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内卷，2亿中国年轻人会爆发新的高度”
“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我工作只是为了钱，可钱还少得可怜，
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但情况完全没有改变，
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尽。”
这是美剧《小谢尔顿》里面的台词，
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正击中当下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的心理。
照道理讲，如果爆发出来，应该能达到一个高度。”
责编：陈子文
“打工人”这个词变得流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打工”在中文里面从来不是好事，表示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酬劳不高。“打工人”，延续着这样的负面联想，它恐怕是从香港，尤其是香港电影里过来的。
杨照在哈佛大学
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
“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社会变动太快，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转到这个行业没有一定的必然性，栖栖遑遑，不知道两三年之后是不是还在做这个，不能安身，更不要说立命。
弄清楚了之后，才知道怎么改变。
看待大厂，我基本的态度都是我要提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小是我故意的”。
大对谁好？对于那样一个机构组织可能是好的，可是对于里面的人是不是好？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还有一件事，当你追求“大”的同时，就失去了细腻的程度，而只有在细腻的程度上，才能够找到个人真正发挥的空间。
我今天开一家店，营业额3万块，等成长到15万，我就要开第二家分店，站稳之后，我就开始想第十家分店会在哪里。
在追求“大”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制约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要追求什么？所谓工具理性，是严格用成本效率来计算。
日本开饺子店的奶奶，晚上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夜店打碟
我这是把“大”和“小”推到极端来对比。大者必须一直不断保持扩张，好像这样它才能够没有危险，但对于在那个环境底下去工作的人，对他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希望大家借由相反的生命态度去反思。
35岁工作年龄门槛，表示大陆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包括现在大家60岁退休，全世界没有多少60岁退休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是倾向于年轻世代的，让年轻世代有更多发挥的机会，但另外也产生了年轻世代更高度的竞争性，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
因为年轻世代最大的特色，在于创造力，但年轻人花了太多时间在互相竞争，造成零和游戏（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进一步消磨了作为年轻社会最应该要有一种长处——创造出新的局面，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形式。
北京大量互联网行业青年从霍营站坐车上班
景德镇钻研手艺的年轻人
石嫣是清华大学博士后，丈夫是博士，两人放弃光鲜工作，去顺义乡下发展可持续农业
改革开放以来，一整代的年轻人起来了，放到世界上，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世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真的很希望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自己能够认知体会这件事，这落在你们的肩膀上，不应该一直想要去抢夺一个明明知道比你能力差的工作，要去创造出你自己的东西。
自习室学习者的笔记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去考公务员，不只是安定感，还多了一种我可以体会的叫做“正义的保障”——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结果可以预见。
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指的是在社会组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制，管辖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使得社会的秩序规范能够保持最稳定。
所以官僚体系两个最重要的特性：第一是层级制，一层一层的科层组织；第二它的根本精神是“认程序不认人”。
从一个角度看，它是最稳定的，但必然有另外一面，它为了稳定，把个人的作用降到最低点。
图源：《奇葩说》
台湾年轻人有个观念“小确幸”，所谓的“小”是什么？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小路，并非都在同一条路上争抢。
香港一家极小的理发店Visage One，老板一人打理，每天最多为5个客人理发，他也是爵士乐迷，晚上这里变成爵士乐酒馆
比如说，开咖啡馆虽然很普遍，但年轻人想这件事的时候，用力钻研的地方不同。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出路是彻底地去了解所有的咖啡豆，有人最重视的是把咖啡馆里的装潢气氛做好，有人研究烘焙技术……延伸出来各种不同的路、不同可以去追求的东西。
欧洲的过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台湾从我这一代到下一代，经历了一个世代的实践，所以还是要耐心。
“我不想打工，我能干嘛？”——你必须得接受现实，认识到这就是时代，这是社会。可是，永远不要低估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规范是管到100%，一定有一些空间，你需要有知识和执行力，去把这个必然存在的空间给找到。
更进一步，你下决心设计出聪明的行动，把这个空间给打开大一点。
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在念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立下一个志愿：我想做一个一辈子不要上班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要进学院里当一个教授，因为教授不用打卡上班。
后来到了24、25岁，在哈佛大学念硕博的时候，我又把愿望做了一个调整：
因为我学习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能体会到在现代社会里，只要有一个头衔职位，就有很多的规范和虚伪，我想要尽可能做一个authentic（真实）的人。
我今年快60岁了，基本上做到了，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
《对照记@1963》里我讲过，我曾在台北艺术大学当过兼职讲师，但几年后决定不再回去。
在非学院系统的“诚品讲堂”、“敏隆讲堂”上课得到的钟点费，是大学兼课的五六倍，而且那些自己付费来上课的学员，又比拿父母的钱注册的大学生认真多了。
作家杨照与女儿李其叡
当你们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虽然我一点不想去什么工作，但是没办法，非得去”。为什么会没办法？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同挑战，不见得比你们的要小，我能够这样活下来，你也可以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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