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一万亿补贴“三家”行业：补贴谁？钱从哪里出？具体怎么给，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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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活力出现的时候，信心自然就会出现，当信心复活的时候，经济景气就回来了。”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2022年年末，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曾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大谈刺激消费的问题。当时他说：“促消费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发钱。”

在姚洋看来，如果消费券的规模太小，没有意义。每个地方发放的消费券需要达到当地经济总量的1%，老百姓才有感觉。

2021年全国GDP总量约114万亿元。掐指一算，1%即1.14万亿元。这1万多亿消费券平摊到14亿人，每人可以分得814元。

昨天（6月8日），吴老师发文《吴晓波：只有新中产才能救内需》，文中提出：刺激内需的关键是找到消费的关节点。而什么是消费的关节点？家电、家居和家装，简称“三家”。

这可以说是姚洋建议基础上的迭代版本，因为它续上了姚洋建议中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这一万亿消费券”该用在何处。

“三家”行业不仅有三亿以上的规模，还是以制造业为核心，能带动金融业和银行业，通过对它们的“精准滴灌”，击一点而能动一片。吴老师呼吁国家能对这些行业发放1万亿的精准补贴，而从消费群体看，主要刺激的对象，是颇具消费韧性的新中产群体。

文章发布后，评论区的讨论很热烈，虽然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但更多的是讨论和补充，据小巴观察，议论的重点不外乎有这么几个：

1. 究竟是应该补贴企业还是补贴消费者？

2. 如果是补贴消费者，那么新中产是否是最合适的补贴人选？

3. 是否应该“鼓励”新中产花钱？

4. 如果发补贴，这笔钱谁来出？

5. 具体应该发多少才能真的起到激励作用？

6. 怎么发更合适？

……

围绕这些问题，我们找来了一些专家学者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家们，一起对这一“促内需建议”进行一些追问。

补贴企业还是消费者？

第一个问题，补贴的对象是谁？是企业，还是消费者？

许多专家表示，补贴消费者或许更有效率。

他们的依据是历史的经验。

比如，2008年“家电下乡”政策落地后，就出现了两个负面效应：一是落后产能出清的速度继续延长，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二是当时在高额补贴下，不少企业趁机涨价，而补贴又难以精准到消费者，导致企业既涨价又拿到了补贴。

 

类似的情况在民航领域也出现过。

2022年，为刺激民航业复苏，民航局针对高空置率的企业给予大量补贴。于是一些航空公司提高机票价格，入座率自然减少，等于是消费者不仅纳税变相给航空公司补贴，还得买涨价的机票。

此外，补贴企业还存在“规模悖论”。有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获得补贴后，往往能获得明显的业绩提升，然而现实中政府为了业绩倾向于补贴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而他们的实际转化效率却不及中小企业。也就是说，如果补贴企业，极有可能出现“歧视”现象，却无法达到整体效率最优。

而在本次建议中，被呼吁精准滴灌的“三家”行业中，也有企业家承认，直接补贴企业“没有太大意义”。

补贴城市新中产还是其他？

如果明确优先补贴消费者。那么问题又来了，应该补贴城市新中产，还是其他群体？

这个问题的讨论点在于：当前的中国内需，到底是百姓没有消费能力，还是有钱但不愿意花钱？

如果实质是“没钱问题”而不是花钱问题，那么在知名财经评论员刘晓博看来，中国仍然有大批特困人群，城市新中产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而国家针对企业也早已提出并落实过不少减税、降低五险一金负担等政策。

因此他认为政策的出发点是提高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例如通过提高“低保户”的最低养老金，为失业人群发放“50%消费券+50%现金”形式的补贴。两者总共每年5200亿元，实行2—3年后再逐年减少。

如果落脚点在于“不愿意花钱”，那么补贴城市新中产则更为合适。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和部品产业分会秘书长胡亚南告诉小巴，目前她所观察到的企业面临的情况是，第一消费者减少，第二客单价降低。

“很多消费者捂紧口袋不敢消费，原来计划花30万装修，如今降低预算到20万左右。”

大自然家居董事长余学彬也提供了同样的信息：“我们去店铺看，发现一是消费者减少了，也就是消费者没钱或没信心消费，二是大家消费的客单价降低了。”

优居总裁蔡钺说：“消费者不换用旧了的产品，是因为缺乏动力，给消费券就是提供动力。”为此他还呼吁，应该帮助更多人描绘消费升级后的场景，从而激发对家居的消费欲望。

《吴晓波：只有新中产才能救内需》文中投票
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有补贴就愿意考虑

胡亚南则提供了一个数据：在2019年，一个家庭进行房屋装修和家电购置，全国平均单为19.15万元，一二线城市的数字可能超过30万，刺激“三家”行业，对上下游40多个行业都具有拉动作用。

因此，如果用补贴的形式推一把正好有需求的新中产，或许能起到惊喜的效果。

不过补贴“城市新中产”之前，也需要做好“摸底工作”。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有1.4亿个家庭，大约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0%。

财经观察家秦朔老师认为，这个规模应该说非常大，但水平并不高。如果发生失业、投资失败等问题，这一群体有一定脆弱性，抗风险能力并不强。

胡亚南提醒小巴，对新中产的一个误区也需要纠正。

2021年他们调查发现，这一年三线和四线以下大的乡镇的家装消费占比总和达到了29%，首次超过一线城市，而全国的数据是21%。与此同时，华东、华南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也表示，当下的增量主要是来源于下沉市场。

因此，她认为，当提到新中产时，不应该局限在一线、二线城市。下沉市场聚集着超前消费的小镇青年、为爱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还有返乡置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有需求待被激发。

从这个维度看，补贴农村消费者也是选项之一，自2017年以来，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在55%到74%之间，农村居民保持则在72%到91%。若消费品补贴用在农村消费者身上，或能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

  

怎么补贴？

那么如何补贴？是发钱补贴、发消费券，还是其他方式？

我们先看下这些方式的异同。

▶▷第一种方法：全民发钱。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就曾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提出“直升机撒钱”的方案，效果立竿见影。从行为经济学来看，一次性偶发的收入所带来的消费倾向和消费体量，远高于正常收入用于消费的效果。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也应该尝试这样的实验。不过有一组数据显示，直接发钱就好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发得越多，边际效益反而下降。

2020年6月美国第一次向全民发放每人2000美元现金，36%用于储蓄，35%用于还债，29%用于消费。然而到了2021年1月第二次全民发钱时，储蓄和还债的比例各上升到37%，而消费占比下降到26%。等到第三次撒钱时，就只有25%的现金用于消费了，而储蓄占比却暴增到42%。

也就是说，每一轮发钱后，消费倾向降低，储蓄倾向却增加了。热衷消费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对于酷爱存钱的中国人，事与愿违的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种方法：发消费券。发消费券和现金补贴的原理异曲同工，皆为实现“乘数效应”。2020年从3月开始的第一波复工复产中，全国超过170个城市发放了数字消费券，累计发放190多亿。当时浙江省委政研室做了调查，发现消费券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

 

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建认为，目前CPI的篮子里，70%的商品在下跌。因此，针对价格下跌、库存高的耐用品，比如家电，可以定向结合消费券，以帮助企业从利润下降、通缩压力和高库存的压力中走出来。“直接在消费弹性最高、市场化收益率最高的经济活动里投入”。

但是消费补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和商家联合起来套现。新京报曾调研，当时既有人用“代付”方式向真正消费的顾客折价出售抢到的消费券，也有商家收购自家消费券合作套现，还有的商家与消费券卖家虚假交易。

因此赵建提出，补贴落地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电商”的形式。通过数字货币的技术加码，保证每一笔钱都能追溯，以此解决套利的问题。与此同时，让补贴指向固定家电、家装平台，和商家协商如何发放，最好和三大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结合起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某建材行业头部企业测算，如果政府真金白银发1000万的定向的消费券，同时给特定的产品补贴，从两端下手，就会事半功倍。

除此之外，胡亚南建议，可以通过在银行装修贷款审批政策上和贴息上给予更大的支持，来进行“补贴”，例如打开绿色通道，加快贷款审批的速度，降低贷款门槛和利率，这样可以让消费者留住手头的现金流，通过分批还款，使得预算不至于降到很低，如此也能激发出一部分消费需求。

谁出这笔钱？

紧接着前面的灵魂拷问：如果要补贴，从哪里挤出这1万亿？

一般而言，补贴来源主要有国有资本的运营收入、人民银行上缴的利润，以及税收（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补贴相关行业年度税收收入中扣转）。而眼下残酷的事实是，从中央到各省再到县市，今年的财政非常吃紧。

这也是上述胡亚南提出从银行贷款端入手的原因。2022年，胡亚南所在的协会向政府提案“家装下乡（指乡镇，非乡村）”。她告诉我们：“今年5月，主要就是卡在（财政）这儿了，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

针对这个难题，一些专家和企业家的想法不谋而合：国家需要发行一笔特别国债。

而如果是针对“三家”消费的特别国债，那么它对产业的刺激就更加精准，在我们看来就属于“精准滴灌”，打到了消费的关节点上。

然而一般而言，国债到期要还本支付息，消费补贴发放太多可能导致政府背上过重的债务，财政政策将没什么可回旋的余地。根据财政部数据，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为27.5万亿，收入为21.7万亿，有5.8万的缺口需要靠国债填补。如果一下子发行超过1万亿的债券，缺口将接近7万亿。

关于这个问题，财经评论家马红漫表示，如果从财政周期平衡角度来讲，中央财政拥有更多的财政借贷的权利，这是最正确的融资途径或补贴资金的来源。地方财政在过去三年中，因各种原因整体消耗比较大，目前部分地方的财政还本付息的压力较大，再去通过地方政府借债的方式去融资，难度限制非常高。

但是这笔资金的偿还可以根据地方的受益程度，以及资金发放补贴的程度，未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一部分，可以由中央财政募资，最终中央和地方共同协调，配合偿还。

补贴多少？

在《吴晓波：只有新中产才能救内需》的开头，吴老师引用了一个他在日本亲眼看到的案例：日本政府规定，凡是入住酒店的消费者，可退返20%的房费和最高5000日元的交通费用。政策一出，游客量迅速增加，东京酒店价格比疫情前还涨了17%。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补贴率在多少比较合适？是按往常商品价格的5%左右，还是至少像日本酒店业直接20%以上的补贴？

一位在建材行业某头部企业董事长根据行业现状估算了一下，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建材产品，政府能够补贴价格的20%—30%之间，销量就能有明显改善。”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的两个项目。一是“家电下乡”，补贴力度那是相当高。当时针对彩色电视、冰箱、移动电话与洗衣机等四类产品，农民可以按产品价格的13%给予补贴。

而在之后的“汽车下乡”中，农民购买汽车，获得车价10%的政府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别承担80%和20%。

 

也就是说根据经验，5%还不够，至少10%以上才有效果。如果装修房子需要20万，10%的补贴就是2万，而2万几乎能配置一大半的家电了，具有一定吸引力。

而根据胡亚南的调研和计算，175万户四线以下城镇和乡村户有装修需求，如果每户补贴2万元，总共只需要350亿的补贴就能撬动整个家装行业。

结语

中国人往往具有防备意识，情况越糟越想着后路，而解决的办法不仅仅是解决焦虑，更需要去描述美好的、充满信心的未来。

吴老师曾做过一个比喻：今天的中国产业经济就好比沉闷的村子，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并不是没饭吃、没活干，而是不开心。每个人都低沉的脸，有的得了厌食症，有的得了抑郁症。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到广场上敲锣打鼓，把漂亮的姑娘赶出来跳舞，拿出珍藏多年的美酒喝一个痛快。当活力出现的时候，信心自然就会出现，当信心复活的时候，经济景气就回来了。

无论是救楼市，还是刺激“三家”消费，其实都为了一个目的：让老百姓消费的心动起来，让钱包活起来。

本篇作者 | 徐涛 | 当值编辑 | 唐诗语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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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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