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祝文博 实习生 梁黎聪
4月25日清晨，在运送患者途中，54岁的老何走了。
当时他正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车上有5名危重症患者和家属。觉察到身体异样后，他忍着痛苦把车开到应急车道，稳稳停住，让患者和家属下车，自己随即瘫倒在路边。
在120救护车送医的路上，老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4月25日老何突发不适，用最后一点意识把车停好让乘客安全下车，自己却走了。澎湃新闻记者 祝文博 编辑 彭友琦 实习生 梁黎聪(05:31)老何，本名何军，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上海疫情发生后，他总想着要为抗疫做点事情。
3月30日，何军得知松江区中山街道在有偿招募司机，为血透、放化疗等特殊患者提供就医通道，接送患者往返于社区和医院。他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报名了，开心地把消息告诉妻子徐女士。
4月1日，何军正式上岗。10人车队只有一张市区通行证，十几天后才有了第二张，老何先挑起重担，每天驾驶一两百公里接送患者，没有一天休息，直到4月25日。
那天早晨七八点，他像往常一样穿过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上高速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减速了，从第二车道变到第三车道，停下来跟我们说他有点不舒服，打开车门，整个人立刻躺在路面上，说话也没有力气。”车上的患者李华（化名）回忆道，有人以为老何穿着防护服中暑了，急忙解开衣服。
徐女士说，何军的身上备有麝香保心丸，但没有拿出来。“当时他在快车道，载着病人，身上有药，但是不能拿，也不能脱防护服。心脏估计是不行了，已经大小便失禁。”徐女士试图从乘客的讲述中，拼凑起老何的最后时刻。“凭着最后一点意识，他把车开到应急车道停下，让客人安全下车，打了120。”
袁师傅当天也开车去市区，两人日常相处中关系不错，一起外出时经常打电话联络地点。那天早上，接起电话的是一个陌生声音。袁师傅匆匆赶到现场，从何军微弱的声音里听出“我全部拉在身上”，袁师傅说着没事，把老何送上救护车。
妻子徐女士很快接到电话，何军在松江区第一人民医院抢救。80多岁的婆婆一听也急了，两人匆匆赶往医院，徐女士回忆道，“天还下着雨，我开着车整个人都在发抖。”
老何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徐女士感觉“天都塌了”，后来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写着：来院已死。
看见丈夫躺在太平间，“冰冰凉凉，身上大小便失禁，遗体就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她难以接受，立刻回家取了衣服，“我老公很帅的，白白净净，是个体面人。”
徐女士记得，老何报名成为转送重大疾病患者的司机后，很是高兴，他可以为抗疫出份力了。
3月31日，何军和9名司机一同进入车队报到，吃住都在宾馆。每天五六点起床，零点以后睡觉，周转于各个社区和医院，经常吃不上饭，饿着肚子在路上跑。尽管最初的运送患者计划只有5天，但后来也没人退出，大家都觉得是在为上海抗疫做贡献。
四月初，往返市区的通行证只有一张，何军就独自扛起任务。“从松江拉到市区的不同医院，浦东、浦西都有，一天下来真的很辛苦。我们都很心疼，而且他还是我们10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同车队的陈师傅说。
陈师傅介绍，他们每天都会收到派单，说明患者情况、转送的医院和预约时间。每天都在被催促，“几点血透、几点化疗，我们也理解病人的痛苦，但一辆车一个人在工作，就算一直催，我们也只能拼命地开，不停地开。”
即便天气炎热时，司机也必须长时间全副武装，陈师傅说：“（穿着防护服）闷头闷脑的，捂在里面，身体都是白的，衣服里面的连内裤都是湿的，头发是一直是湿的状态”。考虑到疫情风险，车内不允许开空调，只能打开窗户，“热的没办法，汗流到眼睛上，酸酸的味道，只有自己心里知道，非常辛苦。”
车队司机是24小时待命，“有单子就去做，累了就换一个上去继续”。凌晨时分，手机一响，所有人都会被惊醒，然后看看人员安排。
何军白天往返于市区，晚上需要排单、规划路线。街道的单子通常在晚上九十点以后来，根据位置规划好接送顺序，然后挨个给患者打电话，确定人数，如果一辆车拉不下就需要两趟。
“何师傅非常和善，说话做事都是有分寸的，条理清晰，人缘非常好，爱帮助别人。”陈师傅说，有次要送孕妇，何军看到大家都很疲惫，就主动要求去送人，“他是个好大哥，有领头的态度”。
为了尽快运送患者，何军经常顾不上吃早饭、午饭，“二十几天扛下来，是铁也扛不住”。在他离开的前一天，同事们曾听他说胃疼，但谁也没在意，大家都以为再坚持坚持就结束了。
意外发生后，“大家心里面都难受，我们都不能提到他的名字，要不然都是流泪。”陈师傅说，最近从同一条路上走过都会想起何军。
徐女士和老何的最后一次通话停留在4月24日晚上9时19分，通话时间只有47秒。
当时，她想和老何聊聊天，他说：“别搞别搞，我要排单子（排路线顺序）”。
“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和他通话，我现在想起来应该多和他说话。”老何离开后，徐女士哭到喉咙哑掉，“脑海里全部是他的影子。”
老何告诉过她，每天要运送患者去往不同医院，治疗时间不一样，需要不停等待，中午在市区也吃不上饭，饿着肚子，这段时间瘦了十几斤。
4月16日，何军回过一次家。母亲煮肉烧饭，他吃得很香，但身上一直淌虚汗，徐女士一边擦汗，一边劝他歇歇，老何只说“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到底”，带着保心丸又离开家。
工作强度大，宾馆伙食跟不上，几乎吃不到荤菜。何军便和其他司机轮流买肉，委托宾馆阿姨烧肉。徐女士回忆，有几天联系时，何军很开心，说伙食改善了。
现在老何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何军的父母80多岁，只有这一个儿子；父亲有脑梗，半边身子不能动；母亲退休后，每月有两三千元退休工资；徐女士长期在家照顾老人，女儿做旅游业也不太顺，“家里都是要靠他的”。
生命的最后几天，何军告诉妻子：“（新增确诊）数字在降下来了，大家都传说5月有可能解封，也就再坚持四五天。”徐女士也觉得看见了希望，“我说老公你自己当心点，快解封了。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