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拍黑产：只抓到偷拍者，远远不够
区别于只有两端的供需关系，偷拍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有着售卖器材、执行偷拍、平台、服务器等多个层级分工协作的产业闭环。仅仅是打击其中一环，也很快会“春风吹又生”。
针对近期受到热议的偷拍产业链问题，新周刊记者就相关法律问题采访了两位法律界人士。
近日，一条关于“地铁痴汉”的纪录片引起了热议。记者在一个偷拍网站的团伙中卧底一年，写出了一篇名为《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的报道。
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偷拍者故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拍摄视频，并上传至非法网站上供用户下载。
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无论发生在什么性别的人身上，偷拍都违背了他人的基本意愿，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针对偷拍行为的法律条款。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花上一顿饭的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观看他人最私密的照片和视频。
在人性之恶没有被控制和兜底的地方，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从中嗅到了恶臭的商机。
当偷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偷拍这一行为就不单只是出于个人私欲，其中更有利益的驱动。
“给你网址，永久使用，免费更新，高清无码。”新周刊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售卖色情网站和资源的QQ群，群主如此介绍自己的“产品”。而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偷拍类视频的时候，对方很快表示也有“相应的网盘群”，每天更新，“群里可以互换（资源）”，“那种收费高点，50元”。
和中介对话截图。
偷拍，俨然成了生意，人的隐私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每日更新，意味着每天都有人被窥探。新周刊记者观察到，从群里的“资源”上标注的地点来看，偷拍多发生在厕所、酒店、旅馆，甚至是私人住宅的内部。大部分被偷拍者于自己被偷拍的事实毫不知情，但他们的隐私已然被窥视、被贩卖。
在新周刊记者所接触到的社群和网站视频中，被偷拍的对象中，单独出现的女性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严格来说，图片和视频都不是实体商品，这些中介售卖的是观看这些内容的资格。在成本固定的基础上，他们仅仅需要线上分发和传播，向想要观看的用户收取会员费用，就足以创造较大的利润。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根据“湃客·有数”报道《酒店偷拍产业链里，你的隐私还不及一顿饭钱｜有数》统计的数据，有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会被用于传播与售卖，偷拍视频的流向也会更加广泛：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平台直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说到，在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上，上游只要拍摄了就不愁卖，下游对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又刺激了偷拍偷窥的发展。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在裁决文书网上搜索“酒店”“摄像头”“传播淫秽”等字眼，可以交叉检索到许多具体案例。以贩卖和传播、偷拍、偷录视频为牟利手段的犯罪中，被告人多在QQ群、网盘群等社群，通过发送教程、链接、加群内好友等方式，出售偷拍的淫秽视频。
从法律上来讲，在特定情况或后续延伸行为中，偷拍行为可能涉嫌侮辱罪、诽谤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刑事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偷拍行为可能在公民的隐私权上存在民事侵权风险，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存在行政违法风险。
韩剧《灵魂维修工》中，出现了由N号房事件改编的剧情。
偷拍，到底是不是犯罪？
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黎明对新周刊记者表示，在判定偷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主要会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拍摄内容方面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第二，拍摄工具方面是否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第三，偷拍行为后果方面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
而在偷拍图片、偷录视频的数量及违法金额方面本身，暂无明确法律规定其构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标准，若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其他罪名，则按相关司法解释追诉。
从出售黄色视频社群和网站的资格再往上追溯，偷拍工具的售卖也是偷拍产业链上的一环。
偷拍于酒店、卫生间、试衣间等私人空间的视频，往往要借助隐蔽的偷拍工具。从现有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偷拍所使用的摄像头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被发现。
和以往相比，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已经强化了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工具售卖的管理。如果在淘宝直接搜索“针孔摄像头”，页面会跳转到“绿网计划”的弹窗，提醒用户：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但是“绿网计划”并没有覆盖到所有需要过滤的地方。即便“针孔摄像头”“偷拍摄像头”等字眼被屏蔽了，搜索擦边的“网络摄像头”“微型摄像头”等字眼，还是会出现相应的商品推荐。
电商平台页面截图。
为了躲避平台的监管和规制，一些商家不会在商品页直接发布真正售卖的商品，而是在客服和用户的对话页面留下联系方式，引导消费者转移到另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
“欢迎您光临本店，你想要的特殊产品请联系客服+V：×××××。”循着店铺客服留下的联系方式，新周刊记者发现，这些非法商家一般是通过朋友圈发布产品的详情。一些商家会专门卖针孔摄像头，另外一些则还会同时售卖用以迷奸的“听话水”“催情水”等药物。
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介绍。
“偷拍神器，高清4K夜视摄像头，永不断电”“插座，高清录像，手机连接远程实时观看”“私人定制风扇，1080P，隐蔽性好，不会被发现”……这些由针孔摄像头改装而来的各类物品，价格由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在不法商家的眼里，床头的手机充电器、电视柜上的排插和天花板的吊扇，都是藏匿针孔摄像头的绝佳位置，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所有设备。
（图/ upsplash）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针孔摄像头用于正当用途并不违法，例如记者暗访调查、公安取证环节等。但是针孔摄像头属于国家管制物品，未经过允许私自贩卖相关产品，有可能触犯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类物品在互联网灰色地带游窜，让不法分子有了犯罪的工具，而法律上的空白，则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如今，偷拍行为依旧猖獗。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2”专项行动中，针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偷拍他人隐私并网上传播售卖等违法犯罪，累计侦办案件340余起，打掉非法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90余个，缴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14.1万件。
有关部门持续不断地打击偷拍行为，意图清除偷拍产业链，却始终没能达到根治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纪录片《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截图。
横亘在惩治偷拍产业链道路上的，是法律法规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取证难、受害者维权难这三大问题。
例如，虽然偷拍案件可能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两条罪名定罪的案例仍在少数。对于这种现象，林黎明律师分析表示，这两项罪名的定罪标准，与大众的想象和认知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法律出版社的《刑法释义》，上述犯罪定罪标准要求之一是需使用专用器材，例如微型照相机。”而一般的手机属于非专用器材，在偷拍案件定罪时便存在认定争议。
“其次，只有偷拍行为造成了如非法内容广泛传播、引发受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才有可能以上述罪名定罪。另外，如果偷拍行为同时构成其他重罪，将可能从一重罪处罚，以量刑较重的罪名定罪。”林黎明律师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在地铁上发现了有人使用手机进行偷拍，很难给予其较为严厉的惩罚。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许多偷拍个案难以判定或尚未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更多的处罚落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层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距离今天，上一次修订已经过了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看来，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偷拍会变得如此便利、偷拍规模会变得如此之大。这说明在规制偷拍行为方面，这条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和过去相比，现在偷拍的形式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是在街上用手机偷拍女性的全身照，现在变成了用针孔摄像头藏在卧室、厕所等地拍摄私密照片。
房东正在偷窥。（图/电影《楼下的房客》）
而关于偷拍行为的取证难和受害者维权难问题，林黎明律师认为，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一，专用器材较为隐蔽，难以发现。第二，专用器材中的内容未能及时固定，偷拍行为发生时没有相应监控或其他证据记录，导致刑事立案证据不足。第三，部分偷拍行为因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果，达到行政违法程度，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故只能通过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方式处罚。第四，偷拍者使用普通手机等非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
而区别于只有两端的供需关系，偷拍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有着售卖器材、执行偷拍、平台、服务器等多个层级分工协作的产业闭环，每一个层级都对这个产业有牟利的需求。因此，仅仅是打击其中一环，也很快会“春风吹又生”。
“法律都有这么多条文等着他们了，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因为它已经变成产业链了，打掉这一环，别的环节仍然存在。”陈碧教授说道。
随着偷拍产业链被披露得越多，人们对于“偷拍入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陈碧教授看来，目前我国法律里对于隐私权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强”，没有针对侵犯个人隐私的偷拍设立单独的罪名。但同时，对于“偷拍本身是否要入罪”这一问题，陈碧教授也表示并不建议轻易去增加一个罪名。
“首先要考虑，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规制偷拍行为。其实围绕着偷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有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相关罪名了。”陈碧教授介绍，目前我国针对偷拍行为主要通过前置行为或者后置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前置行为指的是使用的手段，是否使用了非法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后置行为则指的是后续衍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如敲诈勒索、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所以，其实我国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把对偷拍行为的惩罚给‘吸收’进去了。”
韩影《女警》剧照。
陈碧教授认为，“大部分人的本能的条件反射会觉得，这是坏的、这是不对的，就应该设立法律来制裁它。但是在设计法律时，需要考虑到它造成的社会后果。可能原本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却引入了最严厉的刑罚”。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对偷拍行为都通过和设立了相应的法案和法律规定。
2019年2月，英国通过了“窥淫癖法”（Voyeurism Act），将偷拍裙底定为性犯罪。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人衣着拍照，将可能被登记为性侵犯者，最高面临两年监禁。
2023年5月，日本立法委员最近提交了反对“偷窥拍摄”的法案，将未经同意拍摄他人隐私照片、视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如果该法案6月正式通过，违反者将最高面临3年的监禁，或折合人民币15万元的高额罚款。
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陈碧教授认为，国外偷拍立法有他们独特的法律背景。“中国的入罪和其他国家的入罪其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外这些罪名很多都属于轻罪，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刑罚消灭制度。而在我们国家，一旦入罪，就会对行为人的犯罪标签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评价。”
因此，对于“偷拍入罪”这一问题，仍需慎之又慎。
单独设立反偷拍法需要谨慎考虑，但是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仍具有可行性。
陈碧教授表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距今已有一定年限，是否能够围绕目前情节比较恶劣的偷拍行为，对法律进行评估，重新调整处罚的上限，这个问题是法律界可以思考的。
而对于“春风吹又生”的偷拍产业链，陈碧教授的观点是，这类偷拍产业链对警方的执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求他们对这个链条中的每一环都进行整改。
这类整改，包括对于消费端和需求端的打击。“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围观风险，例如监控他们的IP地址。这也是对需求方的一种打击。”陈碧教授说道。
《外婆的新世界》剧照。
而对于个人面对偷拍行为，她也建议人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以免错过最佳报警时机。
“如果你当时不报警，事后可能会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另外，事后再报警，可能还会面临证据难以锁定的问题。”在采访中，陈碧教授多次重申，“第一时间报警”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N号房”在各处隐蔽的角落生长、蔓延，但它并非不可战胜。当我们对偷拍产业链的讨论足够多，相信相应的改变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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