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轻的阅读，毁掉了我们时代的严肃精神

今天不谈热点，谈一个可能不那么讨喜的话题。

记得有一次参加文学分享会，读的是俄国文学的作品，一位读者问：“为什么这个时代产不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连契诃夫这样的严肃、深沉的短篇也罕见了？”

比如“娱乐至死”、“权力管制”、“这届作家不行”等，但实际在出版社和媒体待过后，我的直观感受是——这不是一个能产出严肃、厚重作品的内容生产环境，越来越轻的阅读氛围，毁掉了我们时代的严肃精神。

人类的阅读场景从纸张渐渐转移到电子屏幕后，阅读习惯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今天大众的阅读习惯是新媒体式的，他们不再像美国迷惘一代所处的环境一样，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要出小说，他们就争相排队订购当期杂志，甚至堵在火车站台，等着承载了新一期小说的火车到达。

那时电影还处于萌芽阶段，手机、互联网更是天方夜谭，传统文学形式尤其是小说是大众的精神食粮，小说家收获的是今天娱乐明星一般的待遇，所以那个年代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能占据头版头条，迷惘一代的八卦能被吵得热火朝天。

罗沙蒙德·莱曼（左）、约翰·莱曼（中）和林顿·斯特来彻，他们都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从1905年左右直到二战期间，这个团体都一直存在。它的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成员包括：雷顿·斯特拉奇、维吉尼亚·伍尔夫、李奥纳德·伍夫、E·M·福斯特、维塔·萨克维尔、罗杰·弗来、凡妮莎·贝尔、克里夫·贝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

不只是美国，我们今天看法国十九世纪的文人圈、英国的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他们的绯闻轶事甚至作家互撕的料不比今天的娱乐圈少，比如《法国文人相轻史》里提到：

当年雨果构思《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每周都要带缪塞等文学同行去爬一次圣母院看落日，缪塞后来懒得去就开始逃避，结果跟雨果渐生矛盾，甚至冷嘲热讽，两边的的追随者互相攻击，最终导致了19世纪末法国文坛的一场群殴。

但今天的文学圈截然不同，局外人看文学圈，看到的是一团和气，相亲相爱，权威和新人等级分明，批评创作则如同奉承。这种不同折射的是什么？

很多人会说文学秩序化、文坛堕落，但这都是表象，根源在于——严肃文学已经不是大众关心的焦点了，文坛失去了它过去引人窥私的魅力，大媒体的记者不再如过去那般关心文学圈的事，他们更关心的是娱乐圈的出轨新闻、政客的肮脏交易，因为那个有流量，文学没有。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作家们创作严肃小说，一般会投给出版社、报纸或文学刊物，他们都有固定的阅读群体，即便是那些不那么被大众接受的作品，只要它有个性，也能经由刊物、书籍在圈子内传播，得到足够讨论。

比如乔伊斯的天书《尤利西斯》，这本书在如今看来显然是一等一的难以阅读，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它发表在《小评论》，得到玛格丽特·安德森、西尔维娅·碧治、庞德等人不遗余力地推荐，引来了成百上千封抱怨信。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出来个乔伊斯在当下创作《尤利西斯》，他可能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中国大部分文学杂志都不敢收这样的作品。即便发了，无权无势的乔伊斯如若没有文学权威的站台，他的小说最可能的命运是乏人问津。

大众阅读转向新媒体的时代，读纸质刊物的已经少之又少，甚至我们以为还遵守着传统阅读习惯的文化圈子其实大部分人深陷信息海洋里，也很少再去翻文学杂志，文学杂志成了作家、编辑自娱自乐的存在，依靠政府补贴、同行捐赠勉强度日，它如同展览品，但很难再走出圈外。

青年作者渴望菲茨杰拉德这样的故事，在穷途末路之际，凭借一本小说处女作改变命运，不但得到当时最天才的编辑珀金斯的赏识，也成功抱得美人归，小说出版成为舆论宠儿。但今天这样的梦已破碎，不靠关系、不靠出身，仅凭自我奋斗就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太过渺茫，何况是寥人问津的严肃文学圈子。

“天才的编辑”珀金斯

今天的青年人想改变命运大多奔向前沿行业或投机生意，他们或是在BAT透支生命，或是投资区块链、研究人工智能，不懂技术的，也可以选择去泡沫巨大的影视圈，指望跟对个贵人分一杯羹，而文学不但养不活自己，关系也拼不过别人。

一份刊物的版面，匀给名人大家、内定作者后，剩下的已寥寥无几，你以为自己有过人天赋，投到信箱有回音，其实大部分编辑走的早就是和熟人约稿的路子，即便他后知后觉发现你，版面也已经被占光。这个年代伯乐还会有，但注定寥寥，圈子内生产着一夜成名的故事，大部分作者等到的则是石沉大海。

于是你想去新媒体奋斗，渴望在这个新的阅读环境里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新媒体的确是写作出头的快车道，但不适用于严肃文学。

严肃文学的密度决定了它很难让人轻松愉快地读完，可大部分读者打开新媒体，他对每条推送考虑的时间可能连一秒都不到，因为成千上万家机构每天都在生产内容，但个人的精力有限，他只能从中挑选最吸引眼球的、读着最不累的。

何况，他每天身处都市的案牍劳行中，挤拥挤的地铁，上加不完的班，面对源源不断的信息和热点，这些都在稀释他的精力和耐心，他已经很难像十九世纪的读者一样，捧着新出炉的狄更斯小说阅读良久。

更可能的是，他买到小说后翻了两页就放在一边，拍个照发个朋友圈证明自己读过，而后继续刷手机，在“震惊，特朗普说了这样一番话”、“马云给年轻人的十句金句”这样的标题间游走，严肃文学闷闷的标题，如何竞争得过UC体、头条体呢？

做媒体编辑后，我日复一日克服着巨大的失落，这份失落不是新闻理想破碎，而是我发现自己只能推哗众取宠的、轻快的、贴合热点的内容来拯救流量。

推一篇关于出轨的碎片文章有十万加，推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流量“扑街”，心里住着两个小鬼，一个劝自己：要生产严肃的内容，不跟风，不媚俗。一个摇头苦笑：再不跟，今天的浏览率就又要扑街了。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只是幸存者的结果倒推，大部分好内容走不出巷子，就已经被信息海洋吞没了，没人为它申辩，没人觉得它有意义，但很多人会为你产出十万加拍手叫好，所以当下的各种写作课程，都要打出“十万加故事”的噱头，好像十万加是什么可炫耀的荣誉似的。

当广大读者被快速流动的氛围驯化，在轻的、浮夸的叙事中沉浸，他们就很难再有读厚重故事的耐心，这就像一个看惯了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的观众，再让他耐住性子看三四个小时的文艺片，他会如坐针毡。

编辑、作者生活在这个《1984》和《美丽新世界》左右的环境中，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刚出道时何尝不想荡涤盲从热点的风气，尽我可能多创造出一些严肃的、沉得下去的作品，但他们做着做着，发现这些内容根本不被读者喜爱，还可能引来领导质问，久而久之，生存的压力和媒介的驯服，让他和当初厌恶的人一样，浑浑噩噩制造垃圾。

这是一个恶性循坏。在市场主导下，你爱轻的内容，我就生产轻的内容，久而久之，轻的氛围就会越来越浓厚，重的内容生存空间也就越来越小。实际上，现在少数几家有能力生产严肃、厚重内容的平台，它们大多依靠的是企业或政府注资，如果把它们放在完全市场竞争的环境里，它们也会活不下去。

但资金来源被企业或政府主导，不可避免会限制他们的言说空间，大企业和政府通过金钱锁住这些平台的命脉，这让这些平台的作者不可能决绝地批判企业或政府存在的问题。

当严肃写作者面对“读不下去”的反馈，他们的同龄人却凭借轻内容名利双收，他们久而久之会陷入自我怀疑，乃至在收入告急的情况下放弃文学。

中国的文学杂志看起来很多，实际上供养的多是体制内作家，或者那一小撮年纪轻轻已经被接纳的所谓“XX后代表”。而那些不进入体制、不懂得混圈子、又不想生产UC体的青年作者，就会陷入极尴尬的境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做着无用的反抗。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躲进了岁月静好的巢穴。这一点苛责作家个人是无用的，它的根源是当下这个写作环境已经不鼓励严肃的刺人的话语，它鼓励的是一套令彼此都能欣然接受的语言，这套语言诗意而充满知识人的腔调，但它绝不具有攻击性，它遵循的仍是恪守秩序的体面。

因为幸存的严肃写作者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收入来源、名望就在于这个圈子，而他已经很难指望自己在市场中获得多大影响，所以他只能选择体面，安安分分地扮演知识圈子的雕花玻璃。

久而久之，严肃作家们选择遁入“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本来用于抵御政治侵扰的话语，通过滥用“纯文学”、“严肃写作”、“文学无关政治、道德”等话语，为自己的逃避编织出合理的保护伞。他们强调写作应当专注自身，将美作为文学的第一追求，主张文学可以无关道德，无关社会，甚至可以只为审美的愉悦服务。

在政治家和卫道士要挟文学的时代，这样的主张有它积极的一面，然而，在公共领域消亡，文学越来越和公众脱离的时候，强调“唯美论”，将文学和道德完全切割，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残酷”。

它使得我们的作者变得越来越“高雅”，也越来越“冷漠”，他们退居到个人的内在城堡，沉迷于私人游戏，却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对公共领域的消逝漠不关心。

不是这届作家不行，是环境使得作家不行。我们的时代或许还有契诃夫这样的人，但已经不欢迎契诃夫这样的文学。

多年以前，学者们喜欢说“文学已死”，其实文学不会死，只是每一代的人，不可避免要面对文学体裁的淘汰和更新，我不知道今天的阅读习惯会造就怎样的文学，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属于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文章来源公众号“文学好书榜”（ID:wenxuehao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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