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朝贡体系”的逻辑及其虚像

日本历史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期间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主攻明清史、东亚交流史。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二年）订立《南京条约》后，清朝在国际关系上，丧失了将自身置于顶点的“天朝”地位，从而被拉进由对等主权国家关系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之中。这项历史过程也被定位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朝贡体系之瓦解。这里所认定的朝贡体系，指的是基于华夷秩序中关于“天下”（世界）的理念，以及奠基在这个理念上，蕃夷诸国的遣使朝贡、与由皇帝册封国王等外交上皇家礼仪的架构。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然无法继续维持这个结构，而被纳入立基在近代条约体系的国际关系之中，如此的认知业已成为常识，没有必要展开复杂的议论和逻辑论证。然而，费正清和马克．曼考尔所提出的朝贡体系论，并非是如此单纯、不证自明的主张，而是认为关于中国近代以前的传统对外贸易，无论其型态为何，皆与朝贡礼仪存在着某种关联；因此，就这点而言，这些贸易都可以算是朝贡贸易（tributary trade）。

朝贡使节团带来贡物以外的物产进行交易，并购买中国商品后归国，这是对朝贡贸易的一般性理解。此外，贡品与赐予物品的交换，虽是表现出臣属与恩惠的象征性行为，但其中也存在着价值的评估，以及公平与否的考量，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也具备了交易的性质。从附搭货物及贡物与赐物交换的状况来看，朝贡与贸易的关系十分明了。因此，附随于朝贡往来的商业性贸易，称之为朝贡贸易也是恰当的称呼。

尽管如此，根据费正清和马克．曼考尔两位的主张，贸易与朝贡的关系并不仅止于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所有型态的贸易，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与朝贡连结在一起。在这种逻辑下，与其说朝贡是臣服的仪式，不如说贡物的献纳，是种符合商业活动的仪式。

“中国的世界秩序”之三层结构

首先，费正清将“中国的世界秩序”区分为三层：

中华圈：距离近、文化上较为类似的朝贡诸国。朝鲜、越南、琉球，以及只维持了短期朝贡的日本。

内陆亚洲圈：中国文化圈之外，或是位于边缘的朝贡各部族与国家。

外夷圈：除上述两者外的东南亚、南亚与欧洲各国之外，最终也包含了日本。这些是被预想在贸易之际，会送来贡物的国家。

在这三层结构中，对日本的处理虽然有些许令人困惑之处，不过这并非本质性的问题。值得注目的是，外夷（outer barbarians）诸国与中国贸易之际，“被预想”应当会前来朝贡之主张。

费正清本身对于这个“被预想”的观点，并没有具体性的论述，只停留在呈现出“天下”秩序的结构，以及关于贸易和朝贡的关系之类的基本发想。马克．曼考尔则是基于这项见解，参照历史上的状况，从诠释学的角度论述贸易与朝贡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朝贡贸易的型态与原理

马克．曼考尔将朝贡贸易区分为三种型态：一是在向皇帝献纳贡品之后，随即在京师展开的贸易。在这种类型中，也有被认可进行边境交易的情况。二是，没有献纳贡品，而在北京进行贸易。例如一六九五～一七五五年，俄罗斯前往北京的队商贸易。在这段期间中，俄罗斯的使节只有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被记录过一次。三是，没有献纳贡品，直接在边境展开的贸易。英国等西洋各国以及东南亚港市国家在广州的贸易，即为此类。

如此一来，基于《尼布楚条约》决议而进行的俄罗斯队商贸易，以及从清朝角度来看，不施行朝贡只采取互市的“互市诸国”之贸易，都被马克．曼考尔概括进朝贡贸易的范畴之内。而这种概念扩张后的朝贡贸易，基于被纳入其中的原理，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贡物贸易（gift trade）：在北京交换贡物，以及在边境的抚赏。抚赏交换的目的，在于使夷狄平稳不来侵扰。

市集贸易（market trade）：将需求、供给、价格机制作为考量要素的贸易。例如，广州贸易是与欧洲经济连结在一起的市场成长之结果。

协约贸易（administered trade）：基于当事者之间协约关系的贸易。例如，基于与俄罗斯条约的贸易，以及一八三九年之前，英国在“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下从事贸易。是一种默许的、勉强达成的合意。

这并不是型态上的分类，而是基于促使交易成立原理的分类。因此，与西洋各国等的广州贸易，既是市集贸易，也是协约贸易。

现实的清代贸易，是透过各式各样的路径与型态来展开。从中分析出三种型态与三项原理后会发现，无论透过何种型态和原理展开贸易，所有的贸易都和朝贡 具体的象征是贡物献纳 脱不了关系。卡尔．波兰尼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早期社会的港口贸易〉（Ports of Trade in Early Societies）这篇论述，深切影响了马克．曼考尔的论证逻辑。虽然卡尔．波兰尼所说的“港埠贸易”（ports of trade）概念并不只是特指贸易港口，而是广义上的交易场所，但马克．曼考尔则是认为，就算是在中国，也适用于“港埠贸易”的概念，而中国传统商业行为的规范 如市场应该位于外部的观念、以及依照法令和习惯，制定市场开放期间等 也适用其对外通商的作法。不只如此，在交易之前先采取赠予的习惯，也可在向皇帝献纳贡物的朝贡礼仪中窥见其影子。卡尔．波兰尼的发现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外来商人在交易之际，会伴随着赠予行为，支撑着马克．曼考尔的见解：在中国，所有的贸易都以朝贡为必要条件，贡物的献纳对商业行为而言，是相应的礼仪。

象征认可贸易的朝贡礼仪

尽管马克．曼考尔的论述是复杂且抽象，不过在贸易及朝贡的关系，还是得以归纳出以下的结论：朝贡与贸易“以复杂却非直接的方式，存在着连结关系”、“朝贡与贸易的关系，可以称为一种『适用天下所有商业行为的礼仪』。在这一层意义上，朝贡是对商业活动的『认可』（sanction）。然而，这并非是对特定行为的特定认可，也不是表达许可的承诺。毋宁说，它是一种必要条件（a sine qua non）。换句话说，在中国世界的贸易活动中，某人必须在某个时点，对皇帝献纳贡物。献纳的行为，虽说并不必然如此，但是一般倾向于由拥有对中贸易权力君长的代理人来进行”。

就如上文所示，马克．曼考尔首先将清代所有型态的贸易，概括入朝贡贸易的概念之中；并以此结论作为前提，为了导向此结论而展开逻辑上的推演。所谓朝贡行为，本质上是向皇帝表明臣属的政治性礼仪，与贸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前面已经提过，献纳与相当于反向给付的赐予，具备了经济上的交换机能，且有伴随着朝贡的贸易活动。但是，贡献的仪式，是指对商业行为给予许诺或认可，并且与之相对应的礼仪。然而，这样的概念，果真存在于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吗？这种对朝贡制度的解释，可以说根本不存在。

君主的臣属与贸易

在明的朝贡一元体制中，朝贡这种对皇帝臣属的礼仪，以及保有由皇帝授与官职的敕书两者，是贸易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贡物的献纳未必直接与贸易的允诺连结在一起。贡物的献纳是向皇帝表明臣属的礼仪，贸易则是对臣属国家使节的允诺。

在明的朝贡一元体制之中，连结在一起的是蕃夷君长的臣属与贸易。若非国王、君主等一国之长，而是臣民自行来朝，那么就算携带有贡品，依照惯例，中国朝廷还是会将对方当成“伪使”加以拒绝。

《明太祖实录》卷九十，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六月乙未之条中，可以看见日本国派遣僧人宣闻溪、净业、喜春等人来朝，打算进贡马匹、土产，却被下诏回绝之事。回绝的理由是“宣闻溪等人打算将日本国之臣（应该是将军足利义满）的书信送达中书省，却没有附上表文（宣闻溪等赍其国臣之书达中书省，而无表文）”。虽有马匹和其他贡物，但是没有展现日本国王臣属意志的表文，所以未能获准朝贡。这项记录之后，也记载岛津氏久派僧人道幸等人“进表”，除了马之外，试图贡纳茶、布、刀、扇等，亦遭到回绝之事。岛津的使节除了贡物之外，虽然带着表文，但因为这份表文并非出自国王，而遭到拒绝，而这并不是明太祖才特别会出现的反应。

宋代天圣四年（一〇二六年）的记录是这样的：“市舶司报告。日本国大宰府进奉使周良史递状表示，『奉本府都督（太宰府长官）之命，想将本地特产进奉（给皇帝）』。明州官府看了之后，因为没有这个国家的表文，不敢贸然报奏上京。我们命令明州向周良史传达，因为没有国家的表文，难以上奏朝廷（市舶司牒。日本国大宰府进奉使周良史状，“奉本府都督之命，将土产物色进奉”。本州看详，即无本国章表，未敢发遣上京。欲令明州只作本州意度谕周良史，缘无本国表章，难以申奏朝廷）”。若是没有国君的表文，便无法允许贡物的献纳，这可认定为历代王朝的一般性通则。假若周良史没有伪装成朝贡，就算不献纳贡物，市舶司应该也会认可他进行贸易才是。

迈向不需要礼仪的互市

光是从上述的事实来看，可以清楚地得知，与伴随朝贡之交易活动相互连结的，并非是贡物的献纳，而是该国国君透过表文，向皇帝表达臣属之意的事实。而且，宋代的市舶司贸易，不需要任何贡纳物品以及礼仪，便可允许外国商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只要取得市舶司认可，并在回国时接受抽解（课税）和博买（收购），就可以获得承认。

相对之下，明代的市舶司则只接受朝贡使节的船只，并进行收购附搭货物等行为；不过明这种朝贡一元化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特殊状况。十六世纪以降，中国开始逐渐脱离这项体制；在清朝的对外贸易中，不需要礼仪的互市，成为了压倒朝贡的大势所趋。

清与俄罗斯缔结了条约。他们将沙皇（Tsar）的国书依照“表文”的体裁翻译，把俄罗斯列举为“外藩”之一，在条约的汉语译文中嵌入了和朝贡相关的用语，试图在文章上表现该外交使节是来“朝贡”，但是俄罗斯与清是对等的条约国，这件事还是不可动摇。清无法以朝贡关系的本质 臣属于皇帝的关系，与俄罗斯产生连结。在北京与恰克图进行贸易的依据，并不是贡物的献纳或皇帝的恩惠，而是国际条约的条文。十八世纪中国便是以这种型态以及法律根据，实现了互市制度。

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的各个国家，几乎都没有派遣出朝贡使节。说到底，他们和清朝之间，也没有君主间或国家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清朝选择了不需要国家间条约、也不需要遣使进行贸易许可交涉，就可以自由参与贸易的政策。在偏远的广州，只不过是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在进行交易活动罢了。毕竟商人说到底，本就没有朝贡的资格与义务。

所谓朝贡的礼仪，只展现在中国皇帝和外国国王所建立的君臣关系之间。

贸易对象国家的国王，只要没有以交涉为目的派遣使节，要求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那皇帝与该国君主就不需要刻意建立关系 说得更精确一点，对清朝而言，没有关系反而是他们乐见的状态；因此，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并不追求朝贡关系的扩大。其结果就是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期间，透过互市架构与中国贸易的各国比重，远远胜过朝贡贸易的比重。

尚未进一步评估这种历史递嬗，就将所有型态的对中贸易与朝贡连结在一起，概括为朝贡贸易，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历史面貌的扭曲吗？

至十九世纪中叶为止，中国确实是处于一种与近代条约体系迥异的国际关系中。不只是中国，与中国相邻或是接近的东亚、东南亚、内亚各国的国际关系，也同样与条约体系大不相同。毋庸赘言，中国驾驭天下全体的“天朝”世界观，与近代国际社会秩序是相互扞格的。基于这个世界观的传统朝贡制度，在朝鲜、琉球、越南、苏禄、暹罗、缅甸等各个国家之间施行。

然而，清朝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放弃了明朝所追求的朝贡一元体制。他们选择与俄罗斯缔结条约，与日本和许多西洋国家、以及东南亚的港市国家等，不维系国家间的关系，只展开商人间的交易活动。中国人的出海贸易，在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全面性地开放。

未能看出这项历史进程的意义，只是透过“清朝仍然停滞在朝贡体系中”的逻辑不断进行推演，确实能够给出“近代东亚由朝贡体系的瓦解往条约体系迈进”这样一个单向且单纯的解释。可是，这是不是某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式的思维呢？这样的疑虑，始终让人挥之不去。

呈现东方主义色彩的朝贡体系论

倘若马克．曼考尔的逻辑论证为真，那与中国贸易这个行为本身，无论其型态或是原理为何，也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其实都具备作为朝贡贸易的特性。不管是否有遣使朝贡之行为，也不论从事贸易的各国国王与皇帝之间是否有君臣关系，只要有贸易，就是与献纳贡物连结在一起的朝贡贸易。继续深入推演的话，只要中国自认为天朝并施行朝贡制度，外国与中国的贸易就会是朝贡贸易。然而，这其实只是一种套套逻辑，毋庸赘言，也是一种缺乏历史性、静态式的理解。

在马克．曼考尔的中国贸易论中，还有另一项论点：他主张在中国内部，由国家管理商业行为的同时，对外贸易也会被纳入朝贡贸易体系的框架，置于国家的管理下。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这项中国国内的传统（意指由国家管理商业之事），可以表示明朝、清朝想要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在特定的交易场所（ports of trade）展开，不允许中国商人为了贸易而往国外发展。所谓的国外，就是无法在政府定义下，遵照其规范或是期待样式行动的场所。”照他的解释，明朝和清朝将不分国内外地限制商业人士活动，并试图加以管制，因此不允许中国商人到国外去从事贸易活动。

清朝解除海禁后，在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后设置了海关，准许中国商船的出海贸易。马克．曼考尔忽略了这项事实，误以为中国商人的出海贸易受到禁止；此外，关于如何理解商人的行为受到政府管制，并且接受政府的“规范化”，也存在着疑问。这种论点或许是受到将“行会”看成一种基尔特（guild）组织的影响吧！今日，几乎没有学者会将中国的“行会”视为基尔特。确实，“牙行”、“牙人”、“埠头”等仲介商和海运批发商是采取许可制。但是，与其说是为了管制，不如说其目的是在确保市场的公正性，以及避免垄断行为。我们不该把这种制度，想成是政府为了规范自由参与商业、数量日益增长的商人行为而采取的政策；而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对自由市场中，对竞争淘汰的商业行为加以管制的作法。

马克．曼考尔的朝贡体系论，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贡物的献纳这一礼仪视为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他也塑造出一个“即使是国内商业，也在政府管制下尽可能规范化”的中国商业形象，并强调它与近代贸易商业的异质性。这种特殊的亚洲通商论、特殊的中国经济观，不正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偏见吗？

朝贡的虚像

马克．曼考尔的这种朝贡贸易逻辑，也对坂野正高和滨下武志先生的研究带来了影响。坂野先生的理解是，即便是在广州与非朝贡国所进行的贸易，“也必须在贡使前往北京的虚像下才能进行”。清朝将基于条约与俄罗斯建立的关系，沿用朝贡的文脉加以表现，这就是“在虚像下进行贸易”的例子吧！之所以如此，因为俄罗斯沙皇实施了交换国书，派遣外交使节至清朝朝廷的行动。这和把进行贸易的各国，一律放进这种虚构框架当中的做法，显得格格不入。国家、君主彼此是对等关系的概念，对以“天朝”自居的中国而言难以接受。因此，若是对方派来使节、送来国书的话，也只能采取用皇家礼仪对待，并把它放进遣使朝贡脉络之中的手段了。

相对地，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只不过是各国、各地区的商人，既不用派遣使节到皇帝所在之处，也不用直接向皇帝上奏。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是没有资格这样做的人。清朝方面根本就没有必要在他们的贸易行为外头包装出这种虚像。只有英国遣送使节前来，奉呈国书，要求谒见。嘉庆《大清会典》将英国分类在“朝贡国”的范畴中（请参照本书第五章以及终章），然而，清朝对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其商人的待遇，却没有任何的调整。

换言之，坂野先生所指出的虚像，只有在代表外国君主的使节与皇帝接触之时才会出现。不过，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商人，在指定的场所从事贸易活动，并不会毁损到天子的尊严和“天朝”的理念。对于贸易行为本身来说，坂野先生所预想的虚像，可以说是不需要的。虚像，只有在君主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才会成为必要。

尽管如此，坂野先生对费正清、马克．曼考尔流派的朝贡体系论，似乎也抱持着保留的态度。坂野先生在论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时，并不使用朝贡体系的概念，而是一律以“朝贡关系”的用语来表达。其论述如下：

朝贡关系屡屡被人以英文的“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来表示，但这是研究者创造出的操作性概念；至于在历史上，是否可以认定实际存在着一种体系完整的朝贡关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作为“操作性概念”（operational concept）的朝贡体系，就是基于历史解释需要理论性的概念加以支持，进而创造出来的产物；因此，将“朝贡体系”看做实质的国际秩序体系，其实必须谨慎看待：“『朝贡关系』并非是作为全体、一个完整成型的体系；它不过是一个国家 例如中国，与其他几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集合罢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如前述，关于广州贸易“是在贡使前往北京之虚像”之下展开的历史解释，坂野先生则是沿袭了马克．曼考尔的朝贡贸易论。另外，“朝贡体系与近代国际体系的冲突问题”，也就是将两种体系的冲突与相克，在中国外交史中占有叙述主轴的地位，也是事实。当然，“冲突”是作为个别事件而发生；究明各事件的来龙去脉、其要因与结果，是坂野先生在外交史研究上所采取的方法。但是，将“朝贡体系”与“近代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作为问题来看的话，就是以作为“历史的实在”的体制相互冲突之假设来解释历史。于是，要完整地理解坂野先生的论述，实在是有些困难，但是笔者还是想特别一提，关于他将“朝贡体系”视为是“操作性概念”的论点，是本书开展议论的起点。

作为历史体系的朝贡贸易关系

滨下武志在朝贡国的分类中，有着“被视为朝贡国的对象，实际上也可以分类为互市国（如俄罗斯、欧洲诸国）”这样一个乍看之下不可思议的记述。这种分类的操作逻辑，如果不去看马克．曼考尔的论点的话，应该是无法确切理解的吧！滨下先生在费正清、马克．曼考尔两位的朝贡体系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以下从滨下先生的著述中，摘录他对朝贡与互市关系所提出的问题：

究竟东亚为何必须透过朝贡的方式来形成国际秩序，并加以维持呢？我们必须思考这个基本的问题。

十五、十六世纪以降，以对中国朝贡贸易以及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为契机，私人贸易扩大，华侨、印侨的戎克船贸易在亚洲境内形成多角化的贸易网。

亚洲史内在的纽带，可以从以下的视角来仔细玩味并加以推出：以中国为轴心，涵盖亚洲全境的朝贡关系或朝贡贸易关系，是让亚洲成其为“亚洲”的一种历史体系。

日本在明代中叶以降，尽管从朝贡国被改归纳为互市国（对等的贸易对象国）……。

（关于俄罗斯、西洋诸国、日本被规定为互市国）与朝贡原理相异的互市原理范畴，包含于此。

面对这些宏观问题的提出，后进们应该负起发展或是批评的责任吧！本书虽然无法全数回应这些问题，但希望能透过论述，针对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部分，提供更为深入的理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