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着贡嘎走一圈，到底有什么意义？
2023年第四期《中国国家地理》的主打文章是《绕着贡嘎走一圈，有什么意义》，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和来自各地的伙伴刚刚开启绕着贡嘎走一圈的旅程，这个封面的图片是一个同事发来的。
绕着贡嘎走一圈，到底有什么意义？走完之后，我一直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始终在脑海盘旋着，挥之不去，直到在成都休整了几天后，再回到北京，重新投入到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才终于有了回答的底气。
第一次决定贡嘎徒步穿越，是在2017年徒步完四姑娘山之后，小目标确定之后，行程却一再搁置，后来就是疫情。疫情结束后，我与很早之前认识的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美国人龙安志在他的东四八条四合院聊天，围绕着他新推出的电影《莲花生大士：香巴拉存取密码》，莲花生大士据传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作为蜀山之王的贡嘎，正是莲花生大士的25座圣山之一。
这一次聊天过后，我尝试写一篇龙安志这位非典型美国人的故事，也就是已经发布的《一个非典型美国人如何“把中国作为方法”》，文章发布后，虽然不少人反馈故事很好，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文章其实少了一些灵魂性的东西。毕竟，作为龙安志人生决定性阶段的藏地探险，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讲述者，我并没有真正寻找过香巴拉，更没有深入过莲花生大士的圣山。
所以这一次贡嘎徒步穿越，其实一方面是为了圆四姑娘山之后的小目标，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之前的人物故事增加一些灵魂。
听领队说，我们是今年第一批进入贡嘎徒步穿越的，因为五一之前，贡嘎天气多变，夜间温度很低，事后证明，确实是这样。急雨加大雪，夜间最低温度可以到零下十几度，行程被迫一再调整，面对大自然的随性和脾气，会不由想到那个在快手写诗的盲人按摩师——
茫茫宇宙中
人类只不过是一颗渺小的沙子
大海里的一滴水
之所以能够繁衍几亿年
那只有两个字
适应，适应还是适应
回归正题，绕着贡嘎走一圈，到底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写过关于藏地的游记，我们也见惯了“放空自己”、“净化心灵”、“自然淳朴”之类的表达，藏区在游客镜头里和笔端，无疑是桃花源一样的存在。贡嘎确实很美，这样的美得益于它是中国西南三大自然区的交汇点，也即四川盆地、云南高原、川西藏东，这三大自然区每个区都有其鲜明独特的自然特征与人文景观，围绕交汇点贡嘎走一圈，是体验这三大自然区各自特点及它们之间差异性的最好方式。
在徒步过程中，我们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所谓都市现代人，也的确被很多壮美的景观所触动乃至震撼，被宗教天然附带的某种神秘性所感染，但这似乎又不足以构成全部意义。因为景观之外，更重要的是，藏地藏人的生活和日常更加直观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有的时候是浮光掠影的，但总归是看见了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状态以及处境。
在过程中，有两个本地藏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出生于2002年的一个藏族小伙，他有着精致的五官，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便调侃说“你比丁真还帅”，他也并不腼腆，在藏族音乐的伴奏下，他一边唱着亚东的歌，一边讲述着他放牧的经历，还时不时吸着电子烟。他说，每年到了放牧季，都要在荒原上待上一两个月，当地人每家都在放牧的附近建了简陋的屋子，“在那个时候听亚东的歌，感觉每一句都唱在了自己心里”。短暂的谈话过后，虽然我内心有一个小遗憾——如果他能读书、能走出大山该多好，但事后想想，这样的想法本身还是过于的傲慢和想当然。
另一个人是中途载我们去贡嘎寺的司机，一个中年男人。当天到贡嘎寺，正是一大早，游览结束后，当我们预备徒步下山时，他主动询问我有没有吃的，说他还没吃早饭，当然他是蹩脚的汉语说的，大概意思能听懂。我当时有些惊讶，不是因为他主动跟我要吃的，而是他表情里的理所当然。我从包里拿了面包给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等到中午休息时间，我们一行人将零食摊在藏家桌上，他又来了，还是那样的理所当然，直接拿了桌上的巧克力便往嘴里塞。我很想知道，这样的理所当然，究竟从何而来？
从贡嘎回来后不久，便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因病去世的消息。而对于万玛才旦的回顾，也促使我开始重新理解藏地，以及具体到这次贡嘎徒步的意义探索。无疑，万玛才旦是一个难得的思考者，也是一个连通藏地与世界的转译者，他笔下和镜头的藏地，既不是单反相机拍摄出来的美好图片，也不是旅行者的单调视线，而是在反复呈现着藏地生活的内在机理，以及对于个体在转变及入侵中的挣扎、对于他们鲜活的日常体验的探究。
也是在回顾万玛才旦的过程中，也让我不再纠结于藏族小伙和那个中年男人的“小遗憾”和“理所当然”。传统与现代，就像是回不去的故乡与融不进的城市一样，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结构。不管是在藏地，还是在其他地方，这种张力每时每刻都在以个体为载体，通过一些具体的途径呈现着。
生活是具体的，被外界不断凝视、想象为安顿心灵的藏地更是如此。但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凝视与想象仍在不断加剧，万玛才旦凭一己之力对抗这种精神化西藏的努力，恐怕也将随着他的离开而留下巨大断裂。
199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一书，该书作者是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的西藏和佛教研究教授Donald S. Lopez Jr。这部著作不只在藏学界，而且也在整个世界宗教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Lopez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手法，对历史上和当下西方世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误解、挪用和歪曲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清算，特别是对当下西方神话化、精神化西藏，将西藏与香格里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幻想所创造出来的乌托邦——等而视之，以至于普遍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这一现象做了振聋发聩的批判。
基于Lopez的研究，沈卫荣、汪晖等中国学者在21世纪初期不断在提醒的是普遍存在于我们国人中的“内部东方主义”问题。沈卫荣在一篇关于内部东方主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想来或令人唏嘘的是，今天努力在将这个西方殖民主义想象中的乌托邦转化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的主角，竟然全部都是我们这些包括汉人、藏人和其他民族同胞在内的中国人，原来我们中国人才真的是当代香格里拉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或问今天的我们为何对香格里拉如此的热衷呢？莫非我们也全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
汪晖则在《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2004年，我在中甸一带访问时，曾静到过一个藏族文化的‘样板村’，这个小小村落竟然网罗了几乎所有藏族文化的建筑和摆设。在迅速变迁的世界里，保护和珍藏民族文化是必要的，但这样一个藏族的文化村并不能够反映藏族生活的日常状态。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需要批判地审视中国社会对于东方主义的再生产。说到底，东方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问题。”
也许，走出对于藏地的想象，就像走出附带在我们身上的傲慢与偏见一样，也是绕着贡嘎走一圈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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