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团队
美国正为不负责任的货币操纵付出代价，世界掀起“去美元化”新一波浪潮。2020年疫情爆发，美联储无节制放水，诱发全球高通胀；2022年俄乌冲突，随意切断俄罗斯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接连；2023年激进加息，引爆银行业危机，侵蚀美元信用……为降低对美元依赖，避免风险传染，全球主要经济体正纷纷降低美元储备、囤积黄金、减持美债，选择分散化、多元化的货币清算安排。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达成，与沙特之间的首笔人民币贷款落地，与巴西建立人民币结算安排。如今，人民币在俄罗斯已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在巴西已超过欧元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但我们必须认清，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发展初期，未来任重道远，但人民币崛起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
天下苦“美元霸权”久矣！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美元霸权建立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之上，并沦为美国频繁收铸币税、金融制裁、长臂管辖、“薅羊毛”的工具……但随着美国产业空心化、债台高筑、内部两级分化、不负责任的货币操纵，美元霸权基础正在不断削弱，也是帝国黄昏的余晖，金融实力滞后于经济实力调整。美国或将通过极端手段维护美元霸权，加剧经济、政治、地缘形势复杂程度。
中国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坚持改革开放和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内圣外王。
内部实力是美元霸权根基，美元霸权也对维持美国地位起到关键作用。二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巨额黄金储备，建立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70-80年代，美元脱钩黄金，挂钩石油，在信用货币体系时代进一步巩固霸权地位。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达到鼎盛，滥用美元霸权，频繁金融制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国，维系美国地位。疫情爆发后，美国无限量量化宽松，随后激进加息475个基点，引爆银行业危机，侵蚀美元信用，各国掀起新一轮“去美元化”浪潮。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崛起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
美元霸权以计价功能为基础，衍生出贸易结算功能，逐步扩展到投融资功能，成为全球储备和货币之锚。具体来看，定价方面，95%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交易方面，美元占据国际支付市场四成份额和外汇交易市场近九成份额；投融资方面，近五成国际债权以美元为面值；储备方面，58%的国际储备为美元资产，但占比距疫情前均小幅下降；近两成经济体选择直接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全球均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影响。
美元霸权存在深层次问题，给美国自身和外围国家均施加桎梏，短期难以撼动，但长期难以维系。对内，低储蓄和高消费模式下，美国深受贸易逆差、产业空心化困扰，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攀升，收入差距拉大，并在后疫情时代愈演愈烈。对外，美国控制全球跨境支付系统，频繁实施金融制裁，冻结资产，利用对国际组织的表决权，限制他国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条件，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输出通胀使债务贬值，稀释各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体被迫承受输入性通货膨胀、债权贬值和金融波动。
国际货币体系新框架任重道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并非一蹴而就。展望未来，在保护我国外汇和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应当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近期，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多项成果：首单人民币计价的进口液化天然气交易达成，中国沙特间首笔人民币贷款落地，中国巴西贸易增加本币结算渠道等。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然占比过低，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匹配，截至2022年底，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仅2.15%，国际储备份额占比2.69%，与中国GDP占世界比重18%不匹配；当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较大，约六成投向美元资产。
建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结算职能开始，逐步拓展到投融资职能、储备职能、计价职能；修炼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内功，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和监管；外汇储备管理稳字当头，统筹安全性与盈利性，逐步战略性减持美元资产，战略性增加高科技企业收并购、战略储备资源配置比重；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开放和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
风险提示：美元购买力缩水，美国信用下降
1 美元霸权百年兴衰史
1.1 萌芽期（1900-1944年）：英镑旁落，美国崛起
1.2 确立期（1944-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美元霸权
1.3 强化期（1974-1998年）：脱钩黄金，挂钩石油
1.4 博弈期（1999年至今）：霸权嚣张，去美元浪潮兴起
2 美元霸权现状
2.1 计价货币：95%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
2.2 流通货币：41%国际支付使用美元，较2019年12月下降1.1个百分点
2.3 金融交易：47%国际债权以美元计价，较2019年四季度下降1.6个百分点
2.4 国际储备：58%国际储备为美元资产，较2019年四季度下降2.4个百分点
2.5 锚货币：19%经济体货币汇率钉住美元，较2013年下降3.8个百分点
3 美元霸权深层次问题
3.1 对内：高消费低储蓄、贸易赤字成常态、产业空心化
3.2 对外：利用霸权地位发动制裁，输出通胀，世界买单
3.3 展望：美元霸权短期难撼动，长期难维系
4 中国应对：人民币国际化崛起迎来战略机遇期
4.2 坚持稳字当头，统筹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与盈利性4.3 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开放货币霸权是大国实力的综合体现，是维持巩固实力的主要手段。二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金融优势，建立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将其意志强加于各国，攫取霸权利润。
1.1 萌芽期（1900-1944年）：英镑旁落，美国崛起19世纪初，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为满足战争筹资和殖民扩张需要，1816年英国确立金本位制，通过贸易、殖民等方式将英镑主导的金本位制推向世界，1860-1914年约60%国际贸易以英镑结算，1913年英镑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占38％。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在1894年GDP赶超英国，但美元并未成为世界货币，1913年美元占外汇储备份额不足5%。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下降，逐渐失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1931年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结束了延续一百年的英镑霸权。
1.2 确立期（1944-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美元霸权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强大。二战后，美国在经济上完成工业化，GDP占世界56%，黄金储备占世界75%，成为最大债权国，政治上积极推动联合国并占据主导地位，军事上组建北约，为其掌控国际货币主导权奠定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1944年，英美等同盟国共同商讨重建世界货币体系，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主张设立全球央行并根据国际收支情况发行世界货币；而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计划”坚决主张挂钩黄金。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采纳了怀特方案，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确立“金融投放，贸易回流”机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等向其他国家资本输出来实现美元投放，回流渠道为其他国家从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这一循环在70年代之前得以顺利运转，起到了稳定国际货币秩序、重建世界经济、推动贸易全球化的积极作用。
1.3 强化期（1974-1998年）：脱钩黄金，挂钩石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随着全球贸易扩张，各国对美元需求越来越大，但黄金储备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流动性需求，同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淖，财政赤字增加，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逆差出现，不得不增发美元。法国最先开始用大量美元兑换黄金，引发各国对美元信心危机，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石油美元确立，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为维系美元霸权地位，美国盯上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1974年与沙特达成协议，将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并要求其购买美国国债，石油美元由此建立。货币体系首次脱离实物资产背书，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贸易投放，金融回流”机制：美国购买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实现美元投放，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股票等金融资产实现美元回流。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不但没有丧失国际货币地位，而且货币发行不再受黄金限制，国际社会对美元具有路径依赖，美元霸权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被进一步强化。
1.4 博弈期（1999年至今）：霸权嚣张，去美元浪潮兴起美元霸权为美国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赋予美国收割全世界的权利。为维持美元优势，美国甚至发动经济制裁、地缘战争等方式，遏制和打压任何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苗头。1999年欧元诞生之初，美国向欧洲腹地科索沃发动战争，打击国际资本对欧元的信心；2002年中日构想货币互换和“亚元”，美国以钓鱼岛事件挑衅，“亚元”化为乌有。2003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贸易中改用欧元结算石油贸易，触动美国利益，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战后临时政府宣布石油出口改回美元结算。近年来，美国实施“美国优先”战略，滥用美元霸权和金融制裁，“去美元化”诉求愈发强烈。以2022年俄乌战争为例，美国同欧盟、英国、加拿大共同发表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部分银行使用SWIFT系统。后疫情时期，美国通胀高企，债台高筑，激进加息最终引爆银行危机，重挫美元信用。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未能主导国际协调行动，而且继续推高外债，推出无限QE，直升机撒钱。随后，面对通胀环境，美国无节制加息，累计475个基点，引发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签名银行等中小银行先后暴雷。在这些事件背后，本质是美国加息导致的银行经营环境恶化和资产负债表危机，体现出美国长期货币纪律缺失和金融监管失位。而这一系列危机，令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产生忧虑，进而将进一步动摇美元地位。多起“去美元化”事件随之发生，包括东盟地区商议减少美元使用、提高本地货币结算比例，印度与马来西亚商议使用卢比直接结算等。美元以计价功能为基础，衍生出贸易结算功能，逐步扩展到投融资功能，成为全球储备和货币之锚。
美元与国际大宗商品计价挂钩，任何从事该种商品交易的国家和公司都需要储备美元，增加美元需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81种原材料价格序列，只有5种不是以美元计价；最新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RICI）覆盖共38种商品期货合约，其中仅有可可、橡胶、大麦、菜籽油等四种原材料不是以美元计价，权重占比仅为5%。
2.2 流通货币：41%国际支付使用美元，较2019年12月下降1.1个百分点美国在国际支付中使用率最高，约占四成。根据SWIFT统计，截至2023年2月国际支付中美元的市场份额为41.1%，占比全球最高，较疫情前2019年12月微降1.12个百分点；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市场份额占比1.76%，位居欧元、英镑、日元之后的第五位。
在跨境贸易融资中，美元占比84.32%，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美元是各国跨境贸易融资中使用的主要货币，根据SWIFT统计，截至2023年2月，美元在跨境贸易融资中份额84.32%，较2019年12月的85.93%微降1.61个百分点，人民币份额为4.47%，排名第三。
在外汇交易中，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88%。根据BIS最新的2022年度抽样调查结果（2022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交易达到6.6万亿，占比88%，排名第一；欧元排名第二，占31%；日元排名第三，占17%；英镑排名第四，占13%；人民币占比7%。
2.3 金融交易：47%国际债权以美元计价，较2019年四季度下降1.6个百分点根据BIS国际银行间数据（Loc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截至2022年三季度，在按面额货币计价的未偿国际债权（包括信贷和债券）中，美元排名第一，占47.4%，较2019年四季度下滑1.61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31.2%；日元和英镑分别占比4.5%、4.1%，排名第三，第四。
2.4 国际储备：58%国际储备为美元资产，较2019年四季度下降2.4个百分点根据IMF的统计，截至2022年四季度，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排名第一，占58.36%，但占比呈现递减趋势，自2020年四季度起跌破60%。美元在IMF特别提款权中的构成权重达41.73%，其次是欧元，权重为30.93%；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SDR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
2.5 锚货币：19%经济体货币汇率钉住美元，较2013年下降3.8个百分点美元是全球流动性之锚。当前普遍实施的汇率制度分为硬钉住（固定汇率制）、软钉住（中间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三大类。其中，选择固定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经济体，货币政策紧密跟随锚货币调整，2021年，共有37个IMF成员直接将美元作为货币锚，占比19.2%，距2013年的23%下滑3.8%。另有32个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占比16.6%，但间接受到美元影响。
3.1 对内：高消费低储蓄、贸易赤字成常态、产业空心化
一是居民低储蓄、高消费盛行，贸易赤字成常态。1980年以来，宽松的货币环境和金融创新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60%快速升至70%。疫情爆发后，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一度超过30%，但随后快速下降至今年2月的4.6%。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Y=C+I+G+NX，Y-C=S=I+G+NX，低储蓄和高消费模式下，净出口NX必然持续为负，贸易赤字占GDP比重从1981年0.5%扩大至2022年的3.7%。
二是落入“产业空心化”陷阱，收入差距拉大。伴随全球化程度加深，制造业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世纪50年代的25%大幅降至目前的11%，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则由30%降至10%，贫富差距分化，美国中下层阶级受损，反抗情绪激烈。三是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攀升。美联储以国债为锚发行美元，积累巨额财政赤字。截至2023年2月，美国债务总额超过31.5万亿美元，占2022年四季度GDP比重211%，政府赤字率迅速攀升，从2001年的1.9%增加到2021年的12.3%，2022年减缓至5.5%，但财政状况仍不断恶化。为解决债务困境，耶伦领导的财政部试图用加税等手段增收，但美国国会仍旧通过多项大规模支出法案，导致入不敷出的困局持续恶化。
3.2 对外：利用霸权地位发动制裁，输出通胀，世界买单3.2.1 显性手段：切断SWIFT系统，冻结资产，限制获取国际贷款一是美国控制全球跨境支付系统，频繁实施金融制裁，冻结资产。CHIPS主导跨国美元交易清算，承担世界上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元支付清算与90%以上的外汇交易清算。SWIFT是世界金融报文交换网络，该系统董事会成员均来自美国银行机构，美国政府可根据SWIFT报文追踪涉及美元的交易信息。如果金融机构被CHIPS切断支付通道就无法进行跨境美元业务，而一旦被SWIFT切断报文转换通道，所有外汇业务都将中断。2012年美国切断SWIFT与伊朗金融系统的报文转换通道，导致伊朗有银行无法与他国银行进行货币结算。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财政部对7名俄罗斯高级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并拒发签证，并冻结17 家俄罗斯公司在美的资产。
近年来，美国更是频繁将金融制裁作为现代化武器，利用粗暴手段，强行干预他国经济社会稳定，威胁他国金融安全。2020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后，美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单边发起针对中国香港政府官员的金融制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与欧盟、英国、加拿大共同发表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部分银行使用SWIFT系统。同时针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金融制裁，冻结俄罗斯的海外资金超过3000亿美元。
二是美国利用对国际组织的表决权，限制他国融资渠道和融资条件。美国是IMF和世界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投票权分别达16.51%和15.85%，牢牢掌控对他国申请国际贷款的决定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向IMF 申请贷款，被迫接受附带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协议。2020年3月IMF宣布将向低收入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约500亿美元贷款，帮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后美国却针对性地阻止了IMF向伊朗发放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3.2.2 隐性手段：征收国际铸币税，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危机一是美元霸权征收铸币税，输出通胀使债务贬值。凭借外围国家对美元的储备需求，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低成本获取他国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支付美元获取他国经济资源，若他国将美元储备下来，美国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其代价是美国政府需要为他国持有美元储备而支付利息。据测算，美国在1970-1980年每年平均国际铸币税为85.25亿美元，2001-2010年高达6345.93亿美元。
二是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美联储货币政策只解决美国问题，但其影响却具有强大外部性。美联储货币超发，市场风险偏好上升，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而美联储收紧货币时，全球流动性紧张，市场避险情绪上升，资金流出非美国家，非美货币贬值压力增强，引爆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或债务风险。如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货币危机、2018土耳其货币危机等。2021年以来，美联储激进加息，将“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一现象愈演愈烈。2021年四季度，在美联储加息潮的推动下，外债高企叠加能源进口成本再度引爆土耳其货币危机，里拉随之大幅贬值，直至今年2月触及历史最低点。这背后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冲击，与2018年土耳其货币危机如出一辙。2022年10月，受美联储持续加息影响和国内减税计划刺激，英国国债利率高位抬升，养老金损失敞口迅速扩大，引发养老金危机。最终，美联储也为激进加息付出了惨重代价，以硅谷银行、签名银行暴雷为代表的中小银行业危机，为美国经济复苏蒙上阴影。4月3日，美国最新PMI录得46.3%，低于预期47.5%。
当前国际金融领域的核心矛盾是嚣张的美元霸权与日益衰落的美国经济实力，二者已经严重不匹配，美国为了试图维持不断削弱的美元霸权，选择了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侵蚀霸权根基。后疫情时代，美国货币政策出现误判，财政入不敷出加剧，引发银行业危机与经济预期下滑，损害美元信用。我们必须承认，美元地位目前仍然难以撼动，但长期来看将被撼动。
一是理论上看，美元霸权面临“特里芬难题”，双赤字难以持续。特里芬难题是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稳定。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开始出现“双赤字”，90年代后作为中心国的美国经济不断空心化。拟合1994-2019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与美元经常项目赤字的数据，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贸易赤字占GDP比重超过4%，外围国家对美元信心下降，其他货币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外汇储备。
二是从美国立场来看，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美国优先”战略收缩，侵蚀美元信用。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从1960年30%下降至2019年22%，以往全球治理体系中，美国往往充当“世界警察”角色，但特朗普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肆意修改国际秩序规则，动摇和破坏多边、开放的国际秩序。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前期直升机撒钱超发货币、后期激进加息收紧货币，引发银行业危机，对美元信用产生负面冲击。三是从其他国家立场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可阻挡。当前不断有经济体尝试脱离美元霸权，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降低美元外汇储备、加速研发数字货币，保护货币主权。例如德法英三国开发的INSTEX结算系统，为绕开SWIFT系统做了有益的尝试。2020年3月31日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法国、德国和英国已通过INSTEX完成了与伊朗的首笔转账，以便欧洲向伊朗出口医疗商品。贸易结算方面，2023年3月30日，巴西宣布与中国增加开通本币结算渠道，可以选择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这是基于2月签署的中巴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3月31日，东盟各成员国同意加强本地货币使用，减少在跨境贸易中美元的依赖；4月1日，印度与马来西亚同意以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
后疫情时期，美国通胀高企，债台高筑，激进加息最终引爆银行危机，重挫美元信用。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未能主导国际协调行动，而且继续推高外债，推出无限QE，直升机撒钱。随后，面对通胀环境，美国无节制加息，累计475个基点，引发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签名银行等中小银行先后暴雷。在这些事件背后，本质是美国加息导致的银行经营环境恶化和资产负债表危机，体现出美国长期货币纪律缺失和金融监管失位。而这一系列危机，令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产生忧虑，进而将进一步动摇美元地位。尽管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呈现下滑趋势，短期内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国际货币体系新框架任重道远。2009年周小川长撰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指出了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地平线2011》报告中提到，未来将面临三种货币体系格局，美元保持现状、多极化货币体系和以特别提款权为主要国际货币的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欧元等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国内企业希望使用人民币降低汇率风险，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快速上升。以此为重要契机，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7月，上海等5个境内城市率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国际化正式起航。此后，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迅速扩大至全国，业务范围也从货物贸易扩展到全部经常项目。从2010年起，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境外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陆续开始试点，人民币国际化得以顺利全面启航。根据Batten等人的研究，2012年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2012年之前，国际化进程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之后则主要受国际因素影响。现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匹配。截至2022年底，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仅2.15%，国际储备份额占比2.69%，与中国GDP占世界比重18%不匹配。根据央行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的国际化综合指数仅有2.86，远远落后于美元的58.13。
跨境支付系统层面，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成立于2015年，该系统支持人民币结算，截至2023年3月已有1427家参与者，覆盖全球109个国家及地区，日均交易约1.3万笔，海外主要使用的国家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和土耳其。计价层面，中国尽管是石油、铁矿石等主要进口国，但缺乏定价权。中国于2018年推出了原油期货，2020年推出了低硫燃料油、国际铜、棕榈油期货。2021年，首批以人民币定价并向境外投资者开放的期权产品在上海上市。但是主要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普遍以欧美期货市场价格为基准，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持续偏低。贸易层面，2022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达到42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3.4倍，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约50%。从全球来看，2011年12月-2023年3月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从0.29%升至2.19%，目前是全球第5大支付货币。
投融资层面，长期以来，我国资本账户不可自由兑换，跨境贸易投放的人民币回流境内渠道不畅，在境外形成资金池，催生香港、新加坡等离岸市场迅速崛起，离岸人民币存贷款、债券等业务2014年达到顶峰。但离岸和在岸市场存在套利空间，不利于汇率稳定。2015年811汇改后，离岸市场规模有所回落，离岸在岸汇率走势基本一致，处于合理波动区间，港股通、债券通、理财通等人民币回流的北向渠道也逐渐畅通。储备层面，人民币2016年加入SDR以来，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从0.29%增至2022年四季度的2.69%。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包括日本、英国、韩国、俄罗斯等。但在份额方面，与美元约60%的占比仍有巨大差距。
近年来，中国扎实推动金融开放，稳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2021年与2022年，财政部在中国香港分别发售200亿与230亿人民币国债；截至2021年末，在有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债券未偿付余额 2713.5亿元，同比上升 2.4%；沪港通、深港通、债券南北通、跨境理财通、RQFII等渠道全面铺开，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金融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丰富的跨境货币应用场景。2023年3月以来，美国银行业暴雷，经济前景迷茫，美元信用遭遇严重侵蚀。在“去美元化”浪潮下，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多项成果：3月15日，中国与沙特之间的首笔人民币贷款达成，交易双方为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沙特央行；3月29日，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落地，由中海油采购法国道达尔能源；3月30日，巴西政府宣布，中巴两国增加开通本币结算渠道，可以选择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在俄罗斯已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在巴西已超过欧元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在学术层面，学者对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细致研究。综合刘韬、张贤旺（Yin-Wong Cheung）、黎麟祥（Edwin Lai）等人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拥有较为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的出口国，其货币将被更多使用于贸易结算；较为稳定的国内宏观环境、开放的投资市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也将加快本币的国际化速度；同时，地理距离仍然是影响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美元和欧元，说明人民币更偏向于一种区域货币，而非全球货币。学者指出，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需要建设更加完善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并且依托“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境资本市场投资，创造更多地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建议：应当把握当前美元霸权衰落的历史机遇，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人民币贸易结算职能开始，逐步拓展到投融资职能、储备职能、计价职能，丰富投放和回流渠道，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和场景。修炼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内功，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和监管，逐步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的自由浮动，真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是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计价和结算。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持续推动人民币清算安排；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争取对矿石、有色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进行人民币计价结算；完善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强化国际应用场景。二是巩固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投融资产品，完善离岸央行票据发行制度，推动离岸央行票据二级市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落实好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的常备货币互换安排，减少在岸和离岸市场套利空间。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国内开放平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高人民币资产流动性。加强境内资本市场建设，吸引外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建设，鼓励中资机构“走出去”，加强不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构建功能完备的期货市场，丰富商品期货、人民币期货等市场品种。4.2 坚持稳字当头，统筹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与盈利性现状：外汇储备规模较大，近六成投向美元资产。1999-2022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从1547亿美元增长到3.12万亿美元，年化增速14%，稳居全球第一。根据外管局2021年年报，2017年美元资产在中国外汇储备占比为58%，尽管相较于2005年79%已经大幅降低，但集中度仍较高，1998-2017年的二十年平均收益率为4.11%。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外部挑战愈发严峻，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与流动性需要得到重点关注。建议：坚持稳字当头，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与保值增值能力。面对越发复杂的国际格局，应当统筹好外储管理中的安全性与盈利性，应对潜在的外部冲击。建议保留适度美元外汇储备，应对国际收支、外债偿还、汇率调节等需求。同时，战略性稳步减持美元资产，部分储备在合理范围内投向黄金、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土地租赁权、农产品等战略资源，外汇储备出资向高科技企业股权并购出资，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
4.3 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才是硬道理70年前美元霸权的崛起，是美国当年经济、军事、政治等综合国力保驾护航的结果，是美国综合实力超过英国后的自然结果。
当前中国正处于复苏通道，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当务之急是全力拼经济，综合国力是货币地位的根基。展望未来，面对经济活动恢复、逆全球化、人口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等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长期根本上应通过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未来中国能够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10年左右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人民币走向世界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一是提振消费，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税费、利息、租金等负担减免的一系列措施，休养生息；适当发放消费券，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积极帮助困难群众度过暂时性难关；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给予补贴，降低养育成本，等。二是掌握数字经济命脉，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锂电、储能、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行业的信贷、债券和股权融资的支持力度，培育我国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三是支持房企三好生的合理融资需求，打通稳楼市的“最后一米”，有效防范化解优质房企风险，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促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并对接配套改革，打造具有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新发展模式。四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尊重保护产权，鼓励市场良性竞争，贯彻落实“两会”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精神。
五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解决企业融资难、贵问题。六是正确认识企业家精神作为生产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形成稳定预期，引导正向舆论宣传。七是支持和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完成专项整改，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法无禁止即可为。Cheung, Y. W. (2022). The RMB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ai, E. L. C., & Yu, X.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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