竹签跟全国一样，就是抽签问卦用的，就是大一点而已，这个摔信牌，则是在向神明问事情，如果两面都是正面，表示事情可行，一面正一面反，表示事情不好说，两面都是反面，说明事情办不成，不要办。
我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好一会儿，根据多年调研形成的逻辑思维，总觉得这鼎盛的香火、络绎不绝求签问卦的人，必定跟经济活动有关联，便问向导说：福建这边是不是自古以来，工作生活，就有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发生？
向导说：出海打鱼风险大，下南洋，风险就更大。
是的，出海和下南洋，是福建人民一千多年来，风险最高的事情。
也是福建人对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系列经济文化现象的最初来源。
南洋，是我们明清时对今天东南亚的称呼，每当出现人口大爆炸、战乱等情况时，就有大量的福建、广东人到东南亚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因此称为“下南洋”，广东人也叫“过番”。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下去，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
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就写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由于广东的生存空间略大于福建，福建人民下南洋的艰难往事，比广东更多更密。
我在福建这一路走过来，每到一座城市，都会请当地人，跟我讲一讲他们祖辈下南洋的故事。
我时常听到深夜时分，还在笔记本上，用潦草的快笔，记录他们几代人的艰苦。
下南海的华人，在鸦片战争时约150万，民国时到1939年又跑出去500万人，因此我听到的下南洋的故事，大都集中在清末到1950年之间。
之所以集中在这段时间，是因为欧洲殖民者，陆续控制了东南亚各国，并将他们纳入到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福建的两地民众，能在东南亚找到活命的空间。
在1893年之前，私自下南洋不被允许的，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对回国者严加处罚，出去基本就回不来了。
允许出国后，能回来的也极少，最好的情况，也是两三年回家探望一次。
下南洋一部分人是主动的，另一部分是被雇佣过去的。
清末时，如果被雇佣做华工出海，去给东南亚殖民者卖命，一般是通过德记洋行这样的中间商签订契约，洋行以三到十元雇一个人，转手卖给东南亚殖民者是一百元起步。
过海时会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环境极其恶劣，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就是一个大锅大家一起蹲着吃，就跟喂猪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拿木棍打、拿木板夹，拿带刺的皮鞭抽，人死了就直接扔海里，死亡率高达50%。
下南洋的华人
因为死亡率太高，为了多赚钱，洋行会故意超载，一条船能载三百人，他就载六百人，死一半他也能完成运输任务。
跟当年黑奴三角贸易，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等到了东南亚，一般会因为水土不服，常常一场疫情下来，又被带走几十上百人，最先过来开荒的福建人或广东人，在霍乱、疟疾、腹泻、蛇蝎、巨蟒等夹击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读书不多，第一代福建人干的都是苦力活，他们有的在婆罗洲或缅北开矿、有的在马来半岛种香料、有的在爪哇岛种甘蔗，或者干一些搬运工、洗厕所、掏粪、背尸体、卖菜刀剪刀、剃头、算命、代书、洗衣的活计为生。
一位福建华侨跟我说起他先辈的生活，说爷爷当时一餐只能吃半碗饭，靠做小摊小贩为生，三代辛苦，才在东南亚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常常能听到关于东南亚华人巨富，比如马来西亚林梧桐、郭鹤年，印尼黄奕住、黄奕聪（不是两兄弟）、林绍良，泰国谢国民，新加坡陈嘉庚等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传奇背后，是华人早先下南洋时近一半的死亡率，约有几百万华人的死亡，和早期潦倒流离的生存史，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人奇迹，风险极大、生存机率极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并没有人愿意过这种生活。
在东南亚闯荡并苟活下来的华人，很快会将自己积累的一点积蓄寄回广东福建，就算没赚到钱，也会跟别人先借两块，寄信一封回家报平安，闽南语里批就是信的意思，往家里寄信寄钱，就叫“侨批”。
滔滔大海、万语千言，全在这一封信、这两块钱里了。
最早的侨批，由回福建的水客顺路带回，没有任何担保，而水客本来自己就忙，所以一封信几块钱，常常半年才能带回家。
水客如果真要私吞了侨批，大家也没办法，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说雷公要轰死他。
不过这种拿命换来的钱，作为同乡的水客也知轻重，极少出现私吞现象，他们每年在粤闽到东南亚之间往返三次，充当两地之间的快递员，由于水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需要系统化管理，便出现了侨批局，专门帮大家转钱转信，负责跑腿的快递员，就叫批脚。
而留在福建本地的家人，每日苦等亲人消息，半年才有只言片语，平时也不知生死，便只能上庙求香，问一问凶吉。
于是便有了福建各寺庙旺盛的香火，以及我在关帝庙里看到的竹签与信牌。
每一种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背后，必定跟当地经济活动有关联。
那连绵不绝过来摔信牌的人，问的是几千里外家人的凶吉，求的是家人的平安，寺庙，便成了福建人的精神庇护所，成了对抗风险的灵魂缓冲剂。
贰 山与海
经历过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苦耕，再通过亲友与各地会馆的传帮带，目前在东南亚一共有2000多万华人华侨。
其中印尼有1000万人、马来西亚和泰国约700万、新加坡360万，菲律宾150万，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苦耕百年，历经三四代，目前华人已经牢牢控制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地70%的财富，马来西亚前10的富豪里，8个是华人。
在整个东南亚，只有越南的华人，因为连续遭到法国殖民政府和越南政府的打压，企业和私人财产被不断剥夺，才没有掌控当地经济。
华人一般控制的是东南亚资源性产业，比如制糖、烟草、矿产等等，后陆续升级到银行、房地产、传媒、保险等暴利行业，但华人没有深入政治领域，一般会依附于当地权贵，一旦发生社会危机，阶层冲突严重，当地权贵就会将华人推出去当替罪羊，所以东南亚过去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屠华事件。
在中国强大之前，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亚华人，又以闽南人最多，在许多国家都是头牌，他们分别占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37%、泰国华人的7%（泰国是潮汕人的天下，占56%）、印尼华人的47%、新加坡华人的40%、缅甸华人的26%、菲律宾华人的90%（晋江人为主），加起来一共约1000万人出头。
我在闽南游荡时，问起他们为什么去了东南亚，在经济上就变得这么强势时，一位老学者跟我说，因为华人会储蓄、更勤劳，相对当地人更会打点生意，这是一个优势，但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早期欧洲人需要华人在东南亚做代理人。
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控制当地的传统手段，就是以少制多，欧洲人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搞武装革命，如果只跟当地权贵合作，要是哪天某个权贵突然脑子一抽跟自己玩命，手这么一挥乡亲们冲啊，号召力也相当了得，只有找聪明能干、又缺少本地群众基础的华人做管家，才是最安全的。
华人管家们将欧洲人伺候得十分舒服，几乎大事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欧洲人爽得不行，比他们管理美洲澳洲爽多了，于是给了华人更多经济上的权益。
欧洲人还用这套方法控制香港和上海，所以这两座城市过去老被人叫买办，就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殖民者被赶回老家，这时本地权贵拎着枪接管了国家，成为了新的话事人，但本地权贵不会治理国家，打点生意更是一塌糊涂，他们也尝试过用本地人，发现没华人好使，就用着殖民者留下的旧系统，继续让闽南人、潮汕人给他们做白手套。
我在广东篇介绍过，潮汕人承认他们就是闽南人，所以实质上，东南亚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闽南人手里。
闽南人的族群观念是如此强烈，分布如此广阔，经济又这么强势，甚至能勾连到东南亚诸国，从中央节制地方势力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闽南人单独成块，因此闽南人必须被分割到福建、广东两省，生生划出一个潮汕人来。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东南亚收回来，回到福建本土，看一看福建人的生存环境，了解福建人向海而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只要点开福建省地形图，福建人民的痛苦一目了然。
整个福建省，全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山，武夷山、玳瑁山、鹫峰山、戴云山、太姥山、博平岭几乎填满了福建，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比以多山闻名的广西还少。
我们平时一说起福建，就会想起它寺庙多、茶叶多，寺庙是对冲出海危机的心理医生，而茶叶是山脉太多，回报给福建人民的一点歉礼。
福建盛产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政和大白茶、福州岱毫、福鼎银针、武夷大红袍等等，我在福建旅行时，跟在潮汕一样，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可惜茶叶产业链能提供的就业太少，还是无法抚平山脉过多，对福建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福建西部群山之中，一点点山与山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地布下南平、三明、龙岩三座城市，这三市地方太小，容纳不了太多人口，南平只有267万人、三明只有248万人、龙岩只有273万人，西部山区三市，加起来也不到800万人。
而东部的漳州有人口505万、厦门有520万、泉州有880万、莆田有320万、福州有830万、最少的宁德也有310万。
而且西部这3300多万人，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市，而是全挤在沿海那一丁点漳州平原、泉州平原、兴化平原、福州平原。
福建全省耕地仅1400万亩，只有湖南的四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很难养活4200万福建人民。
福建山区多得让人绝望，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环境之差，让汉武帝征服闽越后，焚毁城池宫殿，把所有人口全部迁往长江淮河一带，直接放弃不要了，导致福建三百年人文断层，气得福建老乡们都调侃他们这是“兵家不争之地”。
福建水系也不好，全省也没有江西那种贯穿全境的江河，还都是在本省跑短途，急吼吼直接流入大海，短水系使福建在古代时交通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汀江外流到潮州，但汀江那么小，实在没什么卵用。
福建作为穷山苦水之地，一直被中原王朝嫌弃，根本就没几个人在这生活，唐以前全省人口常常几万到十几万人，一直到盛唐时，全省也只有50多万人，荒凉得毫无存在感，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终于有了200多万人，南宋时才达到300多万。
三四百万人口，就已经是古代福建能容纳的极限，那时福建这边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所以福建女人，尤其闽南女人勤劳贤惠，她们要照顾小孩、处理家务，还要纺纱织布挣一点零钱，常常织到三更半夜，这都是福建贫苦的环境逼出来的。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变得博学贤惠、一身技能呢？大家都想做地主家快乐的傻儿子啊。
一直到清中期，因大力推广亩产千斤的红薯（今天红薯能亩产六千斤了，真是个救命的东西），“闽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使福建人口终于突破千万，咸丰时达到2000万，这时人口增长又突破了土地极限，红薯都不够吃了，福建人开始跑海外求生存，比如前面说的下南洋，中间加上战乱，到新中国建国时，福建已只有1200万人。
所以壶见人（没写错）打一开局，就有很多海外亲戚，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叁 格局
这次写福建篇，我有点厌倦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讲过去的方式，决定采用江苏篇那种，高度概括，只详细讲一两座城市的方法。
所以在重点展开福建人的发家史之前，我必须先将福建各区域形成史，大致讲一遍，以方便大家理解后面奇奇怪怪的传奇故事。
北方一轮又一轮的战乱，逼迫大量汉人南迁，加上唐朝后南方天气转好，已经适合人类居住，北方人口快速流入，迅速占领了福建各个可生存的地域。
最早的汉人从江浙地区迁入，是从福建最北部的南平浦城、崇安过来，再沿着闽江坐船到达福州，因此福州建设得比较早，这批人里有少数人继续向南边的沿海平原走，到达了莆田、泉州定居。（建议配合看上面的地形图和水系图，一看就很清晰）
唐朝时，有陆续不少军人为了镇压叛乱，进入漳州落脚，打完仗就在这里安居，繁衍后代。
后期又有汉人从江西南部穿过武夷山，进入福建长汀，再从这里到达泉州和漳州，这时基本人口规模定型，沿海土地也无法承载更多新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闽南语就一直保留着宋元时期的汉语古音。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客家人主力大部队，他们来得晚一些，也从江西那边沿着赣江到达南部，从宁化石壁和长汀到达福建，一看最好的平原都被占完了，那些军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好惹，就留在山区里了，然后由福建山区进入广东山区，就是今天的梅州、河源市。
上面这些人口迁徙的过程，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除非你要研究方言或者地方志，否则没必要了解得特别细，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个地方，不是钻研一个地方。
因为特殊的人口汇聚的过程，加上古代出远门基本坐船，依赖水系交通，形成了福建今天五大民系，分别是讲闽东方言的福州、宁德人；讲莆仙方言的兴化人；讲闽南语的厦漳泉闽南人；建瓯一带讲闽北方言的闽北人；汀江流域和龙岩地区的客家人。
图源：看世界
福建各区方言的复杂性，跟广东有得一拼，特别是龙岩市刚好位于南部中间位置，莆田又紧挨着泉州，我一度怀疑这两地也是闽南人，过去一问才知道，龙岩这里以客家人为主，莆田人在全福建都自成一派，只有厦漳泉才叫闽南。
这些区域里，又以莆田最为独特，从而造成了莆田与福建其他区域的格格不入。
莆田是如此重要奇特，我放在后面再慢慢讲。
在改革开放前，福建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地理压迫。
一是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大量人口被迫外逃到东南亚、台湾岛、海南岛等地，二是我们需要收复台湾，福建随时会成为战时前线，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根没什么国家投资，可怜这么大的福建，以前只有一条1958年建成的出省铁路，叫鹰厦铁路，连接鹰潭和厦门，还只是通往同样不富裕的江西，跟富裕的浙江、广东完全连不上。
这条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太快容易发生列车脱轨及坠落，因此走得极慢，整个鹰厦线跑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福建省内的铁路建设也极缓慢极缓慢，1958年准备投建省内第一条，从漳平到泉州的铁路，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条铁路停停修修，2600多名工人用了32年时间，一直修到1990年代，才铺筑了漳平到安溪剑斗40多公里的钢轨，平均每年只前进了一公里多。
1998年漳泉肖铁路才开始运行客运路线，从开修到客运，足足历经40年。
一位漳州老人跟我说，因为没有铁路，2008年时，他们坐龙江号大巴去福州，还需要4.5个小时，一路十分辛苦，2011年后才有了第一条通福州的铁路，免去了一路颠沛之苦。
正是因为福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随时准备战争”的地缘格局，福建全省GDP，在建国初期一直排在全国倒数第八名的位置，仅比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广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高一点。
而到2022年，福建省以5.3万亿GDP排在全国顺数第八位。
这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数字。
福建GDP总量，将来很可能会超过排在第六位、总GDP为5.67万亿的四川，而福建只有4188万，四川有8400万人，比如福建202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万元，就高于排在前面的四川的3.07万元、河南的2.82万元、湖北的3.29万元。
但根据我实际走访所看到的，福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被严重低估的，在全国各省里头，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省，站在中国各省的第一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我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强大，当地的老百姓就相对富裕许多，中国有许多地方GDP高，比如河南、河北的某些城市，但那都是大国企堆出来的数据，当地百姓并没有受到实惠，而民营经济的钱，通常直接进了当地人民的口袋，促进了当地就业。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来聊一聊，福建省是怎么打赢翻身仗，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逆袭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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