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派”和“清零派”骂战升级成“爱国之争”，别让疫情一再分化和“降智”

2022-05-14 16:05

“我要卸载微博、不再发朋友圈！”

最近，有朋友跟笔者抱怨，他真的累了。

“你还好吧？”笔者半开玩笑问道。毕竟，笔者的这位朋友是老网民了，从世纪初的“左右之争”，到后来发展为“五毛”vs“公知”、“粉红”vs“恨国党”，他没有缺席过一次论战，从一开始的“参战”，后来则是围观得不亦乐乎。

但他最近明显感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了——因为在国内，新的论战已经打响，这次的论战围绕的，是本来应该一清二楚的科学，如今却成了一场“泥巴战”——那就是“共存派”vs“清零派”之间的斗争。

这场斗争那叫个腥风血雨啊！朋友在纳闷，说的不是防疫措施吗？不应该讲科学证据吗？好家伙，如今“清零派”口中的“共存派”就是汉奸、就是要牺牲几千万国人通报性命的恶魔；“共存派”口中的“清零派”，则要牺牲那些广大民众的生计、不惜让中国经济倒退……

朋友说自己第一次跟不上时代。他偶尔表达一下自己态度，某一方总会跳出来无限上纲，从疫情马上上升到是否爱国、甚至上升到道德观念……最后，不胜其扰的他干脆眼不看为净。

笔者听完朋友所说的感受，心中真不是滋味，因为的确，这是一个无比分裂、两极分化的社会：国内网络两派相争，加上国际上的“认知作战”，让人心累，更让人越来越看不懂这场疫情。

如何解释这场网络上的对立和分裂？如何在纷乱中不受干扰、看清前路？或许，我们到了重新反思这一切的时候……

2022年，防疫路线之争让网络对立升级

当我们翻开最近的微博，不难看出国内舆论对于防疫态度的讨论有了新变化。

在去年，面对原毒株和早期变种病毒，中国的防疫手段被认为树立了一种典范，彼时海外仍处于疫情第二、第三波浪潮的反噬；与之相比，中国总的来说控制住了疫情，还成功在“防疫闭环”的措施下办了冬奥。

那时候围绕国内防疫政策并无太多争论，大家深信这一套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中国一定比所有国家更早走出新冠泥淖，甚至经济可以带动全球增长。

时间来到今年年初，Omicron出现了，这种传播力超强的变种毒株似乎让中国的大规模检测+病毒追踪+清零组合拳出现了某种“bug”，这个时候国内舆论场悄然开始了一场围绕“与新冠共存”和“坚持动态清零”的路线之争。

其实，有关防疫路线的争论是十分正常的。在英国，不光民间争论，媒体也分成比较鲜明的阵营。天空新闻、《i》和《卫报》属于谨慎派，《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等属于“解封派”。

就连专家早前也分成两大阵营。我们都知道，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爵士带领一个“防疫专家委员会”SAGE；实际上在民间，由前科学顾问大卫·金也组织了一个“独立SAGE”，如同SAGE的“反对党”，监督“官派”专家的建议。独立SAGE往往更谨慎，其中的克里斯蒂娜·帕格尔教授总是“唱反调”，但这两种声音都得到媒体的平衡报道和尊重。

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然而，很多时候，不同派别对于疫情的观点却在网络争论中逐渐迷失了初衷，上升到政治观点、甚至人格。

在美国，早期一般来说保守派支持不戴口罩，后来又反对普遍接种疫苗，支持尽早解封，而自由派支持戴口罩、封锁、普接疫苗等等。这样将防疫上升到政治斗争或者说“文化战争”的情况进入到共存时期逐渐缓和；

没想到，这样的情况在国内也出现，而且愈演愈烈！

翻开微博，看看部分“清零派”批判“共存派”的语言。比如这位网友就怒斥共存派是“自私派”，“不管别人死”。

还有说共存派自私自利、双标的，事不关己的时候高举共存，当邻居阳性就希望政府“把人转走”。

“共存派”的言辞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这位网友说“清零派”都是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文盲。

这位共存派看上去没上纲上线，言语同样激烈。

这位应该是共存派网友批评清零派动不动“让你家老人和孩子先死”，素质低下，文化水平不高，认为在生活中一定不会善待老人。

更多网友开始觉醒，认为不应该再如此无限上纲下去。比如这位网友表示：无论什么派别，都不应该把对方说成没有人性，不要党同伐异，认为实际上大家出发点都是好的。

有人则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人并不是激烈的共存派或清零派，而是“中间派”。

其实，为什么笔者觉得如今这种所谓清零派和共存派已经流于意气之争——实际上，双方可能都不是很理解不同防疫路线背后的科学依据和逻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个人的想象套到论战对手身上。——“什么，你是共存派？那你一定不顾他人生命、自私自利，尤其是不关心长者和小孩的安危”。

鲁迅先生在1927年就已经感叹于这种螺旋上升的联想力。收录在《而已集》的杂文《小杂感》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如果鲁迅先生活在当下，他会发现，不，中国人并不只在“这一层”如此跃进，而是全方位的“跃进”，而且一见到“共存”，立刻一步到位想到杀人魔；一见到“清零”，一步到位想到“发国难财”。

联想到人品还不够，有激烈者会直接将共存和清零联系到是否爱国。尤其是共存派，全都是西方走狗，他为何支持共存、如何共存、以什么程度共存，全都无足轻重。

而面对对方派别的人，如今的网友也彻底失去耐心。如果发现身边朋友原来是“隐藏的共存/清零派”，就会感到被欺骗。他们应对也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当面“割席断袍”，而是静悄悄在微信上分组、拉黑，或者在微博上屏蔽。

至于绝交嘛，现在也没有绝交的必要了，大家活在平行时空，各自安好，维持表面上的往来即可。

网络极端分化的根源——

“回音室”和“过滤泡泡”

其实，“共存派”和“清零派”两派走向极端对立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这些年来，社交媒体并没有造成不同意见的人更友好地交换意见，相互启发，反而让很多人更加封闭。

当“清零派”在微博上转发国外“躺平”导致多少人丧生的新闻时，算法会不断推送类似的新闻给他们，他们就只能看到类似的信息；

当他们对此发表强烈的观点时，他身边更有可能聚集相同观点的人群，那么他只能听到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这样封闭环境不断重复，让我们误以为这就是事实的全部，更加执着己见。

学者用两个概念来讨论这种现象，一是“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二是“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

回音室效应在中文媒体中不算常见，人们经常用“信息茧房”来形容这种现象，但这个概念实际上很大不足之处。因此目前国际上更喜欢用回音室效应来形容，也有中文媒体借用“同温层”来形容这种现象。

无论是回音室，还是同温层，指的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意见相近的声音以夸张的方式不断重复，让很多人误以为这就是事实全部。

这就好像一个人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大声呼喊，然后听到回音不断重复自己的声音，听不到其他声音，久而久之就只有一种声音了，从而让我们对事件的看法有可能越来越钻牛角尖。

用在社交媒体中，当意见相近的朋友相互转载，我们就会更难看到圈子以外的声音，我们的意见会固化，久而久之我们会觉得在“同温层”里非常舒适，不想要离开，大家一起“报团取暖”。实际上，回音室成员总是准备好相反的证据，从机制上让人们认为自主对抗自己不认可的观点——其实他们是受到身边人的影响。

而“过滤泡泡”则指的是由于人际关系和算法导致信息过滤，人们似乎活在一个又一个与世隔绝的“泡泡”里。这个概念则强调了社交媒体机制加深了封闭性。

无论是回音室，还是过滤泡泡，久而久之都会影响我们接收新的信息和不同的观点，造成信息盲区。

弗吉尼亚大学查尔斯·马修斯教授表示，回音室就像邪教，隔绝了成员，通过改变他们信任的人而切断他们与世界的联系。

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躲进小楼成一统”？

回到我们前文的例子，笔者的朋友之所以感到疲惫，干脆不再看他人的朋友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跨出同温层、回音室会让我们有很大的不适。

大家还记得2020年我们首次解除封锁后走出家门的那种感觉吗？我们从心理到身体已经习惯了好几个月待在家里，刚“放风”出来感到非常不适应。实际上，我们待在信息的“过滤泡泡”久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一种“生理的不适”——尤其当相反的意见海量袭来，而我们的生活已经太忙碌而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本能会抵抗太多和我们不一致的想法。

这里就要说到心理学的另一个概念——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指的是当我们在同一时间内遭遇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会产生一种紧张甚至愤怒。这也就是了为什么我们久而久之要么关闭朋友圈，要么把对方屏蔽、拉黑。

这种认知失调反过来也加剧了上文所说的回音室现象。

笔者另一位朋友就有这样的同感。她并没有强烈的“共存”或“清零”倾向，但信息来源基本上还是源于朋友圈中对于共存的妖魔化描述，乃至于当笔者试图解释英国不同时期的不同防疫做法时，她光听就非常抗拒。

实际上，她向我承认：不同国家当然有不同方式防疫，她也乐意多了解一点，前提是将不同信息源进行交叉比对，得出自己的观点。实际上，笔者的这位朋友也在澳洲念了硕士归国，平时也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她坦言如今工作太忙碌，不像年轻时会主动了解不同的信息，因此当她听笔者介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名词，一时间觉得头昏脑涨，不太想面对太复杂的事情。

当然，这一点并不是国内独有的。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1/3的美国人对社交媒体上大量的政治争执感到疲惫不堪，超过一半人对持不同意见者在线互动感到压力和沮丧。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内容，1/3的用户会改变自己的设置，介绍在动态（相当于朋友圈）看某人的内容；27%的人会屏蔽或取消好友。

智能的“算法”让我们变得懒惰

在网络刚出现的时代，人们欢呼这是一场信息革命。人们可以通过更方面的方式浏览搜寻自己想要的信息和知识。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科学家畅想“剧本”，如今我们应该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聪明。

事实上，这套剧本没有预料到一个异数，那就是社交媒体巨头的出现。

社交媒体产品盈利的逻辑在于最大程度榨取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而当各大社媒经过厮杀剩下一两家垄断的产品之后，他们更加操纵了我们信息获得的规律。为了最大可能让我们停留在这些产品上面，他们利用了算法打造一个舒适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我们从以往主动搜索不同源头的信息，重新回到被动接受。根据路透研究院的《2019年数字新闻报告》对38个国家及地区的调查，2/3的人通过社交媒体等网络产品获得信息，这些服务不同程度上依赖算法。

算法在社交媒体上的应用主要是个性化推荐，其中又分为自选个性化推荐，也就是算法了解个人新闻消费偏好不断推送我们喜欢的信息；另一种则是预算个性化推荐，在毫无意识下代替我们做出选择。

在算法的控制下，久而久之，我们就变得懒惰，不太愿意打破算法为我们准备好的一切内容，主动进行“信息觅食”，这也是过滤泡泡真正可怕的来源。

如果说算法机制是互联网产品在设计之初的存在的缺陷，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利益相关者会利用算法规律进行病毒性传播，进一步扭曲事实，散播假消息。而由于我们深陷这个泡泡内，更加难以察觉。

在抖音上，越来越多自称是海外华人的内容生产者明明知道海外并非因疫情水深火热——实际情况如何，完全参考更客观严谨的主流报道，实际上以西方媒体天然反对党的特点，有什么问题他们媒体自己就不会“护犊子”——但他们为了迎合国内民众的想象，粗制滥造、张冠李戴了一批短视频，但点击率、转发率特别高，这就是深谙回音室效应恶果、却可以迎合的产物。

“认知作战”让我们身心俱疲

是啊，在这个时代要看清世界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在上述困境之上，我们还要面对另一层障碍，那就是“认知作战”的因素。

认知作战或者“认知战场”并不是多新鲜的概念，以往军事专家更多用信息战、心理战等等来形容。英国国防学院学者保罗·奥特维尔在2020年提出的“认知作战”概念，将信息、网络、心理战的方法综合起来，试图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对信息的反应，模糊了民用和军事目标的界限。

其实，最近的俄乌冲突就是典型的认知作战例子，西方和俄罗斯利用各自阵营的媒体报道战争的侧面，从而试图争取第三方、乃至于对方的民众的支持。

因为，要看清楚这场军事冲突殊不容易，我们必须不断交叉比对西方和俄罗斯的媒体，才能更容易看清楚事实的全貌。

而如今，国际局势风云诡谲，防疫不再是防疫这么简单。的确，很多媒体会只站在中立、客观角度，站在该国民众的利益上去评价该国的防疫路线，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为了增加本国政府的信用（credibility）而进行的拉踩。

以英国为例，亲保守派的《每日邮报》在去年定期报道新西兰、澳洲、新加坡等国防疫的“过火”，目的是为了宣传尽早解封。各国都有这样的媒体，这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认知作战”。

因此，很多国内读者在面对国内和海外不同的防疫政策宣传时，也就很容易受到大国之间“认知作战”的干扰，越来越难以客观看待问题，甚至感到疲惫、厌恶。

不少海外读者发现自己和国内亲友越来越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内，感到割裂，有的海外网友干脆卸载了微信或关闭微信朋友圈。

回音室效应如何影响我们判断？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几周后，中央情报局（CIA）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拍板的秘密军事行动方案报给他。这个行动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猪湾入侵。CIA很有信心这次行动将摧毁在古巴刚刚成立的共产主义政权，“遏制共产主义浪潮”。

这个计划听上去很美好：1400名反共分子在危地马拉接受CIA的训练，然后在美国炮击掩护下，反共分子袭击猪湾，然后向哈瓦那进军，在美国“英雄主义”的鼓舞下，古巴人民“奋起反抗”卡斯特罗。

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这些反共分子在登陆海滩的时候遭遇2万名古巴士兵，三天内就失败了，卡斯特罗成了古巴人民的英雄，美国在世界舞台受到羞辱。猪湾事件还为冷战的深化铺平了道路。

肯尼迪后来回忆，白宫顾问加起来有50人，“大概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有经验、最聪明的人……但……我们怎么能这么笨呢？”

这一惨败引发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的注意，经过多年研究，他发现尽管肯尼迪的顾问有充分理由认为猪湾入侵会失败，但他们从未表达过这些担忧——尽管他们私底下心存疑虑，但他们因为害怕成为同事眼中“软弱”的代表。“如果有一位幕僚反对，我相信肯尼迪会取消这次冒险——但没有人反对它”，詹尼斯表示，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被詹尼斯称为“群体思维”（groupthink）。今天，我们知道了，任何群体的决策都容易受到群体思维的影响，唯一对抗群体思维的只有一种利器：信息的多样性，鼓励不同意见，这才能促使管理层在决策之前严格分析信息，考虑替代方案。

实际上，在肯尼迪主持的会议的椭圆型办公室，像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小的“回音室”？

今天，在国内我们面临一小一大两种类型的回音室——我们受困于各自理念的回音室，主动过滤掉另一派的声音；与此同时，因为各种原因，整个网络又形成一个大的回音室，一些杂音也被一种机制给过滤掉了——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国内、国外两个平行世界——无论有没有某种必然或者必要性，对于想要依赖信息进行决策和判断的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回到疫情的问题上，有人说，如何防疫其实不需要太多人决策，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咱们不说这么大的问题，就说说储备食物的问题，回音室效应到底有没有影响我们的思维呢？

有海外网友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当上海这波疫情恶化的时候，他联系了国内的父母，希望他们提早准备一些粮食，万一真要进行封锁管理，好歹可以“长期抗战”。

然而当时的上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室，大家都认为上面事情再恶化，上海绝不会封城，因此准备个三五天、一个星期的食物也就足够了。这位网友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

后来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了。再后来当广州、北京等地进行封锁管理前，民众很自觉地储备起食物。有的网友甚至表示经过这一次，打算升级家里的冰柜，有备无患。

别光抱怨！走出同温层，

才能做出更好的决断

实际上，回音室和认知泡泡造成的网络极化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网友不满，屏蔽、拉黑、沉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的一种抗议方式，但很多时候这又反过来让我们继续深陷同温层走不出来。

有的人说：这有什么，本来上网看看资讯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只要生活过好了就行了，在中国一切跟着上面走，准没错。

对于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中国网络的特点只剩下娱乐化的效用，任何严肃、深度和客观的内容都不容易流行，“奶头乐”、短平快和爽的内容大行其道，让很多人忘记了，在所谓内容生产商和平台试图用大量资讯和信息塞满我们的空余时间之前，到底资讯有什么用。

资讯当然有很多用途，但它有一个用途很多人忘记了，那就是它是我们判断形势、进行决策的前提和依据。有的人说，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平时忙完了躺平就行。

真的如此吗？无论我们身处哪一个层次，我们都不得不做大大小小的决定，小到哪怕趋吉避凶，保护自己，前提都是要了解真相和事实。上文所说的囤菜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以来，有太多太多的细节需要我们判断——有人说戴两层口罩管用，真的吗？打了疫苗还是会传染，还打疫苗吗？要不要采购快筛试剂？这些都需要我们走出同温层，了解客观的资讯，对比多方解读，得出自己的结论，在符合本国防疫法律规定下做出自己的决定。

因此，对同温层和过滤泡泡的反思出发，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走出同温层，接触更多的资讯；主动搜索多样资讯而不是坐享其成；交叉比对，分析不同论者的论证过程，学会即便不同意对方的论点，也看看人家到底如何论证。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实际上，在新时代，重新掌握网络信息主导权、不为回音室所操纵已经成为重要的素质，英文叫cyber literacy，中文有人翻译为“网络素养”或“数位素养”，意思是如何利用认知和技术能力，使用资讯和通讯技术来寻找、评估、建立和交流资讯的能力。Literacy的原意为识字能力，因此在这个时代缺乏“网络素养”，与文盲无异，损失的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