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敬腾也来了，这里的饭好吃

2022年6月初，成都连下几天暴雨，彼时，刚刚移居至这座城市的萧敬腾在采访里称，自己很喜欢成都的食物，有一次一口气吃了四碗面，加了八份剁椒。

“吃”这事儿很重要，民以食为天，人们说喜欢一个地方，必定包含喜欢它的食味，所谓的“水土不服”，大概率也包括“吃不惯”的原因。

移居到中国大陆的港台艺人明星，几乎都会给自己的搬家找一个“烟火气”的理由，从心理上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正如“雨神”对成都赞不绝口的“生活好”“物价低”“发展空间大”等等理由一样。

当然，这很像是场面话，实际上，一个人的城际流动，最大考量因素仍然是长久视域下的经济利益和事业发展的因素。

萧敬腾正对着媒体抒发对成都的热爱时，早有人扒出他准备开启的餐饮品牌招商信息。

近三年来，移居上海或广东的港台明星就包括但不限于陈小春夫妇、Twins组合、吴尊一家等等……当他们此起彼伏地活跃在各种综艺、直播间时，除了映射出余光流动的时代变迁感，更多的，是市场格局重新整合的群体症候。

这场候鸟式的大规模迁徙，其实自二十年前就开始了。

当年叱咤港台乐坛的年轻人，不少现已为人父母并组建了家庭，在他们如今的生活里，子女的教育和居住成本的考虑将会是生活里的重头戏。

港台明星艺人移居的聚集地上海，就拥有全国乃至全球数一数二的学前教育体系，持境外身份还可以享受一些名校免试入学的机会。根据媒体报道，杨千嬅儿子、郑希怡的女儿、陈小春儿子，就都在同一所国际学校就读。

2021年11月，当时正计划举家迁往大陆的香港前TVB演员罗仲谦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坦言：“中国大陆不更辛苦啊，不过升学方面估计能有优势”。

更早移居上海的香港演员陈浩民就曾在采访里直言：“在香港生一个小孩子要400万”，他和妻子一口气生了四个，看来是香港实在住不下去了。

不管哪里的演员明星，在移居这件事上，不管怎样畅谈梦想和热爱，最在乎的依然离不开三件事：工作，赚钱，教育。

很多人认为，明星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薪水自然比普通人高，但近年来随着“影视寒冬”的出现，不难发现，除了少数的头部明星，大部分的文娱从业者也是需要资本给饭吃，换句话说，他们也要考虑生存成本。

另一方面，内地影视工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事实。

2012年，香港演员刘恺威和内地“顶流”杨幂曝光恋情。相较于已跻身顶流的杨幂，港星出身的刘恺威只是个常演配角的小演员，相差12岁的两人，微妙地对应着两地影视行业十年来的荣光迁徙。

杨幂就像内地流量产业一路高歌猛进的初代表，2007年，刘恺威正式转战内地发展的时候，也恰好映合着香港演艺圈没落的年代。

与他类似的还有陈伟霆。自2013年北上中国大陆后，借古偶《古剑奇谭》乘上流量快车，陈伟霆内地粉丝猛增，身价比在香港时高出数十倍。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以前累死累活但粥多僧少的局面，港台艺人们来到内地能享受更舒适的氛围和相对较慢的录制节奏，工作环境也更尊重演员本身。

过去十年内，港台艺人往大陆市场的渗透和迁徙，最先体现在来钱快、类型多的各类综艺里。所以我们看到了《爸爸去哪儿》系列里的陈小春、刘畊宏、吴镇宇，《花儿与少年》里的陈柏霖、杨祐宁，《我们来了》里的关之琳、林青霞、刘嘉玲……连吴彦祖也出现在综艺《漂亮的房子》里时，内地综艺市场的“含金量”之高，早已不言而喻。

今年娱乐圈复古风潮再起，《声生不息》、《乘风破浪》第三季还有去年《披荆斩棘的哥哥》等平台，都为不少退居荧幕边缘的港台明星创造了“再就业”的机会。

时至如今，更多“后知后觉”趋往内地的港台艺人，都纷纷出现在各档综艺里。至于名气不那么大的艺人，只要不“挑剔”，也不难找到做配角的机会，或是加入直播带货的大部队，总之，市场对他们的接纳空间，必比港台广阔太多。

历史倒推二十年，局面迥然相反。

在TVB辉煌的黄金时代，香港高坐华语影视龙头，全盛时期每年拍200多部港片，电影输出数量仅次于好莱坞。

1983年，刘晓庆拍电影《垂帘听政》的时候，她还得与众多群演一起打地铺、吃馒头咸菜，香港演员却都安排了餐车，餐餐有肉有鱼。

她在自传里回忆，因为想吃红烧肉而哭闹罢演，“由于我是主演，一时间全组乱了阵脚。导演副、导演、制片主任一窝蜂全来哄我：不哭不哭，怎么了怎么了？我哭着说我要吃米饭吃肉。……我说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家都吃饭吃肉。”

1986年，李连杰拍《南北少林》时，身为主演，一天却只能拿3块钱片酬，香港的工作人员则是一天5000块片酬，一个月15万，连扮演扮死尸的香港群演一天也有50块片酬。

反观TVB内部，欣荣的市场背后，却是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和对艺人的无限压榨。早期TVB员工在当年几乎没有能称之为“明星”的，大多都是实实在在的打工人——熬通宵、亲自上场拍打戏，甚至连续工作十几二十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后来离开TVB的香港艺人，也有不少公开吐槽过TVB极苛刻的薪资待遇和僵化管理等问题的。

台湾影视市场的枯萎依循着相似路线：市场、人才、钱，渐渐都回天乏力。

最要紧的是钱包瘪了，就像2018年翻拍版《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相较于17年前，新道明寺的身家明显缩水，送杉菜的礼物从不再是奢侈衣包、化妆品、高跟鞋，而是成了过家家式的游戏币，仿佛家道中落的霸总。

台湾偶像剧“教母”柴智屏曾在采访里透露，台湾偶像剧的单集成本，20万预算是标配，与中国大陆动辄百万的单集制作费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其次，是创作题材单一、剧情老套和审美的停滞不前。

在香港，千禧年后不再诞生名气斐然的“巨星”，影视剧题材，也围绕医、律、商战、警匪黑帮，故事类型逐渐吃干抹净。

台湾也曾有媒体做过统计，近十年来，台湾本土最受欢迎的影视剧仍以乡土肥皂剧、校园偶像为主，创作主力、积累资源与经验，都只能支撑冷饭的不断翻炒，更毋提拥有大格局、大视野的年代剧。

2015年，沉寂多年的台偶偷偷上线了一部改编自青春网络小说的《明若晓溪》，最终落得豆瓣3.8分的评价。阿宝风格的妆造，老套的剧情、台词以及玛丽苏的狗血记忆，都被年轻人早早抛诸脑后。

同一年，中国大陆播出的是豆瓣评分9.3的《琅琊榜》和8.6的《伪装者》，从立意到拍摄，从演员到服化道，都达到了华语影视同期的最高水平。

审美疲软、创新匮乏、成本不足，一码一码加诸，推动优秀演员流向资源丰裕之地，又进一步导致制作水平的乏善可陈，牢牢形成了一个恶性闭环。

从这个方面看，即便不谈六便士，纯粹从创作角度解释，再厉害的林超贤和徐克，也不能在香港获得支撑他们拍摄《长津湖》和《红海行动》的资金和技术条件。

如前文述，上海之所以成为港台艺人移居的首选城市之一，除了发达的经济、教育等硬件条件以外，文化上的同质性与亲近性，也成为重要维度。

以香港为例。除了部分港人选择定居岭南文化范畴内的广东城市，更多艺人“北上”定居，依然首选上海。

因特殊的地缘文化和历史渊源，香港与上海曾被赋以“双城”之称。相近的发展步伐、便利的交通资源，将两座城市的脉搏联络起来，涵盖社会不同行业和阶层的人都曾在两座城市之间穿梭。

上世纪20年代，香港出生的“亚洲球王”李惠堂移居上海并加入当地足球队，后代表中国参加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香港的“南国影星”陈云裳，1938年前往上海接拍《木兰从军》，而后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女影星；恒河沙数的往来者，在过去百年间逐渐渗透了两地社会文化的交融。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人口从香港返回大陆家乡。紧接着的解放战争期间，又催生了新一批人口流向香港；20世纪中叶，全国的金融中心从北到南又进行了一次迁徙，大批上海工商实业家迁居香港，他们带来的财富，为香港后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文学艺术方面的关联就更丝丝入扣了。“海派文化”盛行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其笼罩下的一代文人墨客后来南渡，将上海文艺界的风情和味道带到了香港。有着“小上海”之称的港岛北角，就曾居住过张爱玲、文艺评论家宋淇、京剧演员孟小冬等人。

后来的港片繁荣时代，就有不少香港导演将镜头对准上海题材，比如关锦鹏的《长恨歌》《阮玲玉》，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等等。几乎可以说，至少有一代看着港片长大的香港人，对上海是有着原始亲密积累的。

关锦鹏就曾自述，他幼年时不少同学好友都是从上海来港的，因此他才接触到了海派文化，才能在艺术媒介里以绵密细腻的手法，追溯上海情怀。

当然，从更大的视域看，流动是多向、发散性的，不仅仅是上海和北京、山东、深圳等地都有移居来的港台艺人。

而从年龄上看，大多选择赴内地久居的明星都基本是60后、70后，他们在内地本身有观众缘，再就业、文化再创造会进行得更顺利，并且不难预料的是，在不远的未来，这一批最早定居的艺人，会对晚辈产生某种牵引作用。

既是文化上的牵引，也是资源和技术上的。或许你没有注意到，这两年，不少占据市场中心的影视剧，都出现了港台导演或者技术团队的身影。

这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融合，是时代大势发展熨下的一个注解。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莫奈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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