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皮村，藏着中国最惨诗人

2004年，东莞虎门街头。

一名工人提着刚买的早餐，和工友走在马路上，被一群警察围住。

“暂住证有没有？”大家纷纷摇头，于是，这群“流民”都被抓去了派出所临建的房间里。

“跑还是不跑？这房间像我老家的猪圈”，开头的工人心想。他敏锐地发现看管他们的人都去吃饭了，“猪圈”的门忘了锁。

他咬咬牙，一溜烟冲了出来，一路找草丛和树林做掩体，躲在树影间半小时不敢出声。直到确定没有人追来，他才顺着人流从公园慢慢走回工厂。

这名工人叫胡小海，时隔近二十年，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场景。

那年，他即将十七岁，已有一年打工经验，那次经历让他感觉有些不对。

“我在路上跑着跑着，感觉自己就像鬼一样，要东躲西藏。”

非人非鬼的工厂生活，小海又过了十二年。

十二年里，他终日面对电子元件与材料，重复琐碎的手头工作，感到痛苦、破碎、迷茫。

长期以来，我国的流水线工人都面临着与小海同样的困境，他们为亿万件形形色色的商品付出了心血，但他们的劳动，既不被看见、也不被理解。

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曾写过“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螺丝”等绝句，后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生命终结了工厂对他的异化。

煤矿工人陈年喜，因写诗抒发农民工困顿情绪一炮而红，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纸“尘肺病”确诊通知。

胡小海农村出身、15岁就辍学进厂打工，他的命运轨迹与千万小镇青年的人生并无二致，甚至有些“普通”，但不同的是，他在中途，意识到了“这样的生活似乎是不对的”。

他没有继续那条“平庸”的路，他逃出了工厂和车间，走向了北京皮村，“一片更广阔的精神天地”。

偶尔，他也会想起在工厂时的梦魇经历，他写下了几百首诗，抒发十二年里对于车间的愤怒，抑或是，恐惧。

在他的故事里，我看到了很多人——那些在工厂流水线、在写字楼格子间里，被束缚和困住的人，也看到了一种顽强的抵抗。

以下是胡小海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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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小海，我的人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15岁那年，我辍学了。我家在河南农村，一共四姐弟，升高中那年，我爸说，“你和你哥，只有一个能上高中”，我知道家里供不起，就把机会让给了我哥。

尽管后来，他也和我一样走上了进厂打工的道路。书是读不下去了，这可能就是宿命。

2003年夏天，我正在地里锄花生，村里一户有电话的人来通知我，技校老师打来的，说非典过去了，让我去广东打工。家里七拼八凑地拿出一千多的费用，我就和才认识了一个月的同学一起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火车轰隆隆的声音，一度让我感到新鲜。但到了下半夜，我就觉得极度疲惫。我的大脑告诉我，“我想休息”，但无处可逃，学校买到的是站票，我只能在盲肠一般的车厢里找到一处狭小的连接区域，我试着眯会儿，但一闭上眼，就会被火车的噪音吵醒，那种感觉就像一秒钟被掰成了两半过，我的头也疼得快要炸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活着的疼痛”。

进工厂后，疼痛接踵而至。

首先是肉体上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收音机厂，上夜班。我负责用小刀刮塑料壳，但我不小心打了瞌睡，刀片就立马把我的手割开了一个口子。流水线的要求很严格，我没法随意离开座位，组长随手给我递了点卫生纸，我擦了擦，这才止住血。我埋头坚持到早上下班，发现我的手指头已经化脓、肿胀了，碰哪儿都感觉疼。

在工厂，大家都活得很“糙”，同事帮我挤了脓包、涂了点药，我才好起来。后来，我去郑州富士康打工，我们宿舍的人买的袜子都一样，十块钱七对，很容易弄混，无尘鞋也老穿错，我稀里糊涂地染上了脚气，又痒又疼。有人告诉我，要在白天走到黄河滩上，把脚放进滚烫的沙子里“杀菌”，我照做了，太疼了，真的，完全是刺痛。

我的手上有过一些疤痕，小刀割的、针扎的，当然，都是小伤，但每次扎下来时，我都瞬间不困了——这是工厂留下的印记。

但更可怕的还是精神上的疼痛。

我待过很多家工厂，少说也有三四十家，从南到北，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江南到河南。电子厂和服装厂居多。流水线的工作虽然不复杂，但很繁重，我们得连上十六七个小时班，手里重复做同一件事，缝纫机的针在我眼前弹上弹下，消耗人的精神。你想想，可不可怕？人不像人，像机器，没有任何感情。我们做的衣服是高仿，质量也不怎么样，我有时候会猜想，买到衣服的人到底能穿几次？可能很快，它的归宿就成了垃圾桶。

有很多次，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

其实十六七岁的时候，我还有精力工作，也有新鲜感，到了二十七八岁，活力就下滑了。我承受不了这种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实在熬不住时，我会找借口去厕所，定个七分钟的闹铃，躲去走廊的长椅上睡一会儿。几天后，我被线长抓住，当场就被开了。

在东莞的时候，工厂即便晚上没有工作，也不让人睡觉，就必须在工位上坐着。我现在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除了剥削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形容。

我以前想过，我们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工资，但人家就要这么把你压着，你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这种生活不太对劲，我当时自诩“有志青年”，但流水线的工作让我看不到未来。

零几年的时候，街头巷尾都流行《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但我不爱听，我喜欢听《蓝莲花》和《怒放的生命》。汪峰那一嗓子吼出来，“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我心想，太厉害了。这种摇滚有一股磁力，一直在吸引我，让我不得不听。

了解汪峰后，我才知道他也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于是我接触了鲍勃迪伦、艾伦金斯堡，很多“垮掉派”的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你知道吧？他写出了我每天面对机床和流水线的心声。

我最喜欢艾伦金斯堡写的《嚎叫》：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这首诗很长，但我实在太喜欢了，想打印出来。我溜去工厂外边的打印店，一共打了六张纸，就这样把它们放裤兜里，趁中午吃饭的间隙从裤兜里掏出来看看，每看一句，我就有“又把自己从深渊里捞起来了”的感觉。

有一次，同事看到了这首诗，说我在看“小黄文”，我觉得特别无奈，这么伟大的作品，你就把它当成黄书？他还把我的纸抢走了，闹着玩嘛。但我有时真的感觉很孤独，好像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属于哪里。

我慢慢开始做一些抵抗。我会在单子的背面自己作诗，模仿鲍勃迪伦的歌词写我的困惑。

其实我也必须这样做，我觉得如果我再不写点什么，就一定会发疯。2014年，写“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的许立志跳楼了，虽然我还没到跳楼的程度，但我也非常痛苦。

我在工厂追过一个女孩，她刚出学校不久，我老找她聊天，请她吃过两次饭，结果没过多久，她就被另一个条件更好的小伙子追上了。

我很沮丧，在车间坐我旁边的江西大姐老石总是安慰我，她是我们班组组长，人特别好，我知道我和老石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深入交流，不是同一种人，但她多少缓解过我的困惑。

我给她写过一首诗：“老石，我有未来吗，你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吗。”

我那时也有点叛逆，和主管吵过架，因为他老要求开无意义的早会，还不让我去看汪峰的演唱会。我心想，凭什么？我请假也要扣工资，你凭什么不让我去？我在办公室里穿着工装扭头就走，我就要去看，工厂又不是离了我就不转了。

同时，我也觉得可笑，工作这么久，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异化，我们不是人，是机器。但当你要请假时，你又变成“重要的人”了。

我还找他帮离职的初恋要过工资，那是2010年，发生在追女孩之前。

她会和我聊汪峰，还知道写诗的李煜，可惜后来她回四川老家了，分开那天，我追着火车跑，像拍电影一样，荒谬。结果回去没多久QQ就被拉黑了。

大部分时候，我找不到自己的存在。

同事们没有我痛苦，他们想得不多，每天正常下班、吃饭、交朋友，没什么大烦恼。我和他们关系也不错，但每个人心里的孤独都无法言说，没有人能和我交流这种“不对劲”的生活。

工厂里的大姐，包括老石都劝我老老实实干活、存钱结婚，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我也一直在干活啊，但是存不到钱，更结不了婚。

我见证了十来年相亲史的变迁，彩礼从八千八到二十八万，见面方式从骑自行车到开小汽车，我就是脱了鞋、光着脚，追也追不上。我对自己的现状很困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是这样，在周围人眼里，我成了那个“无法理解”的人。

我想逃跑。

我当时就这样想，一定要跑，但我能跑去哪儿呢，我不知道。

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乖乖坐在车间踩平车，做那些高仿的耐克和阿迪。

可能是上天安排，我有了一次逃跑的契机。当时我在苏州服装厂做工，那时候是4月份，春雨绵绵，我借住在七子山脚下的朋友住所，早上得赶车去工厂上班。我跑啊跑啊，到地方发现公交刚开走50米。我心想，完了，要迟到了，迟到就意味着被班长训、被扣工资，不管我多努力跑过来想要赶车，车还是走了，人家也不会听你的借口。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很多委屈、不甘都在心里爆发了。

我像发疯一样，扔掉那把破伞，朝着工厂的反方向开始狂奔。

我淋着雨一路跑到了郊区，马路两边有很多其他工厂，我又继续跑，终于看到了一片油菜花田。站在那儿的时候，我呆住了，我觉得油菜花好美，明明生命也是那么美、那么温柔、那么艳丽，但为什么我的内心那么纠结、那么痛苦、那么荒芜？我那一整天都旷工了，在花田里思考自己的出路。

我没有想出解法，第二天又回去上班了，被班长狠骂了一顿。

在进苏州的工厂前，我也尝试了转行。我在苏州的金鸡湖边卖过爆米花，但生意不好，又推着车和煤气罐走了几十里路，去苏州城的西南角卖，到那儿还真打开市场了，我用赚来的钱买了一本《海子的诗》，二手的，5块钱，这本书我走哪儿带到哪儿，一直到现在还留着。那段时间我挺开心，又自由，想不想出摊全凭我自己。

我还花300块报了个吉他学习班，十节课，我心里一直有做摇滚音乐的梦想嘛。我练得可认真了，但就在我练到和弦转换时，老师无缘无故消失了，没人上课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打击，有些事就得一鼓作气做完，你能理解吗？再后来，就到了夏天，没人吃爆米花了，我也就不干了。

快递小哥，我也当过。在上海外滩那块儿，我跟着圆通快递干过，师傅说，“坚持做啊，过几个月你就能拿五六千一月，再过几个月就能承包一个区了”，结果我没干一个月就嫌累，跑路了，现在想来真后悔。

紧接着，我又去做房产中介，也是没做几天，被老板开除了，他说“我觉得你不适合干这行”，我心想也是，一个整天想音乐、写诗、向往自由的人，在别人眼里确实是异类。

我没少干推销的活，当时做一个按摩仪的地推，整天要对着陌生人给她体验按摩，这事真的需要厚脸皮，老板也天天在办公室给我们打鸡血，喊口号，我觉得，简直是在骗人嘛。

我真的尝试了很多方向，我那会儿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跑到《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参加海选，我唱了《我爱你中国》，还没唱到副歌，导师就说，ok，ok，可以了。

我不甘心，又跟着送外卖的混进节目组总部，带着我自己写的词和里面的员工使劲沟通，我说，这节目应该多做原创。他们当然没怎么搭理我，让保安把我赶出来了。

我的尝试都失败了。

兜兜转转后，我又回到了苏州的服装厂，我的确没有办法了，工厂对我而言最熟悉、最安稳，或许也最痛苦。这些痛苦一直积累，才有了跑到油菜花田那一幕。

我坐在车间里踩着平车，又换到嘉兴的电子厂做九阳豆浆机的基板检测，整天插电阻，一天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我再次成为了机器人，但我是“醒”着的机器人，因为那会儿，我心里想的已经全是摇滚、诗歌了，当然，还有我的失败。

那些文艺作品它们唤醒了我对现状的反思、对自由的追求，但是，反思过后呢？追求之后呢？有时，我真的觉得“梦醒了还不如不醒”，如果一直不思考这些，或许我会更加“幸福”。

痛苦、愈加痛苦、痛苦得快要窒息，我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一定会在工厂疯掉。休息时，我会跑去钱塘江看潮水，看完后，我能平静一会儿，但始终解不了症结。

我把自己写的诗和困惑分别在微博私信给汪峰、张楚、郑钧这些做摇滚的音乐人，其实我根本没期待过回复，只是当作一种表达的出口。

结果，张楚大哥回我了，他回了一朵玫瑰花。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转机了。

我迎来了我的第二次出逃，这次，我成功了。

2017年后，我再也没回过工厂。

张楚大哥回我后，我和他来来回回聊了一年多的天，他看过我写的诗，把我推荐给了新工人乐队的主唱，多哥（许多）。新工人乐队是在皮村的工人之家做起来的，你可以理解为给农民工服务的公益机构，我听了乐队的歌，专唱工人的苦闷，我心想，太好了，这不就是我想做的事吗？我要去做音乐，我要去搞文学。

我买了一张从杭州出发的特价机票，连夜赶到北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觉得自己特落魄，但心里又止不住开心。刚落地，我就坐地铁跑去建国门“朝圣”，因为汪峰的《晚安北京》是在这儿写的。那段时间，我在798晃荡着找工作，在网吧包夜被偷手机，我隐隐觉得，一切可能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没钱的时候，我也很担心。

我感觉，工厂似乎一直伫立在我的身后，一不小心，我就得被工厂“吸”回去。

还好，后来，我被人介绍到皮村公益服装店当店员，一干就干了六年多，一直到现在。

这份工作有些琐碎，但很自由。每天早上九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服装都是捐过来的，最贵的羽绒服我们也就卖35一件，短袖8块。来买的人都是工友，很多人提着行李袋过来大采购，一挑一两个小时，一百多块钱，能买很多衣服。我有时候也会恍惚，看到这些衣服、裤子，我会想到自己在服装厂的生活，但随即又庆幸，还好现在不在厂里了，幸亏是不在了。

郁闷时，我就会去温榆河边转转。落日照着大河两岸的风物和形形色色的人群，无论是花盛开还是凋零，不管你是快乐或是悲伤，都会不可阻挡地被一个巨大的黑影吞噬掉。

冬天的时候，我会在温榆河面滑冰，大部分人都不会上去，我倒觉得没什么，可能人经历的痛苦多了，胆子也大了。我性格还是挺荒诞的，爱做这些别人不太能理解的事。

但偶尔，我也会想，要是真掉窟窿里了，也挺惨的，第二天上新闻头条，《某青年因滑冰掉落温榆河溺亡》，那就真讽刺了。

皮村还有一个文学小组，我把它当成我的精神支撑。

文学小组每周六晚上都上课，免费的，想听就能听，来上课的都是大学教授、知名作家，师力斌、袁凌、余秀华、陈年喜都来过。一开始，我只敢在教室外边晃荡，以为是大学生在这上课，进去后才知道，里面全是和我一样的人。

有家政工、顶棚匠、保安、群演，也有很多打零工的人。我们每周六都聚在这里，讨论自己的生活和困惑，在这里，没人嘲笑我，大家互相看一眼就明白，谁的生活都不容易。

我在皮村上班四天，范雨素就因为那篇《我是范雨素》火了。当时有很多媒体过来采访，我们都没见过这阵仗，范雨素直接躲起来了，不肯见人。

我读完后，心想，原来这也能写？这不就是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吗？

我写得也勤了，主要还是写诗，把诗当成歌词写，我一会儿给你唱一首，我写的《我从未将自己找到》。张慧瑜老师还帮我把我的诗变成了一本集子，名字叫《工厂的嚎叫》，我想向艾伦金斯堡的《嚎叫》致敬。

文学小组这些工友是我可以交流的朋友，我们谈论诗歌、文学、梦想，我会弹吉他给他们听，大家也很捧场。我开始找回一些生活的实感，至少能看见自己的存在了。

就像现在你在采访我，若干年后，很多场景我可能会忘记，但我会记得今天下午我们在谈论文学，这样就很好了，对吧？

我有时也会想，现在在工厂打工的那些年轻人是什么心情？会和我当时一样吗？

后来，我上了《朗读者》，和董卿、范雨素还有其他工友一起，灯光打在我脸上的时候，我确实感觉生活不一样了。以前在车间，没想过这茬事，每天都只有眼前无尽的繁忙。

当时，还有个导演来皮村拍纪录片《我们四重奏》，我是主角之一，影片还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拿了最受欢迎奖。只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公映。是可惜，但能有什么办法？

那时，我刚离开工厂，纪录片刚好拍到了我精神的恣意汪洋和身体的最初解放。那劲儿，很对。里边还有我回家相亲的经历。来北京之前，我去郑州“追爱”了，我和那女生聊了几个月，就辞了职决心去郑州工作，但到了后，她对我说，“我俩不合适”。我于是喝多了，躺在床上抱头痛哭，把这十几年的痛苦都发泄出来了。

我有时候就觉着，自己怎么这么悲剧呢？但哭完后，还得站起来，差不多得了，不然菜都凉了。

这些情绪，以前可能没人明白，但在北京，我觉得没那么孤独了。我也挺爱折腾，参加了2017年的《打工春晚》，崔永元大哥主持的，现在也组了个小乐队，虽然我水平不怎么样，但总归，有生活了。我感觉自己心里有一些非常坚硬的东西，慢慢融化掉了。

现在，我是《新工人文学》的执行主编之一，这是皮村文学小组自己编的期刊，我负责筛选诗歌。看到投稿后，我也能体会到有些作者的心情，和我当年或许是一样的。

长久以来，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是没有声音的，没人看见我们、没有听我们说话。范雨素让大家听见了，皮村文学小组让大家看见了，这很重要，陈年喜大哥不是写那本书吗？叫《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我们写、我们创作，就是为了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在场，不要遗忘”。

偶尔，我还是会做梦，梦见自己在做口袋、踩平车，在车间里出出进进，我觉得，这是噩梦。前两年，人民大学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篇《出车间记》，我很喜欢这个标题，有点像《出埃及记》，她描述，“车间存在于离小海后脑勺三厘米的地方”，其实挺精准的。但我花了这么多年从车间逃出来，走到北京，走到这里，我绝对不要再回去了。

媒体在皮村来来去去，曾经还有上海的记者专程过来采访过我。这些人就像一阵风似的，我刚开始还觉得挺有意思，聊聊天，刚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往事，后来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我知道很多报道会这么描述我，“初中文凭，他来北京当诗人”，“皮村鲍勃迪伦”，诸如此类，先不说我有没有那个水平，这些标签给我的感受还是一套成功的叙事——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力量跑出了束缚他的工厂，还过上了功成名就的生活。

但我心里明白，不是这样的，这不真实，真实的说法，就是根本没什么励志故事。

我没觉得文学和音乐改变了我的处境，只是说，我的精神终于找到了一块能落脚的地，在这里，至少我不会被当成异类，就算是，那又怎样？我就是胡小海，但再小的海，也是海。

其实，我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月薪三千，扣掉五险一金到手两千多，疫情的时候还发不出工资。我一共收过一万多块的稿费，但整体而言，也算不上什么钱。我也想多写，但水平有点跟不上，这几年，慢慢写得少了，心里那股劲消退了很多。

可以说，除了自由，我一无所有。

到北京后，我确实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但我会想，逃离车间之后，我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不太确定。

我以前在工厂时，拿的是最低工资。到北京后，还是最低工资。我身边有人学中医，一个月就能赚一万多，还有卖菜的，一个月能挣个万儿八千的。前段时间，我有个同学来北京出差，来皮村看我，看到城中村破旧凌乱的环境，他困惑问我，“这是北京吗？怎么看上去和老家差不多。”

我就想，人是真的不能和别人比，一比才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多不正常，平时我还能安慰安慰自己，凑合过日子。

我也想过，如果自己没有辍学，一路读下来了呢？其实也不一定会有变化，我还是会困惑、迷茫，只不过，会是一种别的迷茫。我觉得这是人类共通的命运，不管在哪儿，我心里都会有痛苦。在车间，我感到被束缚的痛苦，在皮村，我有不被看见的痛苦，在其他地方，我会有其他精神上的痛苦，正和你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一样。

我没读过什么书，可能也就这样了。有时我也羡慕那些早早放弃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的人，他们有家庭、看着稳定，不像我一样无所依托。

所以我会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扑腾了大半辈子，什么也没捞着，许多人和事，都是过场戏而已。我今年36岁，从“有志青年”成了“丧志中年”，但我却觉得我好像没有长大过。我的生命停滞在了车间里，我只能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时间的流速时快时慢，总之，我是老了。

你说，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是宿命吗？因为，人各有命？但我也很努力地抵抗过了，没有用，我也不怪自己。

偶尔，我会想，如果十五岁那年，在地里锄花生的那个下午，我没有接到技校的电话，也没有上那趟绿皮火车的话，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或许，我命该如此。

参考资料：

1、网易人间工作室，《皮村诗人小海：我是失败的未婚大龄青年》，胡留帅；

2、新工人文学，《出车间记》，张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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