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肇星，曾任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部长等职务，亲历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对外交往的历史进程，有着丰富外交工作经验，著有诗集《青春中国》、散文集《远行的诗情》等作品。
外交官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懂外语、会开车、善交际……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最重要的是，外交官得报国为民。外交官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利益，不爱国爱民行吗？外交官走到哪里，都得严于律己，要遵守本国的法规，还要遵守当地的法规；外交官要与外国人打交道，还得过语言关。
马克思说，“革命者首先应该是爱国者”。热爱祖国是一种大爱，是对外交官的基本要求，是外交官的天职。
陈毅外长曾风趣地说，对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以及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是最起码的要求；就像是飞行员，如果不忠诚，飞到敌方去，就坏了；如果没有专业本领，飞着飞着掉下来，也坏了。1993年，我去联合国工作前，江泽民主席在我笔记本上手书林则徐的两行诗赠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006年，我随胡锦涛主席访美。他在耶鲁大学演讲，引用了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一句话：“我唯一的憾事，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在北大西语系读书时，季羡林老师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一个是自己的祖国。”
◎2013年9月访问美国。从左至右：董建华、哈德利、斯考克罗夫特、作者、崔天凯。图源：《说不尽的外交》
我在美国工作有个很深的体会：在美国，如果你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你很难交到朋友。有个美国人说，同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爱的人交友，怎么能靠谱呢？我有同感。在涉及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一向为祖国寸土不让、滴水必争。一些美国人是因我“强硬”而与我成了朋友的。
我到过180多个国家，品尝过名目繁多的饮料，但仍觉得家乡的白开水最好喝。我经历过上百次艰苦的异域谈判，有时从白天谈到深夜，常会忍不住面朝祖国的方向遥望“中国的月亮”。遇到困难的时候，总盼近在心中、远在天涯的祖国给我智慧和力量。无论到哪里，我总是对年轻人说，我们只有一个祖国，就像我们只有一个母亲。驻利比里亚大使林松添有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记者问：“利比里亚局势危险，美国大使、联合国代表等人都有贴身保镖、防弹车，中国大使是否也有保镖？”林大使指着使馆上空的五星红旗说：“这就是我的保镖！”回答得多好！有一年，干部司司长吴恳让我给新考入外交部的青年人讲几句话。看着那么多纯真阳光的面孔，我又羡慕又兴奋，突然想起我和小梅是同时进入外交部后三年结婚的，便临时插了一段话：“到了外交部，最要紧的是把忠于祖国和人民放在首位，恋爱结婚也要找爱国敬民的，那样才能把爱情进行到底。大道理吴恳司长肯定讲过了，小道理很简单——一个连祖国都不真爱的家伙能真爱你吗？”年轻人灿烂地笑了起来。如果说外交官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公民的地方，那就是更要刻骨铭心地忠于祖国，并把对祖国的忠诚化作报国为民的有效劳动。2004年，我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举了不少例子，向全国人民介绍中国外交官如何为祖国奉献。我说，外交部的李建国同志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工作，48岁牺牲在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岗位上；符华强同志在中东战乱地区被子弹打中，子弹在他身上留了20多年；邵关福同志在东帝汶独立后负责建馆工作，他和建馆小组近一年的时间在用集装箱改成的简陋房子里办公；施伟强同志“走后门”要求去高寒缺氧的地方锤炼……
◎高克祥大使2003年2月10日深夜，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市断电，全城漆黑一片。在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后，高克祥大使和两位同事在回大使官邸途中，被4名歹徒劫持。为逼要钱财，歹徒们对高大使等拳打脚踢，并用铁棍、枪托猛击大使背部、腿部，大使的肋骨被打断三根。歹徒在官邸上下乱翻财物，折腾了两个小时。由于所获不多，他们又逼迫高大使等人返回使馆。大使利用歹徒不懂中文，找机会让同事设法报警，并命令在场的外交官，如果歹徒动文件，就跟他们拼命。歹徒抢完使馆财物想离开时，当地警察已接到我使馆人员报案，赶来与歹徒展开激烈枪战，一名歹徒被当场击毙。高大使等同志劫后余生，但留下终身伤痛。有一次，国内一个代表团访美，我陪团领导批改简报到深夜。这位领导想到外面透透气，我带他到使馆后院溜达。午夜12点后，他见使馆大部分办公室灯还亮着，好奇地问：“你们下班不关灯？”我解释说，是同志们在加班。他带着怀疑的口气问：“你们有这么忙？”我说，“华盛顿与北京有12个小时时差，现在国内正上班，有事情好沟通；驻美使馆工作量较大，白天确实干不完，所以准点下班偶然，加班正常。”他听后感叹：“你们真不容易！”我感谢他的理解和同情。我牢记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那句话：“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就是说，外交官要像解放军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多年来，外交部一直强调纪律，涉及政治、组织、外事、保密、财务纪律的《五大纪律手册》，是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学习的。我的外事纪律“第一课”是第一次出国时上的。1965年9月，我随文化部代表团访问英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去驻英代办处拜会商务参赞。这位参赞正巧有急事需要出去一会儿，让我们在他办公室等候。等的时间很长，我走到办公桌前，见桌上的台历很漂亮，国内没见过，伸过头去瞅了一瞅。坐在一边的代表团团长姜信之严肃地说：“小李，过来，领导的办公桌不能随便看。”我说：“我没看什么，只是看看日期。”他说：“领导的台历上往往会记着日程，其中内容可能有你不该知道的秘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过别人的日历，再没看过不该看的东西。我逐渐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该知道的一定记住，不该知道的不打听，掌握的秘密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说。在外交部的43年间，我从来不把内部文件带回家。当了大使、副部长、部长，也明白自己“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在保密问题上，2005年7月21日是我最难熬的一天。那天上午，中央领导把我叫去单独谈话，说我们将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晚上7点《新闻联播》会正式公布消息，外交部要把这个决定提前通报美方，但必须把握好时机。听完领导交代，我回到部里让美大司司长何亚非准备口径，并适时把美国驻华大使叫到外交部向他通报。这些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难题之一，现在我们要进行改革了，提前告诉美国朋友，等于送一个“人情”。友好国家间就重大问题提前通报也是外交惯例。我手头没有美元，也不懂如何兑换，让我违法我也不会。但知道秘密，就有责任，那大半天我心理负担沉重，生怕一不小心说出去。我中饭、晚餐也吃得不香。直到临近晚上7点向美方通报完、《新闻联播》把有关新闻报完，我才又一身轻松。外交官先要学母语，语言中母语第一。母语水平不高，学外语也很难学得到位。外交官当然最好懂外语，光懂还不够，还要讲得、写得准确严谨，必要时还最好能用外语思维，有效有力地进行交流，甚至辩论。我在肯尼亚的时候，经贸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访。代表团的翻译不够用，使馆推荐我去。一见面，这位副部长考了我三个英文单词：云母、剑麻、除虫菊。碰巧这几个词我会，算是过了关，就一直陪着他考察，完成了任务。英语“table”是一个很简单的词，不少中国小学生都认识。但我在这个词上出过错。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议案用语table的意思是“提出”。这好理解，把议案放到桌子上（作为名词，table的意思是“桌子”），就提出来审议。在华盛顿，美国国会议案用语table的意思则是“搁置”。再一想，议案放到桌子上，倒也可以理解为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也就是搁置。看来，学语言光死记硬背不行，还得联系实际学，联系实际用，知识面越广越好。
◎2012年，和老朋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相见。图源：《说不尽的外交》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任韩国外长，和我有很多交往。2006年，他为竞选秘书长，来北京寻求中国支持。我在联合国工作过，他希望我给他出点儿主意。我想了想说：“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你英文很好，但法国人自尊心强，喜欢听人讲法文。为争取法国那一票，你最好学点儿法文。”潘基文表示：“我学过法文，愿意接受你的意见，再努力增加法文的词汇量。”他后来果然在学习法语。在说好以英文为交流语言的记者招待会上，有的淘气记者用法文提问，他大体上都能应对。他也尊重中国的语言文字，很愿意学，但听说能力可能还比不上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2013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邀访华时，朴槿惠总统讲话所用的一些语言恐怕只有中文系毕业的人才能全懂。外交官有种职业病，就是大多喜欢咬文嚼字。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缅甸问题。美国对缅甸政府有偏见，称缅甸为“Burma”。我觉得不合适，便提出异议，坚持用“Myanmar”。美国人说，这两个词意思一样。我反驳说：“不一样，我的母语是中文，英文水平不高，但我的英语老师是地道的英国教授，他曾告诉我，没有意思完全一样的两个英文单词，就像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一样。缅甸人民叫自己国家Myanmar，我们就应尊重缅方的选择。”美国人没有被说服，我又说：“在国际场合叫一个国家的国名至少要与联合国保持一致，联合国大会为会员国缅甸摆的国名标牌就是Myanmar。”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当时在场，他说，“李先生曾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说得对。”美国人这才让了步。语言是工具。说任何语言都得特别注意内容上的正确、公正，尤其在外交工作中。有一次在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活动中，一位女中学生对我说，她特别想当首位中国女外交部长，问我有何经验可供她借鉴。我说：“我做梦也从没想过当外长，只想不断学习，不断顺乎自然地为人民边干边学，这就是我40多年的经验。”那女孩开心地笑了。我希望她20年、30年后梦想成真。我说的不是外交辞令。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在历史面前，人都很弱小，只好像当年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口号那样，“时刻准备着”去践行自己的信仰。
◎作者（后排左二）等同朝鲜留学生举行篮球比赛后合影人没法跟历史较劲，我的几次留学“未遂”就是这样。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准备安排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突击学俄文一年，然后去苏联留学。我们那一代人多么向往苏联！可我的高兴劲儿还没过，留苏的事因中苏关系出了问题就黄了。我上北大一年级时，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通知我，让我准备次年留学英国。可第二年——1960年，国家经济极为困难，出国留学的事自然告吹。1965年，我被组织上安排去学法文，准备次年出国深造。结果次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留学一事又泡了汤。我反复拿自己这些例子来说明，作为一个公民，祖国和民族的历史就是你的大命运。个人的机遇同国家和时代的步伐紧密相连，个人的成绩同你所在团队的素质紧密相连。我很久以前在为少年读者写的《彩色的土地——肯尼亚游记》中说：“我有一个美丽的信念：我今天的读者将来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走得更远，见得更广，对祖国和人类的贡献更大！在我们这些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中，至今尚未出现登上月球的人。但毫无疑问，在今天和明天的‘红领巾’中间，必将产生更有作为的人，包括‘星际游记’的写作者。”社会在进步、一代更比一代强，是历史规律。祖国唯一、人民万岁，是朴素真理。报国为民是内政外交、各行各业中华儿女的共同壮志。只要我们携手努力，中华民族振兴、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