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特殊的人，想办成国家需要的企业

2014年10月，刚刚被任命为AMD首席执行官的苏姿丰，正紧张地坐在前往北京的飞机上。这趟中国之行，关系到整个公司的生死存亡。从2006年算起，AMD的运营策略接连失误，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甚至连华尔街都给它宣判了死刑：“没有任何投资价值”。

没有让苏姿丰失望，这趟“中国行”，让AMD得到了充分的回血。组建合资公司、提供X86技术许可、共同生产芯片，公司不但拿到了巨额的授权费，还能根据合资公司的芯片销售情况，拿到另一笔技术特许使用费。为了套现，不久之后，AMD又将两座芯片厂85%的股权，出售给中国实体。

就在“引进”、“授权”、“合资”、“收购”成为业内热搜词时，2019年7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让苏姿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文章标题是“AMD是如何将芯片王国的钥匙交给中国的”，内容指责该公司不顾本国国家安全，让中国企业获得先进的X86技术，而且为了逃避监管，还故意设计了复杂的交易方案。

结果这一年，不再需要外援的AMD，正式宣布，不再授权新一代Zen架构给中国公司。而在旧金山湾区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AMD的芯片已经被用来为美国的核威慑提供动力。

一段时间内，国内CPU技术徘徊在“引进消化”与“自主创新”之间。像备受热议的ARM架构，引自国外IP授权，在自主性、经济性与安全性方面，存有较大争议。ARM架构由英国ARM公司掌控，其他ARM CPU企业要不断花重金购买最新版本的授权，才能获得升级的机会。可在近期的俄乌冲突中，英国政府下令断供俄罗斯芯片厂的ARM授权与技术服务。自主、经济、安全的风险显然也成为了悬在中国相关企业头顶的利剑。而抛开“引进路线”，在国产CPU自主创新领域，国内有一家企业至今被外界看作“特殊”的存在，行事风格与其他公司迥异，常蒙着一层神秘面纱。

龙芯中科，相信关注国产CPU的人士，必然听说过这个名字。这家从科研院所孵化出来的企业，一直环绕着“理想”与“专业”的标签。而近期，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一篇三万多字的报告，更是在业界引起不小轰动。

报告以“精神硬才能技术硬”为标题，提到了很多特殊的字眼，比如说“人民”、“国家”、“价值观”、“辩证法”。印象中，高校思政课才会出现类似的词语，今天却出自一位商界人士的阐述。而这家企业更加特殊，花费二十多年磨砺国产CPU，如今奔向科创板。但如果是想挣钱，它却迟迟不做国外授权IP的产品。

带着这些疑惑，笔者采访到了胡伟武，回头再细思这些文字和行为，对这份“特殊”也有了新的理解。

一个人的“特殊”

CPU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卡脖子”问题至今仍让业界感到呼吸困难。而作为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对“国产CPU”一直抱着坚定与执着。他曾经说：“中国不缺院士，缺的是像英特尔这样的企业。国家需要这样的企业，我们就干这个”。

从高校、研究机构走出来的企业家很多，他们或是西装笔挺地坐在台上，与主持人侃侃而谈商业模式，又或是将传统文化与公司运营结合，诉说着武侠传奇。而已经迈过知天命之年的胡伟武，举手投足间不紧不慢，带着典型的学者气息。他那一身灰色中山装、胸带红色像章的形象，更是引发众多的猜想与解读。

与胡伟武交流，最大的感受是“专业加理想”。虽然每次对外讲述的内容都避免不了重复，但他还是会不厌其烦地解释“技术需要既自主又兼容”等等之类观点。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生涩、专业词汇，他会用最通俗的语言，与你清晰明快地讲解。他常说：自主指令集就像是语言，中国人不可能用英语书写灿烂的中华文化。

十年前，圈内有人将胡伟武看成“笑话”，说他是堂吉诃德，“弄个（龙芯）长矛斗两个风车，一个叫英特尔，一个叫ARM”。自主CPU的背后，往往承载了一个生态。英特尔的X86与微软的Windows结合，形成了经典的Wintel电脑软件生态，而ARM与安卓操作系统也造就了手机领域的AA体系。在胡伟武看来：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强国，建设第三套信息技术生态体系必不可少。

生态主导权的背后，不但是软硬件实力的较量，也是国家意志的竞争。八十年代，当电脑发展还在莽荒时代、CPU市场大局未定时刻，日本也曾有机会翻身。东京大学教授坂村健提出“计算无所不在”的构想，其核心思路是，打造日本自己的CPU和操作系统，以开放的策略建立生态。那个时候，所谓Wintel体系、AA体系都是后话。

1984年，日本推出了自己的TRON VLSI CPU架构，打算再次书写像DRAM领域一样的传奇。而且，英特尔、摩托罗拉等企业为了降低CPU制造成本，也分别将处理器外包给日立、三菱、NEC。英特尔更激进，直接将8086处理器的技术许可，授权给NEC等日本企业。而这些日本企业也是盘算着吃透美国处理器，为自家的CPU架构服务。结果，没想到美国挥舞起制裁大棒。

时任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鲁夫说：“英特尔是美国电子业迎战日本电子业的最后希望所在”，他凭借着1984年在美国通过的《半导体保护法》，将日本企业告上法庭，指责它们私下改动英特尔的CPU技术，偷偷摸摸做成产品，在日本销售。结果，日本企业败诉，CPU授权被收回，“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路子被堵死。美国企业之所以能如此强势，背后是美国国家实力的支撑，对日本实施制裁，而后者也被迫接受苦果、丧失生态主导权。

在美日芯片技术交锋时代，年轻的胡伟武还在求学苦读中。上世纪80年代，很多华侨回国探亲，他们带回了随身听、高级手表，还是中学生的胡伟武投去了羡慕的眼光，可父亲对他说：“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但需要你们加倍努力，为国家，也为自己”。中学毕业时，胡伟武就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树立填补祖国空白、为祖国争光的斗志。思想“钢印”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被印刻。

他曾亲身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精神。曾经在龙芯中科工作的年近80岁的计算机专家黄令仪教授，一天到晚拖着鼠标盯着屏幕。当被人劝说时，老前辈的回答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时至今日，胡伟武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如数家珍。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被吹起来”，这样的经验总结曾风靡业内。2010年后，国内一批互联网科技企业抓住了这样的风口，赚得盆满钵满。而类似的风口，也吹向了国内CPU行业。手握国外授权的IP，借助已有的软件生态体系，一批国内企业纷纷设立，并迅速搅动市场。

大环境之下，科班出身的胡伟武却显得另类，与众人追求的时代潮流逆向，坚持另起炉灶、另建指令集、另构软件生态。在他的观点中，“为人民做龙芯”才是重中之重。国家和人民所需要恰恰就是不被卡脖子的自主CPU。

成功的事业往往在起步时刻，最为艰难。1998年4月，在香山会议上，年近古稀的中国计算机专家金怡濂院士，曾语重心长地指出：“CPU一定得做做看，哪怕做个586也得试试”。586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英特尔处理器，主频只有几十兆，而当时市场的主流产品已经迭代了好几轮。

不足十几平的实验室、十几个人的团队，这是胡伟武在2000年初的创业基础。为了进展顺利，他们还给龙芯起了一个好“养活”的名字“狗剩”。而这样土味的叫法背后，也深刻着埋头苦干的信念。

不到两年时间，龙芯1号就被团队攻关成功。紧接着，一年之后，龙芯2号也被成功拿下。在龙芯2号通过测试后，胡伟武给每人倒了半纸杯珍藏了很久的一位硅谷朋友送的XO，还一起打车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

龙芯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要不要研制通用CPU？中国能不能研制通用CPU？龙芯能不能卖得出去？胡伟武说：“从2001到2006年，我们用了6年的时间回答了前两个问题”。如今能不能卖出去，也早已经有了答案。

在CPU产品性能还未先进时，胡伟武选择开拓小而散的工控市场，这就像在盐碱地上耕种一样，至少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小系统服务起来很辛苦，但起到了练兵作用。如今，龙芯系列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党政机关、能源、电力、石油、交通等行业。

2015年，龙芯实现盈亏平衡后，又相继推出3A2000、3A3000、3A4000。2020年10月，龙芯研制的3A5000通用处理器性能是3A1000的10倍以上，超过了引进ARM技术的其他国产CPU。而今年6月发布的16核心服务器芯片3C5000，性能媲美Arm 64核服务器芯片。

在技术向上的过程中，公司的营收数据也在向上攀爬，从2015年营收平衡，到利润过千万，再到后来的利润过亿。胡伟武曾说：“赚钱不是因而是果，越是坚持为人民做芯片，利润越会滚滚而来”。二十多年的技术坚守，证明了他当初的抉择。

一群人的“特殊”

当前，国内芯片大潮汹涌澎湃，一笔又一笔热钱涌入其中。与CPU相关的华丽职业履历，成为迈向高薪的阶梯。在公开的招聘信息中，资深IC验证工程师的3到6万的月薪，已是常态，对于工作经验3到5年的CPU/SoC性能建模工程师，甚至有企业给到百万年薪。

龙芯中科位于北京海淀，这里既聚集着中国的软件龙头公司，也坐落着硬件领军企业。胡伟武在采访中，开玩笑地说：“一个‘白丁’来龙芯工作三四年后，就可能成为技术高手，然后再去龙芯之外的企业，拿高薪不是难题”。可龙芯中科的核心骨干们，却没有被近在咫尺的利益诱惑，甘愿埋头于技术研发。

2010年，龙芯团队开始市场化转型，一群体制内的年轻人，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学术岗位。像现任龙芯中科副总裁张戈，2001年就已经获得中科大少年班的计算机学士学位，2006年又获得中科院计算所的博士学位，25岁已经是副高职称。可当龙芯转向市场、告别国家扶持时，他选择破釜沉舟地做芯片，放弃象牙塔中的“温室”。

胡伟武的学生中，很多人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另一位现任的龙芯中科副总裁高翔，在硕士阶段就跟着胡伟武做CPU研究，还获得过中国计算机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包括杨旭、李晓钰这几位龙芯中科现任高管，都曾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在读博士。在外人看来，这些人学术前途一片光明，可在关键时刻他们选择退学，加入新成立的公司。在演讲中，胡伟武曾开玩笑说：一般人办企业从零开始，像他们这群研究人员办企业，是从“负数”开始。

从“学院派”到市场化，他们想的是在学术体制之外，再次拓展国产CPU生存空间。他们中，有人曾以办公区的上下铺为家，有人为了赶项目奋战六天六夜。为了争分夺秒的抓住研发时间，他们甚至连“女儿希望爸爸在家陪我”的愿望，都无法轻易拍着胸脯答应。

专业领域从不缺高手，缺的是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受得了委屈的人。《龙芯的足迹》一书中写道：“精干的操作系统组，才四个人，3个月内搞定了一切与软件有关的东西，包括BIOS、LINUX2.4内核、gcc编译器、X-Window、调试工具、Web Server等等……甚至做到了与别人的处理器引脚级兼容，只要把别人的拔下来，自己的插上去就行”。

在“龙芯1号”研制阶段，中科院计算所龙芯课题组的成员们，甚至能熬夜到清晨，累到扶着鼠标、靠在椅子上睡着。胡伟武曾“自责”自己比“周扒皮”还狠，因为看到这样的场景，他还要下狠心叫醒他们，询问前一晚的项目进度如何。实际上，胡伟武自己更是拼命三郎，有两次是七天七夜不睡觉，因为当时是夏天，他没时间回家洗澡，衣服都粘连在身上，汗水浸透在其中都能闻见馊味。

从实验室走向商业战场，这群人一直不离不弃。去年6月，龙芯中科递交科创板招股书中，核心团队的薪资水平让人大跌眼镜，与国内传统大厂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可就是这样一支“高技术低薪”队伍，却没有被这些巨头们挖走。

事实上，产业化探索过程也是不断蝶变过程。从样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龙芯团队受到过褒奖与鼓励，也经历过失败与嘲讽。在给有关部委汇报工作时，有部门负责人曾说：“我们现在反向设计的都不敢用，别说你们（龙芯）正向设计的了”。

为了让自主CPU用起来，当初龙芯团队好几位成员，亲自跑到江苏常熟，去做整机。像龙芯1号、龙芯2号的主要结构设计者之一张福新，没有太多犹豫，放弃高薪工作、舍弃留在北京的发展机会，刚刚结婚才两个月，就前往常熟，研发生产龙芯的整机。

从研究员变成管理者，似乎有“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但是，把龙芯从实验室带到市场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张福新依然像他在实验室做研究、写代码一样，他的一天通常在凌晨两点结束。他说过：“收入高的工作不一定就好，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比短期收入更重要。只是工作地点换了，他热爱的事业依然在”。尽管当时张福新不在龙芯中科任职，但他的工作还是与龙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一直都是龙芯团队的忠实战友。现在，随着龙芯产业链的茁壮成长，张福新已经回归龙芯团队。

胡伟武曾在演讲中提到，接到过猎头电话，要给他高薪，让他担任国外企业的CPU研制负责人，可他直接拒绝了。而这个猎头又让他推荐一个学生或同事，胡伟武的回答是：他们也不会去，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国家做芯片。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龙芯1号”处理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XIA50”，为的是纪念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研制者夏培肃院士。她是胡伟武的导师，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之母”，为两弹一星研制计算机，克服了种种困难。她与其他先辈一起，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计算机工业体系。在龙芯中科面向市场后，夏培肃还一直关心技术突破和应用开拓，如果有在国外芯片企业工作的朋友回国，她都会给胡伟武介绍。

胡伟武与夏培肃院士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夏培肃对学生既要求严格，又十分关心。在古稀之年，她仍不顾年迈的身体状况，对学生的论文，从学术内容，到章节安排，甚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仔细推敲和修改。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做学问。在荣誉方面，夏培肃十分谦让。按照国内外学术惯例，研究生学论文，一般把导师作为作者之一，可夏培肃却不允许这样做，除非论文中确实包括她的实质贡献。而且在上报科技进步奖时，她会尽量将名额让给年轻人。在她看来，老师就是人梯。

夏培肃曾说：“希望在龙芯发展到一定实力的基础上，建立起像IBM的Watson实验室或朗讯的Bell实验室那样的前瞻机构”。如今看来，中国计算机界“前瞻机构”的脉络早已清晰，从夏培肃、黄令仪、金怡濂、李国杰，到胡伟武，再到如今工作在龙芯中科博士、硕士们，这是扎根在一株根基上的参天大树。他们不仅传承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也接力扛起了为国家、为人民造“芯”的历史使命。

这群人组成公司的“特殊”

龙芯团队从2000年初的十几人，到2022年的近千人，达到这样的规模居然花了二十多年。而在国内，一家常规的芯片创业型公司，可能几年之间就能赶上这样的人员名额。只要手中有足额的资金，扩大规模不是问题。不过，有些投资人也给出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内企业基于国外公版处理器IP，很难做出差异化，所以他们对投资此类芯片创业型公司，表现出谨慎的态度。

在与胡伟武的交流中，他提到了一个特殊的观察点：为什么同样是卖芯片，国外企业能大把地赚取巨额利润，而国内公司不但有时不赚钱，甚至可能出现倒贴的情况。他认为，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公司卖的只是简单的产品，而国外巨头卖的信息产业“解决方案”，这恰恰决定了用户的使用习惯和产业主导权。像电脑怎么用、什么时候升级，是英特尔、微软说了算，它们可以制定利润分配规则。

1978年，英特尔推出8086处理器时，芯片上只有4万个晶体管，因为起步早，自然获得充分的试错、技术迭代的机会，促使它不断推陈出新。但在同一时代，英特尔与蓝色巨人IBM相比仍有差距。1999年，英特尔推出的奔腾III处理器，在性能仍然无法赶超IBM的技术。

在竞争的关键阶段，英特尔选择了生态、兼容、平台化。业界有一个不成文的经验，拿十年前的Windows系统，安装到现在英特尔处理器的主板，仍然可以运行。90年代，IBM、Sun等公司在高端服务器领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可具体到每台机器本身，却出现技术兼容性问题。而英特尔选择团结产业链伙伴，从低端服务器入手，避开大公司竞争。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头们的高端服务器市场，也难以为继。这样的细节案例，似乎也隐藏着某种普遍性规律。

在“精神硬才能技术硬”的那篇报告提到：技术要做到既自主又兼容。而从龙芯构建自主指令集LoongArch，推出操作系统内核、编译器、虚拟机、二进制翻译系统，解决工控领域数以千计的难题，再向PC、服务器迈进时，我们隐约看到了熟悉的一幕，正在上演。

更特殊的是，在胡伟武看来，前人的路线还可以再优化，他说：Wintel模式中，英特尔与微软仍存在磨合匹配问题，而AA体系中，谷歌和ARM是也面临相同的情况，所以龙芯要做的是“谷歌+英特尔”模式，既要卖CPU，又要提供开源的基础版操作系统。

从技术角度看，考虑到自主与效率，当前也有很多厂商计划以开源架构为基础，打造国产CPU，比如说广受追捧的RISC-V，它起始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可以免费地用于所有希望的设备中，允许任何人设计、制造、销售相关的芯片和软件。但正因为如此，造成了RISC-V生态的碎片化，没有统一的修改规则，谁都可以增添指令。胡伟武在采访中提到：自主指令集LoongArch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在未来它会面向业界免费开放，但是如果要调整修改，需要遵从一套标准的规范。

为了构建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龙芯团队也将这个过程分解成多步。因为起步早，国内的工控市场已经是龙芯熟悉的领域。这个领域比较特殊，考验的是底层的软硬件能力，比如说工控主板的内存不是标准内存条，而龙芯CPU的内存控制器是自己做的，所以他们可以帮用户把工控主板的内存调稳定。其他厂商CPU的内存控制器是国外买来的，往往很难做到这点。

2015年后，龙芯在电子政务市场取得很大进展，凭借这一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最终在十三五期间，实现了销售收入和CPU性能“双十倍”增长的成绩。这几步走下来，龙芯展现出了对产业规律的深刻认知和运用。

如今，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之上，龙芯已经掌握了“2+3+3+2”十大基础软件能力，可实现在自主软硬件系统上兼容已有应用，即两大核心软件——BIOS、操作系统内核（含驱动和虚拟化），三大编译器——GCC、LLVM、GOLANG，三大虚拟机——Java、JavaScript、.NET，两大二进制翻译系统——X86、ARM。

关于如何建设既自主又兼容的软件生态体系，胡伟武讲到：首先，提供基础版开源操作系统，从而降低产业链门槛，规范硬件兼容性，实现应用兼容性；其次，通过高效二进制翻译系统消除指令系统壁垒，实现广泛兼容，作为过渡手段，在龙芯平台上运行X86/Windows应用，通过软硬件结合大幅提高二进制翻译效率；最后，形成自主编程语言和编程框架，就像写手机APP的人会写一个安卓版一个苹果版，希望未来写电脑APP的人会写一个微软版、一个龙芯版。当应用开发商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龙芯上用他们的产品，他们自然会聚集到基于龙芯自主指令系统架构的平台上。一旦这样风潮涌起，也就预示着中国第三条信息技术生态体系，将会大踏步地向上迅速构建。

从龙芯中科的上市招股书来看，2019到2021年，公司年收入分别是4.86亿元、10.8亿元、12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9亿元、7179.9万元、2.37亿元。在这三年中，公司研发投入金额累计达6.08亿元，占各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6.11%、19.26%、 26.78%，可见其对研发的重视程度。虽然在绝对规模上，与国外巨头相比，仍有差距。但是，从数据的良好变化趋势来看，龙芯团队在“精神硬才能技术硬”的道路上，必定会越走越远。

结尾手记

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要做到技术硬，首先要必须做到精神硬，没有灵魂的团队就没有战斗力。七十多年前，军饷很低甚至不发军饷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是战斗作风顽强，为了崇高的红色理想，前赴后继地向前冲锋。就像胡伟武所说，从思想上解决了为谁龙芯做这个根本性问题，队伍才有战斗力。

吃苦耐劳、奋斗创业的故事很多，但能让龙芯团队二十年如一日扎根技术研发，背后的精神支撑正是这种“为人民造龙芯”的决心。六十年前，夏培肃等前辈为“两弹一星”事业研制计算机，一代人吃了两代苦，没有任何享受，为国防事业构建坚固盾牌。“身怀利器、为人民服务”，这完美诠释了中国科研先辈的又红又专。如今，从夏培肃，到胡伟武，再到龙芯团队，“为人民造龙芯”的精神在艰苦的磨砺下，正在不断开枝散叶。

四十年前，创业先锋与农民工兄弟一起，为中国的工业、基建筑牢了地基。现在这些人在前线撑不住了，此时需要中国科研人员担负起使命，奔向新战场。在中美技术竞争的转折点上，国家、人民有了困难，勇敢站出来的科研人员必将成为这段历史的功臣之一。

从研究机构到企业公司，龙芯团队站了出来，运用商业思路，打破了“科研成果验收会就是追悼会”的魔咒，为国产CPU抛洒汗水。因为有了“为人民造龙芯”的精神内核，让人们更加理解龙芯的“精神硬才能技术硬”。同时，这也诠释了龙芯的上市，不是简单的做产品挣钱上市，而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龙芯的发展，为人民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当前，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类似于90年代的硅谷，技术快速迭代，产业链深度融合，资本高度活跃。当时，英特尔、ARM还是没有成为巨头的小公司，但它们灵活勇敢地抓住历史的潮流，将IBM等传统巨头甩在身后。胡伟武开玩笑说：“丫鬟拿了一辈子钥匙还是个丫鬟”。只有加持专业与理想，抓住历史机遇，才能翻身做主人。

在当年中科院计算所北楼实验室的墙上，挂着一则标语：“人生能有几回搏”，这里是龙芯团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了支持龙芯的发展，甚至有工人从微薄的退休金里拿出1000元寄来。后来者不意味着永远跟跑，正如中国人从1840，到1949，再到当下，为了美好的生活，探索了近百年，如今各项事业正处在关键节点。技术发展与国家命运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选择好正确的路线，就意味着把握住了机会。

有了“为人民造龙芯”的理想，有了时代的历史机遇，十年之后，中国企业用自己的“特殊技术语言”书写中国自己的“信息社会”，必然不再是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