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到北京来做自己新书的签售，书放在行李箱里明明死沉，但想来想去，我还是带上了顾诚先生的那本《南明史》。
正好去了趟景山，看看崇祯吊死的那颗歪脖子树，以及旁边“故宫博物院敬立”的那块碑。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这里上吊自杀，由此开启的是一段中国历史上特别荒诞的剧情，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等几个小朝廷接连而起，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抵抗住清廷的侵攻，战线从江淮一路被推到了缅甸和海中的那座孤岛，最后彻底覆灭，南明死的之窝囊与干脆，在中国历代南迁王朝中达到了一个极致。
小时候看《说岳全传》，觉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真特么窝囊，苟安于南面那半壁江山，有个“还我河山”的大英雄岳飞还偏被这对昏君奸臣给宰了。
可是你如果对比之后南明再看，会发现赵构的南宋能在中原板荡之际居然保住半壁江山，南明那是什么德行？实力最强的弘光小朝廷，账面上的兵力至少有百万之众，面对入关时总兵力应该只有12万左右的满清八旗兵，直接来了个望风披靡。存在了不到一年就投了。赵构的南宋跟它一比绝对是铁血铮铮的“强宋”啊。
那么作为最后一个南迁的中原王朝，南明为什么投的这么快呢？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揭示了原因：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在整部《南明史》中，你会发现一个怪现象，明明亡国在即，南明方面所有人的主要精力都不是花在对面的清廷身上，而是花在身边人身上。最早是位于抵抗第一线的江北四镇、黄得功、刘良佐这帮人在闹，闹得兵部尚书、整个南明最有岳飞气质的史可法不得不“自请督师江左”——以兵部尚书之尊，亲自协调这几个将帅之间的矛盾。但也管不过来，最后无奈的撂下一句：“为今之计，唯有斩四镇悍将之头，事方可成。”言外之意就是直接学斯大林搞内部大清洗，才能统一意见。
等到弘光朝秒跪之后，福建的隆武政权和浙南的鲁监国又为谁是正统的事儿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内斗。隆武帝朱聿键倒真是一个还算拎得清的人，写信给鲁监国说大侄子你看事情闹到现在这个样子，咱就别内斗了呗。这样，我认你当个干儿子，我死之后传位给你，咱统一战线合力抗清，不行吗？
南明隆武帝朱聿键画像
不行，即便鲁监国朱以海愿意跪下叫爸爸，他旁边那些从龙元勋也不让他认。最后生生闹到双方鹬蚌相争，让满清这个渔翁得了利。接下来的永历朝就更加集内斗之大成了，先有其与绍武小朝廷之间中心争夺问题，后有孙可望、李定国这对义兄弟在战事稍有起色之后的反目成仇。整个朝廷就跟被下了咒一样内斗内行，外战外行，最后一直被追到了缅甸，把皇帝抓起来算完。
如果说在近代以前，有哪一段历史最让中国人的感到屈辱、不堪回首，那么我想也许非南明史莫属，站在明朝和汉族的角度去看，化用丘吉尔的那句名言：人类史上，从没有这么少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服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南明如此喜欢内斗呢？在顾诚写《南明史》以前，大多数史家对南明败亡的论述承袭了清人修明史时的一些观点，把明亡归咎于“忠奸之辩”——明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史可法这样肯壮烈死节的“忠臣”太少了，而马士英、阮大铖这样卖国求荣的奸臣太多了，他们不是内斗，就是干脆当了带路党，活活的把大好河山卖给了大清。
但是在顾诚对南明史的还原当中，你会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南明最大的问题，是当它所使用的人才是“忠臣”、效忠于大明的时候，时刻必须束手束脚、花相当的经历去对付自己人。可是一旦叛国投敌，剃发易服降了大清，立刻能爆发出无穷的生命活力。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阮大铖，这家伙年轻时是个很会写戏的才子，南明朝得到重用之后却全把劲头用在打击复社等内斗事务上了，等到清兵打来，他在南京降了清，生命却似乎迎来了神奇的第二春，刚刚降清的阮大铖跟着清军入闽，行至仙霞岭时,被人发现头和脸肿胀，其上司劝他休息一下，一把年纪了又是个文人，就不要跟着苦哈哈的爬山过关了。
谁想阮大铖一听着急了，生怕错失“立功”机会，坚持要翻山越岭，为了显示自己身体倍棒，加快了行进的步伐，坚持走在队伍最前面，还嘲笑后面的金兵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爬山，还不如我这六十岁老头。
说完就不顾身体不适，飞速地向上攀登，等到其他人气喘吁吁跟上时，已经发现阮大铖坐在山顶的石头上一动不动，已经死了。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像阮大铖这样的人有如此“活泼”的生命力，为什么他在南明唯一的发挥只能是窝里斗，而到了清朝这边却做的这么“外向”呢？
这个问题，《南明史》中本身其实没讲，需要到明朝建国时的基因密码中去找寻。
两百多年前，当朱元璋夺得天下后，这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为了让子孙世世代代坐稳江山，订立了一套非常不近情理的“祖宗之法”，他鼓励、甚至强行要求他的臣子、百姓们必须“忠君爱国”，且这种“忠”和“爱”的方式，必须由他自己来定义，臣子百姓在这个体系中只是被动接受的客体，你们没有主动发挥的权利，遵旨办理就可以了。
中国儒家思想本来也是十分强调“忠君爱国”的，但在孔孟时代，这种“忠”和“爱”是有条件的，允许臣与子保留自己的判断力和主动性。比如说孔子虽然曾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意思原本很可能是“只有君有了君当有的样子，臣才能相对的有臣该有的样子。”强调君臣义务的对应性。孟子在这一点上就做了集中阐发，他阐述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强调君主只有爱民才能要求臣民忠诚，如果君主不把臣民当人看，臣民则有权利推翻他——这就是强调臣与子对君与父的爱，应该是活泼、主动、有自己判断的。可是这样的阐述，让朱元璋非常恼火，他不允许臣子对他的忠诚是讲条件的——君主贤明你们就爱，不贤明你们就不爱，万一我子孙后代有个“不贤”的，岂不是反天了吗？所以朱元璋要垄断对忠孝的定义，他将孟子移出孔庙，还下令删除《孟子》中不合时宜的章节和言论，比如《尽心篇》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万章篇》中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以及《离娄》篇中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等等……而朱元璋对明朝臣民的设计也完全是“被动式”的。在朝堂，取仕的八股完全是代圣人（实则是皇帝）立言，官员的一举一动全在锦衣卫的监控下。而在民间，老百姓没有路引就不能出县，甚至所从事的各个职业也必须代代相传，你在明朝初年掏大粪，到了明朝末年你第N代孙理论上说也必须掏大粪，不考公务员（科举）就没有换工作的指望。这个体系，经由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进一步改良，变得更为变态而令人讶异——如果说朱元璋是把臣民都当成了植物，栽在地里不许动窝，那么靠靖难之役上位的朱棣，就是把皇亲国戚也当成猪来圈养。厚其禄而削其权，圈在地方王府里，除了生孩子，什么也不许你干。朱姓皇族们只有在王府里吃饭睡觉玩女人作威作福的作恶权，想干点利国利民的实事，基本门都没有。
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压、削弱除皇帝以外所有人的主动性，然后再通过帝国体系对臣民进行反复的、填鸭式的忠君爱国教育。明代这一点做的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明末，帝国舞台中央所剩下的都是一群没有自己主见、只能循规蹈矩、一切循规办事的“被动型人格者”，“主动型人格”的人则被排挤、被圈禁甚至被逼反，游荡在社会边缘。而这个被动型社会因为不断接受皇权的要求，应激性的不断做出“忠君爱国”的反馈，看似民气十分可用。当突然有一天，皇帝在煤山上上吊了，那个强行要求臣民们该怎么忠君、怎么爱国的“主人”不存在了，于是进入了一种“天下失主”的状态。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由于皇权有意选拔了太多“被动性官僚”在自己周边，拥有“主动型人格”的人在天下巨变中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中心，进入了也不会怎样完成权力的分割与妥协。这个民族进入了一种茫然无措、束手待毙的可耻状态。
更关键的是，由于南明朝廷对臣子的选拔方式是“被动式”的，这就导致这个体系不能够外向的获取资源，像郑成功那样认识到“海内”已经“事不可为”，必须把目光向外看，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岛作为根据地的外向型英雄，在大明的安宁实在一定是无法进入体制内的，甚至会被视为不稳定的威胁，被冠以海贼、倭寇的名义加以重点剿灭，能够在这个体系内生存全部都是一些目光向内看，一味迎合上意，同时对内部其他人进行倾轧的人物。用一个时髦的名词去形容，就是“内卷”。是的，你去看《南明史》中所有明廷这边的体系内人物，无论奸臣如马士英、阮大铖，还是忠臣如史可法、瞿式耜，他们在“忠奸”这面孔之前，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就是“卷王”。让这么一帮人去展开自由博弈，“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的结局，真的离奇么？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南明这段痛史的种子，是在明朝刚刚建立，甚至两千年前帝制刚刚出现时就已经种下了。而时至今日，“内卷”这个词汇用的依然很高频，甚至“窝里斗”依然被认为是我们的传统艺能，我相信通读《南明史》这本书，你能更深度的理解这种性格是怎么行程的，而这个性格所将形成的社会终点，又是个什么样子。
很久没写书评了，在旅程途中匆匆补上这么一篇，也向大家推荐一下《南明史》，一本你无论去北京还是南京，都值得带上的好书。这里也捎带介绍一下，很多人一说起顾诚，本能会想起那位诗人（甚至连我的输入法也是），但在史学界，更著名的顾诚作为明清史大家，以严谨的学风闻名，其代表作《南明史》曾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其姊妹篇《明末农民战争史》，同样享誉学林。除了这两本专著，顾诚还有诸多名篇，对学术界有深远影响，比如《李岩质疑》，我前不久收到了读客文化新出版的顾诚这些名篇的全系列，再现穷尽史料、穷根究底、严谨考证、反复质疑的史学精神。特此感谢他们的赠书，也把这个很经典的系列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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