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能治愈我们的焦虑吗？

作者 | 崔一凡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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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持调研编撰的2022版“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成年人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1/10，青少年群体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让人们的内心更加不安。疫情三年，张鹂一直无法回家看望97岁的父亲，远隔重洋的担忧总会变成焦虑，“对我和他的情绪影响（都很大）”。

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一个“健康社会的平衡点”是每千人拥有一位心理咨询师。但在中国，能达到符合胜任力3级（即基本独立职业最低标准）的咨询师不到10万。中国每100万人口，只有4.6个心理咨询工作者。

每个人都在面对内心的困境，不幸或者说幸运之处是，张鹂也经历了这样的困境。她在母亲的葬礼之后，恐慌症发作，之后陷入长期的焦虑。这像一个中国式心理健康问题的寓言——母亲长达数十年的焦虑症不被察觉，只被当作“脾气不好”，但母亲的焦虑最终传递给了女儿，并在她去世后彻底爆发出来。这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意味着从此以后，关于心理问题的研究就不再是居高临下地面对他者。她的研究对象又多了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关于心理咨询，最好的故事是，人们走出困境，积攒起勇气和信心，开始生活的下一回合。在中国，人们习惯将之视为“看病”。进入医生的小房子，望闻问切，然后照方抓药，两个疗程后见效，病人情绪稳定。但心理咨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立关系要比“开药”复杂得多。一两个小时的接触，或许只能让咨询师对对方有初步的了解，之后改变认知的过程随谈话或游戏逐步推进。对于心理问题，没有什么药到病除的神药。

于是，心理咨询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呈现出阶级性。金钱和时间成本，让那些有情绪障碍的人不得不止步。就像她遇到的14岁小女孩，正在严重的抑郁症中煎熬，但200块一次的咨询费和看病需要支付的旅费挡在面前。后来张鹂再也没见过她。

在张鹂的研究中，心理咨询并不是万能灵药。更重要的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归根结底，人们的心理变化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化，反射出那些结构性的、更为宏大的变化，或者说问题。在这一层面，心理咨询的语言或许会将问题淡化、掩盖，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导向更为复杂的局面。

中国这几十年变化特别大，社会科学主要抓的是外在的变化，比如说经济怎么变，市场、消费这些东西。但更重要更深层的变化，是人对自我的认识——外在的、物质结构上的影响，如何深入到人的内心。

当时感觉到周围有好多人存在心理情绪上的问题——10年前这种现象还不是广泛流行，但大家有了一定意识。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突然发现她成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她是因为自己有问题，想寻找解决的方法。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太多心理咨询师，或者医生来帮助他们。我感觉非常有意思，这是（了解中国社会）比较有意义的途径。

我花了8年到10年的时间，每个暑假会回中国2~3个月（做田野调查），逐渐积累。因为时间变迁，你可以看到变化发展。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3到15年左右，发现忽然有这么多人开始学心理咨询，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我在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跟他们（学员）聊，什么人都有，警察、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家庭妇女、公务员，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医学背景的。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不是考了马上就要拿来吃饭的。很多人学这个是因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太多心理咨询师或医生帮助他们。一些人是想帮助家人，还有人觉得学了之后会对工作有帮助，比如一些老师；少数人会想把自己工作放弃了，专职做一个心理咨询师。

我觉得中国现在处在这种阶段——以前大家关注的是物质上的东西，要有吃的，有衣服穿，后来要有车开，有房子。现在这些焦虑还存在，但又多了很多，对父母来说，孩子的教育，能不能上最好中学，最好的大学，以后有没有前途。这一代人很多是独生子，整个家庭几代人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又是一大焦虑。对于年轻人，有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是很大的焦虑来源，我听说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些年龄段的，会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

“我想说，焦虑已经成为大量中国人共有的普遍情感状况，是一个有力的符号。此外，中国背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全球许多地方、其他形式的焦虑，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的焦虑不仅由于他们正在经历重大的社会变革，而且还因为他们面临黯淡的未来，例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后的情况。但在中国，尽管经济迅速崛起和扩张，许多人仍然感到焦虑和压力，而不是乐观。”

——张鹂《焦虑的中国》（陈荣钢译）

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了，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就非常茫然，于是转入探索内心生活质量，我们怎么样才能生活的更好？一些中产阶层，会焦虑自己的健康，卫生食品安全，还有生活环境，以前是空气污染，现在好一些。

现在，很多人把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当作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这是一种新的现象，也是一种隐形的价值转变，可能在新中产阶层中更能看得出来。比如说我的中学同学，以前我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说我要做心理咨询研究，他们就笑，谁关心这个？大家都忙着挣钱。

但是这两年就不一样了，我再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很重要。而且说自己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而且认为有没有能力来管理情绪，是判断一个人的素质高不高的标准。你要是素质高的话，你就有这种意识，知道它的重要性。

（如果焦虑程度10分满分的话），感觉（中国社会的焦虑）可能是6~7。疫情这三年，对整个人类来说的，情绪上的影响都非常大。比如我，三年半没回家了，我父亲97了，3、4年没见到他，对我和他的情绪的影响（都很大）。

疫情这几年，因为大家都变得非常焦虑，对于心理咨询，大家的意识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也少了很多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大家意识到它就像感冒一样的，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

大家意识到这种需求，但是精神卫生的基础设施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做一些投资，从长期来看，会有一些好的结果和影响。

以前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心理问题。2013年，我妈妈去世，我正好在中国，帮家里处理丧葬的事情，当时情绪还行。一个星期之后，有天早上我陪父亲去外面散步，回到家的时候，我一下子有种心脏病发要死的感觉，心跳加速，浑身出汗发抖，想吐、头晕。我当时在做这个项目，看了很多心理方面的书，所以我知道这是恐慌症发作。

当时我很难受，但又不能跟家人讲，比如我父亲，他不能理解，还会很着急。因为我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是一个大学老师，怎么可能（会恐慌）。我说我得了流感，马上跑到自己房间呆着。

我后来没有再出现恐慌，但它慢慢变成了一种广泛性的焦虑症。感觉自己总是处在焦虑的状况下，有点坐立不安的感觉。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找心理咨询师，跟他们谈，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已经基本上好了。

后来发现我的焦虑和我母亲相关。她长期以来有抑郁和焦虑情绪，一直没有得到治疗，到最后几年才在我的敦促下看病，得到一些治疗。我们之间长期之间的互动，引发出来（我的焦虑），它突然在那种情况下发作了。

我们以前只觉得我妈妈脾气不好，有时候易怒易激多疑。她经常会坐立不安，很恐慌，自己无法控制情绪。有时候，她一定要让我们带她去看医生，看中医西医。回来之后，我们发现她也不怎么吃药，但过段时间她又要去看。我每次回国都要花很多时间是陪我妈妈看病。

我是几十年后才意识到，她患有长期的焦虑症和抑郁症，但是以前没有语言来描述她的suffering——那时候，要不就说你是神经病，是疯子，要不你就是正常人。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两个之间，就是有情绪障碍，这些人无法得到任何帮助和治疗。

当时人们把心理和情绪上的障碍划到了神经病的范围内，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严重的社会耻辱。那等于说你不是一个正常人了，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这对你的家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谁愿意承认我们家有一个精神病的？所以“文革”时期还有个说法，叫神经衰弱。后来有人做了研究，所谓的神经衰弱，其实就是抑郁症。

“人们普遍认为，大量中国人正在遭受心理和情感问题，但没有被诊断或治疗。直到20世纪90年代，抑郁症和焦虑症在中国还是未知的范畴，这些人倾向于将他们的疾病躯体化，或寻求中医和其他应对方法。精神和心理问题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耻辱。人们在痛苦中的普遍反应是在家人和朋友面前隐藏自己的痛苦，因为感到羞愧。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极难估算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

——张鹂《焦虑的中国》（陈荣钢译）

现在想来我妈妈其实很难受，很可怜。这么多年受这样的煎熬，但是没有精神方面的药给她吃，给她解脱。到她去世前大概两三年，我做了很多工作，最后说服她看精神科，吃了百忧解，一个治疗情绪障碍的药。以前她不愿意吃药，她说我又不是疯子，你们给我吃这个药干什么？

现在很多人有心理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无法再从以前的那种人际关系中找到这种治疗和安慰。现在人生活的速度太快，不像以前，你没事跑到我那坐着，现在见个面还要预约。现在的人际关系也比较淡，大家有很多利益冲突。

我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大学的系主任。老师们凡是家庭遇到问题，或者有人觉得孤单，有人要离婚什么的，都来找系主任。在那一坐几个小时，抽着烟说话。我当时是个小孩，就很奇怪，怎么系主任还管这些？后来我意识到，其实我爸当时就扮演着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角色。

咱们中国以前把这种（互动）叫谈心。你的朋友亲戚，你的同事和你的上司要倾听你的很多问题。

还有人的解决方式是找中医。中医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心理咨询的功能。我妈妈以前定期看中医，大夫抓了药她也不吃，但她就要去看。因为看中医的时候，她就有个地方、有个机会诉说她的病情，她的不痛快、不舒服。诉说完以后，她感觉好多了。其它时间她是没有机会诉说这些的。

这种变化跟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变化有很大关系。现在的人在一个单位长时间干下去的已经很少了，都是合同制，干几年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的流动性很大。居住环境也变了，以前大家都住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就是你的同事。现在楼上楼下谁是谁都不知道，大家各干各的事。

所以现在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你付钱找个陌生人，就是心理咨询师，跟你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聊，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你付了钱，像倒垃圾一样倒一个小时，这个人就听。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种很可怜的感觉，要不就躺平，要不就是内卷。我是83年高考的，那时候高考恢复了几年，开始有一些竞争和压力了。我当时是我们省的文科状元，考到北大。当时苦是苦，但充满乐观和希望，觉得有奔头。

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就没有那种（希望）。他们那边绕圈子，就像老鼠在机器上，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被强迫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没有退出的可能性。

躺平可能是年轻一代对处于内卷状态的无可奈何的反应。这种反应像是一种抗议或抗争，在生活中能真正做到躺平吗？我估计够呛。

中国心理咨询的特色是，大部分人喜欢拿看病的模式做心理咨询。让咨询师给他诊断一下，开个处方，“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指望来上一次，最多两次，把这个毛病解决了。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心理咨询是长程的。心理咨询师首先得了解你的背景，这就得一两个小时。要是你没有钱和没有工作没有时间的话，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些经济收入很低的是攒了很多钱才来的，看这一次要花几百块。所以很多人来一两次，就不来了。

我碰到过的几个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这些人多半是为孩子来的——中国人为了孩子是什么都愿意做的。一般都是孩子在学校里成绩突然下降了，也不跟同学交流，变得非常孤僻，日常的作息、学习不能正常进行的。家长会先试别的，比如说沟通，或者看中医，还是不行。这时候家长觉得没办法了，才会找心理咨询师。

我遇到过一个女孩，当时大概14岁，从昆明附近的县城来，妈妈带着她。这个女孩当时几乎不说话。先是让他妈妈讲了一下，妈妈就希望咨询师能给诊断一下，是不是属于精神病？她应该怎么做？之后我们请妈妈出去，这个女孩单独和我和咨询师谈。

在慢慢的引导下，女孩说她大概两年前做了一个手术，骨头有什么问题，做手术过程很痛苦，也用了一些药。她自己感觉做了手术以后，人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心理咨询师感觉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情绪非常低落，我们跟她交谈，她从来不跟我们有目光的交流。我们就跟她妈妈说，觉得她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希望再来至少两次到三次。她妈妈就说，我们没有经济条件，他们觉得咨询费很贵——那是8年、10年前，在昆明，收费大概200块一个小时——对他们来说负担已经比较重了。

当时我在做研究，也有一定的经费，就提出可以给她免费。但她说还是不行，因为旅馆也是很贵的。

最后不了了之，因为她不能再来。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你知道他有问题，咨询师也想帮他，但是这些人没有时间和经济条件，就眼巴巴看他走了，最后是什么样子也无法追踪。

另外，在今天，个人主义的倾向比以前要重了，但是中国人对自我的理解，还是非常深地嵌在一个社会关系网里。在做自我治疗的过程中，有需要暂时脱钩出来，必须要专注自我。

但最终，特别是中国人，必须要回到他的社会现实里。他背后的着眼点，还是为了怎么能做一个更好的妈妈、更好的孩子、更好的同事，更好地协调我的社会关系。

“民族志证据表明，中国人对‘自我’和个人实现的追求仍然与社会义务、社会主义伦理和某些文化价值纠缠在一起。在中国，‘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的方式明显地嵌入到家庭和其他社会过程中。正如人类学家任柯安（Andrew Kipnis）所言，今天个人主义的“崛起”与其说是一个社会事实，不如说是一个心理问题。对他来说，心理不是一个与社会隔离的场所，而是一个冲突的情感、期望和话语表现的领域。”

——张鹂《焦虑的中国》（陈荣钢译）

我在美国做咨询，我说最近特别担心我们家里出什么事了，疫情又怎么样了。我的咨询师，美国人，他说我理解，但是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去不要管这些，你先管理自己。但我觉得我的自我不能脱离这些，虽然家在千里之外，我还是不可能把它切断。

一些人会高估心理咨询的作用，很多时候，这是把社会和经济问题心理化。好多问题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造成的，做心理咨询或者搞心理学的人，经常会把这些问题个人化，教你怎么从个人层面去配合应对（外界变革）。但是如果不从社会结构上改变，这些问题是永远不会消除。

我做田野的时候，跟踪过一个咨询师，他经常会被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找去，给职工上“职场幸福课”。公司要把员工弄到度假村，或者星级酒店过一个周末，还要付咨询师的工资，大概要几万块。

当时我跟企业人事处的人聊天，他说这几年职工工作太难做了。以前可以做思想工作，政治学习什么。现在不行了，职工根本不感兴趣。但是这些职工又有很多不满，国企改革以后压力比较大，工作比以前多，竞争也更激烈，大家怨气比较多。这些怨气是对体制的不满造成的，但企业又不可能不改革，所以就把职工的注意力引到个人的情绪管理上。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成为‘一个新的祭司阶层’，对西方社会发挥着巨大的综合影响力。这个拥有心理学知识和情感主义语言的新精英群体承担了‘世俗精神指导’的权威角色。我的研究表明，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治疗性治理’正在获得力量，并重新塑造了‘后社会主义’政治。”

——张鹂《焦虑的中国》（陈荣钢译）

通过心理咨询师告诉他们，怎么样生活幸福，怎么样在职场中找到幸福，怎么样让自己的家庭关系变得幸福。意思就是，你们情绪上的问题，不是企业改革造成的。要从你个人出发，想你怎么能做得更好。不要去看那些大的改革又怎么样了，我们是无法改变的，结构就是这样，只能生存。

职工们觉得，这些幸福课还蛮有意思，也蛮有用的。来学一学“幸福的科学”，做一些冥想、瑜伽，对情绪的改善确实有一定好处。但是他们也明白，他们的状况不可能完全改变。

“中国存在着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把因为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心理化……这种趋势存在很大问题，但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学者已经展示了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如何被部署来促进某种形式的自我或赋权错觉，而实际上它所做的一切只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个人心理上。

“与此同时，我的观察表明，心理干预也可以为那些在焦虑时期挣扎于情绪危机、渴望过上更好生活的人提供些许慰藉和希望。因此，我建议认真对待这一治疗转向，并通过从不同角度仔细分辨承诺和不足、主张和意外后果，揭示深层矛盾。”

——张鹂《焦虑的中国》（陈荣钢译）

中国不是例外，很多国家都这样。美国的很多公司和军队也是这样，咨询师来帮助他们，可以更好地面对一些创伤。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掩盖很多更大的社会问题。你不去面对，不去解决，但它肯定还是在的，影响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它的cost会很高，后果就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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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一凡

来源：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

编辑：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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