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的理想国读者日活动上，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阿那亚创始人马寅，就“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展开了一次精彩的对话。嘉宾们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想象力、创造力，这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企业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经济维度，企业家在推动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重新理解企业家、理解企业家精神，在今天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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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张维迎：前段时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世界，并非注定如此》，这其实是我在辛庄课堂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我想说的是，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好多人选择的结果。但有时候你做了好多努力也不一定能达到希望达到的目标，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不确定性，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很难预料到的。

但是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对于不确定性，大家现在讲得特别多，《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出版之后，我更想强调的，是未定性。不确定性的英文名是uncertainty，未定性是indeterminacy。也就是说，未来是什么，有待于以后我们采取的行动，部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未来不是给定的，不是历史已经决定未来什么事情会发生。你可以说有你没你地球都会转，但是地球转得怎么样、地球上的人生活得怎么样，有你没你有时候就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人的主动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是未定的，依赖于我们的选择。

这就需要我们有很大的想象力，未来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想象力是什么？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你能够看见并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人必须要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要想象，就像我们“理想国”的slogan，“想象另一种可能”，“理想国”的英文名是imaginist，想象家、想象者。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想象不是在预测未来会是什么样，而是我们要为未来勾画一个蓝图，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是被动地去适应由其他因素、外部环境决定的未来，而是怎么去创造一个我们希望的未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想象力，想象另一种可能，想象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稍微举几个例子。大家知道亨利·福特，他在汽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汽车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而是德国人发明的，在德国人发明之后由法国人设计，我们现在看到的汽车的形状、基本的结构，都是法国人设计的。1904年之前，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是法国。但是在此之后，美国开始超越法国，汽车销售量占到全球市场的50%以上。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亨利·福特的想象力。

在亨利·福特之前，只有少数富人、贵族坐得起汽车，那时候车很贵。亨利·福特就想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买得起车。他是怎么把这个想象变成现实的？必须把成本降下来，把价格降下来，只要成本足够低、价格足够低，普通人就买得起。于是，第一，他引进了标准零部件，过去每辆车的零部件都是手工打造的，他把它们完全标准化了；第二，他引进了自动组装线。这都不是他首创的，但是他把它们结合了起来。想象力的很大一部分是组合能力，组合不同的、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的能力。福特就这样把汽车的生产成本从2000多美元逐步降到200多美元。

仅此还不够，他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创造市场。那时候，每个汽车工人一天的工资是2美元左右，亨利·福特把他自己工人的工资提高到5美元。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反对这件事：我们能用2美元雇人，你干嘛要花5美元？但是亨利·福特有他的想法：一是，工资高了以后大家干活的积极性大了，效率就提高了；二是，让工人都能买得起车，工人的邻居自然也就会想买车，需求是创造出来的。结果到1930年，美国家庭汽车拥有率达到60%。不是说这个世界自然就会有那么多车，会有那么多人能开得起车，这都是企业家想象、创造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乔布斯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iPhone手机和之前的智能手机不一样，别人只是改进手机，不断地给手机添加新的功能，乔布斯的想象是，我们能不能把电脑装在手机里？一般人认为这不可能，这里有一个技术性问题，我们现在叫多点触控技术。之前的智能手机，好比黑莓是用键盘的，比尔·盖茨当时正在设计一种手写笔，乔布斯认为这种太low了，他说一定要用屏幕，最后成功了。于是我们就有了iPhone手机，有了iPhone手机就有了App，进而产生了其他一整套互联网行为。

所以，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是想象力，想象另一种可能，同时要努力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当然，你也可能会失败，因为有些想象的可能没有办法变成现实，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马寅：“企业家”这个词在我心中太大了，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代人在做的事情，最多算是一个创业者。从创业者的角度，重新想回到当初的状态，去描述当时是怎么想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历史有时候是想象出来的，不见得是一个事实，所有的历史都跟我们的感受有关系。事后总结特别容易，因为会给之前所有的选择找一个特别完美的理由，但这件事聊多了以后就发现，其实你把自己忽悠了。你在不同的场合去聊这件事，是为了自我满足也好，是想在别人面前表现也好，容易虚幻很多东西。

我唯一确认的一点是，走到现在都是逼出来的，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当年做这个项目确实不是想得特别清楚，想到三年以后、五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的事才来做的。完全是当年我拿了这个项目，以为掉在一个坑里，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投在这一个项目里了，所以可能就激发了身上某种本能，逼着自己一点一点做成这个项目。

年轻的时候我算是一个文艺青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文化艺术行业的朋友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另外就是我们的业主，我经常说我跟业主的一些交流，不断处理业主的一些投诉，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修行。

ChatGPT等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或者企业家的价值是什么？我特别喜欢《星际穿越》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最感动我的一点，跟我当年做这个项目的心理有相通之处。它最后讲了一件事：爱是解决宇宙上任何问题的答案。当你觉得绝望了，丧失了对未来的想象，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可能你内心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爱。

对于创业者、企业家来说，内心是不是真正热爱这件事，是很重要的。爱是一个无我的状态，当你热爱它的时候，你是不计后果、不计成本的，在这种状态下，这件事反而是有可能成功的，或者说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在商业市场已经到了完全饱和的状态时，再用算帐、规划的逻辑，就太局限了。

张维迎：我认为，ChatGPT恰恰替代不了企业家精神。因为ChatGPT是基于已有的大数据，当然它的运算能力很强，有一定的组合能力，参加考试的话可能会超过90%的学生。但是它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至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大量的一般性的工作可能会被ChatGPT取代，但是企业家的功能没有办法被取代，企业家精神永远是人类创造力的一个源泉。

大家一定不要把企业家决策和管理决策混为一谈。我自己判断，在一个组织里面，企业家决策可能占不到5%，95%以上都是管理决策。管理决策可以委托给别人做，包括委托给机器比如ChatGPT来做。但是，对于企业家决策，没办法交给别人，只能自己来做。

管理决策基于硬知识、硬数据，依赖于计算，而且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聪明地知道答案，那可以假定多数人是对的，当发现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时，就可以投票，然后依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委员会制度。

但是企业家决策不是基于这些硬数据和计算，想象力和未来的东西是没有正确答案的，而且一般来说多数人是错的。企业家跟别人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里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企业家跟委员会本来就是冲突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这要回到iPhone。当年，英特尔第五任CEO，叫保罗·欧德宁。乔布斯要生产iPhone，于是找到欧德宁，希望英特尔给他生产芯片，每枚芯片10美元。欧德宁回去组了一个很强大的研究队伍，包括营销人员、财务人员、工程师，这个研究队伍研究完后告诉他说这件事不能做，是亏本的买卖，研发费用很高，一枚才卖10美元，得卖多少才能回本。后来欧德宁因此辞职了。这是英特尔历史上最致命的一个错误，iPhone手机的销量是英特尔专家预测的一百多倍。一百万的市场和一亿的市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生产iPhone手机是一个企业家决策，不是一个管理决策。

不要担心，ChatGPT怎么发展都不会替代企业家精神，因为它没有想象力。未来企业家精神会越来越重要，没有想象力的人真的变得无所谓了，想象力很宝贵。

02

文艺，对企业家来说很重要   

陈嘉映：从概念上把企业家和管理家分开来，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在企业家实际的工作中，我觉得二者是很难完全分开的。包括刚才马寅说在很多时候不能靠成本核算等来做企业，但是这显然也是做企业必备的一部分。

我特别想听马寅说说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家的想象力、创造力，一个是在实施这些想象的实际过程中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特别现实的能力和现实的考量。这几十年你是怎么平衡两者的？

马寅：我总说，阿那亚能走到现在是不算帐的结果，但其实也不是代表就不算帐。如果把钱视作前进的动力，就像拉磨的驴子脑袋上挂的胡萝卜，很有可能落袋为安的时候，觉得挣到眼前的钱的时候，反而失去了动力，很容易进入到自我封闭、心智闭合的状态中去，尤其是男人。我觉得男人挺奇怪的，男人跟女人的成长逻辑好像是反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有爱，特别容易无我，但是老了之后，特别容易进入到相对自我或者熟悉的路径里面去，进入到一个闭合状态。

我和身边一些创业者一起聊天的时候，更关注的一点是，心中得有点想做的事、自己热爱的事，永远在路上，永远延迟满足，永远把挣钱往后放一放，先干点好玩的、有意思的、有创造力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不可能没有成本概念，你要护好最基本的现金流，至少一个企业不能让自己的现金流断了。我觉得挣钱可以放到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下怎么能够把想做的事做好，这个可能更重要。

包括刚才张老师在讲创造力，我也总在想，这个时代确实要有创新，不能重复。规模化发展的所有企业现在都进入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小而美的、真正有创造力的企业，将来确实可能会有生存的空间。

有一次音乐人窦唯来阿那亚，他说他要在阿那亚的礼堂里做一场演出，他觉得那个空间特好，能做演出。我就觉得那里面最多待30人，做一场演出，只有30人看，这个规模太小了。他说不是，他要做的演出，是乐队在里面，用音箱把声音放出去，观众都在沙滩上听音乐。音乐为什么一定要看呢？为什么不能只听呢？他说他跟好几个人聊过这事，做个这样的音乐会，没有人愿意支持他干这事。我当时觉得这个事特别嗨，我们本来是想做这场音乐会的，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没做成。

后来跟一个建筑师聊天，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了，他在做我们北岸一个礼堂设计的时候，做了两层建筑，上面是演出空间，下面是人可以独处、发呆、冥想的空间。他让上面那层地板下沉下来，露有缝隙，也就是如果有人在上面演奏音乐的话，下面的人抬头看是看不见演奏者的，但是声音正好从那个缝隙里面弥散下来，下面的人会感受到美好的音乐。我想等这个建筑做完之后，也一定会带给大家新的体验、新的感受。

有时候我在想，文化艺术看似无用，但是有可能它会打破你好多的条条框框或者叫认知边界的东西。作为创业者也好，作为日常工作的人也好，大家很容易被自己工作的东西或者认知的东西给框住，只能在自己认知的框中去填空，挤一个位置让自己蹲在那儿。但其实文化艺术这种看似无用的东西，特别容易打破你的框。所有人想象世界就是剧场这么大，那文化艺术就会告诉你，世界是剧场以外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你的机会。

张维迎：我有一些补充。一个是，马寅刚才讲的，在企业界，创造力特别强的人，，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比较强的人，艺术素质非常重要。完全用逻辑思考的人，他的想象力是不够的，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这样的人特别有创造力。

还有一个是，马寅刚才讲得非常对，一个人孤独地想，好比像康德一样，那也可以，但是这种人很少，很多想法是互相激发出来的，两个想法碰在一块就生出了第三个想法，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企业家一定要接触很多人，可能去吃一顿饭，也可能是出去旅游，突然之间就会有好多的灵感。

另外，我要特别强调，有研究证明，记忆力特别好的人，想象力不行，太完美的记忆力是没有想象力的。但是完全记不住也不成，如果你有一定的记忆能力，但是不完美，你就会有好多漏洞，你就老想把这些漏洞补上，这样你的想象力就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做企业经常不行，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考试好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记忆力好，因为考试都有标准答案，企业家做的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最后，马寅谈到的一点很重要，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说，企业家做企业就是为了赚钱。我们普通人也经常这样想，他们就是见钱眼开，不然他们不会做企业。按照我们的道德观念，肯定说这个人爱钱就不太高尚，但其实这是我们低估了企业家，我在书里也强调，企业家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对于这一点，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理解，因为企业家已经赚了那么多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做企业的人，至少做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发现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03

企业家不是负面词

陈嘉映：刚才维迎讲了企业家，他一开始讲到企业家精神时特别强调想象力，但是后面讲到的内容就比如跟人性的好多方面联系起来，其实也有好多好多别的方面。马寅说到这两代企业家之间一个笼统的区别。我觉得有这么一条，实际上，像企业家、企业家精神这些概念，都有点像舶来的概念，我觉得中国广大的民众对企业家还是有些误解的，认为企业家就是要钱。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家的确更需要钱，因为运营企业是要钱的，像我们过个小日子反而有点儿钱就够了。

中国一直推崇读书人，读书人后来会做官，做官后他就推崇读书人和做官的人，那时候没有企业家的概念，全叫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就是唯利是图，我们有这个传统观念。后来改革开放了，按道理说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观念，但是你看我们的各种媒体宣传，不大能见到在宣扬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本来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大家都在谈哈耶克，谈自由市场，谈企业，好像出现了一个转机，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时代的变化特别迅速，二十年之后，好像很少有人还在谈企业家、谈企业家精神。

维迎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现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不谈这些了。我只能说，维迎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里仍然那么“落后”，还在谈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人。就像你写《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或者你谈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是不是也包含一部分这样的想法，希望能够扭转我们国人长期以来对企业家的误解？

张维迎：你说得很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做学问的人，无论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其他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改变人的观念。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观念不能产生影响，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毫无意义，而人类的进步就来自新观念的不断出现。

1984年，《北京日报》专门跟我约稿，让我写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但是我的文章《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交了以后却发不出来。后来他们的理论部主任告诉我，他们总编有意见，说有两个词不能用：一个是“企业家”不能用，可以用“实业家”；还有一个是“冒险精神”不能用，可以用“探险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多年前“企业家”这个概念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负面词。但是，当我看的东西多了，经历的东西多了，发现不只中国人对企业家包括商人有偏见，从古到今，中外普遍都是这样，只是程度不太一样。

我必须再强调一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这样，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通过想象力为我们创造出来的。包括书的出版。大家知道，印刷书，是德国人古腾堡在1445年发明了印刷机以后出现的。古腾堡是怎么发明印刷机的呢？就是他把榨葡萄汁的技术用来印刷——出版社叫press——然后才有了印刷书，原来都是手抄书。

但是为什么人类对企业家有这么多的偏见？我在书里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人类有嫉妒心。不在乎自己有多少，就害怕别人比自己多。富人如果破产了，名演员出丑闻了，很多人就很开心，这就是人类的嫉妒心。一般人有问题的时候都会找一个替罪羊，我为什么这么穷，一定不是因为我不行，是因为你把我弄穷的。我说是大部分人把我弄穷的也不行，一定要说是少数人把我弄穷的，哪些少数人？企业家是最容易被挑出来的少数人。

第二，这与我们的认知有关。我们一般能理解看得见的东西，理解不了看不见的东西。以农民为例。一个农民今年粮食收成好，大家都很服气，认为这个农民勤快，起早贪黑，一年四季那么辛苦，而另一个农民整天睡懒觉，所以第一个农民富了，第二个农民没富，大家觉得着很正常。对于工人也是一样，大家会用工作时间进行度量。那么对于企业家的想象力呢？大家发现企业家啥事没干就赚钱了，没去工厂，也没下地，他怎么就赚钱了？

这就回到我们对知识本身的理解。我们人类是有局限的，科学家给我们强化的认知是，只有在书本上学的东西才叫知识，不在书本里学到的东西都不叫知识。所以，如果上学的时候，你学习比你的同学好，结果后来他当了老板，你读完博士后还要在他手下打工，心里当然就会特别不舒服。这就是因为我们窄化了知识的定义。

但是回到历史来看，实际上，企业家从古到今都很重要，我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企业家传记是中国人写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当然那时候企业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创新型企业家，我称之为套利型企业家，但那也很重要，包括做贸易的都是企业家。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等重农抑商政策，再加上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最优秀的人都去考进士、当官了，企业家就成了被人看不起的人。

这就是我觉得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之处，他使中国人第一次往工商业走了。原来大学毕业后，我们都去政府工作，因为在当时看来政府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一种观念。在古代，西方跟我们不一样，西方在16世纪之后就慢慢开放了商业，但是没有开放政治；我们中国是倒过来的，古代中国是政治开放，商业不开放。

我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假如当时不是秦国而是齐国统一了中国，那中国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齐国是五业俱兴，农商并重，齐国人不歧视做生意，但是在秦国，至少从秦孝公开始接受商鞅变法后，就开始压制商业，结果只有农业是本，慢慢发展为盐铁专卖等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古代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回过头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有这个担心的，好不容易现在中国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创造财富，但是如果我们再有一种偏向，结果就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是去创造财富，而是去分配财富了。现在考公务员的人为什么那么多？2008年，我曾统计过北大毕业生的去向。除了出国的学生外，70%都进入商业，当然不一定是当企业家。我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考公务员，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但现在大家拼命都在考公务员，这就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再谈企业家、让大家理解企业家特别重要。

马寅：这些年，大家已经慢慢养成了这样的意识，特别是在一些大企业中，大家开始追求挣钱的意义，比如腾讯提出“科技向善”“生活更美好”等，我觉得慢慢地，大家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到社会层面，把社会层面的事想清楚了，回头可能就会找到自己公司的机会，而不是让公司高高在上、利益至上。可能时代变了，至少我能接触到的很多创业者已经开始特别在意这些问题了。

04

普通人需要企业家精神吗？

陈嘉映：我还想问问维迎，我们普通人需要企业家精神吗？或者我们能从企业家精神中学到什么吗？反过来说，你个人那么推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要是让你从头来过，你愿意成为一个企业家吗？

张维迎：我先回答你前半部分问题。企业家精神，特别是想象力、创造力，其实好多行业都需要，好比搞科研的人，哪些人能够创造出新东西？某种意义上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里，企业家精神就是打破常规，可能会得罪好多人，因为大家已经有一个范式，但你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范式。所以我现在在经济学界也号召说，未来的经济学要有突破，经济学家必须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敢打破常规，而不是说只是按照原来的范式去做研究。

回到企业家。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做企业给人类带来不了太多的灾难。因为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有想象力、创造力，雄心勃勃，甚至野心勃勃，想一鸣惊人，创造一个帝国，当“国王”。但是对于商界的这种人我们不用担心，好比马斯克，他就是一个典型，一般人比不上他。但是他做企业我们不用担心，如果他做的产品，消费者不喜欢，他就会破产，投资人就不投资了，所以他干不了多少坏事。所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最好去做工商业。

对于后半部分问题，我还是不会做企业家，因为，第一，这个事太累人，我知道好多企业家一年至少一半时间在飞机上，我一周坐一次飞机都觉得烦。第二，我比较心软，要做企业家有时候就得心硬。我们一般人不理解，经常说企业家六亲不认，但跟他一块创业的人，有些人越来越跟不上，越来越成为企业继续生存的障碍，作为企业家，就必须用新的人来替换这些人，如果是我，这个时候，我肯定下不了手，我一定会把企业做砸了。企业家应该“心硬”，该决策时果断，但是也要做好安抚和补偿。如果下不了“狠”心，做企业肯定会破产，所以我还是选择做学者。

Q&A    

1.结构转型要靠企业家

Q：中国目前面临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严重的问题，但产业转型尚未完成，企业家精神能在产业转型中发挥什么作用？

张维迎：从历史上来看，产业转型主要就是靠企业家，因为产业转型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来。我们想一下，什么是未来的产业？当我们说一个产业过剩时是什么意思？产业过剩就是企业家没创造出新的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喜欢的产品，还在重复生产原来的产品。在历史上，产业转型也需要依赖也企业家的想象力。

人类炼铁的历史有三千年，但直到三百年前，铁还是很稀缺的东西。中国有句话叫“砸锅卖铁”，因为那个时候锅是生铁造的，万不得已的时候得把它卖了。中国还有句话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么宽的一把刀，只在刀刃上那几毫米用钢，因为钢太宝贵了。

这时候出来英国的一个企业家，叫亚伯拉罕·达比，他搞焦炭炼铁，改进之后，铁的产量大大增加，出现了产能过剩。原来铁就是用来造锅、造农具，现在产量多了，怎么转型？英国有另一个企业家，叫约翰·威尔金森，他说我们用铁来造桥，还说要用铁来造船，所有人都说他疯了，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铁疯子”，铁怎么可以用来造船？但是威尔金森不服气，他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就真的造了一艘铁船，慢慢地铁船就流行开来，现在木船已经很少了，除了公园可能还有一些。

结构转型要靠企业家，如果企业家不动脑子，企业家没有想象力了，结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很努力，但是无论他们的先天素质还是后天激励机制，和企业家都不一样，很多地方政府是，看别人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做砸了以后也不负责任，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但企业家不能这么想。所以我简单地回答，结构转型要靠企业家。

2.“网红”不是贬义词

Q:马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打造的独树一帜的国内新式社区。现在谈及阿那亚，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网红社区，是一种商业模式，是打卡地标，而非一种生活模式。您是否试图摘掉“网红”这个帽子，让它向重构生活、重构附近的方向转变，提供给大家的不仅是一个商业模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有这个想法，请问您对阿那亚下一步的建设会是怎样的？

马寅：其实，从阿那亚八年前建好孤独图书馆后，我们就一直被冠以“网红图书馆” “网红社区”这样的称号。我从来不觉得“网红”是一个不好的词，关键要看这件事是不是可持续。对于这个问题，我跟社区的业主也经常交流，我们原来想创造一个社区，可以满足人从物质到情感、到精神三个维度的生活方式，但是确实进来大量的访客，包括年轻人到这里拍照打卡，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但是在这些事上，我一直在想：第一，如果没有这么多年轻人来，阿那亚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只有我们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才能让这个社区有动力，有资金，持续性地发展下去。第二，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访客来，这个社区也不可能开出七八十家餐厅，不可能开出四五家书店，不可能每年都做100~200场戏剧演出，不可能两个美术馆每年都做两到三个展览，这些也同时在满足业主日常的文化艺术生活需要。就是因为有更多的访客来，才能让我们这些配套设施和文化艺术内容持续下去，如果只是住在这里的人，而且又通常是作为第二居所、入住率不超过20%，我们这些餐厅、文化艺术设施开给谁？

我觉得，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海边的美好生活，哪怕只有一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还是强调分享的意识，住在这里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美好生活跟更多人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是比较有意义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是尽量让大家都变成熟人，让社区里的居民互相变成熟人，找回小时候邻里之间的美好关系，这是情感维度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维度，如何让精神文化、文化艺术在这个地方真正生根，真正长出来。早期我们做的很多事就像文化搬运工，只不过是把北京的文化内容搬到阿那亚，但通过十年的发展，这个社区自己慢慢在生长很多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事情，比如在我们的社区里，业主自己演话剧，到现在为止，我们演了八年，每年还会带着这些有表演基础的业主们到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国家话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演上百场话剧。我们带着社区里的人一起写家史，一起组乐队、歌唱团、独唱团……慢慢地，我们觉得文化真的开始在这里生长，也有更多的文化艺术从业人员愿意长期生活在这里，这些对一个社区来说都特别重要。

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无论是创业者也好，还是这个时代也好，最缺的可能就是创新精神和想象力、创造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培育，在我个人看来，关键在于人能不能够长期和文化艺术打交道，真正让文化艺术生活日常化，这对一个人未来的成长，未来的创造力、想象力的培育，可能都有巨大的帮助。

我也希望通过长期的发展，阿那亚这个社区能够真正诞生更多好的想法、好的观点，诞生更多有意思、有深度的文化艺术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些愿景，跟更多的网红达人、更多的游客来玩，并不冲突。

3.年轻人的选择被标准化了

Q: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看似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可供选择，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人们越来越求稳，选择越来越趋同、单一，大家都考研、考公，对此，也戏称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所以请问陈老师，如何理解年轻人追求稳定与社会多元化发展之间的矛盾，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嘉映：因为我现在仍然在大学工作，跟年轻人经常有交流，所以这些问题也会谈到，我也有些想法。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化，有真实的一部分，也有比较表面的一部分。其中，我比较关注的一点是，虽然现在年轻人的选择的确比以前——比如像我们那个时候——多了不知道多少。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种选择现在都标准化了。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从童年开始就缺一样东西，我有时候在小范围内把它叫作“撒野的空间”。我曾经听朱赢椿老师讲到，他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更乡野，就是在桥头玩一玩，抓几把植物，抓几把动物。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个漫无目的的空间，但在中国、在整个现代社会中这个问题都很明显，就是这种撒野的空间没有了。虽然看起来有很多条道路去选择，但是不管选择哪一条，都没有觉得更自由，因为每条都像跑道那样被画得清清楚楚。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消解它或者减弱它呢？有时候我也会跟一些年轻人讨论，因为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现代性的规制社会出现的，可能像阿那亚这种社区会稍稍缓解一点，年轻人那么喜欢来，我想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显然它起的作用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它针对特定的阶层、特定的人群等等。虽然有限，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想的方向。   

“企业家”是张维迎教授自1984年以来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的市场均衡假设，作者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不确定的、变动的，市场决策不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这就决定了企业家在市场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这些立足于理论又回归现实的分析，不仅是写给在市场中做决策的企业家的，也是写给任何一个想要了解真实的市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普通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