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
4月过去了，一些伤口依然开裂着，但新的喊声已经盖过了旧的。在这里，荒诞的、伤痛的、惊人的故事高频地发生，那些曾经我们抗拒的，也已成习惯。当愤怒都变成一种消耗，还能做点儿什么呢？还能改变些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和两位身处上海的朋友聊了聊。他们在那些失序的日子里，仍然坚持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们的故事里，有人的力量和光芒，而这样的故事，在这段时间里，也常常在发生。也许，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无能为力。“上海医疗紧急求助”在线文档是由线上志愿者社群发起并维护的救助渠道之一。文档上线的40天来，汇集了523名志愿者，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在校大学生，处理了近3000条求助信息。有放化疗需求的癌症患者，需要透析的人，孕妇，面临断药的糖尿病人.......志愿者们向这些因为封控而得不到及时救治的人们伸出了手。
华融琦是文档的发起者，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大三，上海人。疫情严重之后，他申请志愿者暂时没收到回应，就想着先在线上做些事。当时，他在微博和朋友圈里看到了不少医疗求助的信息，不想让求助者的声音被淹没，就决定做一个互助文档。3月30号凌晨，他发朋友圈询问有没有人想要一起做，有几个朋友加入了进来。之后不到一个小时，文档就上线了。文档一开始的功能很简单，只是按16个区划分了表单，表头标明困难类型、症状情况、持续时间等需要求助者填写的信息。他们负责核实信息，并帮忙转发和扩散。到4月2号，他们就收集到了超过700条救助信息。成员们白天打电话对接信息，晚上开会优化流程，深夜填写文档的人少了，就要做例行维护，每天都要工作18-20个小时。幸好，随着文档的不断传播，志愿者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清明节后，他们有了更多的人手，可以去做更多事了。
参与其中的几百名志愿者们分成了核实组、跟进组、表格组、数据处理组、渠道组、机动组、宣传组和法务组等几个组别。核实组负责联系表格中求助的患者，确认信息的真实有效，回应当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药要去哪里买之类的，同时分流一些患者进入特定的互助群。互助群也是由志愿们建立和维护的。肿瘤互助群和血透互助群，对接给了更有经验的组织；还有一类是医药互助群，内有医生和医学生志愿者，可以对一些常规小病症提供医学指导，比如要服用什么药品，是否需要就诊等等，以缓解医疗压力。经过核实的问题如果一直无法解决，跟进组就会继续进行跟进。成员是从核实组内挑选出来的，经验丰富，他们负责一对一地解决问题，比如有血透需求的患者，志愿者们要花好几天的时间，不停打给各个医院反映信息。渠道组则负责收集信息和经验整合，将患者通过何种渠道被成功救助的经验分门别类地整理成文档，既给核实组的志愿者提供程序指导，也帮助遇到问题的人更快找到解决方式。这是志愿工作的过程中，社群内部为不断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而组建的。
初创团队中有法学院的学生，比较有法律素养，由此发展出的法务组会给团队提出一些关于如何规避风险的建议，“免得大家做好事还要提心吊胆”。比如，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志愿者线上社群”，而不是“社会组织”，是因为法律规定社会组织必须经过注册，否则有被举报和取缔的风险。在封锁和暂停之中，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当我们对各种求助信息感到无力和愤懑的时候，这群没有经验、没有资源，以大学生为主的志愿者们，一点一点建立起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华融琦想起，“一开始的时候，求职者的信息收集起来了，但线下的解决渠道有限，有些问题没法解决，会觉得很痛苦。后来就想办法多找渠道。”在工作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崩溃的时刻。因为能力有限，有时候明明尽了全力，但人最终还是没有救回来，在转运的过程中就走了；有患者肝腹水12天都未得到救治，在文档中求助，还未来得及做什么，当天人就过世了。而且，身处上海，他同样经历了物资匮乏的时期，那段时间，也是“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状态”。
但在悲伤、愤怒和无力来临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先行动起来。“我会被那些悲伤的信息给刺激到，想要不眠不休，尽快做点儿什么。”他提到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男孩将困在沙滩浅水洼里的小鱼，一条条扔回大海。有人劝他，“这么多鱼，救不过来的，有谁在乎呢？”男孩一边继续捡，一边回答“这条小鱼在乎！这条也在乎！这一条、这一条……”“这条小鱼在乎。更何况，我们做的是紧急救助，每多对接一条信息，也许就能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也是他坚持下来的原因，“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被不合理的规定所磨灭”。这不是华融琦第一次组织和参与这样的志愿活动，之前的武汉疫情、河南暴雨，他都组织过物资捐赠。在2019年进入大学时，有关“996”的探讨和反思正热烈，于是，他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生活。他读了卡尔·马克思、读了《庶民的胜利》，去了大别山支教，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慢慢寻找自己的方向。渐渐地，他不愿意再把人生单纯建立在对钱和舒适小生活的追逐之上。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只是因为偶然出生在了一线城市的一个还不错的家庭里，他想把它变成可以贡献社会的能量。这成了他觉得更有意义的事。他相信年轻人的力量，在他看来，“没有年轻人应该是保守主义者。”虽然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也没有掌握那么多知识，但是年轻人的活力在于，“心里朴素的正义，以及为此不畏权威和困难的行动力。”现实与理想当然相距甚远，可也正因为不理想，才想要去改变，对此，他抱有乐观的期待：“如果目标是正确的，即便能做的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但总归是往对的方向上前进了一点，总能有所改变的，不是吗？”和华融琦不同，早见Hayami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行动者。她4月22日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是这一个多月来，刷屏互联网又迅速消失的文章之一。当时，身处方舱的她和在另一个方舱的朋友pd录制了一期播客，讲述了彼此的方舱见闻，并将音频内容整理成上万字的文稿，发了出来。文章最终存活了40个小时，被上千万人阅读过，让“一串又一串冰冷数字后面，那些被漠视的生命，被忽视的个体，被无视的尊严”得以被看见和记忆。对于早见Hayami来说，文章的使命已经达成了。
在文章发出之前，她就预料到了它的寿命不会很长，因为之前她写过自己去方舱的经历，发出不到6个小时就“因违规无法查看”了。她知道，这样的讲述是有风险的。但她没想到，它会被如此广泛地传播。夜里12:00文章发出之后，只用了一两个小时，阅读量就破了10万，各种消息铺天盖地而来。有在上海之外的人对她表示感谢，因为通过文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方舱世界；有同样在方舱的人，感谢她能站出来说出他们的处境；有人钦佩她的勇敢；当然也有谩骂，指责她“收了境外势力多少钱”。到早上五点，阅读量已经破了100万，并且还在不断地被转发。她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和问候，有媒体行业，以及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同她商量后续可能面临的风险，和需要采取的措施。所幸，最终只是文章无法查看了。她也顺利转阴，从方舱出院回家。早见Hayami并不是媒体人，而是一个产品经理，工作一直都挺忙，但记录和表达是她持续在做的事。从2015年上大二以来，她就开始尝试在知乎做公共表达，后来在豆瓣、微博等多个平台上都有发声。她曾在一家加班严重的互联网公司待了两年，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1点下班。那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感官都在钝化，变得更像是效率至上的机器，而不是人。于是，她开始用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记录生活，以此重拾自己的感知。在她看来，“保持自己对周遭世界的敏感度和一些细腻的感受，是生而为人的很重要的东西，不能被磨灭。记录对我来说，是一种微弱的抵抗，不管是对大的系统，还是我身处的小系统。”业余时间，她会做一些采访，以此观察和描摹周遭的世界，之前也采访过上海独立书店的店主和B站UP主。她受“和平队”作家的影响很深。比如何伟和史明智，他们从外来者的视角看中国，保留了在文化冲突和与普通人长时间的相处中，最容易失却的信任与善意。所以，一方面，她有身处其中，需要记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责任感，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观察是抽离的，如实的。“它会告诉人们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记住什么样的事情，并且用来警示或者说去启发未来的许多东西。”去年何伟离开中国的时候，她更新了一篇blog（网络日志），名字叫做《记录本身已经是一种反抗》。里面提到了何伟曾和学生讲过的话：“记录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下中国发生的事情，值得大家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好好记录下来，不管你们写不写，发不发表。因为总有一天你们的孩子会问你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记录下来的话，你可能就忘了。”在那篇已经消失的文章的结尾，她这样写“我只知道，一些人再也回不到正轨了。但如果我还能些什么，那就是记录，记录下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记住现在的痛苦、愤怒和心碎，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上周末，“上海医疗紧急求助”在线文档的工作告一段落，志愿者们在线上开了总结会。华融琦在之后的朋友圈里，引用了这样的话：“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是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的六条希望。其实，并没有谁应许过我们一个好的时代，但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人总还是会有一点选择的余地。人很渺小，但人有力量。
封面图：《驾驶我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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