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疫苗守护每个生命，我们一路携手同行

*本文作者杜珩博士系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

每年4月的最后一周是“疫苗免疫周”，这是为了促进疫苗接种，保护人们远离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倡导活动。虽然疫苗是公认的最成功和最具有成本效益的卫生干预措施之一，但迄今为止全球仍有近2000万名儿童错过了重要的基本疫苗接种或没有得到疫苗公平普及。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被可预防疾病夺走生命的致命威胁。而这正是我当初从疫苗企业做研发工作转而加入盖茨基金会希望解决的问题——让疫苗保护更多有需要的人。

每每谈及让疫苗保护更多有需要的人，常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关方太多、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要花的钱太多、时机还不成熟………”各式各样的声音我听到过很多，而因为我在医药界工作多年，知道这背后的担忧都源自哪里。

毕竟疫苗公平分配其实是涉及到疫苗整个价值链的复杂问题。从创新研发、审批上市、大规模生产、大宗采购，冷链运输等，再到效果评估、免疫规划试点、乃至最终的接种交付和实践，每一个环节都面临着不同的难题。

幸好，我在工作中还不时听到“可以建立中国自己的疫苗经济学模型测算”、“我们可以先从有条件的地方开始尝试”、“我可以去争取更多专家和决策者关注疫苗问题……”等等激动人心的行动宣言——跟我一样，还有很多有着同样愿景的人，在跟我一起向着这些不可能迈进。

在盖茨基金会成立之初，我们就将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列为工作重点。因为在当时，比尔和梅琳达通过报纸看到在富裕国家基本绝迹的婴儿轮状病毒感染致死、伤寒等疾病，仍在非洲大陆肆虐，数以百万计地吞噬着幼小而脆弱的生命。而这些疾病本身完全可以依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的疫苗来预防。

不是无路可走而是负担不起——疫苗价格，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因为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越是贫困的国家往往传染病负担更为严重，恶性循环之下，贫困和疾病就像是如影随形的魔咒，不仅剥夺着孩子们健康长大的权利，同时也让整个社区乃至国家难以繁荣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0年，我们出资7.5亿美元与合作伙伴一起创办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Gavi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让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能够用上他们所需要的疫苗，并为此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例如对关键的基层卫生人员进行培训等。

为了保证Gavi的存在能够真正改变这一存在数十年的困局，我们在创办该机构时就在机制设计上下了很多功夫。首先，Gavi使用多种创新的市场塑型机制，将疫苗采购价格降低到空前水平，例如将7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采购集中打包，跟疫苗企业进行“团购”，以量换价；创造性地使用了预先市场采购承诺机制，以说服疫苗企业以非常低的价格为此前并不是他们目标受众的中低收入国家生产疫苗。像是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就从以前在欧美国家的108美元/剂最终降到了2美元/剂，让100多个国家的数亿儿童因此受益，极大地降低了五岁以下儿童肺炎死亡率。

此外，Gavi还设计了一个相当严谨而富有成效的退出机制，以最大化资金运作的有效性——我们相信，当一个国家的疾病负担逐步降低，它的经济发展就将更有保障；而相辅相成的是，当经济发展的越好，这个国家也将能有更多的资源投向健康领域。而这时Gavi的资金就可以适时退出去支持更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

正是在这些机制的精确运转下，过去20年间，Gavi已经让8亿儿童得到了疫苗的保护，挽救了至少1600万的生命。

除了Gavi，我们在解决可及性问题上的另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这是一家在疫苗领域深耕多年的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和支持开发适宜疫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曾花费八年时间帮助中国的一款乙脑疫苗获得世卫组织预认证，从而让超过4亿儿童得到安全有效的疫苗保护。

与世界范围内缺乏可负担的疫苗而导致乙脑肆虐的情况类似，宫颈癌疫苗自2006年研发成功后，虽然几年内就在富裕国家推广使用并取得了非常好的预防效果，极大地降低了当地的宫颈癌发生率，但与此同时，它的分配存在非常大的不平等问题。在市场驱动下，价格高昂、产能有限的宫颈癌疫苗奇货可居，更多流向了富裕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而广大贫困国家和贫困人群并没有受到公平的保护。十几年来仅有15%的宫颈癌疫苗供应给了发展中国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PATH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有潜力的候选疫苗，并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合作网络，助力这些疫苗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让疫苗生产企业能够在投产之初，就将国际援助的大宗采购列入产能规划，并愿意以更可负担的价格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

一系列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而言，辅导一家不曾了解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企业以国际标准生产疫苗，不仅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更需要长期的陪伴。举例而言我的伙伴高光老师为了辅导中国的宫颈癌疫苗生产企业，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要泡在厂房和车间，帮助企业优化工艺提高产能，完善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而为了让企业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体系，PATH甚至还无偿转让了关键技术和分析方法。最终，在翻译、审校、提交了海量的申请文件和长时间的沟通工作之后，中国陆续有两家疫苗企业的宫颈癌疫苗上市，其中一家已经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另一家也在积极准备之中——两家企业都承诺将参与国际采购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

然而，只是有了疫苗还不够。关键的一步是需要找到符合当地的疫苗交付路径和方法，毕竟要想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公平接种疫苗，需要一个有效的决策和实施机制。但这样的决策背后，往往会牵涉到卫生、财政、教育、民政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协作，更需要极为缜密的证据和方案支持。因此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支持专家团队开展卫生经济学和区域试点，为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决策提供循证支持和实践探索。

以中国为例，正是因为赵方辉教授及团队通过卫生经济学模型推演出了中国消除宫颈癌的优化路径，弥补了缺乏中国本地证据的短板，才让最终的宫颈癌疫苗普及有据可依。

乔友林教授在过去20多年一直围绕着宫颈癌流行病学特点、筛查、疫苗研究开展工作，积累了广泛的合作网络，正是依靠他和合作伙伴们的不辍努力，才成功推动了准格尔旗在2020年率先试点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地区免疫规划。其后，不到两年时间内，有超过12个城市、3个省快速行动，纷纷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免疫规划，让每年至少有几十万适龄少女得到了疫苗的保护，从而终生远离宫颈癌的威胁。

回顾刚刚加入盖茨基金会时，我经常会感慨疫苗公平普及比想象中更具挑战，这在我转行之前完全无法想象。因为问题看上去那么大，又存在了那么久，难以想象到底需要依靠怎样的付出与努力才能做出一点点的改变。但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有这么多有着相同愿景的伙伴，有着同样希望创新能够公平惠及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才最终将“不可能”拆解成了“不，可能”，才真的能积累起点滴进步，让疫苗公平地护佑生命，带来健康而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