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才健：面对战争，科学何去何从？

导读：

      对于科学近乎完美的赞颂，其实潜藏着对实征致用立竿见影之效的追求。面对人为生存挑战的战争，人们对科学岂会弃而不用？

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延续超过一年，这场战争除了以往能见到的枪炮与导弹交火，特别不同的有许多无人机与载具投入战争，这些无人机体积小，能够长时滞空，犹如一种无声无息的袭击战力，也造成许多人命伤亡。这种战争无人化的发展，特别是智能武器自主杀人能力的发展，颇引起了一些讨论。

人工智能领域近年出现一些文章，关注的是随着战争需求提升，未来投入战场的无人载具，不可避免的要朝向自主智能武器方向发展。这些人工智能专家忧心，如此由机器自主决定的杀伤行动，开启了机器决断人类生命的新战争型态，似乎颠覆了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Issac Asimov）不可伤害人类的机器人三定律，因此人工智能专家汲汲于订立条约， 希望限定智能武器发展的规范。

近代战争型态的改变，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息息相关，是历史经验的累积。人类由过去冷兵器进入热兵器，见证了技术主导战争型态的力量，而由火炮热兵器到核子武器的发展，同样是科学技术突破的结果，因此现在自主智能武器的发展，有认为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如果以历史经验教训来看，所谓限制智能武器发展规范的想法，恐怕也只会是一厢情愿的想望。

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常强调科学追求纯粹好奇认知，因此带来人类对于自然宇宙更全面的认知，让人类走出一条建基于理性认知的道路。科学的历史也喜欢强调，近代科学带来的理性思维，不但丰富了人类文明思维的内涵，也造就出一个建基于科学理性、欧西文明的崛起。

但这种对于科学全然正向的思维，却难免一隅之见的局限。随着科学本身思维与方法发展上面对的诸多根本困境，加上世界大势的改变在在挑战着过往近乎一厢情愿对于科学的完美评价，也引起愈来愈多对于科学发展历史评价的讨论。

去年大陆出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是最新一本谈论此议题的著作，书的副标题“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直指近代科学造就欧西文明崛起的根本要旨，挑战长久以来对于科学单向正面的评价。《科学革命的密码》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文一认为，造就基督教欧洲文明在近五百年的崛起，主要出于科学在所带来的热兵器战争中，发挥了兵刀强掳作用，欧洲国家竞争体系所引致的社会发展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与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

《科学革命的密码》引述历史资料指出，这个国家竞争体系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然后通过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大航海与全球殖民竞争，最后扩展到西欧与北欧。国家竞争体系的激烈军备竞赛，中央集权国家力量对于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是引发科学革命的背后动力，国家竞争体系激烈的商业与殖民竞争，以及随之而起的贸易、金融、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与产业链的升级，则是造就工业革命的诱因所在。

在近代科学历史上耳熟能详的所谓伽利略天文观测革命，牛顿的物理力学数理革命，以及拉瓦锡的近代化学革命，正是因国家竞争体系“战争需求”促动了“炮弹力学”与“火药化学”两场科学革命而来，正如同二十世纪的计算机、互联网和航天科学的突进，是美苏两大阵营“太空与核武”军备竞赛以及地缘政治争霸的产物。伽利略在其经典名著《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第一页，“...... 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厂里进行的经常性活动，特别是包含力学的那部分工作....... 生性好奇的我，常常访问这些地方,......”，正说明了“科学革命”的“战争密码”。

对于欧西崛起的历史论断，其实早有论述，其中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历史学家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他的三卷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清楚展现所谓欧西自认文明优越性的漫长的十六世纪，是由科学所引致的战争机制所造就，是暴力而不是理性所开创的一种优越性。

东亚历史学派日本京都学派的宫崎市定，也以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唐宋之变”的最早近世文明，认为中国交通由西部、运河转向沿海，经济由实物、农业经济朝向商品货币发展，政治由贵族士族、士大夫转为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由注经朝思想、舆论走向的《唐宋之变》，早于欧西三个世纪，揭开人类近世文明的序幕。

事实上，在欧西近代文明萌起的十四世纪，承续“唐宋之变”的明代永乐帝已经可以完成四千卷的《永乐大典》，欧洲还处于文艺复兴前夜，英王亨利五世图书室中只有几本修道院借来的抄本。造就文艺复兴的在欧洲兴起，与意大利北方的威尼斯与热内亚两个城邦对于荷兰与西班牙发行战争债券，造成战争资本主义的成形，息息相关，而主导其后几百年欧西发展的动力，则是在如此一种国家竞争社会需求下所快速萌起的近代科学。

对于近世欧西文明历史的揄扬论述，总说欧西承续了由希腊以降的推理逻辑体系，其实在欧西所谓文艺复兴、希腊自然哲学体系之前，有千年时间是历经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文明的传承与诠释，但是欧西文明放弃崇尚推理理性的希腊哲思，转向实征致用的近代科学思维，则是前述战争资本主义投资所引致的国家竞争体系所促成。由近代科学在欧洲新旧教国家长期战争的历史文献来看，一度蔚为风潮，韦伯 （Max Weber）所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唯“西方理性”论述，则难免其自是其是的偏颇。

对于科学近乎完美的赞颂，其实潜藏着对实征致用立竿见影之效的追求，面对人为生存挑战的战争，岂会弃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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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为“科学与战争”，首发于2023年4月出版的《经典》杂志，《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