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玺惹毛了谁

社会

2022-07-11 11:07

作者 | 张静

如果不是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这一大事“强势覆盖”，易烊千玺可能至今还处于舆论最中心。他和胡先煦、罗一舟成为国家话剧院拟聘用人员被公示的消息，搅得红尘扰攘。

流量明星进入体制内，获得事业编制，并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此前关晓彤、张艺兴、刘昊然等已经制造过一轮讨论。

不管是流量体制化，还是体制流量化，都只是吸引眼球，唯有其实现过程的公平性问题，才会成为严肃的社会议题。这一次，对于易烊千玺这个近乎零污点的明星眼看将获得事业编制，人们关心的就是社会公平问题。大是非下无偶像。

易烊千玺、罗一舟和胡先煦考上国家话剧院的新闻引热议

这几年，生活不容易，每一个人都在承受不同程度的艰难。普通人在迷茫与不安全感的笼罩下，十分渴望安定，被称为“铁饭碗”的体制内身份，就是一个最醒目的安定标志。

7月，23省份公务员联考开考，央广网报道，本次联考的报名人数超过445万人。而新京报报道则称，2022年度国考报名人数史无前例突破200万，比上年度增加51.4万人。体制的热度甚至辐射到时尚圈，“局里局气”成为或认真或调侃的“新风尚”。

体制内的薪资并不见得有多高，宁静此前接受采访时就透露她的“铁饭碗”每个月只有3500元，显然，对于明星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锦上添花，连点缀都不够格。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却是很多人挤独木桥摔了几次都得不到的好资源。

在两者的张力之下，公平性的讨论就被点燃了。

轨迹的不确定

疫情尚未成为过去，我们还不能放松，仍需继续战斗。这也就意味着，疫情前的正常生活状态还不会迅速重返。

两年半来，人们的心态在其中发生了多轮变化：刚开始恐慌不安，疫情趋稳后开始焦急等待它离开以重启生活。如今意识到疫情短时间内不会结束，于是试着接受疫情“在场”的同时推进人生。

疫情期间，人们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瀑布》剧照）

可是，疫情“在场”就意味着不确定，你甚至无法再有一场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更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影响整体经济，创业失败、小生意关门、因被裁员而失业……个体深刻感受着社会的朝夕变化对生活的重创、对人生的拦腰一击。

许多人失去对人生轨迹的“可控感”，曾经用以推测未来的经验失去效用，人们对未来难以形成确定的蓝图。为了增加对生活的控制感，减缓焦虑、获得内心安宁，便更加渴望被保障、被承诺。

疫情还带来深远的心理影响，正如《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所说：“传染病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引发恐惧、焦虑和大规模歇斯底里的情绪，并挑战社会凝聚力及人们共同管理危机的能力。”

疫情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流感》剧照）

重庆社会科学院教授孙元明也曾撰文说，疫情会在某种程度引起社会恐慌，也就是社会大部分人的极度不安，这种不安与“恐惧”不同，心理学层面将“恐惧”界定为“企图摆脱某种情境而又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情绪”，恐慌是社会成员的整体应激反应。

心理学认为，在紧张状态下，我们的意志力、乐观性、安全感会不同程度受损。我们对变化更加敏感和不耐受，心态更加焦灼、悲观。

体制，于是就成为庇护我们的焦灼、恐惧和渴望的屋檐。

我们的紧张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指出，个体身上存在生死这两对矛盾的本能。所谓“生本能”是指个体身上向往生存、发展、快乐、爱欲的力量，而“死本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试图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这两种本能作为人类前行的动力，都同时或交替产生着作用。

与之相对应，“生本能”作为动力时，人类更加乐观；“死本能”作为动力时，人类更趋悲观。乐观时，我们被“希望”引领着行动和选择；悲观时，我们被“恐惧”引领着行动和选择。“希望”让我们勇于探索、大胆前行，“恐惧”让我们停住脚步、寻求安全。

那么，什么情境下个体会心存希望，又是什么让个体心怀恐惧？

美国心理学家安斯沃思和威特1969年进行的陌生情境实验是心理依恋理论最重要的实验之一，据此安斯沃思提出了安全型依恋、回避型依恋和反抗型依恋等几种类型。其中，安全型依恋是心理最健康的依恋类型，他们的特点是：并不总是依偎在母亲身旁，只是需要看到母亲在场，偶尔回来接近一下母亲，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在一旁安心的探索环境。但是一旦母亲离开，婴儿明显苦恼、烦躁、不安，不再敢于探索环境，更不再有好奇心。

婴儿对母亲有依恋心理（《母亲》剧照）

如果把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稳定性当作母亲，个体便需要有被观看与保护的状态，才能够有安全感，才能向着希望探索与前行。

疫情持续，人们内心的秩序被损坏，安全感逐渐被稀释。如今疫情总体稳定，但心中的忧虑并未消失，而是蛰伏，用孙元明的说法，从“可以被直接观察的焦虑、紧张、恐惧等表层情绪，渐次演变为不易被察觉的信心和价值取向等深层情感”。

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下，人们会寻求回答“多安全才算安全”。不管是紧张还是希望，都会引领人们行动。如今引领我们的，或许更多的还是紧张。

紧张被激发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他主要是从精神生活层面提出这一命题，事实上，回到物质生活，道理也是一样，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物质生活也过得稀里糊涂。

审视人生是个危险动作，因为许多人生经不起审视。疫情之前，我们为生活而忙碌而旋转，疫情让生活暂停，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生活、面对自己。

杨德昌在电影《一一》中，描述了一个小家庭面对类似停滞事件的影响。

电影中，婆婆因为发生事故而变成无意识的病人，医生叮嘱家人要和她对话刺激她大脑。这给简南俊一家按下暂停键，他们被迫停下来回忆、讲述自己的生活。他们与婆婆对话，或者说与自己对话。

在电影《一一》中，简南俊一家人被迫停下来与婆婆对话

这种对话成为他们反思人生的导火索，简南俊的妻子敏敏因为与婆婆对话过程中发现自己每天“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几分钟就讲完了，每天都一样”。她为自己“怎么这么少呢？”而伤心，为有一天“像婆婆一样”失去意识或失去生命，却白活这一生而绝望。

敏敏的弟弟自认为口才好，和婆婆对话时却发现自己总共只能讲5句话，其中3句都是“钱”，他甚至不敢承诺“明天”继续对话，将对话停止在“明天”二字。

简南俊的女儿婷婷在与婆婆对话时问：世界为什么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呢？

不要停留，忙碌的、旋转陀螺般度过一生，或许不一定快乐，但至少不会感受到那空虚和痛苦。

疫情却让我们的生活不得不停滞下来，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回顾人生，空虚、无意义感便趁虚而入，于是我们质疑、不满、不甘。

疫情之下，许多冲突渐渐爆发（《瀑布》剧照）

这些隐藏在心中的紧张和忧思，很容易被外在条件集中激发。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易烊千玺们所代表的物质生活上层阶层，以轻松的方式（免试）获得编制这一稀缺的安全后盾，就成为了激发的机关，它一旦按下，就会引起社会集体对自身处境的比照，形成海啸般的讨论。

人们在追问：编制对于明星如此易得是否公平？为何明星在拥有巨额收入的同时，还要和普通人抢所谓的“铁饭碗”？

这几年明星、网红们的收入，从“一冰”“一爽”再到“一娅”，“计量单位”的数值早已在刷新网友想象力。人们对明星的“既要”“又要”非常难以接受。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不是什么深刻的政治思想，而是对人类社会集体本能的一种科学归纳，它是先验地存在着的。

编制只是一种想象

电影《一一》也描述了当年台湾省动荡时代的众生：由于时代动荡、经济不景气，简南俊合伙的电脑公司“做多赔多”，投资人威胁撤资，公司转型受挫，简南俊看似安稳的中产生活实则岌岌可危；阿弟一直“运气不好”，投资赔多赚少，投资的“老猪”还卷款潜逃；大田的公司去年赔了很多钱，今年寻求合作又诸多不顺。

这是一幅如果不是失意，也至少不得意的社会群像。

连嘲笑简南俊“书读得太多”，有旧金山资产作为退路的老板“大大”，也在电影结尾时向简南俊说：“这些年我这么辛苦、这么努力，我从早忙到晚，你知不知道，我一点都不快乐。”

《一一》剧照

即使衣食无忧，也无法保障你的快乐。同样，进入体制内，或许会让你感到安全，却不能承诺给你快乐。

普通人的体制和明星们的体制，概念截然不同。

明星们进入体制之后，并不需要朝九晚五打卡上班，他们依然可以继续着自己的原有事业，几千元的工资对于他们而言根本不入法眼，看中的只是体制给予的货币以外的福利。

具体点说，编制一般是评职称的必要条件，比如国家一级演员就大部分是体制内人士，编制可以带来身份，明星们在乎的是这个。

宁静曾在访谈中提到过自己的“编制”身份

而普通人一旦进入体制，体制内的生活便成为人生。

作为一个体制内人士，笔者可以告诉你，进入体制内之后，你面临的是几千元工资收入和同样几千元生活支出之间的矛盾；你面临的是没有任何指标评价业绩，而是靠无止境的加班和领导评判来划定价值的境地；你面临的是如果躺平，就将逐渐失去存在感的空虚。

或许你会说，只要心态平衡好，躺平就是快乐。

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Edward Tronick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静止脸实验（Still Face Experiment）。在这个实验里，当妈妈积极回应孩子时，婴儿非常开心。但是，当妈妈开始静止脸——对婴儿的任何表情、行为不做回应，婴儿起初会做出更夸张的表情、动作企图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发现一直无果后，婴儿便崩溃大哭。

静止脸实验说明“被看见”“被关注”对人类来说是多么原始、本能和重要的需求。精神分析流派也有一句名言：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

在体制内，躺平或许不会让你失业，但足以让你陷入“无回应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