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烧烤是一种现象吗?
淄博烧烤,火遍神州,尽人皆知。
这是一场不由人为设计、自发形成的大型“行为艺术”。当然,淄博政府也成功地操盘了一场现象级的网络营销,引来了不少赞赏与质疑。
淄博烧烤是一种“现象”吗?为何如此火爆?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经济复苏趋势、大众消费心态、政府行为逻辑?
本文以淄博烧烤为切入点分析今年疫后经济复苏的特点、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如何理解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报复性出行与低价消费
二、呵护式营商与信任修复
三、竞争性政府与自由市场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报复性出行与低价消费
淄博烧烤,正好撞上今年经济复苏的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
今年经济复苏中服务业要强于制造业,消费修复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
今年“五一”假期的消费数据很好地反映了这个特点。
“五一”假期期间(4月29日至5月3日),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亿74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83%,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19.09%;国内旅游收入达到1480.56亿元,同比增长128.9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0.66%。
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均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不过人均旅游支出较2019年同期下降15%。五天人均旅游消费540元,除了吃住行,其它消费预算不多。
可见,这次消费复苏不存在报复性消费,但出现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趋势。
具体来看:
出行方面,相对廉价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088.1万人次,日均发送1817.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4.4%,较2019年同期增长22.1%。
公路预计发送旅客1.6亿人次,日均发送326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9.1%;较2019年同期下降29.4%。不过,自驾游火热,国内租车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574%,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300%。
全国民航预计发送旅客941.5万人次,日均发送188.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07.4%,较2019年同期增长4.2%。其中,国内航班日均水平较2019年同期增长15%,而出境游机票订单只有2019年同期的45%。
疫情之前的五一假期,中国出境游通常火爆,今年更多人在国内旅游,原因可能有:国际航班恢复和消费习惯恢复迟滞、出境机票和国外消费涨价。
国内景区门票票量同比增长9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2倍。不过,国内旅游出现明显的下沉趋势。除了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热门城市外,传统冷门城市和乡村成为了新的目的地。下沉市场的旅游消费水平低于一线城市,拉低了整体的人均消费。
去哪儿的数据显示,淄博、德宏、甘南、伊犁、喀什、淮安、盐城、自贡、威海等冷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10倍以上,其中淄博、德宏酒店预订量分别上涨增长20倍和22倍。携程数据显示,五线城市旅游订单较2019年同期增长157%,乡村游的整体订单较2019年同期增长242%。
另外,出行半径和停留目的地也能够反映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的特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游客平均出游半径180.82公里,同比增长81.59%;一日游游客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6.0个百分点,停留2天以上的游客占比则提升了9.55个百分点;而且,在乡村停留3天以上的游客订单占比相较于2019年同期提升了230%。
电影票房表现出色。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票房收入达到15.19亿元,观影人次3765万,是继2019年(15.27亿元)、2021年(16.74亿元)后中国影史票房第三高的五一档。小城市的票房表现明显好于大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在的票房收入较2019年下降3%(2019年基础高),降幅明显低于一、二线城市的32%、16%。
疫情之前的五一假期一般是房地产销售旺季,不过今年楼市表现不佳。假期五天,全国30大中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面积合计只有68万平方米,还不如3月29日一天的成交面积(69万平方米)。
其实,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经济复苏的特点:制造业、房地产恢复动力不足,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火爆。
由于外需求下降和国内需求修复缓慢,制造业复苏后劲不足。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比上月下降2.7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其中,生产指数下降4.4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下降4.8个百分点,说明生产和需求均有所回落。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7.6%,比上月下降2.8个百分点,说明3月份出口强劲反弹不构成趋势。
4月份楼市在经历3月“小阳春”后开始降温。根据wind数据,4月份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总和为1269.29万平方米,较3月减少了392.65万平方米,环比下滑23.6%。其中,杭州新房零成交,北京、成都成交量同比降幅超过六成。
4月份服务业PMI下降1.8个百分点至55.1%,虽有所下降,但仍位于荣枯线之上、维持较强的复苏动能。从行业看,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多为旅游休闲度假相关行业。五一假期(4月29日-5月3日)对服务业PMI有拉动作用。
到五一假期,今年经济复苏的动力愈加依赖于消费。不过,消费增长受限于普通家庭的收入。我们知道,总需求是收入的函数,跟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收入占比和收入预期相关。当然,从供给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滕泰老师所言,总需求是新供给的函数,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过其中的前提条件是交易费用很低(对自由市场的要素流通和财富分配干预少)。
今年消费的情况是:出行需求报复性大反弹,人们对记忆的一次集体释放,三年未出校门旅游的大学生与淄博来了一场双向奔赴——据说淄博烧烤背后还有疫情特殊时期善待大学生的故事(未考证);不过,由于家庭资产负债表尚未修复、青年失业率较高、收入预期待改善,家庭购买力和有效需求较弱,汽车、电子产品和房地产相关大类消费弱,餐饮、电影、低价团、乡村游等低价消费明显反弹。所以,五一消费数据呈现今年经济复苏的消费特点: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
用一句大白话概括:三年了,憋太久了,没钱也要出去走走,花小钱旅旅游、看电影、撸个串。
正好,淄博烧烤来了。
呵护式营商与信任修复
在这场大型“行为艺术”中,争议最多的是淄博政府的行为模式。
淄博政府为烧烤产业提供“呵护式”服务:在火车站安排志愿者为往返旅客提供交通、住宿、烧烤、旅游线路等咨询服务;重新安排公交路线,主城区42条常规公交线路覆盖33家烧烤店,为大学城及一些院校定制线路;治安、消防、城管、食品安全等部门为烧烤保驾护航;举办淄博烧烤节,策划一系列“烧烤+”主题旅游活动。
要知道,在此之前以及全国其它地方的流动摊贩、外摆的烧烤见到城管、食品安全部门的画风完全不是这样的。
怎么理解政府行为的转变?
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非常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虽然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继续维持高增长,但是整体来说,投资强度弱于往年开局。
投资开局偏弱的原因包括: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政府实施逆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建、制造业等公共投资,但由于民间投资跟进不足,公共支出乘数明显下降,地方政府扩张投资受日益高企的债务约束。
今年疫后经济复苏,政府需要提振民间投资,以缓解政府投资压力和增强经济复苏的动力。不过,一季度,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依然高达10%,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进一步下降到0.6%。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提振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
一些人可能不太理解:宏观经济逐步改善,民营企业投资为何还不跟进?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的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遭受债务冲击的开发商当前主要任务是去库存、回收现金、争取更多贷款进而修复资产负债表;制造业企业可能因出口预期不足而降低投资率。
实际上,恢复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关键是修复信任。
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上面已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新一届政府对外解释,去年出现了一些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不正确言论,使一些企业家心存忧虑 ,但政府一直坚定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求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上面已经表达了、解释了,下面看地方政府怎么做。
淄博当地思维敏锐,行动迅速,以烧烤为契机修复市场信任、改善营商环境。不过,很多人怀疑,烧烤能给淄博带来多少经济收入?“千里迢迢吃烧烤”的网红经济可持续吗?而且,烧烤作为新型“重工业”环境污染还不小。
先看一季度的“成果”:淄博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11亿元,同比增长约4%,增幅列山东省第三位。按月度来看,1月份两位数降幅,2月份转正,3月份增速高达32%。仅3月份,淄博接待外地游客48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134%,旅游收入增长6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淄博的财政收入恢复其实跟烧烤和旅游的关系没有那么大。旅游业占当地经济产值的比重不到5%,服务业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度较低。淄博主要产业是煤矿、铁矿、玻璃、陶瓷、化工等工业,经济收入主要靠大型工业企业支撑。3月份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三大主体税种收入合计21.65亿元,增长259%。
但是,淄博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老工业城市,传统产业占比工业比重达70%,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达到70%。这两个“70%”的惯性势能大,资源日益枯竭,环保压力大,产业转型困难。2008年环保整顿升级,淄博煤炭、化工等发展艰难。而且,从2018年开始,淄博从人口净流入城市变成人口净流出城市。
另外,很多城市类似,淄博债务负担尤其是城投债负担偏重。截至2021年末,政府表内债务余额946亿元,表外城投有息债务余额1406亿元;而当年淄博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8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361亿元,加上转移支付及其它收入,综合财力规模为85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城投债,地方债务余额与地方综合财力的比例大概276%,债务负担偏重。
近些年,淄博试图学习佛山,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将新材料、智能装备、新医药、电子信息列为四大新兴产业。与资源型工业不同的是,新兴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于自由市场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营商环境。
如今,国民经济的南北差距持续拉大,在天津挤水分后,北方经济大省(市)只剩下北京和山东。山东经济主要由传统国企和资源型企业支撑,市场化程度弱于江浙广。其实,南北差距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进一步说是营商环境的差距。
在全国尤其是南方城市,很多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为企业提供“贴心”的服务。五一假期,我回老家参观了当地的工业园区,政府服务意识强,招商条件也很优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万或年纳税达到100万,就可免三年租金、返还当地税收所得的60%。我问招商官员如何看待淄博烧烤这事。他说,我们这里搞工业、农业和旅游,招商服务一直都很好。当然,
“淄博烧烤”是不能复制的。
所以,在这个需要修复市场信任、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关键时期,淄博以烧烤为杠杆,借助“人间烟火”试图打造呵护式营商的名片,吸引更多民间投资进入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与长期的产业转型相比,当下“淄博烧烤”这个金字招牌更具激励性。
竞争性政府与自由市场
为什么“淄博烧烤”无法复制?
过去四十年,全国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招商,一些地方确实为民营企业落地提供“贴心”的服务。但是,呵护式招商有很多,而淄博烧烤只有一个。
淄博烧烤这场持久的大型“行为艺术”,不是人为设计的、不是淄博政府规划的,更不是网络炒作而成的,而是民间自发、市场自生而成的。
淄博政府乘势而为,而其中的“为”颇有争议,值得讨论。
经济学经常争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什么?政府该如何定位?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
斯密、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主张小政府与大市场。小政府的概念容易被人误解,误以为功能弱、“不作为”。其实不是,在《国富论》第五篇,斯密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政府该做什么,主要职责是提供国防、司法、教育等公共用品。弗里德曼从价格理论来支持“小政府”,他认为公共用品的价格不敏感、配置效率不足,应当减少政府公共用品的扩张,将更多地资源交给市场去配置。简单来说,政府负责公共用品,市场负责私人用品。
不过,凯恩斯不认同“小政府”。凯恩斯曾作为公职人员在一战中为英国财政部争取战争贷款,他认为政府在战争、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可以直接干预市场、并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支持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用三个心理定律论证市场失灵。凯恩斯主张的是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周期性调节,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这被不少人接受。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林毅夫使用李嘉图、李斯特、萨缪尔森的理论构建了一种“赶超”学说。为了实现“赶超”目标,这个学说支持政府“有为”地干预经济,工具不限于财政、货币、产业政策。这与凯恩斯的有限条件下的周期性调节不同,但似乎更符合东亚人的口味。
经济学家为此争论不休。
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斯密、弗里德曼的逻辑是非常过硬的,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更优,政府提供市场不愿意进入的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扮演一个服务角色。
不过,从(民族)国家理论的角度来看,凯恩斯对政府的性质、行为以及边界的理解似乎更加充分,他实际上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国家为何而存在?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将国家假设为“不存在”。当自然灾害、国家战争、经济危机、人道主义危机爆发时,(民众)国家对政府的要求定然是“救民于水火”,而不仅仅扮演一个“服务者”。
在东亚、尤其是转型国家,政府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和社会资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释放、让渡和使用这些权力,如何下放、赎买和配置社会资源,对经济增长和转型成败影响巨大。在转型国家中,权力与资源的让渡、配置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和经济的前景。这要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超出斯密和凯恩斯所设定的范畴。
落到中国的实际,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淄博政府为烧烤忙前忙后,其扮演的角色是“小政府”、服务型政府,还是“有为政府”?调用包括治安、消防、公交车等公共资源支持烧烤产业,该如何定义和评价这种行为?
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化解其中的矛盾。实际上,国家市场理论(见智本社课程《国家市场理论》)可以统一经济学原理、国家理论和转轨型国家的分歧。政府与市场在国家市场理论中“殊途同归”。
国家市场理论认为,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人口、资本、信息等资源在全球自由流通(交易费用低),国家自然自发自生成为一个市场,社会契约转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契约,政府像企业一样在市场竞争中提供公共用品,公共用品转化为私人用品,税收是购买公共用品的成本,税率是公共用品的价格。哈耶克早期支持“小政府主义”,后期提出开放型社会后主张竞争性政府。
理论上说,国家这个市场契约怎么确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由交易者去协商,但可以确定的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可以约束政府行为、提升政府效率。
我们看一个富有争议性的理论,叫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类似的提法还有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GDP考核和税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改善营商,招商引资,从而推动地方经济,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县际竞争理论似乎非常切近中国现实、能够解释地方政府行为,但若用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又显得是是而非、漏洞百出。
过去四十年,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巨大。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竞争性招商引资、扩大地方财政收入,那些高度依赖于经济业绩的地方官员招商引资的动力更足。分税制改革后、尤其是2002年后,虽然中央集中部分税收,但地方招商势头不减,还掀起了一股工业园区、新城区建设热潮。地方政府大量借债开发土地,投资基建、工业园区,大力招商引资,形成工业产能后带动土地升值,进而带来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这个时期,地方政府既招商、建工业园区,又借债、搞土地开发、既推动了制造业、经济增长,又形成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如此,县际竞争理论解释乏力。
其实,县际竞争是国家市场理论中的不完全竞争案例。不仅地方之间需要市场化的竞争,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市场化的竞争。公共用品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全球市场的价格机制,如自由汇率、利率、税率,可以约束各国过度借债、央行及银行超发货币,进而提高各国各级政府的市场效率。
竞争性政府是未来的方向,既符合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民族)国家理论不矛盾,还符合转轨型国家改革开放的逻辑。
“淄博烧烤”,是这场自发自生的大型“行为艺术”,还可能是一次记忆的集体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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