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户口内卷？年轻人不玩了

一年一次的北京积分落户进入了名单公示期，今年提交申请的 122219 人中，只有 6006 人获取了落户资格。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分数线年年浮动：今年 105.42 的最低分值，在过去的两年中分别是 100.88 和 97.13。

以北上为代表的城市户口每年都是众人争抢的目标，竞争的火热程度与房价正相关，也体现着户口的含金量是如何与房产、教育等资源深度捆绑。

总有人拼尽全力在都市扎根，也不断有人选择从这里出逃。

在今年多个城市主动放低落户门槛的当口，我们采访了在各地生活的年轻人，通过他们的落户故事，看到了当代更多不同的人生选项。

01 

北京

“落户只代表你已经卷完了第一轮。”

快 30 岁的时候，小达开始为北京户口发愁。那会她并未生育，但已经操心未来小孩上学的问题：“得有个户口”。

早些年里，小达是抱着对北京的幻想来的。

80一代在大学时期所能获取的信息还不算丰富，通过同学的描述和小说里的京圈文化，她离开了气候舒适的老家，奔向了北京的国际化。

小达的家乡

初到时，北京的快节奏让这个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年轻姑娘感到兴奋。她观察过地铁里走路飞快的行人：“喜欢那种又土又卷的感觉”。

和老家不同，在北京生活的多数人似乎没有特别讲究穿戴；更大的生活半径也稀释了人脉关系的重要性，透露出更适合公平竞争的迹象。

在北京落户的难度有着不同时期的差异，“一些早就留学回国的人会比较顺利”。于是为了尽早确定将来孩子的上学乃至高考问题，她选择“大龄”出国读书。

留学期间的小达

人才引进落户的标准并不十分苛刻，难点在于必须在政策条件的期限内搞定落户，一旦超期政策调整，就意味着前期的准备都会付之流水。

毕业归来，即便海外高校证件和留学的时长天数均满足了条件，具备人才引进资格的工作单位里往往也有其他人在排队。

从递交材料到正式落户，整整两年间小达不敢换工作。等待的日子最是闹心，她常焦虑着户口到底什么时候能办成，会不会等着等着就彻底办不成了。

正式落户的那年她 35 岁，孩子已经出生，很多人在差不多的年纪已经放弃了在北京落户的念头。

老家有人劝她晚些再给孩子上户口，这样孩子就可以拥有 110 开头的身份证号，成为“正宗的北京人”。

她最终没有这么做，孩子依常规流程落了老家的户籍，保留了和她一样的身份证头几位数字，彰示着母亲曾来自异乡的身份。

除了能更安心地在这个城市生活以外，还有新的竞争游戏摆在眼前：她很快陷入了该在海淀还是西城区购买学区房的纠结，写着北京的户口本显然不是未来的终点。

02

成都

“一个年轻而自由的地方”

两个月前，橙子迁出了在北京的户口，正式落户到成都。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已足够填平高考留下的遗憾。

毕业后刚到北京不久，他就从生活氛围的变化中体验到巨大的落差。

橙子在北京

“北京的感觉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随着从学生到上班族的身份变化，北京的城市底蕴和相应的陈旧作为两点一线的背景板，隐隐制造着束缚。

生活成本的增加体现在每处消费上：同水平的一份外卖在北京的价格通常会达到成都的两倍；偶尔想出门采购也得倒三趟地铁；他与大学同学在海淀合租的房子，房龄已超过 50 年，单间的月房租却要 4000 块。

在橙子看来，在北京买房需要付出远超过房产本身价值的钱：“给家庭负担很大，没有必要”。放弃了购房这一选项，北京户口也就不能带来足够的吸引力和满足感，尽管他的很多同事都是奔着落户而来。

月租 4000 元的单间

做出离职的决定并不艰难，代价是他必须在半年内迁走户口，把名额留给公司其他的人。

他很快回到了成都，落户的动机也顺理成章——他在这个城市读完了本硕，拥有紧密的交际圈；他在成都三环外租下的两室一厅新房，每月只需要 1700。

成都的年轻化提供了更自由的土壤，他开始了时尚博主的副业，更多的时间则被他用来准备编制考试。

橙子在回到成都后

近几年涌入成都的年轻人很多，但这个城市的就业环境还没有完全跟上：薪资低、机会少是他与朋友的共同感受。这也使得考编的竞争极为火热，只招 30 个人的岗位就有一千多人报考。

眼前在成都的生活与他心目中的独立和稳定还有一段距离，好在家人完全理解和支持他的决定。

出于距离的缘故，哈尔滨的家人很少去成都看他，但这正是橙子想要的：“希望成年后他们能把我从生活中剥离出一点，不要再把我当作最重要的部分。”

03

上海

“我不应该离开上海的。”

“以后我大概率会回上海买房”。和定居杭州的男朋友刚开始接触时，Summer 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规划。

与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是她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上海住着她关系紧密的家人，她于是也将这里作为了毕业后工作的第一站，一呆就是 5 年。

上海

人事相关的工作经历，让她见证了很多人对上海户口的执着。

当代人对待户口完全不是佛系的态度——有条件的都会通过落户来买房；手头没那么宽裕的也倾向先拿到户口，期待未来的红利。

“但在上海落户能获得的部分红利，会被很多隐形门槛排除在外。”比如一个家庭能获得的学区好坏，会把孩子与房屋产权人的关系远近、产权的持有比例、父母是否均为上海本地人等因素都纳入参考。

这些要求不见得全部都放在明面上，但在孩子入学时都可能会成为计算的标准。想够到最好的教育资源，外地人通过落户能占有的优势十分有限。

至于购房方面，社保满 5 年的已婚无户口人员也可在上海买房。权衡之下，Summer 放弃了马上要交满 5 年的社保来了杭州，只为体验一下其他城市的生活。

哪怕不是杭州，也可能是广州、深圳等地方。大不了婚后回上海重新交社保，她这么想。

但两个城市就业环境的差距让她逐渐产生了回到上海的念头：上海的就业面广度和类型的丰富程度都远非杭州可比，对于跳槽频率和跨行业经历的包容度也会更高。

杭州的环境不足以支持她在职业上的发展：“只能在少数公司里内卷，因为没有向外去卷的机会和空间。”

Summer 在杭州工作地点的窗外

而今年的疫情更加坚定了她要回上海的想法，那时她已经将工作换到了杭州，恰好避开了疫情爆发。那几个月的焦虑几乎全部来自对家人和好友的牵挂，她宁可自己没有离开，而是同他们一起承受不安。

疫情强化了她对情感联系的重视，哪怕再回上海会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她也做好了长期发展的打算。

04

海口

“我觉得是自由值钱。”

Jess 成为岛民的故事，有一个日剧般的开头。

那年她快要 30 岁，离开了工作了 5 年的外企，从北京到了海口——那是个被人称作养老型企业的公司，氛围平等而自由，同事在下班后的时间互不打扰。

辞职的消息来得突然，大老板以为她在开玩笑：“你要去一个三线城市干嘛？”另一位经理也劝她：“要不你先去玩六个月再回来？”

2020年的就业形势已经紧张了起来，很少有人会在疫情时期选择离开。

离开北京的决心是一步步强化的。她不是没动过在北京买房的念头，也去看过一个 66 平的共有产权房。

朝阳区的位置、不足两百万的总价，这两个条件吸引了不少人早早去排号。尽管房子局限在一楼，入手后只能拥有 40% 的产权，也没有劝退他们的热情。

“看的时候就觉得，它没有满足我对房子的任何幻想。”

买房的想法暂时搁置，旅行计划也被疫情打断。错过了给生活回血的机会，小区解封后她立刻飞去海南透气，就这样爱上了蓝天白云的小岛。

海南

她并不畏惧改变，“try something new”的单纯动机催促着她做了决定。没有多少牵挂、也少了纠结，她搬去海口没多久就着手落户，不到一个月就拿到了户口本。

她现在的住所有着开阔的视野：从房间望出去是火山口，在客厅可以看到 CBD 和大海。

海南的生活有大把的自由，她开始探索本职以外的发展。目前一只脚已经迈入新的领域：她用空余时间给国际学校的孩子教英语，计划逐步完成从财务到老师的转型。

冲浪和高尔夫等岛上可尝试的运动她也玩了个遍，最后选定了网球作为长期爱好，她每个周末都和朋友约在网球馆，打累了就去海边吹吹风，还顺手实现了椰子自由。

Jess 在冲浪

在海口定居的年轻人并不算多，她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事业上，也偶尔会分享岛上的生活日常。在一条分享海口落户经验的笔记下，有评论表示不解：“这个户口很值钱吗？”

“空气值钱。”有人这么替她回答。

Jess 还有一个当时没说出口的答案：“我觉得是自由值钱。”

Jess 家附近的高尔夫球场

《看不见的城市》里，忽必烈向马可·波罗问道：“你去过周围许多地方，见过很多标志，能不能告诉我，和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片乐土？”

卡尔维诺口中免遭痛苦的生活有两种，一是融入，二是寻找。

采访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了更多的故事：有被疫情耽误了出国读博的女孩，在工作中拿到了北京户口于是决定长期留下；也有毕业前就抓紧落户在深圳的姑娘，为着家人和当地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去了南京……

“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案。”

究竟是成为城市欲望的一部分，还是动身追寻新的机缘，人们的不同选择，自然汇集成了和风的去向。

撰稿 - 猪猛猛

编辑 - 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