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色与创新，金诚同达何以行走于跨境争议解决前沿？

跨境争议解决，一个不算新兴，却仍在冉冉升起的领域。

在“一带一路”持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情形越来越多、步伐越来越快，且外部形势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当下，跨境争议已然呈现出数量快速增长、种类和复杂性持续提升的“蓬勃”趋势。

但对于企业而言，这种蓬勃显然并不必要，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继续追逐自身商业成功，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2023年6月9日，国贸大厦A座11楼，金诚同达携手威科先行，共同举办了“中国视角看跨境争议解决”专题研讨会。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晨，高级合伙人李岚、彭俊和顾问左天羽次第登台，兼顾宏观、微观视角，为到场参会的企业代表们分享经验、答疑解惑。

立所31载，有着深厚涉外业务底色的金诚同达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向来为人称道：作为对外开放过程中众多重大时刻的见证者、参与者、守护者、引领者，金诚同达不仅代理企业处理了大量具有标杆意义的贸易救济、反垄断、知识产权、投资纠纷等争议解决案件，还协助中国政府参与了上百起国际争端解决和多项国际经贸协定的谈判。

在如今快速变化的行业格局下，这家老牌强所仍能稳稳立于跨境争议解决业务前沿，甚至不断引领行业发展变革，靠的显然不仅仅是早期积淀。

金诚同达，何以始终行走于跨境争议解决前沿？

2022年，国际贸易与投资整体形势如何？

分两面。

乐观的一面在于增长势头仍在。据中经数据[1]统计，202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42.1万亿元人民币，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其中，出口增速10.5%，显著高于4.3%的进口增速，外贸顺差则从2021年的4.3万亿元提升至5.8万亿元。

与此同时，对外投资保持着稳健增长，2022年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5.2%，达9853.7亿元人民币，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稳步推进，占比颇高——中国企业，正在加速向海外布局。

“受新冠疫情反复、全球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中国企业在境外的贸易、投资项目遭遇了更多问题，不少执行周期较长的项目也因经济形势变化而与合作方产生了争议，可以说，跨境争议迎来了新一轮相对集中爆发期。”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晨表示。

基于这一情形，金诚同达有了构想：针对面临种种跨境争议问题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央企、国企，结合金诚同达丰富的跨境争议解决经验和新形势下的热点问题，作一次专题分享，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与处理跨境争议。

这便是“中国视角看跨境争议解决”专题研讨会的由来。

单论研讨会本身，亮点可能更多体现在内容的务实和“接地气”上，但在当前的行业格局下，这次会议背后，其实还折射出金诚同达对于跨境争议解决形势的深入观察与思考。

在杨晨看来，近年中国律所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进步很快：

一方面，中国律师跨境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在跨境案件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深度参与乃至主办的情形日趋增多，在国际仲裁机构等平台的表现也越来越活跃，不再像早期那样过度依赖外国律师或合作律所；

另一方面，长期服务下来，中国企业对于国内律师的信任度也普遍越来越高，很多跨境争议解决案件中中国律师已经能够在客户认可下，牵头和组织起包括中外律师在内的整个团队，共同为客户提供服务。

此外，国内律所海外布局的步伐也在加快，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城市更是受到重点关注。如金诚同达自身，在2021年底设立了香港分所，并计划今年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区域是全球跨境争议解决的中心，又有众多仲裁机构入驻，中国律所前往落子，能够更好地追随中国企业“走出去”脚步，为企业提供更加落地的本地化服务。

但挑战来得更快。

其一，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使得对外贸易、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中国企业在其中的话语权也随之增大——中国律师在跨境争议解决等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是不是与之相匹配？这里的答案显然还得画个问号。唯一确定的是，要满足企业日益复杂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中国律师必然要在未来的涉外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更多地充当律师团队中的“话事人”。

其二，跨境争议解决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跨多个司法辖区、涉及多领域的复杂商事争议情形快速增多，各司法辖区之间也为应对此类情形而出现了一些“融合”迹象。例如新加坡，就专门组建具备一定“跨国界”性质的国际商事法庭，杨晨本人亦是其注册出庭律师：“这种复杂环境下相互交融的趋势，也可能代表着跨境争议解决的发展方向之一。”

变化也好，挑战也罢，“对于律师而言，永远是跟着客户需求前行。客户在跨境贸易、投资方面的动作越多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不断在法律服务层面锤炼自身的专业能力，以在需要时快速高效地做出反应。”杨晨表示。

有挑战就有应对，作为跨境争议解决领域的“领头羊”之一，金诚同达有足够的底气迎难而上。

跨境争议解决一直以来都是金诚同达的重要专业名片之一。这张名片的打造，有天时地利，亦有人和之力。

2016年，《人民日报》曾在中国“入世”15周年之际，以“我们随中国入世一同成长”为题报道过金诚同达的国际贸易团队。这个标题，用来形容这支屡屡协助中国政府参与涉外争议事务的“国家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从最早涉足，到步步壮大，再到如今顺应行业新变化，金诚同达的步调始终与中国企业保持一致。

早在1992年创所时，金诚同达就接手处理了相当多的外商投资法律事务。同年，中美达成《市场准入备忘录》，中国“复关”进程不断加速。

1997-1998年，中国与新西兰、韩国等众多国家的双边协议基本完成或接近尾声，三原则的提出也让“入世”的距离越来越近。觉察到这种趋势的金诚同达也开始有意识地依托反倾销、反补贴等案件，打造自身的跨境争议解决特色。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带来了更丰富多样且快速增长的贸易投资事务，也由此引来了更多贸易争议和摩擦——中国律所由此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类跨境争议解决事务之中。

有着长期积淀的金诚同达很快成为其中佼佼者。“入世”后中国的第一起反倾销案中，金诚同达律师代表中国政府就市场经济地位展开法律抗辩，并协助中国汽车挡风玻璃行业进行无损害抗辩，最终帮助中国产业第一次在反倾销调查中获得全行业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由于长期服务政企客户，在众多涉外争议里取得最优结果，金诚同达得以在WTO争端解决等领域建立起过人影响力。此后，金诚同达稳扎稳打，跟随企业出海的步伐，持续巩固和开拓在出口管制、商事诉讼和仲裁、投资仲裁等涉外争议领域的服务能力。

迄今为止，金诚同达仍是国内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跨境立法和争端解决项目最多的律所之一，也是代表中国企业应诉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中国律所之一。

“从WTO争端解决、FDI、知识产权到如今覆盖国际货物买卖、海商海事、海关、供应链金融、投资仲裁等方方面面涉外争议事务，金诚同达跨境争议解决业务的发展历程，基本沿循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整体路线，不断适应着中国企业出海的实际需要。”杨晨表示。

这一发展主线，奠定了金诚同达围绕中国企业投资贸易开展跨境商事争议解决的业务特色，也驱使金诚同达搭建起“一专多能”的服务团队，具备为客户提供复杂环境下跨境争议解决的能力。

“一专多能”，指的是在跨境争议解决从某一细分专业领域延伸，为客户提供跨业务领域的综合性服务的业务特色，也包括作为一名中国执业律师帮助客户应对跨多个司法辖区争议解决案件的能力。这是当前复杂商事争议对于律师提升服务能力的迫切要求。

举个例子：一家在开曼设立的公司，通过香港SPV控制中国运营实体，该公司又在美国上市，争议案中就可能会同时涉及开曼法律程序、中国香港法律程序、中国大陆法律程序、美国法律程序——要在这种情形下讨论和制定整体性法律策略，尤其是当中国律师居于主导地位时，光了解自身司法辖区的立法和实践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对其他司法辖区的法律和程序也有一定了解，才能更好地与同行沟通、协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

这种跨法域、跨司法辖区顺畅交流衔接的能力，一直是金诚同达的长板所在，也帮助金诚同达成功处理了数不胜数的复杂跨境争议案件。

“在近几年为企业提供跨境争议解决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企业对于复杂跨境争议解决案件的认知和管理能力亟待提高。”杨晨表示。这也是他在研讨会当天的分享主题——如何管理好跨境争议解决案件。

一项复杂跨境争议解决案件，时间跨度往往在数年至数十年不等，牵涉到若干个司法辖区，整个过程可能需要组织数十上百位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律师、专家来为案件提供服务——要让这支大型团队有效运作，帮助企业取得较好结果，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中方律师团队拥有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就能够帮助企业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组建最切合需要的律师团队，并在对接中更高效地进行交流、互通，让外方律师确切理解客户商业诉求，从而让客户获得更优质的服务体验与理想的商业成果。

金诚同达遵循的正是这一思路：在实际案件中，金诚同达律师往往根据客户目标和案件特点为客户合理规划并进行项目管理。举个例子，成本管理一直是中国企业的痛点，因为不了解外国司法程序，对于律师工作内容、效率及其账单往往无从把控，会倾向于选择费率较低的律师，但服务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时候中国律师如果能结合自身经验，帮助客户选择最适合的外国律师——即使有的律师小时费率看起来很高，但因为能力出众、案件对口，执行起来更高效，成本往往不增反降，案件质量也能得到更好的保证。“从性质来看，案件管理其实并非法律争议的本质问题，但能否做好案件管理，却会导向完全不同的案件结果和客户服务体验。”

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律师的重要性也在提升。“未来跨境争议解决中的中国律师，不仅仅是承担辅助职能，必然会作为中国企业法务部门的延伸，扮演总体规划和团队领导的角色。”对于跨境争议解决律师的未来发展趋势，杨晨如是分析，“开玩笑的说法是有点类似‘工程总包’，但如果要更进一步服务好中国企业，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实现的定位与使命。”

有这样一个现象：当一家律所发展到中期“换代”阶段，老一辈打江山的律师有所隐退后，其立所之初的拳头业务往往会为其他新锐律所后来居上，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因人才断档而失去往昔的服务能力。

但对于金诚同达而言，尤其是对于人才素质要求颇高的跨境争议解决团队而言，业务实力和影响力反而是持续稳步上升的。

以本次研讨会为例，除杨晨分享案件管理外，其他几位金诚同达跨境争议解决律师也从合同风险规范、财产跨境保全执行、国家与国企关系问题等不同主题切入，向参会成员分享了专业、精细且落地性强的知识经验。

分析国企与国家关系问题的高级合伙人彭俊律师，有着二十余年跨境争议解决经验，亦是首位参加WTO专家组庭辩、代表中国政府出庭抗辩的中国律师，常年被国际评级机构钱伯斯评为国际贸易领域第一等级中国律师；

分享涉外合同风险规范的高级合伙人李岚律师，长期专注国际商事仲裁，曾被CLESS评为“十大杰出青年律师（2017）”，也是《商法》评选的“100位中国精英律师（2022）”之一。

分享财产跨境保全和执行问题的顾问左天羽律师，曾在外所工作多年，持有中国和美国律师执照，长期活跃在港仲、新仲、ICC等多个国际仲裁机构，连续多年被Legal500评为争议解决领域“推荐律师”。

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彭俊、李岚、刘胤宏等金诚同达合伙人的努力下，世界三大模拟法庭竞赛之一的FDI Moot于2020年被成功引入中国，落地深圳。

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几位律师中既有执业二十余年的资深大咖，也有2010年后开始执业、如今成为中流砥柱的“新生代”中坚力量——整个金诚同达跨境争议解决团队的年龄结构排布合理，实现了明显的“梯队化”。

熠熠群星，再加上有中国最早从事国际贸易和WTO争端解决业务的律师之一、代理过众多里程碑级跨境争议解决案件的事务所主任杨晨作为牵头人，金诚同达这支跨境争议解决团队的人才储备，可见一斑。

相较国内争议案件，跨境争议解决有着更强、更复杂的对抗性，要求律师具备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此外，为了更好地与境外仲裁机构和律师相衔接，跨境争议解决律师也需要对涉及到的跨境法律制度有一定的了解。

“这意味着跨境争议解决律师必须是更加复合的人才。”杨晨表示，“考虑到跨境事务中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司法环境，跨境争议解决律师需要有更宏观的视野与综合能力，最好能够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一定的把握，这样才能在处理案件时不失分寸、游刃有余。”

换句话说，在筛选优秀人才的基础上，跨境争议解决还需要更进一步，“优中选优”，“深度培优”。

怎么做到？金诚同达给出了三个关键词：年轻化，一专多能，跨领域资源整合。

年轻化，是金诚同达一贯以来坚持的原则。

相较于资深律师，新一代年轻律师普遍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具备更强的外语能力、更开阔的观察眼界——经过数年的实操锤炼后，这批年轻律师就很有可能实现蜕变，成为中国律师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

“今天尚显稚嫩的青年律师，5-10年后会变成经验丰富、精力旺盛、有强烈上升欲望的资深律师，也就是说，对青年律师的投入，实际上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为。”杨晨表示，“金诚同达在人才培养方面一直本着长期主义的目标，我们用过去20多年时间，才打造出当前国内乃至国际舞台上一支实力不错的跨境争议解决律师团队，要实现未来伴随中国企业共成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目标，就需要加强提前布局。”

这是金诚同达对“年轻化”的诠释，也是金诚同达“行稳致远”的具体体现——做久、做强、做大、做出品牌。

前文已经提到“一专多能”对于处理跨境争议解决案件的重要性。在人才培养维度，金诚同达旨在从方方面面采取措施培养青年律师，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从中发掘更多新星。这里的培养措施又可以拆分成几大类：

一类是能力锻炼，利用各种竞赛、活动平台来锻炼青年律师的专业能力。例如前文提到的FDI Moot，其深圳站——模拟国际投资仲裁深圳杯（FDI Moot 2023 Shenzhen）就将于今年8月开赛第四届，仍由金诚同达与深圳国际仲裁院携手举办。此外，同为全球三大模拟法庭竞赛之一的Willem C. Vis Moot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Vis Moot”），其中国区选拔赛——“贸仲杯”也同样由金诚同达冠名赞助。

一类是实务操作，让青年律师在参与高端、大型实务案件的过程中快速成长。青年律师不仅仅要能做诉讼仲裁，还要参与类似跨境投资、出口管制、合规等相关事务中；不仅仅要能在中国开庭，还要参与其他司法辖区的开庭。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即便青年律师的参与无法产生经济效益，金诚同达也会鼓励他们参与其中、锻炼能力，并严格把控案件质量；

一类是对外交流，为青年律师提供更多与国外优秀律师大咖的交流机会。金诚同达会特别要求合作伙伴中的国内外大咖律师在做业务的过程中毫无保留，按照带自己团队的规格来带教金诚同达的年轻律师。

这几类活动横跨众多领域，涵盖不同形式，目的都是为了帮助青年律师强化各方各面的能力，成长为真正复合型、综合性的跨境争议解决人才。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持续加大，金诚同达的合伙人们也逐步形成共识：未来跨境争议解决法律服务需求必然越发广泛，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为此，2018年，一支囊括多个细分领域、多类复合型人才的大型跨境争议解决专业团队由是诞生，并自此不断磨合、成长。且在遇到跨领域跨行业的疑难复杂案件时，与相关业务组的律师沟通和合作。“

以一起复杂房地产纠纷为例：争议解决律师与客户做了多轮沟通后，客户仍觉得在商业逻辑理解上缺点什么，又不知道如何用法律语言“翻译”给律师听。于是，跨境争议解决的律师拉来房地产并购领域的律师，两方合作，用两个通宵打通了整个逻辑，最终成功理解了客户的商业考量和架构设计，沟通之桥因而得以对接畅通。

目前，金诚同达正在更积极地推进所内业务组之间跨领域、跨行业资源整合。“我们组织了大量的内部沟通、交流、研讨活动，包括开辟专门的社区平台来促进不同专业领域间的交流。”杨晨表示，“随着彼此间越发熟悉，大家在跨领域合作时的信任感和默契度就会越来越高，在业务合作中自然也愈发水乳交融。”

2300年前，荀子在其著作的《修身》篇里写下了一句感慨：“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2300年后，很多人用这句话的变体来勉励自己：“路虽远，行则将至。”

在跨境法律事务上，中国律师二十余年如一日“积跬步”“聚小流”，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放眼全球法律服务市场，中国律师的力量仍相对薄弱，市场更多还是欧美律所的天下——在中国企业披荆斩棘扬帆破浪的当下，中国律师自然也需要奋楫而行，时刻准备擎灯护航。

在客户服务层面，杨晨一直在律所内强调“专业”的重要性：“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最首要的永远是以最专业的法律服务去实现客户的商业诉求，无论客户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

但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十分认同中国律师身上的“家国情怀”：“服务中国企业出海，代表的还是中国企业、中国律师，对于跨境争议解决律师而言，这既是一份责任和担当，更是一份值得引以为豪的荣誉。”

既“专业”，又有“家国情怀”，这是杨晨眼中金诚同达跨境争议解决律师应当争取具备的标签。但放眼整个律师行业，这未必不是所有怀揣梦想的涉外律师的共同目标——这点恰如金诚同达的所名寓意：守信金诚，励志同达，唯有群体的坚守和热诚，才能在共同努力之下，抵达理想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