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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说“她是自愿的”

别再说“她是自愿的”

文化

《千寻小姐》
 
最近,由有村架纯主演的电影《千寻小姐》在Netflix上线。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曾经从事风俗行业的女性的生活故事,目前豆瓣评分7.7分。
 
虽然电影质量有待商榷,但女主角的身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由中村淳彦采写的《东京贫困女子》一书,就对步入风俗业的女性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她们是日本社会最贫困的一批人,在得不到社会制度的保护下“选择”从事风俗。
 
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享有丰富资源的女性,同样经历着被新自由主义遮挡住的结构性束缚,《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以下简称《回归家庭?》)一书则记录了这些高知女性的困境。
 
《东京贫困女子》和《回归家庭?》两本书刚好从两个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群体入手,前者聚焦因为贫困而从事风俗业的女大学生,后者聚焦放弃职业回归家庭的精英女性。
 
虽然她们的生活处境大相径庭,但通过对比就会发现,无论她是否拥有社会资源,大部分女性都在裹挟下做出选择,而她们往后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公,都会因“这是她的个人选择”而被掩盖。把目光转向女性背后的社会结构,是迫切的任务。


1.

东京贫困女子:
用跳入深渊的方法自救
 
《东京贫困女子》(原版出版于2019年)虽然是一本围绕日本风俗业女性生存状况的书,但书名用“贫困女子”而非“风俗女子”就传达了一种视角:不要看女性做了什么,而要看女性为什么这么做。贫困,正是她们这么做的原因。
 
中村淳彦 | 九久读书人
 
在第一章里,作者中村淳彦就记录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
 
“10年后,你觉得你会如何?”
 
“虽然这么说挺阴暗的,但我想我应该自杀了吧。虽然我时常会想自己的未来,不过别说幸福的自己了,就连活着的自己,我都想象不出来。”年轻的女大学生小仓如此回答作者的提问,她平淡地给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答案。
 
但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呢?
 
小仓的梦想原本是成为幼师,但是因为家庭不富裕,她在父亲“半强迫”的建议下申请了全额借贷助学金,一部分用于交自己的私立大学费用,另一部分被父亲私吞,而她一毕业就要独自背上超过1000万日元(约50万人民币)的债务。
 
为了偿还助学贷款,成绩优异的小仓当上了补习班讲师,但即便超负荷地边工作边上学,她一个月最多只能挣到10万日元(约5千人民币),而她的贷款每个月就高达18万日元(约9千人民币)。在家庭无法给她提供任何支撑,甚至还加重她的负担的情况下,小仓只能进入风俗行业。
 
针对小仓的情况,一种典型的质疑是,为何不能更努力一点,多打几份工?不这么做,是不是因为风俗业来钱快?这样的声音忽略了一点:人可支配的时间。
 
女大学生选择这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相对自由。比如派遣式性服务允许她们自由安排时间,夜总会则只在晚上上班。在平日还要上课、写作业、应付考试、参加社团的情况下,她们并没有多少兼职的选择。
 
《掮客》
 
起初在夜总会陪酒时,小仓的时薪也不高,但年纪的优势让她受到了一些关照,时不时能收到客人送的名酒和包包。她将这些礼物在二手平台上转卖,赚取更多生活费。
 
小仓不是没有试过退出,但她一旦失去风俗业的工作,生活立刻捉襟见肘,而她的父亲并不打算还钱,于是她只好重回这个行业。大二的时候,小仓进入一家派遣店提供性服务,“上班就是赶往情人旅馆或者短租房,里面有客人等着,然后向那些人提供性服务。要是对方想做到最后,就多收点钱,和他们做。”
 
接受这份工作后,小仓也因为无法靠谎言度日,与相恋一年的男友分手。对很多进入风俗业的女性来说,身体上的折磨是一方面,她们还背负着巨大的精神负担。小仓就直言,她常常问自己,和不认识的男人接触到底是在干什么,面对客人的评头论足和撩拨,她也十分厌烦。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曾分析道,父权制把女性分类为“圣女/妻母”和“荡妇/娼妓”,前者纯洁无暇,承担着男性“白月光”式的幻想和传宗接代的期望;后者浪荡放纵,承担着男性最下流和淫秽的欲望。父权文化将两者割席,从不同的角度对女性进行围剿。
 
“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成长的女性,如果长大后被迫步入风俗业,注定会在两种身份间撕扯,无法自洽,这便是父权制的恶果,一种专属于女性的精神压迫。
 
然而,就算这些女性有一天能成功离开风俗业,重回原本的生活轨道,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仍要背负一个巨大的秘密度过余生,因为日本社会还没做好接纳她们的准备。
 
《千寻小姐》
 
在小仓的案例中,不负责任的父亲是把她推向深渊的第一股外力,日本的助学金制度是另一股。
 
作者中村淳彦注意到,很多接受采访的年轻女性都提到助学金,于是他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中村发现,助学金的本质更像是学生贷款。2004年,日本政府对助学金制度进行了整改,“日本学生支援机构以财政投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将助学金制度作为金融事业发展,年利率上限为3%,助学金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实际上以利益为收益的金融产业。”
 
更令人费解的是,助学金明明应该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扶持制度,但它的还款要求颇为严格。受助人一旦滞纳三个月以上,便会被列入黑名单,交由专业机构催款。
 
此外,成绩优异的人可以申请无利息助学金,而成绩不优异的人只能申请有利息的助学金。但问题是,有申请需求的学生大都生活在一个贫困且不和谐的家庭里,要求他们在这种环境下保持优异的成绩,无疑是强人所难。
 
因此,助学金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到日本年轻人,反而使穷人更穷。中村还提到,由于助学金是国家级别的制度,它的权威性使很多家庭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申请了它,而主要债务人还是不谙世事的未成年孩子。
 
年轻人怀着希望步入大学,却发现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绝望。那些想要逃离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女性,只能用身体换钱,用跳入深渊的方法自救。 
 

2.

回归家庭的精英女性:
我是自愿的,好像是吧
 
贫困导致的压迫是显性且强烈的,相比之下,还有一种慢性而隐秘的压迫,同样侵蚀着另一群女性。
 
在英籍学者沙尼·奥加德采写的《回归家庭?》一书中,她把目光聚焦在一批或许拥有英国最好资源的精英女性,去探究她们为何选择退出职场,回到家庭。
 
沙尼·奥加德 | 理想国
 
最直白的答案,是有毒的工作文化。作者奥加德引用了《未竟之业》一书中的观点,即最佳的员工形象应该“永远在忙活,永远清醒着”。显然,一位女性在生育前尚且可以做到这点,但一旦生育,她的母职必定会阻碍她成为一个永远在线的员工。
 
倘若一位母亲想在有毒的工作文化中继续成就自己的事业,那就意味着她需要付出巨大的,额外的精力。而流行文化中呈现的工作育儿两不误的“超级妈妈”形象,又让很多女性落入了新的陷阱——通过自身努力,女性可以做到家庭事业双丰收。
 
尽管这样的要求是畸形的,它淡化了男性在育儿上的责任,以及现有职场文化与女性的需求并不适配,但依然有女性尝试既不耽误工作,也不耽误育儿。
 
露易丝曾经是一位能干的员工,她从顶尖大学毕业,在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中很快就晋升为经理。生了孩子后,为了继续当一个完美的员工,她长时间熬夜,在周末也要兼顾工作与育儿。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露易丝因为要带小孩去医院而提前离席,在她已经提前告知老板的情况下,她的老板事后依旧批评了她。这件事戳破了露易丝的幻想,她终于明白自己无法在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的同时,也成为一个称职的员工。
 
职场对母亲的歧视还体现在薪酬不平等和“出勤主义”上,即重视员工的出勤大于实际工作质量。诚然,有毒的工作文化同样毒害着男性,他们也需要通过长时间工作来证明自己作为员工的价值,但在性别薪酬不平等的附加情况下,如果一个双职工家庭生了孩子,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一方往往是女性。
 
作者奥加德继续写道,像露易丝这样的职业女性们的自述,“显然推翻了那种认为离开职场是她们因个人偏好和(或)缺少抱负、信心、决心和职业献身精神而做出的选择的成见。”
 
《82年生的金智英》
 
值得探究的另一点是,很多职业女性成为全职主妇后,会设法与这一身份拉开距离,甚至抵制家庭主妇的定位。这种矛盾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巧妙合谋。
 
拉开距离的第一种方式,是强调自己不做“普通”家务,而是更具策划性的、创意性的事务,比如房屋建设和装修。另一种方式,是在操持家务之余进行某种进修,比如攻读一个新的学位。像学习这类“脑力活动”不仅能让全职主妇获得成就感,还让学校成为她们新的活动场域。
 
简单来说,这些女性倾向于拒绝主妇的定位,是因为主妇所负责的家务劳动不被社会认可为有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统领下,“市场”与“家庭”被视作两个领域,处于“市场”的人在公共领域直接生产价值,处于“家庭”的人在私人领域中帮助前者生产价值,而又由于“家庭”被视为私人的,只能间接地生产价值,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
 
一位攻读硕士学位的全职妈妈提到,她的丈夫很讨厌她在床上学习时给课本划重点的声音。奥加德敏锐地指出,与其说是声音惹火了丈夫,不如说是“她母亲和妻子以外的身份和活动讨厌地入侵了他的栖息领地。他独占的经济生产公共领域,和她独占的社会生育领域,必须分隔开来。”通过区隔两个领域,参与经济生产的一方能更好地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奥加德还观察到,她采访的很多主妇都表达过自己很幸运,因为有丈夫的经济支持,自己才能辞职照顾家庭,但受访的丈夫们却几乎没有提及过妻子对他们的支持。这反映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即认为能在市场上直接换算成钱的劳动,才是值得赞赏的。
 
《致命女人》
 
书中,一位受访女性气愤地表示,“有人认为全职妈妈成天只会翘着腿看电视,晚上把炸鸡块和薯条塞给孩子们就完事儿”,很多全职妈妈需要努力地证明自己不是只会喝喝咖啡、翻翻杂志的家庭主妇,这种自证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合谋后对女性的双重压迫。
 
一方面,“只会喝喝咖啡、翻翻杂志”的人在资本主义的文化语境下是不被尊重的,另一方面,社会对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就是“不怎么用干活的人”,完全无视了家务劳动和育儿的难度。
 
家庭主妇是一个长期被污名化的身份,家务劳动的重要性被很多家庭中的丈夫漠视,他们享有妻子的支持,却很少承认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女性的牺牲上。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所写,“‘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link)”。
 
《回归家庭?》为我们呈现了高知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其中一种链条:生育→无法兼顾工作与育儿→男性在职场更有优势→女性回归家庭→家务劳动不被承认。即便一位女性拥有足够的资源和经济实力,想要在这链条上的任意一环做出与传统社会脚本不一样的选择,都有极大的阻力。
 

3.

“不把责任推给世界,
就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
 
无论是《东京贫困女子》中的底层女性,还是《回归家庭?》中的中产女性,她们的困境往往会受到两种经典质疑:一,这是你自己选的;二,是你还不够努力。正如中村淳彦在《东京贫困女子》中所写,“周围的人们,只用一句‘责任自负’就封住了她们的嘴”。
 
这种质疑不仅仅来自外界,更多时候,是女性说服自己接受不公的自我苛责。令《回归家庭?》作者奥加德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尽管很多受访主妇能意识到促使自己做出辞职决定的种种影响,但她们往往会在最后又将这个决定个人化,将它归因于自己在事业上不够自信或有野心。
 
“你要自信”和“你要有野心”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流行的个人叙事。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强调自主选择,自我负责,只要个人付出足够的努力就能达成任何目标。在这样的观念下,社会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往往会被掩盖,因为一切困境只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或“你做了错误的决定”。
 
以《东京贫困女子》中的小仓为例,如果她没有申请助学金,或许就不用步入卖身还贷的境地,但问题显然不是因为她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而是本应帮助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反而是巨大的负担;日本大学学费太贵;社会安全网失效等等。
 
《千寻小姐》
 
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写道,“新自由主义把人类分隔成一个个孤立的经营者,经营的对象就是人们自己。”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新自由主义思潮与90年代兴起的“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交织,即认为很多旧社会的系统性不平等已被解决,剩下的事可以通过女性的自我提升或自主选择来处理或解答。它鼓励并认可女性的一切个人选择,但这种承认的背后,也在放大个体责任。
 
不难发现,今天市面上充满为女性赋权,告诉女性要好好爱自己的营销活动,而积极心理学在大众间的普及也与这种“做自己”的话语相辅相成。当然,相比于过去很多客体化的、迎合他人欲望的话语,“做自己、爱自己”不失为一种进步。而当大环境难以撼动的时候,把目光和行动转向个人也是合情合理的趋势。
 
谈及至此并非是要否定所有鼓励女性独立、自信的话语和文化,而是要警惕将个体提升作为结构性不平等的唯一解决方案,因为一旦将困境和痛苦个体化,就是将女性重新分隔成一座座孤岛,纠错的重点又会从社会制度偏移到个人上。
 
《82年生的金智英》 

近期的一次采访中,奥加德提到,走出“自主选择”幻象的一个可尝试方法是,创造更多女性可以互相分享经验的空间和平台,“通过集体而不是个体性地理解女性处境”。因为在集体的叙述下,“我们得以窥见,我们总是被不是自己制造的力量在形塑着,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找到大大改善生活的举措,那就是通过协调一致的结构性行动。”
 
此外,打破沉默,表达失望、不满和愤怒仍旧是女性可以日常训练的技能。很多时候,女性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对劲,却不一定会说出来。因为主流社会文化总是在提倡积极、自信、平静的情绪,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情绪则需要被管理,就如韩炳哲在《妥协社会》中所分析的,“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
 
当痛苦不被允许,问题也就不会被讨论。通过不断表达,不断向更多人表达,女性能识别自己的失望与愤懑,从而更准确地表述自己的处境和遭受到的不公,习得反抗的语言。正视痛苦,不再保持缄默,是打破现状的关键一步。

接下来,针对过劳工作文化、性别薪酬不平等、家务劳动边缘化等问题的制度性改革也要提上日程,女性的处境才能有所改善。
 
《摩登爱情·东京》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知道和做到之间,当然还存在一条很长的路,它可能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才能走完。或许这一代女性用尽一生也无法挣脱某些枷锁,但看清楚这些枷锁是如何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起码可以让下一代更早地获得更多可能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陷阱的社会中,失败和受伤几乎无可避免。所以,不必怪自己不够勇敢,不必怪自己不够努力。
 
在《东京贫困女子》的后记中,一位受访女性给作者写邮件讲述自己的近况,在邮件的最后,她说,“人生是痛苦的。但仍要活下去。”我想,这便是书写女性故事、传达女性声音的意义,只有我们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参考资料

《东京贫困女子》中村淳彦 | 九久读书人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沙尼·奥加德 | 理想国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 | 上海三联书店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上野千鹤子 | 浙江大学出版社

《他者的消失》《妥协社会》韩炳哲 | 中信出版社



撰文:林蓝
监制:猫爷
封面图:《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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