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网暴受害者的不幸与幸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后这两年

▲ 2022年5月，身处北京疫情中，谷女士将采访约在路边。照片发布征得谷女士同意。 （南方周末记者 庞礴/图）

先是“寻亲男孩”刘学州在三亚海边服下大量抗抑郁药物，后是打赏外卖员200元的上海女子Joshua从楼上一跃而下。

自杀之前，他们都曾经在微博上经历漫长的“审讯”。刘学州剖白，自己不是想要房子，而是想要个家；Joshua解释，自己不知道外卖员此前的波折，对方也拒绝了她提出的补偿。但他们依旧无法抵挡互联网上汹涌的讨伐，倒在网络暴力的潮水之下。

每一次这样的新闻出现，谷女士都会被带回2020年的8月。当时，那份被转发了成千上万次的聊天记录传到她的手上，内容是已婚女性向快递员示好，还配上了一段9秒小视频，镜头中唯一的内容，就是谷女士在快递架边等待取件。

已婚、出轨这两件事通通和谷女士挨不上边，她只是出门取了个快递。但两个陌生人——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的小视频，郎某、何某假扮快递员和谷女士并捏造二人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彼时已经通过微信群和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了一个月。如果互联网有记忆，会记得那时“少妇出轨快递小哥”谣言的喧嚣和网民对谷女士宣泄的恶意。

“你抑郁？我也抑郁，谁不抑郁呢？”她拿出自己被确诊为“抑郁状态”的证明试图要个说法，却受到质疑。当痛苦不被理解，主张权益也成了无理取闹。“她现在一次又一次曝光，是因为想当网红吗？”在一次采访里，造谣者的朋友说。

越是这样无中生有的问题，就越让人难以回应。两年过去，这个问题终于没有回答的必要。在调解无果之后，谷女士收集证据，对两名造谣者郎某、何某提起刑事自诉，案件在2020年12月由自诉转为公诉，公安机关对两人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2021年4月30日，两人因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2022年2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自诉转公诉案”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

对谷女士来说，生活回到轨道上的表征之一，是终于可以穿上与季节相符的衣服了。2022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穿一条贴身的运动裤，防晒衫松弛地半敞着，画着淡妆。北京的街巷因为疫情而行人稀少，偶尔有人经过，目光从她身上扫过，也没有引起她的任何注意。

她的微博分享内容大多数是跑跳的肥猫、枯萎的植物、通勤时的风景、美食和日常。评论区里没有人再讨论两年以前的风波，几个老粉丝会像老友一样调侃她那只会尿床的猫。

新生活滚滚而来，旧事的记忆逐渐模糊。她记不起被造谣之后，自己什么时候在微博上隐藏了所有露脸的照片，生怕哪张图片泄露了隐私，引来更多谣言。现在，她并不介意在分享生活碎片时露脸——只不过拍照的角度还是要斟酌一番，以防出现“死亡角度”。

网暴漩涡平静之后，工作成为最后一个恢复正常的关卡。上一份工作在事发后丢了，找新工作时几次面试，对方总是在了解她的经历后表现出迟疑。其中一次，人力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事儿特别多？我就怕张罗事儿多的人。”

2022年春天，她打电话给北京一家VR创业公司的面试官，说明自己的身份，“您能接受我再去面试，接受不了就算了。”对方没怎么考虑就说，“没关系，只要违法的不是你就行。”

于是，她有了新东家，从杭州搬到北京，生活一下开进了快车道。先是早起、加班，然后在疫情中居家办公，顺便做小区志愿者，给上年纪的街坊们送快递、跑腿。

她依然吃得少，有时候一天只有一餐饭——这和抑郁没什么关系，只是不喜欢吃得太饱。而两年前遭遇网暴时，一天只有一块小面包，那是真正的抑郁。

她至今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的感受。她不知道它是什么，不是人时而经历的愤怒、悲伤或者屈辱，也不想嘶吼或者流泪；食欲、表达欲和困意一起消失了，凌晨两三点无法入眠，只能直直地坐着，咖啡一杯续一杯，一句话都说不出口；情绪迟钝，身体一天天变得更消瘦，“身体不受控了——像是本能反应，像是自我保护。”

以前相识的人从视频里认出她，发信息来：“我看见你跟别人上床的视频了，我劝你别出门，出门的时候换件衣服。”

她当然知道对方说得不对，她没有“跟别人上床”，也不应该为此承受代价。但她已经失去了对公共场合的信任：在那段时间，她尽可能避免出门；一旦出门，哪怕盛夏的杭州又闷又热，她不穿裙子和短裤，反而要套上春秋才穿的长袖外套；不洗脸，不梳头，戴个墨镜。

“为什么（造谣者）盯上我啊？因为我平时太注重外表了，太容易被人看到了。现在这么丑、这么邋遢，肯定没人注意到我。”她开始责备过去的自己。

即便如此，在路上、在地铁上，拿出手机的人都让她下意识地警惕。过去接受采访时，她提到在一间咖啡馆门口，一个男性路人突然用手机对准她，她马上上前阻拦——那人果然偷拍了自己。

律师郑晶晶记得，当时谷女士到律所咨询，把脸藏在墨镜和口罩之后。很多前来咨询的人都充满倾诉欲，话多又密，可谷女士的话很少，几句说清事情的概况，就开始沉默地倾听。媒体很关注，她也愿意接受采访，但有一天她突然紧张，告诉郑晶晶，一家媒体未经允许放出了没处理过的侧面照，她几次联系对方，希望能把照片删掉。

社交媒体上的聊天记录从来不删，来电铃声一响，随时准备录音。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得留下记录，作为日后的证据，“我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任何人，也不知道到底哪个环节会出问题。”

一个人在家，录音的备用手机不在旁边的时候，她就蹲在客厅监控镜头下——监控是给猫准备的，突然多了新功能。靠着这份警惕，她录下了当时所在公司劝退自己的电话，对方说得很委婉，“你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可以去找其他的工作机会。”后来，这成为自诉中证明损失的重要证据。

如今，这些自我防御的盾牌都卸掉了。她不再警惕于路人打量的目光、拍照的动作，手机换了一次，事发后搜集的聊天记录、证据已经找不到了。在社交媒体上，她不常谈起旧事，但也没有回避，还置顶了2022新年到来时的一条回访视频。“你们的对手变强大了。”她在镜头前对造谣者说。

转折点发生在2020年12月14日。那天，她和两个记者一起去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领取刑事自诉的立案通知。郑晶晶说，“她整个人看上去都放松了，因为她终于能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同一天，她坐在一家媒体拍摄的镜头前，摘下口罩，直面观众。

如今，谷女士并不介意在微博上发布照片，分享生活细节。 （网络截图/图）

谷女士知道，刑事自诉是最难走的路。于是她告诉郑晶晶，自己的目标是立案，而非胜诉。

在拜访郑晶晶之前，她就已经降低了期待。有律师提供过别的解决方案，比如向转发谣言的人和平台发送律师函，要求对方删帖，或者打民事官司，起诉对方名誉侵权，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发律师函无法遏止谣言的散播，真正的损失也不在于金钱——她受到的伤害远不止工作暂停、收入减少可以概括。

在她报案后，2020年8月13日，警方发布通报，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9日。派出所的警察转告她，“他们也知道错了，我们也批评教育过了。”但除了这句二手的“知道错了”，她没有收到两个造谣者正式的道歉。她几次路过郎某的便利店，隔着玻璃门，郎某就在店里，但一句话都没有和她说过。

造谣者的态度通过其他途径传了出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郎某的父亲说，这是“儿子和小兄弟闹着玩的”，警方拘留给生活造成影响，“也挺冤枉的”。而谷女士的赔偿要求，则被视为“狮子大开口”。

不只是郎某、何某以及他们的亲友这么认为。在微博上，谷女士时常收到私信：“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出轨了就出轨了，你还出来蹦，恶心不恶心”“感觉你好想出名，你在炒作你自己吗”……过度维权、不依不饶，这成了她的新标签，带来又一轮网暴。

这是她提起刑事自诉的原因。郑晶晶第一次见到她，就解释了这条路之难——没有充分的证据很难立案，而即便立案，胜诉几率依然很低。在此之前，杭州唯一一例诽谤刑事自诉的案子，是2017年由一名长期遭受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的女性提起的，被告人在次年被判拘役3个月。此外，法院支持的赔偿金额不高，比起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谷女士还是决定走这条路：“我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回头看，突然为自己气愤，恨自己当时没去尝试。”

尝试的第一步是收集证据。2020年8月，她接受了杭州本地媒体的采访，在节目中登出手机号，公开征集线索。后来，有百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冬亚”转发了她的微博，知情者开始在评论区留言或私信她，提供自己看到的群聊记录。

她将网友提供的证据整理好，发现那段伪造的聊天记录被发往两百多个微信群——但仅仅是网络截图，谷女士难以要求网友去做公证，截图就难以作为立案时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也被发在杭州本地论坛、虎扑、知乎和百度贴吧，据说都有不低的浏览量，但她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原始网页大多数已被删除。

不过，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篇保留了下来，文末浏览量显示为一万多——按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这属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中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诽谤罪。

她将这些证据打印下来，并刻成光盘，提交了刑事自诉，并在2020年12月14日立案。10天以后，她接到电话通知，去到派出所，警察告诉她，案件已经转为公诉了。

2020年12月22日，余杭区检察院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本院认为该案应以公诉案件立案处理……建议你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案予以立案侦查，并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孔凡宇是承办该案的余杭区检察院检察官。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四级检察院对案情进行分析和论证，认为案件达到公诉标准，也就是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这不是传统熟人社会中常见的造谣，而是犯罪嫌疑人（郎某、何某）与被害人（谷某）完全不相识，双方只是偶然地出现在了同一空间里，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对象的选取是随机的。”孔凡宇说，这会使公众对网络的信任感下降，也意味着社会秩序受到危害。

在该案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与公安部门一同取证。

首先要确认犯罪嫌疑人。通过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说法，并检查犯罪嫌疑人的手机之后，检察机关确认，网络上散播的造谣图片和视频，都是从两个犯罪嫌疑人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传出的，后期经过其他人的整理加工——尽管有三四个版本，但最初来源是一致的。办案人员发现，造谣时间持续了9天，直到2020年7月16日，两人还在发布谣言。

接下来，办案人员开始确认谣言的散播范围。孔凡宇说，谷女士条理清晰、表达流畅，思维也严谨——她提交的证据非常规整，所有视频和截图都做了编号。

于是，以谷女士提交的证据材料为基础向外拓展，谣言的传播范围逐渐清晰起来。从寥寥数人的家庭群到小区业主群、母婴群、考试群等，其中不乏数百个成员的大群；证人分布广泛，从江浙沿海到东北、广东、重庆、四川等地，办案人员向每个微信群的部分成员制作了笔录，并提取了他们的电子数据。

孔凡宇说，很多提供证据和前来作证的人提及，自己曾对这段聊天记录信以为真，只有与谷女士同在业主群的部分居民因为认识当事人而心中存疑。

这些证人也都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公共空间活动的人，是否时刻会面临被一段小视频加一段聊天记录或小作文造谣的可能？

郎某、何某最初的想法不过是玩笑——微信群里有不少年轻人，不停地诽谤同一个人更多是为了在同龄人面前博眼球。他们对自己的犯罪后果估计不足，“在提审的过程中，他们多次表达了对被害人的歉意，也愿意主动赔偿。”孔凡宇回忆。

取证过程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形成了案卷17卷，光盘多张。公安机关在2021年1月19日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在审查后，次日立案受理；2021年2月26日，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正式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４月30日，余杭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郎某、何某诽谤一案。

孔凡宇说，在开庭时，郎某和何某表现出了诚恳的认罪态度，这成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法院当庭宣判，以诽谤罪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郎某和何某未提出上诉。

2022年3月，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在与南方周末记者谈论该案时表示，虽然司法机关在惩治网暴时不会以“网络暴力”的概念来定性，而是会根据每个案子的特点，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对应行为的定性，如侮辱就是侮辱罪，诽谤就是诽谤罪。但是，“客观来说，网络暴力的危害性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会造成受害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直接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对于这些方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认真研究司法对策。”（详见南方周末此前报道《网暴造成社会性死亡，应关注其危害：对话全国人大代表贾宇》）

同年，该案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并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希望这个案子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孔凡宇说。

谷女士说，回想起自己的案子，幸运甚至比努力还重要。最开始，她想要联系媒体记者，还未行动，同小区就有业主帮她找到了杭州本地媒体《阿六头说新闻》；她向不少微博上的博主发私信，没收到回复，但冬亚转发她的微博，舆论带来更多关注，最终改变了案件走向。

她只知道冬亚以前的名字叫“吐槽鬼”，印象里是个有趣的博主。但她不知道的是，2019年，“吐槽鬼”曾因为发布他人个人信息和辱骂言论被起诉侵权，法院判其删除信息、赔偿损失，并在微博置顶道歉信息。

对她来说，作为在微博上第一个帮助她的人，“吐槽鬼”始终值得感谢。这一次胜利给了她力量感，反正“如果有人再来伤害我，一样的路我可以再走一次，我不会放任别人侮辱我”。

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找到她，故事总是雷同——被偷拍和造谣出轨、卖淫、私生活不检点。她会给出建议：保留证据，公证，报警或者咨询律师；但更多案子在报警之后就不了了之。

谷女士提起自己收到的一条求助：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在分手之后遭到前男友的报复，对方把她的照片配上不堪的文字，发到推特、小红书和微博上。姓名是真的，事件完全是胡编乱造。

女教师说，自己起诉了微博和小红书，案件到了调解阶段；但对方依然不停换平台发布谣言，即便她一路追着删，境外的推特依然是死角。

有人将诉诸公众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微博升堂”。回想起她的维权经历，谷女士说，“微博升堂”时常是出于无奈，但对当事人的要求也极高：“要理性，不能只是在视频里歇斯底里地哭；要有完整的证据链，不然说服不了博主，博主也没法帮。”只有这样，才或许能有一丝机会，从众多求助信息里被挑选出来，被展示，然后获得舆论支持的可能。

在郑晶晶看来，谷女士的胜利还有个特殊原因：“她和两个嫌疑人素不相识，作为受害人，没有一点问题。”但在郑晶晶接触的更多案例里，造谣者和受害人相识，谣言里掺杂着一点真实情节。这一点“瑕疵”，会让谣言的澄清变得无比艰难。

就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前几天，微博上又出现了类似的事情。成都的孙某在某个车友群里声称，一个女孩抽烟烫坏了自己的车顶，后来主动赔钱、陪睡，并出了房费。然而隔天，被指责的女性就在微博投稿，说她烫坏对方车顶之后赔了钱，并未发生其他关系。在两人对质的聊天记录里，孙某没道歉，只是不停感慨：“网络太吓人了。”“发酵得很恐怖。”“现在怎么办？”

“又是这样的事，又是不了了之。”谷女士说。

不是每一个网暴受害者都像谷女士这样幸运：“如果说最后的公诉是中大奖的话，我就是那个买彩票的人——所以我也会鼓励其他维权的人，去报警，去起诉，起码去买一张彩票吧。”向谷女士求助的那位女教师，出于工作性质，绝不会“微博升堂”。她与谷女士交换了微信，两人的对话仍停留在2020年，谷女士也不知道，她会经历什么，未来会走向何方。

（南方周末记者汪徐秋林亦有贡献）

（这是“回声”系列第五篇报道：寻访信息碎片遮蔽的人物故事，重回真相尚未分明的事件现场。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穿透浮光掠影，聆听新闻回声。欢迎提供线索：[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