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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文化


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文|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就揍他

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

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

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毛主席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

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

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


《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

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 暂不通用)

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和这样的黄永玉聊天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愉快旅行。我们听不同版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打赌一场拳击比赛里谁会赢,听着Beatles讨论《世说新语》,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画名《价值的判断》。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还要解答问题:蜘蛛那么小,却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它到底是怎么赢的?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恐惧。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是苦会再来。他让我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历史不会重现,因为改变往往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发生;第二句是,一切都会过去,「你要记住,任何苦都会灭亡,只是这件事有个时间问题。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这个过程你可能会遇到难处,遇到很多荒谬和可笑……你就把它当作一种观察,人还能这样呢?还能有这样的事呢?你要把它们当成笑话记住,等到将来写出来,讲给人们听,日子过去是这样的呢,多有意思!」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讲到这里,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这是黄永玉的笑话,或许,也是他的信念。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来的是谁

见黄永玉只要带着耳朵就行了,他准备了很多热闹等着你。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刚刚交上自己连载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最新一章,从书房扶着助步器走出来。黄永玉忙得很。客厅柜子上压着一幅颜料还没干的新画,桌上的草稿纸有一首还在圈圈改改的新诗,沙发边的书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间夹着纸巾做的书签,读了一半。他谈的每句话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缭乱的历史课。看到墙上那幅小像吗?那是周令钊画的二十三岁的黄永玉,现在这幅画叫《小鲜肉》。今晚吃的这种葱是王世襄的做法,还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从文时年整八十岁。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来干嘛?」
「好玩!」

后来摔倒受伤,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有时候说凤凰话,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的英语,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其他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比如日语会说鸡蛋(tamago),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他妈的」。

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的壁画是他画的《祖国大地》,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最后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寓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

 黄永玉与表叔沈从文 


还有一类喜欢讲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经历。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住了好长时间,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那时候,住了一院子画家,包括齐白石的两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禅,还有画了《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大雅宝的孩子们管他叫黄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写生、素描、调颜色,只有黄叔叔陪孩子们玩,斗蛐蛐,舞狮子,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

黄大刚是黄苗子的小儿子,小时候跟着父亲去黄永玉家做客,大人们总是聚会,一起看黄永玉画画,一起讨论他当时听不懂的艺术问题,拉奥孔为什么用极致的美表达悲剧,罗丹的《地狱之门》跟现实相比还是肤浅了。不过他记住的是黄永玉和孩子们的聚会,胡同里的男孩子们都围着黄永玉,挨个跟他学招式。黄大刚也被拉着学了两招,理由是马上开学了,会打架才能好好上学。黄永玉到学校开家长会,儿子上学打了架,他见面第一句话是:「打赢了没?」

那时候聚会的还有汪曾祺,他总是一个人来家里吃饭。家里留着绳子系着的豆腐干,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黄永玉给汪曾祺打电话,叫他到家里吃饭,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汪曾祺现在正被打成右派,黄永玉还是同一句,让他来家里吃饭。但是,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再往后讲,黄永玉就会摆摆手,「不说了。」

晚上九点半,客人们和黄永玉告别。他已经没法站起来送他们了,只能远远招招手。房间里安静下来,小猫定点跳上沙发,窝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晚上的拳击比赛。关上电视,他有时候直接睡觉,有时候还要自己再写一会儿文章。书桌前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和翻滚了一下午的回忆。

往事给他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里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现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运。沈从文刚发现黄永玉的时候,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里面预言了他在黄永玉身上看到的命运,「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

沈从文当时写,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黄永玉不理解这份悲观,那时候更容易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快乐,他在天安门看游行,哭得眼睛看不见路,街上见到穿制服的警察,都觉得像解放军一样亲切,会上去跟人握手。他将喜悦刻在了自己的作品里,木刻画里的革命者像天使一样,可以飞起来。表叔劝他北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察觉到表叔刚刚经历了一场自杀未遂的绝望。每次见到沈从文,他看到的都是一个老人的从容,日子的确辛苦,住在小房子里,吃穿用度都很拮据,但他总是用微笑,用沉默应对一切。1967年的晚上,沈从文依然在听贝多芬。

然而渐渐的,他的生活里也开始加入了新的感受,从喜悦开始,困惑、矛盾、愤怒、恐惧,还有一味藤黄。这是一种用来画花蕊的颜色,也是一味致命的毒剂。最绝望的时候,黄永玉说,不如煮锅牛肉,放了藤黄,吃下去,人生就不再苦了。

女儿走过来,小声地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

黄永玉开始说另一句话,「死前面,还有好多路。」

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一个老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下简称《无愁河》),喜悦、痛苦、悲伤、希望,所有情绪在同一部作品里共存。他喜欢写《无愁河》,一开始写的时候在房间里哈哈大笑,吓得女儿跑去看望他,后来边写边感慨,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的记得很清楚,有的变得完全模糊,最近,写《无愁河》越来越难受,女儿给他测血氧,写到往事的时候,血氧值一直往下掉。后来,黄永玉生病入院,出院后发现,小说没法交稿了。《无愁河》写的是自己的经历,刚刚发表的章节写完了自己流浪的日子,再动笔,黄永玉就要携家带口上北京了。恰恰在这个关口,故事写不下去了。

写不下去的时候,黄永玉就去画画。画是黄永玉的情感表达,所有情绪都泼洒在画纸上。他的画里装着赤诚的喜悦,天真的希望,有时候恨也会突然而来。荷花在初生的太阳下盛开,背后的一池墨色,映衬着荷花红得炽烈。黄永玉喜欢画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达,想开就开,想败就败,不用服从任何命令。

落笔的时候,淤积在心里的情感同时释放,里面有一个激烈的黄永玉,脾气急,性子刚烈,有江湖匪气,想要打架,要报仇,要动手。但在这样的时候,另一些平静的力量也会出现。最常浮现的是一个回忆,黄永玉在胡同里远远见到了沈从文,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谁也不打招呼,迎面走过来,只在错身而过的几秒钟里,表叔突然开了口,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平静地留下一句老人的叮嘱:「要从容。」



星星在黑暗之中

黄永玉打算在100岁那一年办一场百岁画展,全用新画。为了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奋地画画。

这样的画展他已经办过两次了,八十画展、九十画展,每一次展览也都是用近10年间的新画。王明明是北京画院前任院长,小时候跟黑蛮黑妮兄妹俩一起参加绘画比赛,他有时候管黄永玉叫老爷子,有时候叫他黄叔叔,直到他也成为画家,今天也到了70岁,才明白黄叔叔画画的独特之处。

「我分析了很多前辈画家,晚年都是画不准的。黄胄60多岁的时候就不能站着画画了,身体不好,都在案子上画,画的透视角度都不对,画的人都偏了。程十发70多岁的时候,连画变形的东西也画不准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可真正晚年90多岁的时候也是不灵的,最后的作品他已经糊涂了,但他还在画。」王明明说。「黄老挑战了人生年岁的一个极限,他画那么大的白描,还能够画那么精细,那么准确,他给美术界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的画是他的人生境界。」

黄永玉打草稿


百岁画展有一幅尚未公开的作品,画了一只孤雁。黄永玉的题款像是一句说给自己听的提问,「雁啊雁,你为什么留下来?」

他最近出了一本诗集,里面是自己一辈子的诗,他给每一首诗配了插画。其中一首叫做《被剥了皮的胜利者》,「这是我的自画像。」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爱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欢听小牧童唱歌,阿波罗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赛。小牧童答应了,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神,阿波罗不能输。小牧童的歌声打动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输了,失败者被剥了皮,但苏醒过来,还在唱着歌。

香港导演杨凡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画,「我的眼睛突然间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门」。那是1979年,他从香港第一次到广州看黄永玉的画展。「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所有东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见他的那个彩色,荷花、樱花、所有的花,就等于是百花齐放,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我就很惊讶,一个中国画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西洋色彩在里面。」

「黄永玉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甭管什么时期,反右时期、『文革』时期,他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怎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把他最根本的东西磨灭掉。你看其他的,有些东西不行,那么我就隐逸了,可是黄永玉属于不信邪的。有些东西不行,我给你改过来,就算我改不过来,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

「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闯荡,最后归到美术学院,他也根本没按美术学院那个套路进行创造。什么都没有拴住黄永玉,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的艺术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树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别人几乎没有过。」王明明说。

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没数过,也不记得。只是每天干活,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画水墨,八十年代画线描,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回国后他做过陶瓷,画紫砂壶,与此同时,他还在每年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给儿子写信说,自己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1962年在校尉营美院宿舍,黄永玉正在刻「繁花」 受访者供图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雷锋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传被广泛转载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永玉。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祖国大地》。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高7米,但进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更难像欣赏作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

在黄永玉家里还有另一个小牧童,和另一种被遗忘的作品。张梅溪曾经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几十年间,她没法写作,承担起很多具体的生活。他们的小房间没有水龙头,她每天拎着桶出去打水、做饭、洗衣服,把针管煮在锅里消毒,定点去给沈从文打针。她喜欢唱歌,喜欢花,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张梅溪最喜欢下雨天,黄黑妮记得,每个雨天都像个节日,这个南方来的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去稻香村买二两排叉,一起吃甜甜的点心,一起踩水,一起庆祝一个下雨天。

女儿黄黑妮说,那时候总感觉父母好像跟这个世界脱节。他们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乱,全家还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们好像也不懂得忧愁,周末晚上给孩子们一块糖,两个人手牵手去大会堂跳舞,他们像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每个星期都要约会,一起看电影。自她有记忆的时候,家里一直有花,妈妈总是在家里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动荡,但只要回到家,就觉得每一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的。

难过在这个家里只存活很短暂的时间。沈从文去看望黄永玉,土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墙壁上也是脱落的砖石,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昏暗无光,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窗户,画里的窗外是盛开的鲜花。张梅溪从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拎回来时水已经冻成冰,根本没法用,她却依然开心,点一支蜡烛,把冰反扣过来,一家人兴奋地围着它笑,「看,冰灯!」

1961年,黄永玉一家和小猫大白,各有各的喜悦 受访者供图


漫长的几十年间,这对年轻父母都没有代表作,但他们在共同创作一个作品。黄黑蛮今年70岁了,他记住的童年时代是那时候的书、音乐和电影,「你读过《孤筏横渡太平洋》(注:现译名《孤筏重洋》)吗?就是那时候刚译出来,特好看,你一定要看!还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写得太好了,我们都爱看。那时候Beatles出的专辑,我找来给我爸听,特别好……」后来女儿从香港给家里带回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黄永玉把磁带藏在家里。把门锁好,关上窗户,一家人竖着耳朵听。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忧愁河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个作品也留在了学生身上。画家广军是黄永玉在美院的学生,直到今天,他都记得黄永玉教给他的一句话。那是1963年,毕业创作到林区「体验生活」之前,黄永玉告诉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到时候你就想,嘿,这么难的事让我碰到了,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么把它解决了!记住,一定要这样想。」

黄黑蛮推荐的那些书讲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们的内核却是共同的主题——世界简单至极,星星在黑暗之中。

这是与表叔沈从文一致的脉络。发现黄永玉的时候,沈从文在文章里对黄永玉的命运有一个悲剧的预言,他的个性在一个时代将被视为个性鲜明,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也写下了应对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习世故哲学,不必八面玲珑来取得成功,毫无顾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这是沈从文50岁的时候留下的经验,黄永玉后来的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时候,造反派问他怎么把浪花画出动态,他的答案是拿一块抹布,蘸上颜色后卷起来一抹就行。写作技巧、笔墨讲究,他并不是不知道规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黄永玉的作品里,每一根线条都叫黄永玉,横七竖八地肆意活着,它们是一种新的规矩:我管它呢!

1982年,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沈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对着山喝豆浆。两个人在吉首大学作讲座。沈从文先上台讲,他说自己毫无成就,算不得什么作家,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是一个「假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天赋是「穿单衣过冬不怕冷」,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我有一个习惯,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头」。第二个讲话的是黄永玉,黄永玉摆摆手,「手艺人,不会讲」。

这一年,沈从文80岁,黄永玉58岁。下着雨的春天,黄永玉找来朋友一起听湘剧高腔《白兔记》,主角李三娘出场,唢呐一响,院子里的几个老人都哭了,因为唱的是,「不信芳春厌老人。」

这是沈从文最后一次返乡,5年后,沈从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修订版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一切不出所料」,而关于黄永玉的悲剧预言是「一切近于过虑」。临终病榻前,黄永玉听他跟后辈讲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钱,热闹,江湖

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好玩、新奇、大胆、鲜艳,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是——有钱。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画,越画越大。

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90年代的黄永玉,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新画家。这时期他画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异于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胆,画幅巨大。它们给人的冲击感很强,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画还可以这样画吗?

更多大胆的作品署名黄永玉出现了。家里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最初面值8分钱,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实现「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家乡的酒厂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挣来的稿费给他们出了酒瓶的设计方案,后来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红极一时的「酒鬼酒」。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成为他的朋友其中一项标志是,他会热情地拉着你去书房参观他的宝贝。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一个手表,还有一沓写着「黄永玉 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发表后寄来的稿费,全是现金。但他的快乐仅限于展示,关上抽屉,黄永玉还是黄永玉,穿70年前买的风衣,用小木匠给他做的木刻刀,喜欢吃女儿做的腌黄瓜。


这份混沌的顶峰是万荷堂。这是从诞生就充满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场。1995年,黄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了,他要自己盖房子。

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的蓝图也是他自己画的。我找到了这份蓝图,是一个画在卷尺包装盒背后的涂鸦。负责盖房子的柳运宠至今记得接到任务时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纸盒」,黄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盖这个房子」。

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招待500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

万荷堂有以下特征:自由、烧钱、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紧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里追求无拘无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许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里的狗也不拴绳,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荷塘院子里的房子不允许使用一根钉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来,树长成什么样,盖房子时就用什么样。唯一抗议这种自由的是施工队。工头一次次跟黄永玉吵架,他们用经验跟他讲道理,盖房子不能追求纯天然,砍下来的树没有标准尺寸的,一头大一头小,拿它们当大梁,房子会塌。

黄永玉在万荷堂有自己的规矩。他养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两只,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在这里,卖画不讲价,讲价放狗。

「他有他霸气的一面,一般画家不好意思谈钱,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诉你,你不能少给了他。」王明明说。「他接触的人多了,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不缺钱,我那边开一个劳斯莱斯,你就不能把钱拿少了去买我的画,明白吗?对着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对付不同的人,对很多老朋友,他绝对是真情的,作品里也没有任何金钱。这是他的智慧。」

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舞狮队、弦乐队……王明明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黄永玉送给他的字是「举重若轻」。采访全程,他只在回忆万荷堂盛况的时候扛不住了:「在万荷堂上百人来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闹心。」

「像咱们觉得这么多人,心里头一两天都乱糟糟的,可他高兴。黄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兴完了,热闹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做自己的事儿,什么都没耽误,马上沉下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写,照样画,我觉得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鲜,但没看他用功,艺术上没有过那一关,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但又没变成负担。」王明明说。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万荷堂里的黄永玉是一个艺术家最复杂的时刻——十分艺术,十分江湖,十分黄永玉。他只请过「文革」期间给他送花的花匠给画展剪彩,从此以后画展没有剪彩仪式,八十画展请柬上还标注着「恳辞花篮」。作家北岛办杂志筹不到钱,在黄永玉家做客的时候谈了自己如何碰壁,黄永玉转身去房间拿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给他,让他拿去卖钱。这样的他也受过骗,给家乡捐赠,给酒厂做设计,捐钱修建学校,钱没了,事没办好。他生气,画画,骂人,然后忘了,继续上当受骗。

万荷堂最热闹的地方曾经是门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乡亲都能来这里跟他闲聊,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这种人际乌托邦只短暂存在于没人认出他的那段时间,后来知道了住这儿的老头儿是黄永玉,万荷堂就开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画,偷他的摆设,最后偷走了他给侃亭题名的匾。后来黄永玉发了狠,把「侃亭」两个字刻在大石头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再也没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万荷堂门口,我见到了没了匾的侃亭,的确没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黄永玉的刻字旁边,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画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现在见了老朋友,想念至极,想送他画,有时候刚答应了送一幅,颜色还没调好,站旁边等着画的老朋友就开口了,「哎呀,我家是两个孩子。」

80岁那年,他改写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到了90岁,三米的长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两个老头儿

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关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这个事儿,他又不能去跟黄永玉解释。」

黑画事件之后,汪曾祺非常着急,想要去看黄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个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许汪曾祺和这样的人来往。这并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软弱。儿子下乡回来,接济了受迫害的朋友,这对父母的第一反应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后来写道,是儿子教他理解了什么是义气。他也试图弥补过,80年代,他登门找过他,拜访那天张梅溪关着门,不愿意出来见他。后来的汪曾祺用沉默回应这段关系,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低了头的是自己,往回退缩的是自己,失去这份友谊是他自领的惩罚。

再去见黄永玉,我看到了另一个老人的负气。他能背诵汪曾祺写过的文章,包括没有发表的作品,但他讨厌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老写吃吃喝喝,炒菜做饭,好多能力他都没有发挥出来!」他说起来就生气,「曾祺后来写的,我都不再看了!」声音提高了,开始发脾气,「我的文章,曾祺也没看过!」说完他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后来的文章,(他)应该没看,没有系统看过。」又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曾祺看过吗?」

但汪曾祺看过。这是汪朗记得很清楚的细节,在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是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游记。

荒唐的日子过去了,剩下了两个老人的各自孤独。黄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国后的几乎每一场画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默默买票进去,参观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满腹感慨,无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脑儿倒给儿子,教儿子欣赏黄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笔,「一笔到底,足见功力」。他专门去纪念堂看了《祖国大地》,一眼看出画的用心,「这种场合不好画,这么画完全压得住这种场面,大气!」给朋友写信也忍不住夸了《祖国大地》,「此公近年可谓哀乐过人矣。」汪曾祺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黄永玉刻给他的木刻《高尔基》。

黄永玉听到这件事后,不再说话。房间里只有水池里的流水声。几天后再次拜访,一见面他就要我看新画,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题名《一梦到洞庭》。他指着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会开心的。」

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经常画的一类主题。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为他只有一盒彩色颜料。「他不会用水墨浓淡,这张要是给曾祺看看,他就开窍了。他的画不开窍,他画画要是我在,讲两句给他听,他会解放,这是真的。」黄永玉说,「要是他掌握了这个,他就开心了。」

《一梦到洞庭》


这幅淡墨荷花大概是写给汪曾祺的回信。1954年,刚到北京的黄永玉拜访了齐白石,刻了一幅流传至今的齐白石木刻。这幅木刻起稿很难,黄永玉当时30岁,既没有刻过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怎么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窝蜂》,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读者只有黄永玉一个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画家。

汪曾祺纪念馆建成,书迷们提议请黄永玉为汪曾祺纪念馆题字,黄永玉答应了,把汪家后代叫到家里拿字。和50多年前一样,黄永玉提前三天准备的菜,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哪一个是小老虎?」汪朗笑着回答第一次见到的黄叔叔,「现在已经是老老虎啦!」

见到了黄永玉,汪朗觉得,父亲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卷烟,但他却有一个当成宝贝收起来的烟斗,现在终于知道,那是黄永玉送给他的礼物。他们去看了黄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们从《无愁河》里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报,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去。

这是一段近似乡愁的友谊。而对黄永玉来说,很多名字都在时间里变得复杂。上海有老艺术家去世,电视台请黄永玉出来说几句话。草稿纸上留下了一个老人复杂的修改痕迹:「××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时的朋友」,划掉「朋友」,改成「同事」,再划掉,改成「同行」。最后落在纸上的正式回复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相识甚浅,无从谈起。

很多名字都还能再回来,一种常用的理由是,「都过去了。」一切的确都过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万荷堂搞聚会时,女儿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跟黄永玉商量,这个人动过手,那个人砸过家里的东西,可是名单没法这么算,最后黄永玉说,让他们来吧,他们过去是打过我,但是这些人不算坏。

晚年的丁聪话越来越少,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望着身边的朋友,一坐一下午。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话他,「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这么安静?」坐在一辈子的朋友旁边,丁聪老了,眯着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后才慢悠悠地解释了自己的沉默,「这就是人生哪。」

人生如此之长,黄永玉和汪曾祺最终却没有机会,坐在一起享受这份沉默。



不要扶,不要服

2021年的万荷堂空空荡荡,院子里住着年迈的「科学」,「民主」已经去世了。画室锁着门,里面的升降机前没有了大画布,门口的拳击沙袋外层晒脱了皮,悬挂沙袋的金属链生出厚厚的锈。荷塘里的荷花全败了,柳运宠偶尔跟新来的客人们讲解这里曾经的热闹,数得上名字的名贵荷花最初都种在这里,大明湖的荷花、颐和园的荷花、洞庭湖的荷花,但最后是无名无姓的野生荷花活了下来。

黄永玉依然坐在古雨厅的大桌子前,现在他需要放一台吸氧机在身旁。

万荷堂的热闹是一点一点消失的。2002年,张梅溪搬回香港,和儿子一家生活,后来的日子,有时住在山上的家里,有时住在医院。缺席聚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理由是老了,病了,去世了。2009年,丁聪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华君武去世。黄苗子出院找黄永玉吃饭,两个人对着安静下来的万荷堂,黄永玉告诉老朋友,「现在就剩咱俩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万荷堂吃饭。2012年,黄苗子去世。

整个万荷堂只剩下了一个老人。生活开始变得不方便,院子里的石板路推不动轮椅,画室门口的门槛也成了障碍。女儿找了新房子,90岁以后,他们搬到新住处生活。

布置新家的时候,女儿决定安装能上下楼梯的轮椅,他的第一反应是用不着。受伤住院后,女儿请人夜间看护,他生气了,抗议这个决定。他走路走不稳,旁人伸手扶他,他会瞪眼睛,一边颤颤巍巍地走,一边大声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黄永玉与女儿黄黑妮


新家依然要办聚会,每天下午三点半,客人坐在他对面,听他讲笑话。他喜欢讲述一种帅气的衰老,最常讲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这样讲的:他回凤凰老家,弟弟带他吃饭,两个人在路边等出租车,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冲出来,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请注意,弟弟当时80岁了,被摩托车撞飞,弹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没事,自己爬起来,恶狠狠地走过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轻人痛打一顿,教训他以后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气,一毛钱也没要,放年轻人走了,两兄弟继续打出租车。上车后连司机都佩服弟弟,80岁了还这么潇洒,司机一路跟哥俩打听,你们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们的钱,我要回去跟我哥们说,80的人是怎么教训小年轻的。


这个笑话讲过很多次,赢得了很多笑声。柳运宠见证了这场交通意外,故事大致属实,只有部分细节问题:老人摔倒后并不是自己爬起来的,很多人搀扶着才站了起来,他也的确挥了拳,可每一拳都挥空了,毕竟,他已经80岁了。一个热血的老人确实存在,但他的衰老并不帅气。

真实的衰老是一种越来越具体的悲哀。老朋友住上海,临终之际给黄永玉打电话,想再见他最后一面,他在北京的电话一端急了,「你千万不要死,要死也等我来了再死。」他坐飞机赶到了上海,老朋友却已在火葬场了,人生只剩一场告别仪式。黄永玉没去参加仪式,一个人跑去停尸房,见了他最后一面。

显然,黄永玉不喜欢这种结局的衰老故事。衰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和朋友讨论过的,在老朋友都还活着的时候,死亡就是一个他们具体讨论过的话题,大家还专门为此聚会,畅谈死了以后怎么办。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都发了言。他们有的说拿骨灰种花,有的说拿骨灰撒回大海,还有人提议骨灰直接冲到马桶里,一了百了。张梅溪不同意,嫌弃骨灰会堵住下水道。黄永玉说,那就包成饺子。

他见识过朋友的衰老,有骨气的老,从容的老,就像黄苗子那样的老。当时他病了,黄永玉去医院探望,躺在医院里好几年,可他还总是笑眯眯的,在病房里面写字,看书,和朋友对诗,做完透析找人吃溜肥肠,在病床前吃涮羊肉庆祝生日。黄永玉一直欣赏黄苗子身上的从容,性格从容,宠辱不惊,自得其乐,「连害病都害得那么从容」。

人生最后的日子,黄大刚怕他受不了闲话,拔了家里的网线,不让他看到外面的诽谤。直到父亲去世后才知道,老人早早找了人接上了网线,所有的说法,他全看到了。但他此后的每一天依然过得坦荡,睡得好,吃得下,该怎么过怎么过。他指着儿子住的方向,告诉当时身边的人,「他们太小看我了。」

有一次病危抢救回来,黄苗子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拿笔来,要写字。黄大刚只好在护士休息室拼了两张桌子,铺上宣纸,研了墨。他发现,父亲站不住,但拿笔的手始终不抖,「根本不像一个病人写的,很霸气」,写于朝阳医院病房里的字是他这辈子最苍劲有力的作品——「万紫千红」。

这才是黄永玉能接受的衰老。小牧童老了,病了,被痛苦剥了皮,但他还要唱歌,在地狱里也要唱歌。

这一次,轮到黄永玉老了。医生跟他谈话,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胆坏掉了,肺坏掉了,血管坏掉了,心脏上有个小盖盖也坏掉了。他喘不上来气,医生让他住院,他带着书、颜料、画笔、画纸住了进来。住了几天他就生气了,医院里怎么有这么多不准——不准熬夜,不准劳累,不准吃辣椒,到处都是不准。

他的身体变得不像黄永玉了。摔倒了要住院,感冒了要住院,只是多吃了一顿涮牛肚,痛风就犯了,还是要住院。他不喜欢医院,医生讲话不公平,只对年轻的病人说「完全康复」,老人生病只能听到「这样就挺好」,仿佛痊愈是一种仅属于年轻人的特权,一个老人总是得到另一种人生真相——办不到,再也办不到了。

回到家里,黄永玉生气了。他不喜欢衰老,一点也不喜欢。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当侠客,要刻木刻,要画画,要写《无愁河》,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怎么就老了呢?老天爷办事真不公平。

黄永玉老了,这事他不同意。他开始用黄永玉的方式反对自己的衰老。摔倒伤了骨头,住院动手术,往骨头里钉了钉子。医生安慰他,人老了,不能走路很正常,做这种手术之后要是还想走路,三天之内就得下地练习,这是年轻人才做得到的事,下地练习那么疼,老人不必勉强。然而,三天之后,黄永玉站起来了,老不老他不管,他要重新走路。

家里的餐桌前挂着一副对联,他在题跋里写道,「人老不怕,就怕颓废和意志消沉。看我们今天多带劲!所以今天我写这副不对仗的对联来长长我们老头老太太的志气,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混蛋话!」

这副对联写的是:

人说八十不留饭
大伙喫给他们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是平均年龄80岁的老朋友签名,都是北京人艺来万荷堂吃饭的老艺术家,包括时年88岁的郑榕、85岁的蓝天野(已故)、82岁的朱旭(已故)、77岁的张曼玲、72岁的吕中和徐秀林,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卢燕,当时也已85岁。

他近乎赌气地想要证明,衰老偏偏可以很帅气。一个老人也可以像年轻时一样活着,还有爱情,还有友谊,还有作品,还有希望。

黄永玉98岁时作的画,上面题着「我九十八了,活该请您来万荷堂喝一杯。」


于是,黄永玉成为了北京城最年轻的老头儿。他喜欢坐敞篷跑车出门。住院醒来的半夜里,他坚持要喝一瓶雪碧。他还要给张梅溪打电话,耳朵听不到了,他们就写信。两个90多岁的老人照样要谈恋爱。他们在同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给对方的话,笔记本的边角上是卡通画,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笑眯眯地手拉着手。女儿在香港北京两地飞,负责给两个老人传递情书。

晚年的张梅溪忘记了很多事,黄永玉就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女儿在病床前给她读《无愁河》,写到他们的19岁,写到了最初的相识,一到这种时候,张梅溪会醒过来,想起同一时期的细节。她已经没办法握住笔,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不同段落常常重叠在一起:

我最亲爱的好爸:

我很挂念你……我十分想念你,你来这里住,好吗?……你的画,很好,我一看就知是我爸爸,爸爸你一定好好中意我吔!我们都十分中意你,挂念你!你来!!我天天炒菜给你。

今日下雨,我中意下大雨,好好玩啊!
亲亲你好爸爸。

你的大头女,
梅溪

然而,衰老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前路少有坦途,多得是无能为力。2019年,香港机场交通阻断,黄永玉困在北京。他只能这样回信给他的爱人——

梅梅妈妈:

你说这个世界好不好笑?香港今天变得这么混乱,我原本想回来看看你,都办不到了,只好等香港早一天平安,好让这两个九十岁的人见见面。

我自从摔了那一跤之后,人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生龙活虎的人,走路都慢慢一拐一拐地了。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脑子和手依然灵活。要不然文章和画画都弄不成了。感谢上天。
我仍然祈求老天让香港早早恢复正常秩序,以便我能早日回香港看你。

吻你!
老爸,北京

这封信没有回信。两个月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再等两个月,香港政府实施了入境限制,又过了两个月,黄永玉接到了一则来自香港的消息。北京的家里很安静,旧烟斗整齐地摆在柜子上,小猫窝在沙发上晒太阳,房间里摆满了花,正如女主人喜欢的那样。一个人的时候,黄永玉用正楷工工整整写了一张纸条,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关于张梅溪的信:

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

身边的人们看得出他伤心,但没有人见到他哭。他请人把张梅溪15岁的照片装在镜框里,放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剩下的时间,他的日子还是一样,早上画画,中午写字,晚上抱着小猫,一个人看电视。


和他聊天的节奏越来越慢,故事讲到一半常常会停下来。他还是喜欢讲笑话,讲梅溪遇到小混混,俩人一起去教训他们,把人吓跑后哈哈大笑。他最喜欢讲第一次见到的梅溪,她穿着白色裙子,背对着自己,在房间里和着钢琴伴奏,唱Ave Maria(圣母颂)……

这是一个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因为讲到这里,他就停了下来,仰头望着天花板,盯着灯光发呆,他不再说话,所有皱纹渐渐舒展开来,大概在记忆里见到了谁,最后一个人自顾自地笑,「嘿嘿!」


我是在跑万米

黄永玉最近重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但他看的版本是自己年轻时读的《大亨小传》。他又翻出来《万象》杂志的过刊,重读了胡适。他开始找过去的音乐听,手机排行榜上都是老歌,后来我放给他一首歌,他侧过身子用还能听得见的耳朵听,听出来是《忧愁河上的桥》,第一反应是兴奋地招呼女儿过来,「妹妹!妹妹!」两个人凑在一起听过去的旋律,直到今天,他还唱得出《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黄永玉有很多珍藏的宝贝,他也乐于分享。他说他把自己在《诗经》中最喜欢的一首诗刻在了木头上。在万荷堂的画室里,我看到了这六块大木头,那是朋友从云南送来的金丝楠木,黄苗子也欣赏这首诗,爬上梯子直接给他题写在木头上: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这是《大雅·生民》里讲后稷的故事。后稷名「弃」,这也是一则名副其实「弃」的故事,后稷一出生就遭受抛弃,所幸每次都能得救,被弃置在窄巷里,牛羊避开他走,不伤害他,后来扔在树林里,樵夫救走了他,最后放在寒冰之上,大鸟用羽毛盖住这个孩子,保护他长大。

与他共鸣的似乎都是「弃」的故事。贝多芬音乐强力但是底色悲凉,肖邦有背井离乡的离国恨,拉赫马尼诺夫的底色是悲哀,帕格尼尼也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紫苑草》讲了一种底层现实:纵然努力对抗命运,却依然负担着人生的无奈和沉重。

黄永玉说,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有些事现在能讲,有些事要很久之后才能讲,他讲出来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求出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睛红了,他说自己所希望的是,再过100年,至少有一个人知道黄永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人」,「一个没有低过头的人」。

我问黄永玉,为什么喜欢画荷花。他显然不是为了荷花的高洁而画了一辈子。「出淤泥而不染」,他一遍遍在画里题跋反驳周敦颐,「没有淤泥,荷花如何活下来?」

关于荷花,他曾经这样解释:小时候在外婆家住,闯祸后常常躲在荷塘里,一躲一下午,也顺势看了一下午荷花。他发现荷花不像君子们画的那样干干净净,真荷花里面有泥苔,周围也很热闹,青蛙、水蛇、蜗牛、螺蛳、蜻蜓,全在一块儿。他喜欢这种热闹,这是一种人生的妙。

但这一次,他重新解释了荷花。他在笔记本上画了花的解剖图,荷花杆是中空的,但它足以顶起一朵盛放的大荷花。荷花杆的内部切片里是无数个小管,整整一把圆管聚在一起,狂风暴雨过来,荷杆固然柔软纤细,但既不会断,也不会倒。它的特质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不可摧毁。它就像是沈从文画给自己的小船,在小小的波浪中也动荡不止,但是到了大浪里也不会翻沉。于无声处坚韧怒放,这就是黄永玉的荷花。

「我能忍受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委屈,那种痛苦,我能忍受。不是一件事,是多少个。这一点我不讲给别人听,是我心里得意的地方。人同人之间的那些问题,受到一点委屈,受到苦,很苦的。我当天感觉有点不好受,第二天就做别的事了,不太去想它。想它一点用处也没有,真是好苦,但是这一辈子,这种苦同我的努力,同我的用功,不能比。」黄永玉说,「我是在跑万米,不像跑一百米那么好看。跑万米绕圈的,不太有人看。我就是一个跑万米的人,要是有人说我跑得不好看,跑得慢,你不必停下来说道理,那就浪费了。让这个生命远一点,跑到终点是我们的目的。」

黄永玉家门口挂着一幅工笔荷花

最后一次拜访黄永玉,窗外满是太阳,丝毫没有要下雨的样子。阳光从彩色的玻璃照进来,大黄狗和小猫一起窝在桌子底下睡午觉,黄永玉还是在讲笑话。

「『四人帮』垮台了,我那时候正在画毛泽东纪念堂的壁画,住在华侨大厦。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在南京跟着你们走了一路,是他报告的江青,现在就住在华侨大厦,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说,太好了!找几个人打他!」

这时候,他的女儿拿来了一盒喉糖,他拿出一颗,递给听笑话的客人,「你吃一个糖,这个糖是我的家糖,我最爱吃的。」嘴里嚼着糖,他很开心,笑着继续讲,「这个事情现在不会有了,那个时候有机会还会动动手。」「贺敬之管文化方面的事,他打电话给华君武,说,黄永玉在华侨饭店打人了,你知不知道?华君武说,我不知道啊,怎么可以打人呢?」他模仿领导的正经口气,「华君武就打电话给我,说你打人了,有这事儿吗?我说有,他说,贺先生说以后不要再打了,这样不好。我说,知道了。」口气在这里突然变了调,笑话来了,「接着他问,哎,你是怎么打的,快讲给我听听。」

说完客厅爆发了大笑,黄永玉看着客人们一起笑。

第一次见到黄永玉,聊天中,他突然停下来问我:「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笑了,你怎么办?」

他说,他已经把办法写进了一首诗里,但他脾气又急起来,要告诉我许多办法:在家里藏一本大英百科全书,把喜欢的唱片放在柜子后面,好看的书要用东西包起来藏在床底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拿出来,读书、画画、听音乐。他还花了10分钟讲解如何煮出最好吃的绿豆,拿一口小锅慢慢熬,用冷水把绿豆皮滤掉,这是他下放时候摸索出来的方法。胡同里的沈从文又一次在故事里出现了,讲到错身而过的瞬间,他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则代代传递的经验:「要从容。」

后来,我找到了他留在诗里的办法,那是作于85岁的《笑》——

挖个洞,把笑埋进土里,
到春天,种子发芽,
长成一棵大树,
像座高高的钟楼,
风来了,
满树都响着
哈!哈!哈!哈!


2022年新年第一天,他完成了撕毁五次才画完的那幅画。这幅画悬挂在客厅里,湛蓝的天空下星星点点,家家户户亮着灯,守着一汪平静的湖水,花尽情绽放,题名《今夜》。画前题字是这样一段话:

「愿上天给人间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今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年如此,百年如此,告诉子孙们,人应该拥有如今夜之权利,过宁馨如今夜之日子……比如考古学家举它对未来的某一天如今夜的观众说,这幅画是个九十多近一百岁的老头画的,水平虽然算不得高,留传至今,起码能给后人一点欢喜,告诉我们,那时候人们是如何打发日子的。」

他还想写《无愁河》,命运里像是总有一个阻力挡着,不让他写这部小说。第一次动笔是在1945年,在抗战和动荡中停笔,第二次续写是在80年代末,写满一年又停了下来。86岁那一年,他重新动笔,这次还是有很多力量让他写不下去,生病、住院、衰老、离别、伤痛,但他这次继续写,13年间写了262万字,一直把故事写到了1949年。

书里很多故事早已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里,但这里每个故事写得很细。写到少年时代见到李叔同,过去他只讲如何在他面前摘玉兰花,这一次他写的是,看到弘一法师圆寂后,回去的路上默默哭了起来。

他的心里并不是没有波澜,只是人老了,伤心是一种秘密。他和年轻时一样,听老歌会哭,读诗会哭,想起朋友时也哭,看到新闻莫名伤心了,不敢让女儿知道,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他只能把这些说不出口的感情画到画里,写到书里。

他连人生最后的细节都想到了,到时候送去火葬场,送过去就行了,不用想着领骨灰回来,「不好分,怪累的」,他打算跟孤魂野鬼一起过,大家一起热闹。他对于死只有一个要求,「到时候胳肢我一下,看看我笑不笑,」这是他的生死标准,「笑了,我就还活着。」

活了一辈子,黄永玉只是黄永玉。这是他在《世说新语》里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再有两个月,这个人就要99岁了,人生再来个一百年,结局或许还是同一样——天地不仁,白云苍狗,但管它呢,我与我周旋了一辈子,黄永玉永远是黄永玉。


(王贻芳、张新颖、吴洪亮、李庚、杨超、孟斐璇、超仁、汪朝、齐方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瞿中华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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