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有点用，但不多

高考陆续开始出成绩了，这注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时候。但无论是欢喜还是愁，高考结果对年轻人未来的影响似乎逐渐在减弱。

因为考得不好的可以复读，而考得好的，即使进入了不错的高校，也得很快面对考研考博的压力。毕竟，2022年本科毕业生已超过一千万，人们不得不通过获得更好的学历和文凭来增加自己就业甚至择偶的竞争力。

所以，今年不仅高考人数创了新高（1193万），考研人数也上升了21%，达到了457万。

不过，考得人多了，录取名额也多了。国内外高校（包括不少世界顶级名校）近些年扩招的力度都相当大。这对于相信学历与个人及社会的进步是正相关的人来说，无疑是大好的消息，因为这似乎意味着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也就有更多机会找到好工作了。

可是扩招后的现状又很“诡异”：没有（好）文凭就找不到好工作，于是大家都去追求更好的文凭，但有（好）文凭的人迅速变多使得（好）文凭又不值钱了，于是有了（好）文凭也找不到好工作了——文凭在越来越被看重的同时也迅速贬值了。

但即便文凭贬值了，也不妨碍许多人对它的信仰。毕竟，大家相信社会应该按照个人能力和努力进行财富分配，而高考体制下的文凭体系是个人能力和努力的最好体现，所以看重文凭就是看重个人能力和努力，是最公平的促进阶层流动、维护社会公平的方法。

这样的逻辑听起来非常现代和正义，如果文凭能够体现才能、实践公平、促进平等、带来价值，那整个社会为了文凭卷生卷死又有什么不对呢？

但是，万一以上关于文凭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呢？

01.

高考还能定义人生吗？

很多人会安慰高考成绩不理想的考生说“高考不能定义你的人生”，鼓励他们高考失利后还是应该努力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精彩的人生。

确实，我们的人生不应该被任何一件事或因素所定义，但现实是，国内有庞大数量的学生付出巨大的努力，就是为了让高考重新定义一次自己的人生。

如《我的二本学生》中一位来自甘肃农村的女孩婉丽，自从上高中就“越来越多的感冒，感冒后，头总是疼得要命，刚打完吊针，就算感觉脑袋里面很多东西在流动，但为了学习，她还是会逼迫自己坐在课室…把身体弄垮了，神经衰弱了…无论干什么，都上不去，晚上睡觉，整个晚上都出虚汗…”。

即使她深知应试教育中学的都是“死知识”，对这样的教育深恶痛绝，但她也仍然透支着健康去学习，因为她知道作为北方农村的孩子，“不将高考当出路，又能怎么办呢？”

如婉丽般为高考付出百分之一万的努力的学生有太多，而且很多人付出了不止一次——按照教育部公布的高中毕业生总数计算，今年1193万的考生中应该有353万多的复读生，应验了网上“高三打基础，高四985”的玩笑。

人们对于高考寄予的希望，也许一方面是基于二三十年前，大学毕业生实实在在通过高考收获过就业和社会地位提升的历史事实，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通过考试让草根阶层实现跃升的科举传统的叙述。

所以，即使高考让人很痛苦，即使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现状非常严峻，人们也仍积极地为高考进行辩护，且思维与对科举的评价非常相似：虽然考试内容死板，但它仍然是一个可以与所有人公平竞争的平台，所以只要个人够努力，就可以通过它获得向上层流动的机会。

这个逻辑对科举和高考理应同样适用，那么科举的流动性有多强呢？有学者根据史料研究发现，在清朝早年的时候，约50%-60%的举人和进士的父亲或祖父也在科举中取得过类似的成绩，而在清晚期，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0%-70%。另一个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苏和浙江所有的省举人中，有15-20%的人来自六个姓氏。

所以，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虽然可以为个别底层考生提供机会，但它整体收益最大的是已经有相当多资源的贵族士绅阶层，贵族和商人往往会通过办家族/世系学校(lineage schools)，让后代也在科举中有所成就，以巩固和增加家庭的政治地位和财富。

古代科举毕竟录取名额极少，那经历了高校扩张改革的现代高考在阶层流动性上表现又怎样呢？

近期的一个研究数据表明，当父亲学历为初中学历时，70后子女有5.3%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而这个比例在高校扩招后的80后及90-95年出生的人当中为8.7%和13.3%，看起来涨幅是喜人的。但如果横向对比就会发现，父亲学历为本科的70后、80后以及90-95出生的人中，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55.3%，74.5%以及78%。

这样的变化趋势到底意味着更好的阶层流动还是固化，大家各有各的解读。但是，即便人们不再相信高考的竞争是公平的，不再认为高等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引擎，恐怕人们也不会停止对好文凭的追求。

因为，人们深信文凭有着重要的内在价值——体现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要实现社会进步，就必须依靠那些有出色能力和足够努力的人。但是，文凭真的有这么多内涵和价值吗？

02.

文凭价值的崩塌：

两片止痛药有效，所以五片更好

认同文凭的价值，是人们愿意为了文凭卷生卷死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个认同不仅来自于相信好文凭可以直接带来更高薪资和社会地位的现实价值，还来自于相信文凭可以代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包括知识、经验、技术），是筛选人才的有效指标。

可是，要文凭体现人力资本，体现个人在工作市场上的能力和价值，至少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颁发文凭的学校提供的教育确实在提高学生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能力。

比如，医院需要医生持有医学文凭才能录用，是假设人们在获得医学文凭的过程中确实提升了他们治疗疾病的能力和知识，这时候医学文凭就可以反映人力资本，可以作为筛选人才的合理方式。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学校和专业具备这样的功能吗？也许职业学校是具备的，但职校的文凭却处在鄙视链的底端，而人们趋之若鹜的更“高级”的教育，大多与人们在工作中真正所需的知识和技巧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如我个人较熟悉的心理咨询专业，文凭的“高级”程度取决于学校的名声和学历等级，但这些都与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如共情能力、倾听能力）没有必然关系。

更糟糕的是，学校也并不真正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为影响学校排名和资金的是科研文章发表数量而非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所以学校越来越紧逼老师（和学生）去投入科研而非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以上批评来自于我真实的观察和体验，但也来自于学界对学校教育与人力资本的脱节的系统研究和批判。可是，如果学校教育不能帮助人们提升职业技能，那么文凭到底凭什么作为人才筛选的手段呢？是因为文凭可以体现个人的考试能力、写论文能力、做PPT的能力吗？

众多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很早就指出，学校教育已经不再创造有助于生产的人力资本，而是通过颁发文凭制造非生产性的象征性资本（nonproductive symbolic capital），如此体系下的文凭可以是货币、是奢侈品、是社会地位的符号象征，但一定不是个人职业能力的凭证。

也许有人会觉得，个人能力与社会地位并不冲突，所以文凭成为象征性资本也没什么不好。但问题在于，当文凭成为一种地位象征的符号时，人们追求它就会如追求奢侈品或金钱一样，相信它越多越好、越高级越贵越好。

借用经济学者艾莉森·沃尔夫（Alison Wolf）的比喻：如果教育和文凭仍有实质的效用，如止痛片一样，那么人们就不应该会认为，两片止痛药有效，所以五片止痛药就是更好的。

但看看现实，招聘者已经越来越不在乎毕业生的专业和能力，而在乎文凭在由国家/城市排名、学校排名、学历高低几个坐标形成的鄙视链中的位置——也就等于认同五片止痛药就是比两片更好的荒谬逻辑。

如此逻辑并不仅仅是看起来愚蠢，也非常地具有伤害性，因为文凭的符号化让所有人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去得到一个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这不仅榨干社会底层家庭，也让有钱有资源的家庭付出巨额代价。用一名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J.M.Beach的话来说，现在不仅是剧场里每个人都站起来了，每个人还都把脚都掂起来了，后面的人依旧看不到，但所有人的脚都痛。

The Myths of Measurement and Meritocracy 书籍封面

03.

优绩主义的偏见和暴政

如果说一般家庭的孩子需要文凭获得好的工作从而赚更多的钱，那为什么有钱人的家庭仍然要花巨额代价让孩子获得好的文凭？

就像前几年震惊全球的美国顶级高校入学舞弊案里败露的，特权阶层的家长一边要付出这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把孩子送进名校，一边还要承担相当大的违法风险，同时还要想办法瞒着孩子，他们费这么大劲到底为什么？

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精英的傲慢》这本书里解释道，富豪和权贵需要向人们证明后代足够有能力，以此来合理地继承巩固自己丰厚的财富和地位，而文凭就是那个最好的凭证。

这看起来好像只是特权阶层的危险游戏而已，除了抢占了一些名校的入学名额外，和绝大多数人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桑德尔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种操作之所以存在，根本上体现的是现代人对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信仰——相信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决定个人的成就和财富，并且相信只有通过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成就和财富才是正当或道德的。

其实优绩主义这个词虽然是上世纪被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提出来的，但它一直深植在我们的文化中。

它一方面被用来激励年轻人，告诉他们只要足够努力和有才能，就可以得到好的回报，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心理上奖励那些已经获得成就的人，让他们相信他们的成就是出于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让他们对自己更有信心，追求更好的成就。优绩主义还常常用来给失败的人以希望，告诉他们“没关系，只要你下次再努力一些，再精进一些，就一定可以成功的”。

但优绩主义正能量的背后其实隐藏了非常残忍的潜台词：既然成功都归于个人的努力和才能，那么失败也是因为个人的才能不合格或不够努力。

这种说法或许这两天出现在很多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心中，让他们产生很多的悔恨和自责。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件事的成功或失败可以完全归结为个人的努力和才华，总有太多其它的背景因素影响着事情的结果和人生的状态。

比如前文提到的婉丽，她已经那么努力了，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她本可以上当地最好的大学，但为了远离充满矛盾的家庭，也为了能去发达的沿海城市开开眼界，最终以高分被广州的一所二本大学录取。

在她家人看来，这一结果几乎等于高中都“白读了”般失败，而资源的限制和名额分配的不均衡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还可以被消解为她没有更好地收集信息所导致的失败。

人们总可以从失败的人身上找到一些“问题”来打击他们，说明他们咎由自取，还不够格获得成功。这在人类学家项飙看来，俨然是优绩主义的暴政，因为它无法接受对失败（或成功）的质疑。

桑德尔说，在资源和财富分配的不公的社会里，用优绩主义来激励人们， “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我想，在目睹或经历了今年无数的社会荒诞事件后，我们应该更能明白这种把一切成败都归于个人的不公及荒谬之处。

希望我们可以早日脱离优绩主义的暴政，希望个人努力和才能不再被作为遮蔽社会不公的借口，希望年轻人们不再需要为象征性的社会符号卷生卷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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