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和人类福祉,ChatGPT是一种威胁还是一份礼物?——来自第四届中丹教育论坛的启发
不过刚获知组委会确定下这个主题时,我还是有一些隐隐的担心,担心已经被谈论得太多,担心谈不出足够的新意。随着论坛嘉宾的依次登场,我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起码于我而言,本次论坛呈现的内容有足够多的亮点和启发。(全面的会议内容,可参见论坛中方组织者、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第四届中丹教育论坛新闻通稿》,本文是我作为参与者的个人视角。)
1. AI、教育与福祉(Well-being)
在新AI时代,教育如何指向学生当下和未来的福祉(well-being)?Well-being是个很难描述清楚的概念,大概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快乐和有意义感/价值感的体验或状态。中文语境里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译法:幸福感和福祉,但与会嘉宾都感觉不够贴切,前者偏于简单和短期,后者容易与福利混淆,相对而言我还是觉得“福祉”可能引起的误解更小一些。
美国学界有一种对Well-being的解构:对自己的能力(competency)的体验;对社会连接性的体验(relatedness或cohesion);自由、自主的学习和创造。与我对话的丹麦奥胡斯大学Hans Henrik Knoop教授认为,不如就用大家比较熟悉的马斯洛需求模型来解释,就是人在安全、生理、心理、价值实现等各个层次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例如,玩耍(playing)就是孩子的强需求。如因大量的灌输、作业、考试导致孩子的玩耍需求不被满足,他们必然厌学,必然没有well-being。因此,游戏化学习(Playing as learning)正在成为丹麦教育体系的共识。
Knoop教授还特别强调,贯穿需求满足过程的一个必要元素,就是”自主性“:”需求“和”价值“都应该是一个人自己认可、自主发现或定义的。此外,人与他人的连接、对”圈子“或社区的归属感非常重要。因此,丹麦的格隆维等教育家大力倡导教育对个人精神的激发和对集体的认同、责任,这也正是丹麦教育,尤其是自由学校(free school)、青年学校(efter skole)和民众学院(folk high school)所秉承至今的优良传统。
对中国教育而言,帮助学生建立主体意识(包括个人与集体的正确关系)、具备独立思考和选择能力,本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和Knoop教授在会前交流时都很担忧,新AI工具必然催生海量的”深度伪装者“(deep-fake),知识、观点、甚至是美感,从而严重威胁到人类形成和发展独立思考和选择能力。可惜对话时间有限,这个话题我们未能展开,好在接下来的第二场对话里,田字格实验学校总校长肖诗坚老师和丹麦Eisbjerghus国际青年学校校长Mads Poulsen给出了他们的视角。
(自左至右:翻译刘征,肖诗坚校长,Mads Poulsen校长,主持人Asmus Moller )
2. 收与放的边界、防沉迷与呵护自主性的两难
面对智能手机、短视频和新AI的威胁,约束还是放手?最好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避免学生对新工具的过分沉迷和依赖,同时又呵护和培养学生的自主性?这些堪称互联网和AI新时代的经典问题。
两位校长都认为,学校不能只是靠纪律和规矩来约束学生,还是要给他们选择的权力和能力。教育者有责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可能性、与学生充分沟通和讨论各种选择的利弊,鼓励自主性的尝试并给予适时帮助。
Paulsen校长特别指出,政府更不能通过强制的法规来解决这样的复杂问题。“如何判断这个边界呢?必须是流动的、持续的、不断迭代。我没有成熟答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完美方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开放包容的态度最重要,政府不应该干预太多。” “没有人足够聪明可以做好此事,应该是一个开门的民主的讨论。” “每个学校都应该有权做自己的尝试和选择,学校之间必须有多样性。”
在自主性的培养上,两国面对的挑战颇有差异。中国教育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激烈竞争和刻板标准挤压了学生的选择空间;丹麦教育者更担心学生选择太多,也会有迷茫和压力,所以“要帮助学生简化问题,从他们不感到太大负担的小问题着手”。另外,自主性的培养要从小做起,“从幼儿园开始就帮助学生建立批判性思维,特别是区分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
在随之而来的“教师组对话”中,丹麦Lindevang学校的Lis Zacho老师给出了她的回应。她所在的这所公立学校竟然已经禁用chatgpt!她找了个理由(教学生应对数字犯罪),绕过了这个规定带学生使用,希望学生看到新的可能性。她有两句特别精彩的话,"犯错误没关系,但不要犯得太大太多",“要欣赏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要知其后果”。
代表丹麦家长的对话嘉宾Peter Skov先生的“收放”理念同出一辙。“我不担心孩子,担心教育环境。” “不怕他们犯错,怕他们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给他们空间最重要,至于他们的发展,要顺其自然。”
3. 良好的基础素养是用好AI的前提条件
Lis老师除了教数学,还负责教“IT素养”,公立的中小学就有这样的岗位设计,不能不让中国教育者们羡慕。她已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帮助学生更会问问题,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如“猫可以吃多少?活多久?”;注重帮助学生更高效地学习新知识,获取多元视角;注重多倾听学生,让他们多参与讨论,在讨论中获得不同的启发。
南京芳草园小学的郭文红老师则指出了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性,有这些才有可能用好AI。笔者认为,这个洞察非常有价值,实际上,很多老师和家长的基础能力(信息素养、审辩式思维等)更需要补好“60分课程”。这个观点在代表中国家长的北京日日新学堂创始人王晓峰(大车)的发言中得到了回应。他认为,父母自己把“人”做好了,自己不断成长,ChatGPT就会是孩子的工具,否则就可能成为“魔鬼”——ChatGPT实际上对家长和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能仅仅谈论孩子们面临的挑战。
(北京日日新学堂7年级学生姜惟钦、吴昕凝,以及丹麦Henriette Holucks学校8年级学生Kirstine Thomsen和Guy Chen-Zion)
4. 孩子可能比大人更清醒
本次论坛的“黑马”,无疑是代表中国学生的北京日日新学堂7年级学生姜惟钦、吴昕凝和代表丹麦学生的Henriette Holucks学校8年级学生Kirstine Thomsen和Guy Chen-Zion。他们对ChatGPT的理解和看法之冷静和成熟远超我们所预想。在他们看来,很多人只看到,使用AI是自己的一种权利(right),却忽略了后果和责任。他们也不认为“教师会被AI所取代”,因为AI缺少人的温度,没有生命和互动,不希望AI取代自己的老师。
Kirstine还提出,AI的经济学优势(成本、不知疲倦),使得有的国家会推广AI教师。如果只是把AI作为教师助手,可能是好事,但如果用来替代教师本身,则将是灾难。
孩子们还一致认为,在AI时代,更要思考“我是谁”“我与他人的关系”等命题。
同学们的表现,让中丹教育论坛的丹方主席、前北菲茵民众学院校长Mogens Godballe先生兴奋异常。他欢呼,“我们的青少年对AI的正反面思考非常全面、特别是仍然保持了对human那一面的需要和认可”,并呼吁更多的校长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变革的过程中。
5. 教师和教育管理体制应该如何应对新AI时代?
作为格隆维理念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Mogens先生呼吁老师们多鼓励学生从人工智能获得知识,注学生的想象力(fantasy)、创新力、觉察力(consciousness)、共情力、逻辑判断力。
而中方主席、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原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先生认为,
ChatGPT会逼着老师从知识传递转型为关注人的心灵,聚焦做AI所不能为,例如发试卷时把30分卷子的名字和分数遮盖起来,保护学生的尊严。“好老师眼里不只有课本,更有人。” 此外,老师在学好如何利用AI新工具的同时,要警惕过于依赖新工具,让它禁锢了自己的灵活发挥和因材施教。
两位主席一致呼吁,教育要给师生更大的自由,让学生成为学校的真正主体。要谨防“有人会继续灌输知识,进一步加强应试教育”。Morgens先生甚至建议彻底废除传统考试。他指出,十几年前OECD的PISA测试影响巨大,丹麦也犯过机器人式教学(过于注重科学、考试、量化)的错误,幸好因为多元化声音和力量的存在,这几年又在回归到教育的“育人”本身。
论坛在这样的呼声中结束,不禁让我陷入沉思,对教育和人类福祉造成威胁的,可能并非ChatGPT或任何新技术,而恰恰是“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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