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有村架纯主演的电影《千寻小姐》在Netflix上线。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曾经从事风俗行业的女性的生活故事，目前豆瓣评分7.7分。虽然电影质量有待商榷，但女主角的身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由中村淳彦采写的《东京贫困女子》一书，就对步入风俗业的女性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她们是日本社会最贫困的一批人，在得不到社会制度的保护下“选择”从事风俗。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享有丰富资源的女性，同样经历着被新自由主义遮挡住的结构性束缚，《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以下简称《回归家庭？》）一书则记录了这些高知女性的困境。《东京贫困女子》和《回归家庭？》两本书刚好从两个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群体入手，前者聚焦因为贫困而从事风俗业的女大学生，后者聚焦放弃职业回归家庭的精英女性。虽然她们的生活处境大相径庭，但通过对比就会发现，无论她是否拥有社会资源，大部分女性都在裹挟下做出选择，而她们往后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公，都会因“这是她的个人选择”而被掩盖。把目光转向女性背后的社会结构，是迫切的任务。《东京贫困女子》（原版出版于2019年）虽然是一本围绕日本风俗业女性生存状况的书，但书名用“贫困女子”而非“风俗女子”就传达了一种视角：不要看女性做了什么，而要看女性为什么这么做。贫困，正是她们这么做的原因。在第一章里，作者中村淳彦就记录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虽然这么说挺阴暗的，但我想我应该自杀了吧。虽然我时常会想自己的未来，不过别说幸福的自己了，就连活着的自己，我都想象不出来。”年轻的女大学生小仓如此回答作者的提问，她平淡地给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答案。小仓的梦想原本是成为幼师，但是因为家庭不富裕，她在父亲“半强迫”的建议下申请了全额借贷助学金，一部分用于交自己的私立大学费用，另一部分被父亲私吞，而她一毕业就要独自背上超过1000万日元（约50万人民币）的债务。为了偿还助学贷款，成绩优异的小仓当上了补习班讲师，但即便超负荷地边工作边上学，她一个月最多只能挣到10万日元（约5千人民币），而她的贷款每个月就高达18万日元（约9千人民币）。在家庭无法给她提供任何支撑，甚至还加重她的负担的情况下，小仓只能进入风俗行业。针对小仓的情况，一种典型的质疑是，为何不能更努力一点，多打几份工？不这么做，是不是因为风俗业来钱快？这样的声音忽略了一点：人可支配的时间。女大学生选择这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相对自由。比如派遣式性服务允许她们自由安排时间，夜总会则只在晚上上班。在平日还要上课、写作业、应付考试、参加社团的情况下，她们并没有多少兼职的选择。起初在夜总会陪酒时，小仓的时薪也不高，但年纪的优势让她受到了一些关照，时不时能收到客人送的名酒和包包。她将这些礼物在二手平台上转卖，赚取更多生活费。小仓不是没有试过退出，但她一旦失去风俗业的工作，生活立刻捉襟见肘，而她的父亲并不打算还钱，于是她只好重回这个行业。大二的时候，小仓进入一家派遣店提供性服务，“上班就是赶往情人旅馆或者短租房，里面有客人等着，然后向那些人提供性服务。要是对方想做到最后，就多收点钱，和他们做。”接受这份工作后，小仓也因为无法靠谎言度日，与相恋一年的男友分手。对很多进入风俗业的女性来说，身体上的折磨是一方面，她们还背负着巨大的精神负担。小仓就直言，她常常问自己，和不认识的男人接触到底是在干什么，面对客人的评头论足和撩拨，她也十分厌烦。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曾分析道，父权制把女性分类为“圣女/妻母”和“荡妇/娼妓”，前者纯洁无暇，承担着男性“白月光”式的幻想和传宗接代的期望；后者浪荡放纵，承担着男性最下流和淫秽的欲望。父权文化将两者割席，从不同的角度对女性进行围剿。“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成长的女性，如果长大后被迫步入风俗业，注定会在两种身份间撕扯，无法自洽，这便是父权制的恶果，一种专属于女性的精神压迫。然而，就算这些女性有一天能成功离开风俗业，重回原本的生活轨道，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仍要背负一个巨大的秘密度过余生，因为日本社会还没做好接纳她们的准备。在小仓的案例中，不负责任的父亲是把她推向深渊的第一股外力，日本的助学金制度是另一股。作者中村淳彦注意到，很多接受采访的年轻女性都提到助学金，于是他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中村发现，助学金的本质更像是学生贷款。2004年，日本政府对助学金制度进行了整改，“日本学生支援机构以财政投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将助学金制度作为金融事业发展，年利率上限为3%，助学金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实际上以利益为收益的金融产业。”更令人费解的是，助学金明明应该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扶持制度，但它的还款要求颇为严格。受助人一旦滞纳三个月以上，便会被列入黑名单，交由专业机构催款。此外，成绩优异的人可以申请无利息助学金，而成绩不优异的人只能申请有利息的助学金。但问题是，有申请需求的学生大都生活在一个贫困且不和谐的家庭里，要求他们在这种环境下保持优异的成绩，无疑是强人所难。因此，助学金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到日本年轻人，反而使穷人更穷。中村还提到，由于助学金是国家级别的制度，它的权威性使很多家庭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申请了它，而主要债务人还是不谙世事的未成年孩子。年轻人怀着希望步入大学，却发现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绝望。那些想要逃离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女性，只能用身体换钱，用跳入深渊的方法自救。 贫困导致的压迫是显性且强烈的，相比之下，还有一种慢性而隐秘的压迫，同样侵蚀着另一群女性。在英籍学者沙尼·奥加德采写的《回归家庭？》一书中，她把目光聚焦在一批或许拥有英国最好资源的精英女性，去探究她们为何选择退出职场，回到家庭。最直白的答案，是有毒的工作文化。作者奥加德引用了《未竟之业》一书中的观点，即最佳的员工形象应该“永远在忙活，永远清醒着”。显然，一位女性在生育前尚且可以做到这点，但一旦生育，她的母职必定会阻碍她成为一个永远在线的员工。倘若一位母亲想在有毒的工作文化中继续成就自己的事业，那就意味着她需要付出巨大的，额外的精力。而流行文化中呈现的工作育儿两不误的“超级妈妈”形象，又让很多女性落入了新的陷阱——通过自身努力，女性可以做到家庭事业双丰收。尽管这样的要求是畸形的，它淡化了男性在育儿上的责任，以及现有职场文化与女性的需求并不适配，但依然有女性尝试既不耽误工作，也不耽误育儿。露易丝曾经是一位能干的员工，她从顶尖大学毕业，在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中很快就晋升为经理。生了孩子后，为了继续当一个完美的员工，她长时间熬夜，在周末也要兼顾工作与育儿。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露易丝因为要带小孩去医院而提前离席，在她已经提前告知老板的情况下，她的老板事后依旧批评了她。这件事戳破了露易丝的幻想，她终于明白自己无法在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的同时，也成为一个称职的员工。职场对母亲的歧视还体现在薪酬不平等和“出勤主义”上，即重视员工的出勤大于实际工作质量。诚然，有毒的工作文化同样毒害着男性，他们也需要通过长时间工作来证明自己作为员工的价值，但在性别薪酬不平等的附加情况下，如果一个双职工家庭生了孩子，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一方往往是女性。作者奥加德继续写道，像露易丝这样的职业女性们的自述，“显然推翻了那种认为离开职场是她们因个人偏好和（或）缺少抱负、信心、决心和职业献身精神而做出的选择的成见。”值得探究的另一点是，很多职业女性成为全职主妇后，会设法与这一身份拉开距离，甚至抵制家庭主妇的定位。这种矛盾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巧妙合谋。拉开距离的第一种方式，是强调自己不做“普通”家务，而是更具策划性的、创意性的事务，比如房屋建设和装修。另一种方式，是在操持家务之余进行某种进修，比如攻读一个新的学位。像学习这类“脑力活动”不仅能让全职主妇获得成就感，还让学校成为她们新的活动场域。简单来说，这些女性倾向于拒绝主妇的定位，是因为主妇所负责的家务劳动不被社会认可为有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统领下，“市场”与“家庭”被视作两个领域，处于“市场”的人在公共领域直接生产价值，处于“家庭”的人在私人领域中帮助前者生产价值，而又由于“家庭”被视为私人的，只能间接地生产价值，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一位攻读硕士学位的全职妈妈提到，她的丈夫很讨厌她在床上学习时给课本划重点的声音。奥加德敏锐地指出，与其说是声音惹火了丈夫，不如说是“她母亲和妻子以外的身份和活动讨厌地入侵了他的栖息领地。他独占的经济生产公共领域，和她独占的社会生育领域，必须分隔开来。”通过区隔两个领域，参与经济生产的一方能更好地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奥加德还观察到，她采访的很多主妇都表达过自己很幸运，因为有丈夫的经济支持，自己才能辞职照顾家庭，但受访的丈夫们却几乎没有提及过妻子对他们的支持。这反映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即认为能在市场上直接换算成钱的劳动，才是值得赞赏的。书中，一位受访女性气愤地表示，“有人认为全职妈妈成天只会翘着腿看电视，晚上把炸鸡块和薯条塞给孩子们就完事儿”，很多全职妈妈需要努力地证明自己不是只会喝喝咖啡、翻翻杂志的家庭主妇，这种自证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合谋后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一方面，“只会喝喝咖啡、翻翻杂志”的人在资本主义的文化语境下是不被尊重的，另一方面，社会对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就是“不怎么用干活的人”，完全无视了家务劳动和育儿的难度。家庭主妇是一个长期被污名化的身份，家务劳动的重要性被很多家庭中的丈夫漠视，他们享有妻子的支持，却很少承认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女性的牺牲上。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所写，“‘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link）”。《回归家庭？》为我们呈现了高知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其中一种链条：生育→无法兼顾工作与育儿→男性在职场更有优势→女性回归家庭→家务劳动不被承认。即便一位女性拥有足够的资源和经济实力，想要在这链条上的任意一环做出与传统社会脚本不一样的选择，都有极大的阻力。无论是《东京贫困女子》中的底层女性，还是《回归家庭？》中的中产女性，她们的困境往往会受到两种经典质疑：一，这是你自己选的；二，是你还不够努力。正如中村淳彦在《东京贫困女子》中所写，“周围的人们，只用一句‘责任自负’就封住了她们的嘴”。这种质疑不仅仅来自外界，更多时候，是女性说服自己接受不公的自我苛责。令《回归家庭？》作者奥加德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尽管很多受访主妇能意识到促使自己做出辞职决定的种种影响，但她们往往会在最后又将这个决定个人化，将它归因于自己在事业上不够自信或有野心。“你要自信”和“你要有野心”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流行的个人叙事。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强调自主选择，自我负责，只要个人付出足够的努力就能达成任何目标。在这样的观念下，社会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往往会被掩盖，因为一切困境只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或“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以《东京贫困女子》中的小仓为例，如果她没有申请助学金，或许就不用步入卖身还贷的境地，但问题显然不是因为她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而是本应帮助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反而是巨大的负担；日本大学学费太贵；社会安全网失效等等。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写道，“新自由主义把人类分隔成一个个孤立的经营者，经营的对象就是人们自己。”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新自由主义思潮与90年代兴起的“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交织，即认为很多旧社会的系统性不平等已被解决，剩下的事可以通过女性的自我提升或自主选择来处理或解答。它鼓励并认可女性的一切个人选择，但这种承认的背后，也在放大个体责任。不难发现，今天市面上充满为女性赋权，告诉女性要好好爱自己的营销活动，而积极心理学在大众间的普及也与这种“做自己”的话语相辅相成。当然，相比于过去很多客体化的、迎合他人欲望的话语，“做自己、爱自己”不失为一种进步。而当大环境难以撼动的时候，把目光和行动转向个人也是合情合理的趋势。谈及至此并非是要否定所有鼓励女性独立、自信的话语和文化，而是要警惕将个体提升作为结构性不平等的唯一解决方案，因为一旦将困境和痛苦个体化，就是将女性重新分隔成一座座孤岛，纠错的重点又会从社会制度偏移到个人上。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奥加德提到，走出“自主选择”幻象的一个可尝试方法是，创造更多女性可以互相分享经验的空间和平台，“通过集体而不是个体性地理解女性处境”。因为在集体的叙述下，“我们得以窥见，我们总是被不是自己制造的力量在形塑着，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找到大大改善生活的举措，那就是通过协调一致的结构性行动。”此外，打破沉默，表达失望、不满和愤怒仍旧是女性可以日常训练的技能。很多时候，女性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对劲，却不一定会说出来。因为主流社会文化总是在提倡积极、自信、平静的情绪，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情绪则需要被管理，就如韩炳哲在《妥协社会》中所分析的，“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当痛苦不被允许，问题也就不会被讨论。通过不断表达，不断向更多人表达，女性能识别自己的失望与愤懑，从而更准确地表述自己的处境和遭受到的不公，习得反抗的语言。正视痛苦，不再保持缄默，是打破现状的关键一步。接下来，针对过劳工作文化、性别薪酬不平等、家务劳动边缘化等问题的制度性改革也要提上日程，女性的处境才能有所改善。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知道和做到之间，当然还存在一条很长的路，它可能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才能走完。或许这一代女性用尽一生也无法挣脱某些枷锁，但看清楚这些枷锁是如何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起码可以让下一代更早地获得更多可能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陷阱的社会中，失败和受伤几乎无可避免。所以，不必怪自己不够勇敢，不必怪自己不够努力。在《东京贫困女子》的后记中，一位受访女性给作者写邮件讲述自己的近况，在邮件的最后，她说，“人生是痛苦的。但仍要活下去。”我想，这便是书写女性故事、传达女性声音的意义，只有我们活下去，才会有希望。《东京贫困女子》中村淳彦 | 九久读书人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沙尼·奥加德 | 理想国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 | 上海三联书店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上野千鹤子 | 浙江大学出版社
《他者的消失》《妥协社会》韩炳哲 | 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