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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关注到有两个颇受热议的现象，一个是淄博成为网红打卡地，原因是淄博烧烤非常火爆，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去淄博品尝烧烤，导致当地游客爆满。另一个是三月份出口出现超预期反弹，增速达到14.8%，这是让一季度GDP达到超预期4.5%的主要因素。有人认为，烧烤热背后是地方政府在推波助澜，出口反弹是因为对东盟的出口大增35%，说法各异。我觉得，当下让经济活起来是最重要的，不能期望出一妙招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今年一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4.5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10.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6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M2增速为12.7%，但三月份的CPI却只有0.7%，PPI为-2.5%，如此巨量的货币，却对应如此低的通胀率，似乎货币消失了。当然，我不认为已经进入通缩阶段了，毕竟需求还处在恢复阶段。从2023年一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看，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仍处在收缩区间，处在近十年的较低位置。但这显然难以通过货币的宽松就能实现。所谓的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仅一季度居民存款就增加近10万亿元，同时居民的资管产品持有余额下降。这有点类似凯恩斯提出的所谓“流动性陷阱”。但与凯恩斯古典或狭义的“流动性陷阱”定义不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认为，代表流动性的不仅仅只是狭义货币，也可以是广义货币；导致货币需求无限大的原因并不一定仅仅是人们的流动性偏好，也可能是其他的因素。他把“流动性陷阱”的本质归结为一个“信心”或预期问题。过去，在同样的低通胀下，M2的高增长至少还能对应资产价格（如房价）的上涨，如今，从资产价格到实物价格都在走弱。既然货币政策对通胀已经钝化，那么，货币政策对于经济领域的流动性改善作用也有限，宽货币未必能够带来宽信用。因此，除了保持货币流动性的充裕适度（估计接下来的三个季度信贷或社融的增速会下行），还需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简言之，就是让物流、人口流变得更加畅通，流量最好能超过疫情之前的2019年。即将到来的五一长假，预计出行的人数会超过2019年，这是因为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人存在被病毒感染的顾虑。而这次长假，绝大多数人都不再担忧疫情了。问题在于，这类的恢复性消费告一段落后，是否还会出现随之而来的“扩大消费”？最近，淄博烧烤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据美团数据显示，4月14日去淄博的火车票订单数量已经达到今年春运的两倍，当地政府新增21条烧烤公交专线，淄博五一住宿预订量比2019年上升了8倍。尽管大规模烧烤对环境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但民以食为天，如果经济一蹶不振，环境再好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淄博烧烤走俏的背后，反映了老百姓对出行自由和消费自由的向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对于城市的违章建筑、路边乱摆摊位的管控比较严格，从市容市貌、食品安全等角度看，这确有一定必要。但是，当就业压力增大、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时，孰轻孰重还是容易辨别的。据说淄博政府对于前来淄博的游客非常友好，这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草根经济的呵护，流量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随着疫情阴影的淡去，大家都很关心客流量，包括公路、铁路、航空等客运量和地铁的客流量等。这既反映经济的恢复程度，又是信心指数。例如，2019年3月份我国客运总量为14.3亿人次，而到了2022年的3月份已经降至4.2亿人次，说明受疫情影响，人口的流动性大幅下降，对应GDP的增速也从2019年的6%，降至2022年的3%。今年以来，出行人数逐月大幅增加，反映了经济复苏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对应着我国经济GDP的增速也将显著回升。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就提出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而要让双循环能够畅通循环，就需要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而要保持流动性的畅通，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例如，人口流动性的畅通，需要有就业机会、消费能力等作保障。例如，2022年，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且，外出农民工数量只增加0.1%，也就是17万人左右，增速明显下降。从今年3月份数据看，尽管调查失业率还是稳中有降，但16-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高达19.6%。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但年轻人失业率明显偏高，不利于扩大消费。此外，2022年城镇化率只提高0.5%，为65.2%，说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明显下降。为此，必须采取更宽松的政策，降低大城市入户门槛，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人口流动起来。今年3月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增长了12%，说明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已经有很大改善。一季度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有5.8%的增长，其中餐饮则接近14%的增长。不过，消费充其量还只是恢复性增长，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的目标仍有差距。此外，网上实物消费的增速超过8%，占比接近25%，由此带来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而实物店的从业人员数量相应减少。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全国外卖员、快递员、专车司机等人员数量为8400多万人，占全国城镇职工总数的20%。所以，“流动创造价值”并不夸张。从货物的国际流动性方面看，一季度进出口依然保持增长，其中出口增长8.4%（人民币计价），而且民企的出口增长更快。从出口货物的流动路径看，对欧美的出口总体出现负增长，但对东盟和东欧的出口大幅增加。在信息的流动性方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1.6%，说明信息流依然保持高增长；今年一季度GDP能实现4.5%的增长，主要靠服务业，增长了5.4%，这更能说明流动性的改善对GDP的拉动作用。当然，一季度的经济反弹在预期之中，说明我国经济在疫情好转之后恢复颇为顺利。但恢复之后能否维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畅通，能否让资金流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仍是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创新举措去优化。
三年以前，我曾就社会融资市场的“流动性分层”现象进行解析，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大是因为货币流向资产领域而非实体部门，以此来解释为何房价涨而通胀低的原因，所谓的“水往高处流”。而当今我们面临的，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偏紧，地方政府、房地产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压力大，另一方面，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资产荒”，即虽有钱但缺乏可以配置的资产，货币空转的现象十分明显。不仅通胀率低，而且房地产和金融资产都出现了总体估值水平下移的现象。上述是对社会融资的流动性分层现象的解释。事实上，流动性分层不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在就业、投资、消费、区域经济等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例如，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的份额，在35%左右，大约是我国人口占全球比重的两倍；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却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又如，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今年我国就业状况总体良好，但一季度年轻人调查失业率接近20%，与整体的5.3%的失业率水平相距甚远。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如果不采取相应的举措，则到了7月份以后，年轻人就业压力会更大。再如，我国的人口流向与投资流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关系，从区域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看，呈现越往西，人均投资规模越大的现象，即人口向东，投资向西。其结果是西部的地方债务压力加大，偿债能力减弱。流动性分层现象如果越严重，则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如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定位是“精准有力”，说明原本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需要借助结构性施策来达到预期效果。如何让人口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畅通地流动起来呢？关键还是要优化结构，同时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例如，现在中央已经对各地城市要上马的地铁项目进行严格控制，规定预期客流量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建造。毕竟我国总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到2050年预计总人口将减少两个亿以上，今后人口集中度的提高是大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很多地区的大量基础设施，如铁路、高速公路和城市轨交等都会被闲置。通常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想要富，先修路。但是，修路是有成本的，尤其修高铁和高速，成本非常高。如果修好的路没有几辆车在跑，还不如不修？如果把这些修路的费用用来促消费，增加居民的养老金收入，是否更好？例如，贵州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到2022年末，已经达到8331公里，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高速公路总里程只有7800公里。但贵州2022年的GDP总量不足日本的十五分之一。
当前，贵州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由此引发投资者对各地城投债信用问题的担忧。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流动性更重要，流动性涉及到社会信用体系的稳定，如果因为超前基建投资而带来资金流的阻断，可能会引发区域性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基建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而且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越来越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消费上的公共投入的乘数效应远远超过投资，如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大概是三倍，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效应可能只有1倍左右。从流动性的角度看，促消费的效应远远超过投资。
因此，还是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市场要有敬畏之心，地方政府尤其要学会“流动性管理”。人口流动从表面看会加剧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动的动力却来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市场底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逻辑。因此，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是缩小收入差距（落后地区人口减少，人均耕地面积扩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增加），这不是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吗？总之，要形成新发展格局，保持内外部的流动性畅通很重要，这就需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更多采取支持和引导好资金流、物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举措，顺势而为，多采取疏导而非堵截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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