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恐惧于该如何与这个社会争夺孩子

读书、带娃，一直是我为自己设想的生活，还没辞职时，我就经常跟老婆畅想，要么干脆辞职在家带娃算了，男孩子如果由爸爸带，对他成长会比较好。老婆自然也很赞同，相比带娃，她更喜欢在外奔波。

所以，有时候我也有意无意地去思考，如果有一天我真全心带娃了，我该做一个怎么样的父亲呢？心里设想的当然是一位友爱，能跟儿子讲道理，能跟他一起玩、一起疯的慈父。

但事实上，现实中，我又常不自觉地就对他板起了脸，一副严父的样子，甚至有时候也忍不住吼过他，罚过他，结果渐渐地，我便成了一个让他“讨厌”的爸爸。但从效果来说，我这位严父也是有效果的，现在只要儿子不听话了，全家人都会把我搬出出来吓唬他。

所以，我一直困顿于如何做好一个父亲。以前读鲁迅的《我们该如何做父亲》一文时，很认可他最后的这段话：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所以，我总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替孩子“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父亲。我以为，要做到这两点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个是给他们物质上的自由，不再像我小时一样，为了玩一下2元钱的玩具枪，也需要讨好小伙伴；另一个是精神上的自由，我只稍把握住基本的原则和价值观，不让他滑入恶的边缘即可，至于他以后喜欢干什么，全由着他自己的选择。

总而言之，我所做的，就是让他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可是，正如鲁迅所言，要在我们这里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我必须面对的就是如何我们这个社会的酱缸争夺孩子的困境，而且时常会感到无力、无奈。尤其是这几年，这种争夺已经从原来的教育、思想，扩至到孩子的身体，比如到底要不要打新冠疫苗。

面对如此，更妥当的做法就是“犬儒一些”。比如，当儿子回来抱怨在学校遭遇不公时，我们不应该气急败坏地去声讨，也不该愤世嫉俗地去抱怨不公。我们应该要让孩子明白，遭遇不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常态，只有勇敢面对，坦然接受。

我只能告诉我的孩子：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手握权力的人不公平地对待你。他们可能是迫于威胁，出于嫉妒，或者仅仅是因为累了，他们也许喜欢某个会奉承的孩子或员工，或者仅仅是乐于看到他遭遇挫折。除了学习读写和算术以外，你在学校里还得学会怎样面对不公而不迷失自己。

很多人喜欢看《彼得·潘》，因为在他的童话世界里，彼得·潘永远不会长大，其原因在于，跟随不公平遭遇而来的是惊喜的待遇。所有的不公平遭遇都没有内化，所以他对世界的信任仍然是完整的。

但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看到，甚至连婴儿也会感受到世界的不合意并因此感到痛苦。

这是异化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义愤的开始。如果加以合理的引导，将会成为积极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什么样的引导才是合理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尽量不要看到世间的苦难，但要知道即便是佛陀贵为帝王的父亲也不能庇护佛陀。

在《爱弥儿》中卢梭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当我们看到野蛮的教育为了不可靠的将来而牺牲现在，使孩子受各种各样的束缚，它为了替他在遥远的地方准备我认为他永远也享受不到的所谓的幸福，就先把他弄得那么可怜时，我们心里是怎样想法的呢？……他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也好像你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你们为什么要使那转眼即逝的岁月充满悲伤和痛苦呢？

我其实没有太多做父亲的经验，我也没有从父辈哪里学到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父亲，一切都是亦步亦趋地摸索，很辛苦，也很担忧，我生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孩子的一生带来痛苦。

或许，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都该像梁启超一样：

“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们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