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出身的公务员，在体制内走钢丝 | 人间

2019年2月15日，春节假期结束不久，我正在办公室起草单位新年度工作计划，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语气焦急、惊慌失措地说：“你小舅被纪委的人带走了，能不能找人问问出了什么事？”

这消息震得我头皮发麻，也知道母亲确实六神无主了，否则不会找我这个“没本事的”打听消息。放下电话，我绞尽脑汁，突然想起高中同学王华如今在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虽平时跟王华联系少，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打过去。王华在那头听我说完，只压低声音说，“千万别再打听了，有确凿证据”，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记得有人说过——只有至亲中有人甘当“人梯”，后面的人才可能实现阶层跨越。外公外婆就是我家的第一代“人梯”，在上个世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农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一片天，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从而实现了阶层跃升。他们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大舅是家里长子，出生于50年代末，小姨是老幺，出生在70年代中期。

外公自幼聪明好学，却因战乱被迫中断学业。尽管他对子女的学业非常重视，可时运不济——大舅少年时代赶上文革，外公家又是富裕中农，只能无奈读完中学就卷起包袱回了家，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反而是村支书家一读书就头疼的儿子被推荐上了大学；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二，读到高中，第一年没考上，复读后依然离录取线遥遥，自个儿泄了气，选择回家当农民；孩子中，外公外婆最看重排行老四的小舅，外婆不止一次对我说：“希桐（小舅乳名）是最让人省心的，能吃苦受累，出门办事又利落！”

70年代初农村学制混乱，小舅5岁开始上学，在同班学生中年龄最小，可他自制能力极强，永远是第一名，1983年参加中考，在全镇1000多名考生中排第七——这个成绩，足够他被录到县一中考大学，也可以选择去读中专，毕业后就能端上“铁饭碗”。

当时大舅刚成婚，婚后他和舅母害怕被读书的弟弟妹妹拖累，闹着分家单过，分走了家里的老宅，我母亲业已出嫁，外公外婆背上1000多元的外债，才带着二舅、小舅、小姨搬进新房。外公那时在镇上的建筑公司当合同工，月工资32元；外婆在家种着责任田，收入微薄。3个孩子都要从家里拿学费，外公着实供不起，只能劝小舅去读中专，早点毕业上班，减轻负担。

于是，小舅选择了到邻县读初级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有生活补助拿，毕业后就能跳出农门。听说心爱的尖子生要去读中专，小舅的班主任亲自跑来家中劝说外公外婆：“希桐的想法，我最清楚不过了。这么好的学生不读高中太可惜了，你们勒一下裤腰带，3年很快就挺过去了，千万不要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啊！”

但单凭勒紧裤腰带解决不了3个孩子的学费，“读大学”也成了小舅一辈子的遗憾。

上了师范学校后，每年寒暑假，小舅都跟着外公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搬运砖石、搅拌水泥……三伏太阳晒破脊背、三九寒风冻伤手脚，用汗水换来金钱，填补生活补助不能覆盖的空当、填饱青春期永远填不满的胃。

1985年，小舅刚成年，就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惜才的王文禄校长要到县实验中学。第一天报到，王校长邀请了包含小舅在内的3个新人到家里吃晚饭。席间，醺醺然的王校长拍着小舅的肩说：“小李，我可要给你压担子了，好好干！”

没多久，小舅被分到了一个成绩差、爱闹事的班当班主任，一起报到的两个新同事成了任课教师。初中生叛逆难管，差班家长不重视教育，而学校考核只看成绩。小舅拿出了念书时的“狠劲”：他对照座次表，记住了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第一堂课一一点名，一人不错，轰动全校；他规定全班提前半小时上早自习、晚半小时放学，为了与学生同时间作息，自己就住在学生宿舍里；他对单个不听话学生的思想教育会能开两小时，直到那孩子诚心认错；他体罚学生也狠，拖把杆粗细的木棍都能打断，直接把“害群之马”撵回家……最后，这个成绩倒数的班，持续名列全年级第一。

教书的十余年间，小舅带的班成绩永远出不了前三，职务也从班主任升至年级主任。依靠过硬的成绩，加上王校长退休前大力推荐，1995年8月，27岁的小舅当上了德育主任——如果顺利，要不了多久，小舅就能稳稳升至校长。

但人生长河本来就是波涛汹涌。2年后，我们省打破户籍、身份、地域限制，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头一年6万多人报考，只录用了3227人。小舅果断报名参加，都没跟舅妈商量，30岁那年，他录进县法院成了一名小公务员，人生从头开始。

司法系统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横向交流很少，编制人员多，干部提拔速度慢，在县级法院耗一辈子当“大头兵”的不在少数。小舅已经而立，非法律专业科班出身，人脉关系更不用说了，总之，起点极低、前途非常不明朗。他刚去时被安排在办公室里打杂，法警大队成立后，又被打发过去帮忙——队里除了3名正式干警，剩下的就是一帮乳臭未干的临时工，干一些辅助判决执行、接送嫌疑人的脏活累活，有时候还要被抽调到外地执行死刑犯枪决的任务。

小舅跟我说起他第一次执行枪决时的情景。“我木呆呆地坐在屋里，接到命令后机械地走到犯人背后，手中的枪重得拿不住，听到口令后麻木地扣响扳机，然后躲瘟神一样扭头就走了。后悔回头看了一眼，一辈子都忘不掉！”事隔经年，小舅仍一脸恐惧，杀死一个人从不值得夸耀，只有战栗不安。

之后几年，小舅在一堆乱事缠身的情况下，自考本科，通过司法考试，从门外汉一跃成为业内人，推开了职业生涯的大门。

可以说，我家的第二代“人梯”，就是小舅。

我父亲这边，祖父母4个子女，没人读过高中，姑姑小学都没读完，7个孙辈中也只有我读了高中，读书成才，从来都不是这个家族的必选项。叔叔们笃信“读书无用”，家里孩子都早早辍学，错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浪潮，所以外面的世界也从不向身处底层的他们敞开。我6岁时，只因村中同龄孩子少，要到邻村上学，父母就随意以无人接送为由让我晚一年上学——其时，祖父不过60多岁，而母亲的伟大事业只是当村里的计生主任，年收入500元。

我自幼体弱，根本不是扛重活的料，在求学路上跌跌撞撞，对“农民工”身份的恐惧，逼迫着我努力向前爬。小舅是我一生的“贵人”——苦苦求索的日子里，他一直关心鼓励我，加上小姨每个寒暑假都给我补习功课，他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父母的责任缺失，是我人生最初最温暖的光，他们的背影也曾是我拼命追赶的目标。

外公家的第三代，5个孩子3个考上重点本科，我2005年高考，被一所二本师范院校录取，是同辈里最低学历。2009年3月，我考研失利，被调剂到一所非意向大学，只好转而报考公务员。因为学的专业冷僻，只能填报乡镇不限专业的岗位。省考笔试前夕，我上午匆匆办完教师资格证手续，下午3点多又坐着大巴赶回老家的市里。考点附近几个旅馆早已住满，我着急忙慌地寻找能收留我一晚的地方，所幸城中村一家出租给民工的小院还有两间民房。

当时的公务员考试只考“行测”和“申论”两科，两场考试合计100分。乡镇岗位只要大专以上学历，不限专业，门槛低自然报名人数多，700多人争9个岗位，那年到期的大学生村官还有加分，我感觉希望渺茫。我硬着头皮去考，考完就默默收拾行李离开了。

4月，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查笔试成绩，发现自己考了69分，竟然进了面试，只是排名非常靠后，27人进面，我排倒数第三。我给小舅汇报消息，但没想到他立马给我联系了一家公务员面试培训机构，垫付了5天1080元培训费用——那是我第一次上有偿辅导班。

6月4日，小舅亲自开车送我去市里的考点。一路上，他鼓励我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车到考点，他还叮嘱：“考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考一下村官嘛！”

当天好似沾了小舅的气运，我超常发挥，面试排第二名，总成绩窜至第七名，不出意外，可以坐等上班。晚上，小舅专门为我在饭店摆了一桌，请上我的父母、小姨、舅妈和表弟。他喜不自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此后不久，小舅就被任命为县法院法警队大队长，副科级别，正式登上领导的台阶。8月底，我收到去离家20多公里的乡镇就任的通知。到岗前，小舅特地来家里看我，送了我一台彩屏三星手机，传给我他的“20字箴言”：自律坚守、担当肯干、读懂政策、厚实感恩、情商要高。

彼时，我只能理解表面意思，上班多年后，才参透其中的酸甜苦辣。

正式入职后，我和同时报到的另一名新人先被安排到镇党政办公室见习，等待岗位分配。我认真遵守着小舅“自律坚守”的要求，做“最早到办公室的那个人”——“自律坚守”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的无奈之选，无人搭桥问路，那就只能靠表现赢得领导青睐。

当时我就在单位值班室里住下了，每天早起清扫办公室、打好热水，领导同事丢过来的杂活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从未有一刻懈怠。镇领导也许是看中我的刻苦，也许是因为根本没人愿意干，安排我去跟着办公室主任学“写材料”，这一写就是十多年。

写材料磨人，不仅平时要紧盯领导“讲话精神”，吃透中心工作，也要了解各部门情况，但凡出现新做法新说法，就得迭代更新。忙起来点灯熬油，哪怕假期领导视察调研工作暂歇，其他工作暂缓，写材料也不能停——因为领导就在旁边等着审稿呢。

一年多以后，我找小舅诉苦，小舅现身说法：“农村出来的人，想要有出息，难事苦差都要冲在最前头，我是单位第一个到农村任第一书记的、第一个到基层法庭交流任职的、第一个到企业挂职锻炼的，有难题找我，成了历届院长的第一选择，然后领导就真正开始考虑提拔我。”

末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主动担当别人干不了、不愿干的工作，才能显出你的特殊作用。”

我咽下抱怨，继续埋头写，逐渐挑起了镇政府工作报告等材料的大梁，撰写的调研信息多次登上内参，得了县委办公室信息科长的垂青。3年后的初夏，我被借调到县委办公室，半年多后顺利落编，从此告别乡镇。

那几年却是小舅仕途的瓶颈期，他一直没得到提拔。那年12月，我正式上岗后到小舅家吃饭，当晚他灌下不少闷酒，话也比平时多：

“最难读懂的就是政策，今年市委组织部给副科级干部提报设了‘本科生、30周岁’的硬条件，不少70后因为一纸文件被锁定在科员级别，动弹不得。”

“正科提拔的条件还宽松些，但我第一学历只是中专，今年也46岁了，明显拼不过后来的年轻人，看来要在这个岗位上退休了！”

小舅郁悒不已，可没想到峰回路转，一顶官帽从天而降。“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空前，很多高风险岗位从人人抢着干变成了人人畏惧干——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就是这么一个位置。2014年初，县法院一把手从一线退下来后，极力举荐小舅任执行局局长，老领导亲口说：“我在司法系统干了一辈子，提拔的干部也有二十几个，受恩惠的人就更多了，但是人走茶凉，只有小李从来没有忘记恩惠。”小舅人品敦厚、懂得感恩，同等条件下，领导愿意偏看他一眼、多照顾他一些，毕竟人人都有退休的时候。他的“厚实感恩”，又一次得到了现实验证。

知识可以靠后天学，脾气秉性却很难改变。小舅说：“我们的工作更多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通晓人情更容易解决问题。”但外公家的家风呆板，长不出八面玲珑的孩子，小舅只能在经年的工作中努力学着做一个灵活的人，他扩大社交圈子，和各行各业的人交往，在每一次碰壁中学习总结。

在领导眼中，小舅敦厚感恩；在同事眼中，小舅吃亏在前；在朋友眼中，小舅义气仗义；在群众眼中，小舅正直可信——可在我眼中，像小舅那样一个呆板认真的人，行走在人情世故绞成的钢丝绳上，动辄得咎。尽管他笨拙而努力地维持着平衡，但风打着旋儿一阵阵吹，直到他掉下来的那一刻。

小舅坐上执行局局长之位后，“朋友”源源不绝围了上来。起初他们装出一副知交莫逆的样子，相互取暖、帮忙，但这群猎食的“豺狼”很快便露出獠牙，后面是更多循着腥味缠绕不去的“蝇虫”。

二舅毕业后去到外地，婚后将主要精力移到了生活的城市，对老家的人和事几乎不上心，大舅则人微力薄，插不上手，所以家族里凡是扯上司法的事儿，都会求到小舅门下。离婚纠纷、打架斗殴、债务问题……没完没了，只要有一个“伺候”不好，他们就会在村里风言风语：“李家老四当了官就忘了本了，瞧不起人了！”

惹不起躲不起，小舅本就爱好交友，那时为了七大姑八大姨，更是来者不拒，由此主动被动认识了诸多体制内的人。其中，和司法局的张建、公安局的安顺关系最铁，甚至自称“三兄弟”。

安顺父母是县酒厂的退休工人，养老金低，多年卧病在床。因为小时家里经济不宽裕，所以安顺“搞钱”的劲头特别足，对当官没啥想法。2003年，他就以弟弟的名义开网吧赚了不少钱，后又揽下不少建筑工程，站上房地产的风口，在三亚、成都、昆明等地“炒房”，日子富裕得很。

张建父亲曾是县公安局局长，在世时把张建塞进了县司法局，前40年，张建的人生顺风顺水，加之家境优渥，酒肉朋友自然不少。他父亲心肌梗塞死在了办公室后，身边趋炎附势的人稍散了些，但狐朋狗友还是不少。

2014年10月，外婆意外摔伤住院，在市立医院置换股骨头。手术前一天，张建和安顺就驱车到医院，开口就是“老娘受苦了”，甚至不等我母亲和小姨动手，就偕同小舅将外婆送进手术室，还接连陪了好几天床，深情厚谊，看起来比大舅、二舅都孝顺。

事后，母亲对我说起他们，满脸羡慕。可在官场上，你收了这“过分的情谊”，要如何回报别人呢？

2015年8月，我通过遴选进到市发改委。正值市里整治清理违规工业产能，忙得脚不沾地，卧不安枕，我便搬到了工作单位附近。回老家的时间少了，与小舅的见面也随之减少，更少有长谈的机会。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个叫朱涛的人，以张建朋友的身份搭上了小舅。

朱涛也在县司法局工作，是一个“过气”富二代。朱涛父亲当年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经营了一家卖大货车的4S店，江湖草莽的派头，既大胆精明又无知盲干，成得了事也容易闯下大祸。2010年前后，朱涛父亲见高利贷来钱快，抵押了4S店，以高利息向熟人借钱干起地下钱庄，听说是手捏几千万资本，生意很是红火。

朱涛是一个典型的县城纨绔，会吃会玩，找了个大美女当老婆。后来，在小舅组的一个酒局上，我见到了朱涛及其妻子，他言谈举止极其随意、满嘴跑火车，他老婆打扮时髦，酷似明星，让周围的女人相形见绌。总之，两人高人一等的做派让我很不舒服。听小舅妈介绍，朱涛老婆因为学历低，只是县供电公司的合同工。

时间到了2017年8月，一天下午，我随母亲和小舅，陪着外婆到医院体检，返程已是傍晚。路上，我听到有人给小舅打电话：“李局，晚上的饭局你可一定要来啊，我约了几个好兄弟！”

小舅在车上连声说：“好、好，一定到！”然后转身自豪不已地对我说：“这就是朋友多、面子大的好处！你要是有给别人办事的能力了，一样有人请。”

我顿时诧异非常——这还是我认识的小舅吗？印象中，他应该会推掉饭局，跟家人一起吃顿路边小店的家常饭。而且，他怎么会这样不小心谨慎？那时很多小企业主为了争取政策资金，拐弯抹角地找人约我吃饭，我都怕得要命。那些小企业根本不具备承接扶持资金的能力，一旦给出项目资金，他们也不知道能存在几年，后续审计大概率会出大问题——这种鸿门宴，路子野很难把握，即使你什么也没拿，单单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就够处分你了！

笑脸相迎、公事公办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出了事，这些没底线的人很可能反咬一口。

小舅的不谨慎很快招来灾祸。

2018年，本地不少企业主因还不起高利贷“跑路”，银行惜贷收缩银根，又引发不小规模的担保连带企业破产，地下信贷链彻底崩盘。朱涛父亲血本无归，最后因非法集资、恶意欠贷被判入狱。朱涛的“美满”生活也随之解体，娇妻是拿钱堆出来的，美容保养、衣服首饰、香车宝马，哪一样也离不开钱。没有钱，就无法再养尊处优，美女万万不能接受，礼义廉耻自然也抛在地上，遂把“媚眼”抛给了一个年近五旬的赵老板。

朱涛哪能忍得下这顶“绿帽子”，两口子穷吵恶斗，直至分居。朱涛妻子这下彻底没了顾虑，公开与赵老板出双入对。朱涛没了“富二代”的身份，但改不了脾气，私下里一直跟踪收集妻子的偷情证据，想给她点“厉害”瞧瞧。

妻子跟情夫的“幽会”地点不是在赵老板的私宅，就是在高档宾馆。朱涛顾忌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不敢私闯民宅，又没能力搞定宾馆老板调监控，渐渐就把主意打到已经升任县法院副院长的小舅身上。他跟张建组了一个酒局，邀上小舅，一瓶好酒下肚，朱涛抱头痛哭，说老婆在外面找了野男人，自己多么多么窝囊。张建煽风点火，怂恿小舅弄一张证明，从宾馆调取监控，给朱涛出气。小舅酒过三巡，义气上头，当场答应，第二天还真的安排了一个临时工陪朱涛去宾馆调取了视频证据。

朱涛拿到证据，转头就威胁妻子回家安分守己，否则曝光视频。但没想到，妻子早就受够了他的窝囊，又认定他惹不起赵老板，不敢造次，反而坚决要求离婚。朱涛还恋着美貌妻子，本不想离婚，结果却弄得骑虎难下，最后只能选择丢老婆、保财产——不久，他就拿着视频先发制人，以“出轨”为由起诉离婚，妻子净身出户后，他还到处扬言是“自己扔了那个破鞋”。

“朱涛老婆出轨赵老板”在县城里一时传得沸沸扬扬。赵老板闹得灰头土脸，也玩腻了朱涛前妻，就借避嫌断了联系。朱涛前妻惹了一身腥，又没捞到鱼吃，掉头就向坏了自己好事的小舅敲竹杠。

几个月间，县纪委就收到了多封实名举报小舅的信件，内容包含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等。当时全国“扫黑除恶”如火如荼，县纪委对小舅家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小舅家除了几十万存款，县城的两套房子甚至房贷都没还完。审计过关，小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头。其后，朱涛前妻找人向小舅递话“要补偿”，数额不小。小舅哪里拿得出钱，只好找朱涛商量。哪曾想，朱涛立即翻脸：“要没有你掺和，我们还离不了婚，没钱帮你！”混人说胡话，小舅碰了一鼻子灰才知道着了道了，悔不当初。

没钱了事，小舅只能装糊涂躲着，没承想这彻底激怒了朱涛前妻。2019年春节前夕，朱涛前妻领着孩子守在小舅家小区门口，逢人就发印有小舅“罪证”的传单。孤儿寡母，寒风料峭，算是给小舅当头淋了“狗血马尿”。接着，她又带着孩子跑到县纪委、县信访局举报，死赖着不走，要讨个说法。这一通操作下来，把县纪委逼得进退不得，但调查结果确实只能给小舅判个党纪政纪处分。这个结果，朱涛前妻不能接受，就威胁要向上级纪委反映他们“官官相护，渎职犯法”。

正在这进退维谷的微妙时刻，一份敲死小舅的犯罪“铁证”摆上县纪委案头，也彻底把小舅打落深渊谷底。

“铁证”来源于小舅的另一个朋友——李雄。

李雄家和外公家算是同村同族，李家有5个儿子，是村里的一霸。2006年，外公家所在的李家村被划入县经济开发区，田地被征用变成了工厂。李雄当时是一家小作坊的老板，见有利可图，就回村竞选村长。李雄家本来就人多势众，又使了贿选、威胁等手段，自然如愿将村长揽下。

成了村长后，李雄耍手段压住村党支部书记，堂而皇之成了村里的“话事人”。他指使几个弟弟领着村民闹事，阻拦工厂施工，又以村长名义找开发区管委会和企业“解决问题”，给自家的“皮包公司”揽到了大量工程，垄断了几家工厂的货物运输生意。没几年，李家兄弟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村里另外几个大家族眼红，也想竞选村长。李雄就纠集小弟给张家放一把火、把王家儿子的腿打折，很快便没有人再敢从李家碗里抢肉吃。再后来，李雄拿大笔资金开道，找了保护伞，就更是没人敢惹了。

小舅虽是李雄同族兄弟，但原本没有什么交集。2014年，大舅因为翻盖房屋与邻居张坤起了矛盾，挑了房顶却迟迟开不了工。在农村，这种邻里纠纷不好处理，法律和道理都讲不通，但村长一句话就能解决。大舅懦弱没有办法，求助小舅。小舅那时虽是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可也完全插不上嘴、使不上力，只能拜托李雄帮忙。李雄应得干脆，事也办得利落，他把大舅和邻居叫到村委会办公室，直接下命令道：“张坤，李高峰（大舅）给你500块钱，你就别再闹了，不然就追究一下你们家多占一块宅基地的事情。”

一句话，老张家就偃旗息鼓。

事成，小舅请李雄兄弟几个吃饭，反而被人抢了单。此后，李雄更是多次邀请小舅吃饭谈心，登门拜访，两人逐渐成了朋友。

但李雄一家公德、私德一塌糊涂：李雄拿着村里的公款吃喝，进出娱乐场所，勾搭上了个小20岁的“三陪”，发妻住在村里，小三住在县城“金屋”；他的几个兄弟拿着村里的集体财产骄奢淫逸、胡作非为，有村民反抗便拳打脚踢，甚至打伤、打残上访的人。这样的一群人，为了利益能把天都捅破，被他们盯上的“朋友”，早晚要被拉下水、脱层皮。

2017年，李雄设套将一名小企业主骗上赌桌，一夜之间将对方坑了个干干净净，连厂房设备都抵押了。事后李雄拿着借条，找小舅商议怎么通过诉讼把厂子抢过来，小舅还竟然真的为李雄安排庭审，执行财产划拨。

那个小企业主倾家荡产，又不敢报复李雄，遂躲去外地务工。2018年，他借着扫黑除恶的势头，实名举报李雄兄弟涉黑犯罪。证据确凿，李雄很快被抓，在看守所里供出了小舅。县纪委取得证据后，于2019年春节将小舅留置并抄家，查封现金、存款40多万元，还有10箱茅台、几幅字画——小舅历任法警队长、执行局长、法院副院长，但确实没钱，儿子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北京买房的首付款他都凑不出来。

出事后，小舅妈四处奔走求人，只为小舅能在看守所里过得舒服些。家里账户被查封后，舅舅姨姨们凑了10万元为他请律师打官司。而他的“朋友”在干什么呢——张建、安顺悄悄到拘留所给小舅账上放了1000元，此后再无表示，外婆重病也没来探视。我陪着舅妈求到安顺家，面对我们的低声下气，安顺面上和气，话里却藏着冰冷：“李哥出事后，我着急得不得了，但我确实不认识看守所的人，也帮不上忙。这不，前天纪委还因为李哥的事情找我谈话了，我必须回避一下！”后来，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

2019年6月，小舅的案子正式开庭，我和母亲早早来到邻县法庭。小舅戴着手铐站在被告席上，身材削瘦、面无血色，我强忍泪水、百感交集，又不知道该去怨恨谁。

不久后，判决书下达：小舅被判入狱7年——贪污40万元刑期3年，涉黑渎职刑期4年。我不知道小舅要如何度过这7年牢狱，之后又怎么度过没有退休金的晚年，更不知道他得知那些“朋友”的所作所为后又做何想。

李雄那边，家族照样兴盛，公司依旧红火。去年春节我去大舅家拜年，大舅妈告诉我：“现在，李雄老婆在村里到处骂你小舅，诅咒我们一家人不得好报！”

“小舅是他们害的呀，真不要脸！”我反问，“咱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村里人，受小舅恩惠的人怎么也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

“我们哪里得罪得起老李家人，还想在村里过日子呢！”大舅默然地说。

“又不关人家的事，谁会站出来替我们说话。”大舅妈补充道。

我一时默然，大家好似也都没什么不对。村里那些随时拨来电话、提一箱牛奶登门求帮的亲戚们始终默不做声，其他朋友也纷纷划清界限、作鸟兽散。

这几年，我一再反思小舅的悲剧，试图厘清自己的人生方向。

现在想来，小舅教给我的人生箴言中还少了一条：“谨慎小心”——出身低微的人，即使爬到了一定高度，身下也不过是沙塔，一阵风雨就能拆散根基。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脚下踩着的都是一根钢丝绳，我们颤颤巍巍地向上攀爬，为领导“扛雷”，出了事，一句“管理不严”就能打发掉；身边那些所谓“朋友”，皆是豺狼蝇虫，闻着腥味而来，投其所好不过是想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血肉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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