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的人死了怎么办

泰国的一部电影《死于明日》，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其中有罹患心脏病的妻子，每天都在准备自己的离世，然而，丈夫却意外先死于空难。

还有一位长寿的老人，妻儿都离世了，他在孤独的人生中，度过了104岁的生日。

反复有独白问主人公：“你怕死吗？”“你知道死是怎样的吗？”“明知道要死，你会难过吗？” 

过去的22年，广州大学的胡宜安教授，每天都在直面这些疑问。他是“生死学”这门学科的先行学者，2000年，他开设了《生死学》选修课，为国内的第一批研究人员。2009年，他再出版了国内唯一一本《生死学》教材。  

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门课程开始。  

有学者曾表示，“死亡是一种能力”。胡宜安认为，现代人正在丧失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源于对待死亡的自然心态。  

胡宜安说，在高校中，许多自杀的学生是“资优生”——资质优越的学生，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虚无。而缺乏生命教育的一课，让很多生命如同地基建在沙滩的大厦一般。  

因此，在每学期开设的、面向全校招90人的通识课里，他的论题，始终围绕着死亡是什么、濒死体验、疾病、自杀、安乐死、临终关怀等。他试图通过这些，让人挣脱死亡恐惧，最大程度地敬畏生命。  

20年间，情况逐渐变化。胡宜安的《生死学》在近年成了网红课程，在清华的网课平台上，获得了十几万人订阅，其中很多是社会人士。“95后”“00后”学生，越来越直面死亡议题。  

以下是他的讲述：

上生死课的首要目的，是消除死亡的神秘性。  

人对死亡的无知一大表现是逃避死亡。记得多年前课上有一个学生，她给我写了一份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的课后总结，记录的对象是她逝去的、非常爱她的爷爷。 

这个作业里有很多细节：爷爷生前以她为豪。女孩从小山村考上市重点高中时，她爷爷亲自将她送到村口，嘱咐说要考上大学。但就在高中一个中秋节篝火晚会的那天，她收到爷爷逝世的消息。  

她后面的行为看起来有些压抑：整整高中两年，她屏蔽了亲人离世的消息，没问过爷爷葬在哪里，生前是否留下遗言。这样的“屏蔽”举动可能有毁灭性后果，压抑的情绪也许会通过另一种极端方式爆发出来。  

考上了大学以后，她选了我的通识课。我在课上强调的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不要只把死亡看作是很糟糕的事情。佛教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妇人两岁的儿子夭折了，因此跑去求释迦牟尼复活爱儿。佛说，你跑到拉萨城找一个没死过人的家庭，要一颗芥菜籽，我就让你儿子复活。  

妇人敲了好几户的门，找不到这样的家庭，慢慢理解了世上不存在这样的芥菜籽。  

我还会在课上介绍死亡的具体方式：疾病、衰老、灾难、意外死亡等等，不同的“死法”意味着与死亡共处方式的不同。  

濒死体验也是我讲课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研究结论是：濒死感受与具体境遇相关联，发生意外者感受到特别强烈的狂喜，心跳停止的人，经常看到已经去世的亲人和朋友，心脏病发作者较可能有经过隧道的感觉。  

我讲述这些是希望将死亡祛魅化。这个学生在学期作业里说，上完这门课后有勇气且能站在爷爷的墓前，和他说话。  

这也是生死学的一个功用：给活着的个体松绑。  

生死课需要有实践性环节，因为死亡发生在具体的情境。有一节课叫“生命的最后一个车站”，我让学生给生命设限，想象自己死亡的方式，写一份遗嘱和墓志铭。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对死亡的认识至少丰富了起来，不再只有恐惧或悲伤的情绪。有学生写，“我从不觉得死亡是在剥夺生命，生命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我们从别处借了生命，总归是要还的”；有人安慰在世的家人，“人间的你们再抬头仰望星空，其实也在与我重见”。

我的童年是在湖南农村长大的。  

人生第一次对死亡的认知，来源于很小的时候跟人出殡。这一幕一直像梦魇般铭记心中：下葬时将棺木往土坑里一放，再往上面圈土的时候，无名的恐惧感就燃起来了——人就躺在那里，万世万代永远在那里了。

这样的恐惧感一直延续到我长大、而立、衰老，教书时偶尔一激灵似的击中我。所以生死学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课题。我也会告诉学生，拥有死亡恐惧与焦虑不意味着糟糕，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死亡的感知，是人类才拥有的情感。 

但这引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都如此努力了，仍无法解除对死亡的恐惧？  

城市生活和现代性是我归因的一个主要角度。过去总说，中国的文化回避死亡，这是不对的。文化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作为话语体系、国家主导层面，我们是回避死亡的。追溯源头，可以到孔夫子与弟子的对话上。孔子在回答季路“如何侍奉鬼神”时说：“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能知道死呢？  

但在民间层面上，受农业文明滋养的国人从不忌讳谈论死亡。家庭里长辈过了60岁生日，就暗示自己的孩子，帮我准备一下。家里的孩子会找上好的木料，找木匠打成棺木，刷油漆，放在闲置的屋子里。老人家茶余饭后在田间地头一转，有时候就走到放自己棺材的老屋，忍不住往里面看几眼。  

这是很宁静很美的画面。  

又比如节假日祭鬼拜神，我们老家以前吃饭的时候，会专门摆几副碗筷，倒上酒，长辈念叨几句：家里主事的有谁，“你们吃好喝好，拜托了”。送葬的时候，四五岁的小孩也在一旁见证死亡，比如骑棺，小孩子坐在棺材上。  

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生跟死非常和谐。但现代生活就从生产方式、生产力把死亡从生活掰开了。农村人以前一直是近距离地观察、处理死亡。而现代人的死亡是把人押到医院的临终病房，尸体放在太平间。生病的人送医院，家里的其他人该上班上班，得挣钱，得活命。  

大家把疾病、死亡交由专业人员去处理，我们远离了、也不了解病人的痛苦，生与死完全变成两个世界。  

再者，现代的大众文化崇尚消费主义，传递的氛围是健康的、青春的、活力的、美丽的。美容品、化妆品、保健用品的广告，即便有老头老太婆出现，也没有一丝衰老的迹象，而是充满生命活力。  

衰老、死亡，所有这些非常负面的形象，在现代城市生活里像被扫进垃圾堆一样，留下来的幻想是，人可以永远青春靓丽、活力朝气。

我很难说出自己如何克服了死亡焦虑。生死学的研究认为，越接近死亡，越能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观，以至最后接受死亡，直面自己的死亡。  

我人生有过一次危险的时刻。15年前的“五一”节后，我骑自行车去修电脑的途中，被一辆货车撞倒，导致右肩锁骨韧带撕裂，锁骨一端已挑起，右脑后开裂——所幸脑子未获损伤。这样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人生的无常，更能明白拥有生死智慧的重要性。  

但直到现在，在现代话语体系上，生死学仍是禁忌。2000年我上报生死学的课程时，学院很快同意了。我过后才清楚，这样的允许有多稀有。  

很多教授告诉我，学校领导一听到“生死教育”有关的字眼就皱眉反对。有的学者只能将它放在思政课下面，作为一个章节讲。  

2009年，我出版了《现代生死学导论》，作为国内第一本生死学教科书。那一年第一次有媒体采访，我还接到电视台的邀请上节目，但出场后才知道，另一个嘉宾是教爬树的体育老师。我当时就明白，媒体只将生死学当噱头，一个猎奇玩意儿。  

没等节目结束，我就走了。

我的教育有一个重要部分：祛魅化死亡后，我要告诉大家敬畏生命。  

2019年起，我就跟一家殡仪馆馆长打了招呼，每学期带学生参观一次。学生首先参观的是家属与死者简易的吊唁、告别仪式。这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话语凝结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是各地丧葬习俗的重要一部分。  

接着到火化车间参观，了解一下不同价格的火化机器装备，是如何让人从有形到无形，最后灰飞烟灭的。  

最后一部分是冷藏室。很多没结案的刑事案件或者因故未及时处理的遗体，会被放进里面的抽屉，标着编号。殡仪馆会按照标准，到操作间给这些遗体化妆。当人被装进抽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物品以后，给人带来的震撼无与伦比。

这些体验胜过千言万语。

我以前还会放一部日本的电影，是我在电脑城淘回来的，叫《生之树》，讲的是女人从怀孕、生产到孩童时期再到青年整个人生的过程。有一个女孩曾经跑过来和我说：“老师，我能不能拷这个电影回去，给我男朋友看？”  

我感到欣慰。生死学回归到最后，是处理人间亲密关系和家庭伦理的切口。  

很多哲学爱好者也喜欢选我的课，但十八九岁的孩子，对形而上学的内容思考得不够。前几天有学生问我，人死后的世界是否如同基督徒所说会上天堂，还是像佛教承诺的六道轮回？

我很难直接告诉他，无论哲学还是宗教，首要目的是消除个体的死亡焦虑和因为必死的结果造成的虚无。它们实际上都在为人生意义提供解释，给人安身立命的归属，让你别担心别焦虑，回过头来关照当下。  

千禧年的前十年，我与80后的学生都在探讨上述宏观的、系统性的哲学理论。这群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生，拥有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集体意识，将生死与社会发展、国家命运联系紧密。讨论到最后，我们的课程主题会变成：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为社会做贡献？  

但这套方法面对“95后”“00后”不奏效。我发现，新一代人更个性化，关心个体的命运与当下。我因此调整了课程设置，将一个个理论具化为情境，例如：如何面对亲人的逝去？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公里了，如何选择离去的方式？上呼吸机、抢救还是安宁疗法、安乐死？给病人最好的告别是什么？

理解了生死以后，我其实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我现在可以说，人生的座右铭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如果哪一天逝去了，我希望与一棵树葬在一起，变成郁郁葱葱林子的一部分。

    编辑 | 向由

排版 | 菲菲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简历：[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