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师生，六十八天，三千里路云和月

七七事变后，华北危急，平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及南开等高校教学无法开展。为保护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平津学界领袖在南京商议，在交通相对便利、远离战事的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让北大、清华和南开暂时合校，收容散落各地的三校学生，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然而，1937年12月南京沦陷，长沙几乎成为战争前线。经临大校委会反复研讨，决定继续西迁到昆明，以延续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最终，临时大学师生分乘船、乘车和徒步等三条线路分别赶赴三千里外的昆明。长沙临时大学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为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合大学”奠定了基础，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暂驻湘岳

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地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地，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将这片文化热土变为战争的焦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许多教授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国是问题谈话会。此时，平津战事吃紧，北方各校纷纷致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7月29日，北平陷落，日军进占清华园，留校师生迁至城内避祸。随之，天津沦陷，南开大学大部分校舍毁于战火。南北交通阻断，三校校长返校无路。

为防止教育事业的中断，三校校长同教育部磋商，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并设立筹备委员会。三校师生随即南迁。

事变紧急，三校大部分图书设备未能运出，清华大学运出的部分设备因交通阻断，一时不能到达。学校授课全靠老师讲授。截至1937年10月底，长沙临时大学共有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学校收纳学生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主，临时大学常委会决定于10月18日开始报到，25日开学注册选课，11月1日正式上课。随后在各地登报公告，并通过广播电台等方式传出消息，三校学生纷纷来到长沙。截至11月20日，三校原有学生报到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清华631人、南开147人。另根据教育部规定，接纳部分借读生218人，到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新旧学生共计1500多人。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上午九点多，空袭警报响起，师生无处可躲，幸亏日机没有投弹。24日，日军终于在长沙投下炸弹，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开始体验战时教育的艰辛了。长沙临时大学教学条件极差，既无图书、也缺教材，开学之初，连小黑板也供应不足，有些教授就到学生宿舍参加讨论。师生接触机会较多，关系融洽，在交谈中自然带有专业知识及治学方法等内容，颇有古代书院风范。北大有个学生说，在临大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在北平一個学期学到的还多。相对于教学，住宿条件较差。男生宿舍是一栋两层木结构建筑，楼下阴暗潮湿，楼上光线较好，学生一律睡在地板上。下雨时，学生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头边上撑一把雨伞，一觉到天亮。有一次，三位校长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极其简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当时兼任军训队长的张伯苓针锋相对，“倘若是我的孩子，一定让他住在这宿舍里。”

约1938年7月，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们迁往昆明几个月后，日军进攻湖南长沙。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战争形势日趋紧张，日军空袭长沙的次数不断增加，临时大学常委会不得不再次考虑搬迁的问题。

三线入滇

武汉告急的消息传到长沙，一时人心慌乱。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则难保。不少慷慨激昂的学生感到国难当头，纷纷投笔从戎;也有不少学生认为立足方定，正是求学的好时机，兴师动众的迁徙不仅劳民伤财，荒废学业，甚至庸人自扰。此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绝对安全，省府会全力支持临大办学。

面对慌乱的人心和舆论，临大常委会审慎对待这一关系到学校命运的大事。经过常委会讨论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昆明地处西南边陲，距离陪都重庆较远，可以保持三校一贯的学术独立的地位。另外，昆明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相对方便。教育部对此方案不敢定夺，蒋梦麟亲自到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最终由最高当局批准。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于1938年1月20日做出了即日起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并规定师生于3月15日到昆明报到。常委会同时讨论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规定教职员路费津贴每人65元，学生路费津贴每人20元。规定了迁校路线，并要求在沿途各地设立办事处和招待处，指定专人负责接待。办事处工作人员加发办公费5元每人每天。

关于迁校路线，临大常委会指定云南元谋人军训教官雷树滋提出方案，他经常往返于云南和京沪之间，对交通和地理较为熟悉。他提出海陆两条线，其中陆路又分为乘车和步行两条线。海路是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由滇越路过河口入昆明。大部分教师及家眷和一部分体弱男生及全体女生走海路。乘车路线由长沙沿湘桂公路，经桂林、南宁、镇南关到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进入昆明。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坐汽车走这一条路，冯友兰在车子上过凭祥隧道时，将胳膊伸出窗外造成了骨折。走陆路则是由湖南经贵州直入昆明，沿途可以采集标本，了解各地风俗，做社会调查。

经常委会核准，赴昆明就学的学生有820人，根据自填志愿、体检而核准步行的有244人。女生和体检不合格者则乘车或走海路。经过学校的精心组织，妥善安排，近千名师生分批从长沙出发，经海、陆两线前往昆明，其中路线全程3000余里，200多名师生步行约1300公里，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湘黔滇旅行团

湘黔滇旅行团由参加步行入滇的临大师生组成，最初名称为步行团，为照顾学生体力，学校决定凡是可以用车船代步的地段，尽量利用交通工具，因此步行团改名旅行团。临大常委会对长沙到昆明的行军路线事先做了安排：

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

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船

芷江至晃县65公里，步行

晃县至贵阳390公里，乘车

贵阳至永宁193公里，步行

永宁至平彝232公里，乘车

平彝至昆明237公里，步行

旅行团在实际行军过程中，有了不少变动。从长沙出发时就乘船，步行从益阳开始，自常德至桃源乘船，自沅陵到晃县乘车，此后全步行，总计步行1300公里，超过原计划近一倍。

步行入滇漫长而艰辛，为保障旅途安全，旅行团实行军事管理，由学校向国民政府要求，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长，指挥一切，但是他的职位虽高，对湘西情况却完全陌生。参加旅行团的闻一多、曾昭抡等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为照顾学生饮食，学校在长沙请了二十名炊事工，自带行军锅灶。又买了三辆卡车，一辆载运炊事工和炊具，两辆运载行李包裹。临行前，每人发一件黄色制服一套、黑色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把等，这些行军用品都是湖南省府赠送的。

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在长沙圣经学校前宣誓出发，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除了车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在三千多里的路途中，宿营地只有学校、客栈及古庙。有时床位边上会陈列着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是一头猪睡在旁边，还要提防着突然冲出来的土匪。

在旅行团途径湖南五里山的时候，几乎遭遇了土匪。当时运载行李的卡车只剩一辆，翻过五里山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借着手电的微光，扛着笨重的行李，爬上山腰的宿营地，好几次差点掉下山沟。铺盖摊好后几乎睡着，忽然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是一批土匪快要到这里了。顿时整个宿营地弥漫起来紧张恐怖的气氛，灯发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得一片漆黑。最初有入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有什么作用，此时大队长挺身而出独当一面。时间在流逝，土匪却始终没来。在恐惧与昏睡中，大家度过了一夜。

旅行固然艰苦，这段旅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校师生的融合，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临大西迁之初，三校商定各自保持独立，分别设立昆明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教师分属各校，学生保留原学籍，毕业时仍持有原学校毕业证书。对外则为一个统一体，正是由于迁移工作事关重大，三校專门成立一个小组负责，三校师生得以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艰辛并不是旅途的全部，旅行团的师生们得到了许多在学校不曾有过的收获。

笳吹弦诵在征程

湘黔滇旅行团的宗旨是“借以多习民情，考查土风，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他们一路上栉风沐雨、翻山越岭，磨炼了意志，也学到了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在参加这次旅行团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成为了两院院士和知名学者，如查良铮（穆旦）、任继愈、唐敖庆、刘兆吉等。

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他们不但欣赏祖国的壮丽河山，访问少数民族村寨，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更是采集了不少标本，收集了上千首民歌民谣。刘兆吉把他收集的民歌整理成《西南采风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分别为此书作序。闻一多更是在路上创作风景速写数百幅，他始终没有剃胡子，到昆明时已成为一位美髯公，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他才剃掉。而刘兆吉的《采风录》正是由于闻一多的鼓励才汇编成功。

刘兆吉是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学生，酷爱文学的他早就对闻一多、朱自清等学者十分仰慕。三校合一给了他难得的机会，在长沙临大时他就选修了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课，很快就熟悉起来。

在旅行团出发前，刘兆吉突然想起聞一多在《诗经》课上讲的：“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中。”他就想趁此机会采集山歌民谣，并得到了闻一多的鼓励和帮助。

身着黄军装、一口北方话的他在贫穷落后、盗匪横行的湘、黔、滇山区独自采集歌谣承担着很大的风险。有一次，路过一座高山，远远看到山顶的村子，他便爬上去采集歌谣。谁知刚爬上半山腰，便听到山上有人挥手喊话，他听不懂，继续向上爬，山上的人喊得更凶了，他觉得不对劲就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下来几个苗族的人，通过翻译才知道，他们是向他发出警告，否则就要放滚木礌石，刘兆吉吓出一身冷汗。为了采集歌谣，他要比一起步行的师生付出更多的心血。每天，他既要跟着大队急行军，又要时时离开队伍去采访。有时，他要爬上烟雾蒙蒙的山寨;有时，又要深入到鸡鸣狗叫、与世隔绝的乡村。由于回宿营地较晚，刘兆吉以行军锅底的锅巴充饥，用珍贵的奎宁丸换取山歌。

终于，在短短的两个月，三千多里的征程中，刘兆吉采集到两千多首歌谣，他将这些歌谣汇集成《西南采风录》，西南联大师生争相传阅，誉为“现代的三百篇”。

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的湘黔滇旅行团尚在贵州境内，他们得知更名消息是在4月23日，已经进入了云南。

胡适在西南联大周年庆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