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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舵3000亿,“私募之王”单伟建:中国仍然是投资机会最多的地方

掌舵3000亿,“私募之王”单伟建:中国仍然是投资机会最多的地方

财经

在搜索栏输入“单伟建”,你会看到一个个令人仰慕的头衔:“私募之王”“3000亿超级PE的掌控者”“太盟集团投资主席” ……很多人想象不出,这位“私募之王”的青年时期是在内蒙戈壁滩挖土种地度过的。

在戈壁的十年,能吃饱饭都是奢望,然而几十年后,单伟建领导新桥投资的国际团队并购了曾是韩国最大的银行。他在其新书《金钱博弈》中以亲历人的视角详细讲述了挽救韩国第一银行的故事,为我们揭开私市股权并购投资的神秘面纱。

彼时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崩溃的压力让韩国政府及民众都风声鹤唳,在众多国际金融机构中,韩国政府为什么选择曾默默无名的新桥投资集团?此后单伟建又如何带领团队帮助韩国第一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多家企业涅槃重生?他对于投资决策、中国市场、个人成长等话题有什么洞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单伟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述:单伟建 太盟投资集团(PAG)执行董事长、《金钱博弈》作者
采 访:史船  正和岛执行总裁
           曹雨欣 《决策之道》主编
编 辑:雪阳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打破谈判僵局的关键要素


问:最近我像痴迷电视剧一样地读完了单先生的《金钱博弈》,在书中单先生以亲历人的视角揭秘了挽救韩国第一银行(以下简称韩一银行)的故事。书中提到,与韩国政府的漫长谈判过程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如韩国政府的复杂要求、社会舆论的误解,那么处理复杂并购案里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单伟建:有很多的要素都起了作用,很难一言以蔽之。我觉得最关键的有两点。第一,知己知彼,如果只知道自己需求,不知道对方的诉求是什么,双方很难达成一致。第二,双方相互信任。商业谈判也好,做交易也好,如果双方没有基本信任,那事情就很难做成。

问:你说的建立信任非常重要,但事实上建立信任是非常难的。正和岛也是致力于用信任链接企业家。在如何建立信任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大家吗?



单伟建: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第一,要做到尽可能透明,不能让人完全琢磨不透,你坦诚的时候别人也会坦诚,不过坦诚并不等于把所有的想法都和盘托出。第二,自己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我跟别人谈判的时候,如果签定了协议,之后即便觉得自己吃亏了,也绝对不会改变,信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问:在书里,您提到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把财务模型公布给对方,这是一种非常坦诚的做法。



单伟建:一般来说,谈判的一方是不必把自己的财务模型交给对方的。但是当时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的谈判对象是韩国政府。

在任何一个国家,官员都不愿意承担风险,为什么?对于私人企业老板来讲,承担风险后,如果成功的话会有收益。但是对于官员来讲,成功了无非就是受到上级的表扬,但是失败的话,政府官员需要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

对方代表国家来谈判,决定是否出售国有资产,生怕我们赚的钱太多,导致他们对纳税人、对政府无法交代。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干脆就和盘托出,把财务模型和所有的假设都告诉对方,让他们挑战我们的假设,比如我们认为韩国经济明年会有2%的增长,他们可能认为会有4%的增长,然后双方一起讨论,逐步达成一致。

韩一银行改造的关键在哪里?


问:达成合作之后,您带领的团队收购了韩一银行的控股权。后来又带领团队收购深圳发展银行的控制权。两个投资都取得巨大成功。您和团队如何做到一次次把企业带到高速发展的阶段中的?



单伟建:我想这涉及的就是私市股权投资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创造价值的。国内一般把Private Epuity(PE)翻成私募股权,但它的原意是在非上市公司当中投资,“私”指资金到哪儿去,而非从哪儿来。所以应该是翻译成私市股权投资,而不是私募。相对的,股票市场投资,我们叫Public Epuity,即公众市场投资。

在私市股权投资当中分不同的类别。比如风险投资、成长型投资,而我们专注的是并购投资,收购控制权类的投资。这三类投资有很大的不同:风险投资和成长型投资一般持有少数股权,需要支持创办人,支持管理层,随着这个企业成长获取价值。

并购投资其对象通常都是有相当历史的企业,可能这个阶段经营得不好,或者有提升的空间,而我们主要是通过收购控制权之后改善企业的经营来创造价值。

所以我在《金钱博弈》这本书里边所谈的是收购韩国曾经最大的商业银行的经历。我们怎么创造价值的呢?

收购韩一银行的控制权之后,我们将其全面改造。第一,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我们分析它倒闭的原因是没有控制好风险,不良资产太多。第二,改变战略,从以对公业务为主变成了以对私业务为主,创造了新的价值增长点。

问:您风轻云淡的叙述背后其实有很复杂的故事。在改造企业的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单伟建:每一个企业不一样,其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很难一言以蔽之。比如有的企业是战略有问题,有的企业是管理系统有问题。

比如对于韩一银行,改变它的战略非常重要。韩一银行的贷款过去集中在大企业,亚洲金融危机时几家大企业破产,还不上贷款,就把这家银行拖垮了。

而零售业务则相反,风险非常分散,一个人还不起贷款,对于银行整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利率相比企业贷款更高。我们接管之后,确立了把主要业务向零售拓展的战略,这样不仅风险分散了,而且利润率提高了。

问:其实国内这方面还蛮缺乏的,对投资人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具备投资后改善企业的能力、帮助企业发现未来增长点的能力。



单伟建:是这样的,这也是并购类的投资和其他类别的投资的不同。比如说做风险投资和成长性的投资,基本上是少数股权投资,你没有控制权,不可能也不愿意把管理层更换,因为你投的就是管理层的能力,换了管理层恐怕就没有价值了。

并购性的投资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创造价值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改善它的经营、策略、增长的前景。我们就有一个投后管理团队,他们往往就是起到管理咨询公司这样的作用,帮助管理层来制定战略、改善财务管理等。

我们并购之后,一般都会确保这个管理层是最好的管理层,首席执行官是最佳人选。找到了这样的团队,会给他很强的股权激励,把他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他赚钱我们就赚钱,我们赚钱他就赚钱。

但是呢,奖罚是非常分明的,你干得好的话,有很大的收获;要是干得不好,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管理层给更换掉。

所以这和其它类型投资有所不同,需要的能力也不同。不同类型的投资,没有高低之分,只是方式各异。

选择对的项目是成功的一半


问:作为投资人,您肯定需要从很多项目中选择一个来投入资金和精力,当时你们团队选择韩一银行的原因是什么,您怎么看待银行资产?



单伟建:第一,投资银行实际就是在宏观经济上下赌注,如果宏观经济不好,又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投资银行肯定不是好的选择。

第二,在我们这个行业,很多投资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你想买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就能买到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银行出售控制权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有150家银行破产,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65.9%,韩国的股票市场下跌了49%,也就是说韩国股票市场的价值跌掉了85%以上。当时很多人对韩国市场望而却步,何况买一个破产的银行。即使韩国政府通过摩根斯坦利向全球40家金融机构发出了邀请,真正表示有兴趣的只有汇丰银行和新桥投资集团。

为什么我们团队会有兴趣呢?因为我们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我们认为危机之后,韩国经济会很快复苏。同时,当时韩国政府承诺拿走银行的不良资产,投资者不用承担过去的损失。不过并非如此简单,后来如何处置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成了谈判中久议不决的焦灼点。

第二,我们的合伙人中,主要是庞德曼先生曾在美国收购过破产银行,创造了“坏银行/好银行”的并购模式。就像一句俗话所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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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毫无投资经验

到投出了500亿美元项目


问:确实,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在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那您觉得抛开其他因素,从本质要求来说,有什么特质的人最适合投资行业?



单伟建:在我们行业,如果一个人他对金融有所了解是比较有帮助的,比如投行出身,或者干脆就是在私市股权行业里有经验。但是我认为本质上说,一个人能不能干好,在于有多大的责任心,是不是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

太盟投资集团现在管理的资本金超过500亿美元,都来自第三方投资者委托,都是别人的钱。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是我自己的钱,这个项目我要不要投、怎么投,我对风险有多大的承担能力。”

我进入私市股权投资之前并没有投资的经验,加入新桥几年之后,我听说庞德曼面试完我,对别人说,“单这个人,对私市股权投资是完全不了解”。于是我问他为什么聘用我,他说可以看出我的责任心。知识都是可以学习的,我对事情有认真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加入新桥后不久,我们就去收购韩一银行,庞德曼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并且我们团队采取集体决策,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很快就熟悉了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责任心,还要不断学习。

问:我们知道对于投资,在合适的时间节点买入和卖出都很重要。您投资过腾讯音乐、乐信、优然牧业、奈雪的茶等企业,时间都把握得很好,您是如何做出这样精准的投资决策和判断?



单伟建:其实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精准判断。投资做得好不好,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是判断。好的判断基于经验和知识,如果你对这个行业了解越多,对整个市场了解越多,就更有可能做出好的投资判断。

第二是要勤奋。懒懒散散想撞大运的人,我想是很难成功的。一定要很勤奋,勤研究、勤思考,做很多方面的调查。

还有第三个因素,重要程度甚至超过其他因素,那就是运气。运气不好的话,喝口凉水都塞牙,运气好的时候什么都挡不住。这不是开玩笑,必须得认识这一点。如果忽视了运气的重要性,把自己的能力判断得太高,尝试太多能力之外的事,就会承担很多风险,往往会失误。

像投资腾讯音乐的案例,我们注意到这家公司时,它还不叫腾讯音乐,叫做海洋音乐。当时它拥有大量的音乐版权。

我们认为,中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越来越严格,而那家公司市场版权份额非常大,超过50%,我们认为很有价值。这个项目里,我们一共投了1.37亿美元左右,2020年年底退出时,售出价格为26亿美元。

我们退出之后,恰好美国一个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爆仓了。那个基金持有大量科技股,导致腾讯音乐的股票就一下子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之后就一蹶不振。我们退出的时候大概是30块钱,现在不过4块钱左右。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判断吗?我们只是见好就收了,完全没有预料市场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过去10几个月中国乃至全球的科技股都受到了很大冲击,我们并没有预料到。2020年底左右退出腾讯音乐,一半是因为我们见好就收,另一半就是因为运气好。

因此我们投资的时候,要认真研究,也要知道并非所有的成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事,和市场动态变化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们大多数的投资是控股类的,一般通过出售给战略投资者退出,和股票市场关系不大。

问:你提到过团队内是集体决策,包括我们知道在太盟也规定了投委会要一致同意才能做一个项目,每个人都有否决权。如果需要得到每个人认可,会不会错失一些机会?



单伟建:然有了,我们错失的机会也有,我们不利的情况也有。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喜欢谈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不大喜欢谈走麦城的故事。实际上没有人从不失败,只不过大家都不愿意谈罢了。

我之前讲运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所以集体决策很重要,集思广益就能尽量少犯错误。

在并购投资行业,一个项目至少会投资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如果投资失败,亏损是巨大的;相较而言,错失一个投资机会不是灾难性的事,至少钱还在。所以在我看来投资最重要的是避免犯错误,而不是投出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如果冒险,犯了大错误,就更可能失败。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太盟投资集团投了700亿美元,其中有几个小的失败案例,这样的错误比例足够低,不会对公司收益造成太大影响。

问:您也提到过,不太做科技行业的投资,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看好哪些行业?



单伟建:并不是说我们对科技行业不感兴趣,我们对科技行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做私市股权并购投资的特征是要考虑一个公司的历史和现金流。如果这个企业刚刚创办,还没有现金流,我们难以估值、作价。风险投资公司、成长型投资公司可能有这种能力,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困难。

此外,我们更倾向于有控制权的投资。但对科技企业不太可能直接换成自己的人。如果对创办人的理念、技术、能力不信任的话,干脆就不投资了。所以我们投资方式的特征,造成我们的投资对象鲜有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的企业。比较早期的投资,我们是难以判断的,不是我们的强项。
 

“中国仍然是投资机会最多的地方”

问:太盟投资集团(PAG)去年在中国的投资超过50亿美元,主要投资方向都是与国内消费有关的。您说过,“在亚洲乃至全世界,中国仍然是投资机会最多的地方”,如何理解呢?



单伟建:就经济体量GDP而言,现在美国是23万亿美元,欧盟是17万亿美元,而整个亚太地区有33万亿美元,中国占了超过一半,有1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比欧盟还要大,是日本的3倍,印度的6倍。并且中国市场仍然在不断扩张、不断增长。

比如说如果一个商业模式在北京是成功的,那在天津、在上海也可以成功,可以在全国迅速地扩张,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企业。

所以对企业来说,需要和外来的资本来合作,有利于自己扩张,避免被竞争对手挤掉。因此私市股权投资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其他地方,比如在日本投一个企业,就没有什么扩张的余地。我们在日本的并购业务主要是重组。日本企业往往很庞大,需要把某些业务给拆分出来。对我们来说,并购的话可以把日本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因为中国有增长的市场,但某些方面缺少技术和产品。

全世界的企业,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像中国企业这么需要扩张的,因此中国的私市股权投资市场比任何市场都活跃。

中国市场还有一个特点和美国相似。亚马逊、谷歌、微软都是美国企业。在欧洲就很难有这样的新经济超大型企业,为什么?虽然欧洲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一个货币,一个海关体系,但是也有很多不同,比如语言、文化。

在那样的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市场,很难用一个模式来获取整个的市场。中国和美国都是一个庞大的单一市场,只要在一个地方成功,就可以迅速扩张到整个市场。所以中国诞生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这些世界级的超大型的企业。

“我做任何事都很认真,仅此而已”


问: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家在主营业务之外也尝试发展多元化业务,或者设立基金尝试投资。前不久我采访另一位投资人的时候,他提醒道,企业家不等于投资家,二者的特质并不相同。您有没有遇到过身份多元化的企业家?



单伟建:我曾经在美国沃顿商学院当教授,主讲管理学。八十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颠覆性的管理理念。之前大家都认为经营要多元化,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很多研究人员认为分散风险是投资者才要考虑的事,而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得专业化,只有专业化才能把企业做好。这后来变成了一个广为接受的管理理念。

要干你能够干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公司内部有三大业务板块,除了并购投资业务,还有私市贷款业务、房地产投资业务。后两者我知之甚少,完全不涉足。

即使我是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但也不在那两个业务的投资委员会之中。我觉得自己去做股票市场投资大概不会成功,因为股票市场太有效率,大家掌握的信息都是相同的,要想跑赢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私市——投资非上市的公司——市场效率相对比较低,往往信息不对称,所以要跑赢市场相对容易。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短处,就专注于一个业务。

问:您有这么多丰富的投资经验,在您看来,现在要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一个企业家最宝贵的特质是什么?



单伟建: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也没资格给别人出主意,只能说从投资的角度上,我觉得集取大家的意见,尽量控制风险,是最为重要的。

此外,我认为一个人要把事情做好,恐怕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特质。至于把企业搞好,那一定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定判断,同时对市场非常熟悉,最重要的还是专业化,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好高骛远。

我觉得有的人存在这样一种心态:想一夜之间暴富。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即使存在这样的现象,有人运气特别好能一夜暴富。但做事情,不能一开始就做这样的假设,只能假设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自己要在判断好的方向上锲而不舍。

问:在您的《走出戈壁》这本书中,也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从戈壁重返北京读书,接着去美国留学并任教,后来又回到香港投行工作,之后进入了私市股权投资行业。想知道支撑您这么一路奋斗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单伟建:首先您过誉了,谈不上波澜壮阔,我就是随遇而安罢了。我从来做事情都认真,种地的时候、干任何工作的时候都很认真,如此而已。其次,我比较喜欢读书、把事情搞清楚,积累知识。

干事认真,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加上一定的知识积累,恐怕犯错误的机会就少一些。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因为人无完人。所以还要锲而不舍。做到这些,基本上就可以把事情做好。

编者注:

有这样一句话,“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很多人会艳羡单先生传奇的成就,在他们眼中,单先生是一个抓住了月亮的人。但在采访中,单先生却多次强调自己只会踏实做好手头的事,强调做好事情要预期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

或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会遇到并购银行那样宏伟的经历,但是我们可以和单先生一样,每天认真、勤恳、负责地做好手头的事。有一天,机会来敲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容地顺势而为,拥有属于自己的月亮。
排版 | 米小白
审校 | 余心丰   主编 | 孙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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