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过最敢拍的电影

上周五，有一部小众的历史题材电影悄然登陆院线。

去年这部电影上线网络时，曾有过一阵小小的讨论，而后归于沉寂。现在的它排片也很少，上映至今，排片占比都只在0.2%左右徘徊，总共也不过收获了58万的票房——

它就是《万湖会议》，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是我们都不陌生的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的一段前史，一场冷漠的会议决定了600万人的死亡。

《万湖会议》正式海报

说实话，关于纳粹屠杀这段历史的电影，随手一数就已经非常多了。既有《浩劫》《夜与雾》这样触目惊心的真实记录，也有《钢琴家》《布达佩斯之恋》等普通人物的悲欢离合，像《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更是各大影单的必看推荐。最近两年，都还有很不错的相关题材电影，比如《波斯语课》与《乔乔的异想世界》。

即使有这么多的好电影珠玉在前，但我们却依然想认真地聊一聊《万湖会议》。不管是它的表现手法，还是电影呈现的视角，以及就此深挖下去的辨析，都依然值得在今天反复讨论与思索。

01.

600万人的死亡，在这一天注定了

《万湖会议》改编自一次真实的会议，这场会议在柏林富人区万湖 (Wannsee)召开，因此得名。

有时候，一些历史的重要节点，从来不会锣鼓喧天、大张旗鼓地登场。而是在看似再日常不过的和风细雨的一天，悄然发生了。

万湖会议便是如此，1942年1月20日，在万湖的一栋别墅里，15名纳粹党和德国政府高级领导举行了一次度假般的秘密会议。尽管与会者都力图消灭万湖会议的存在证据，但有一份会议最终拟定的《决议书》，连同着几分钟的会议记录副本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1947年3月，参与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审判律师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在从德国外交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它，随后，这份“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可耻的文件”被公之于众，震惊世界。

在正式聊电影之前，我们先补充说明一下几个与会议有关的历史节点：

·1939年9月27日，海德里希领导建立了国家保安总局，这个机构包括盖世太保和国家警察同党卫队保安处整合为一体，成为纳粹德国恐怖最有权势的工具。

·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书面意见，其可回溯到1939年9月1日，授权“仁慈地杀戮”“不值得存活的人”，因此引发了安乐死的大屠杀。

·1941年7月31日，戈林要求海德里希提供一个计划，提出详细的实现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方法。

·1941年9月3日，奥斯维辛集中营首次使用齐克隆B进行毒气杀人；9月29日，3.3万犹太人在基辅附近的巴比扬被射杀。

·1941年12月5日，苏联开始反攻；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几乎是纳粹德国的全盛时期，那时纳粹几乎占领了最多领土的时刻，同时也用恐怖统治覆盖了最多的人，并且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也达到顶峰，且并不吝于向诸多强国宣战。在狂热中，崩溃的前兆已经悄然显现，或许是因为嗅到了这样的气息，希特勒等纳粹头目下令，要加紧完成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

万湖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此前从未有过一个现代国家倾其国力屠杀整个种族的先例，这场会议就是这个荒谬事实的集中展现。

万湖会议现场

电影没有任何的背景说明，也没有任何的解释、旁白论述，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开始了。在万湖边的一个度假别墅内（这里本来是一个犹太富商的宅邸，后来被党卫军据为己有），飘着皑皑小雪，设有音乐室和台球桌，并且提供了咖啡、美食、美酒，中央供暖和热水的悠闲环境。

在党卫军头目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十几位男性——其实都是纳粹高层，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说话、讨论、记录，以及闲适的中场休息，公开会议讨论，同时也有一些窃窃私语和勾兑来往。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在白兰地的加持下，他们决定了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尤其是其中600万人的死亡命运。

如果不了解背景，粗看这些人的谈话，可能会以为这只是现代公司里的一次普通会议而已。

“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按性别被分成工作大队，送到这一地区参加道路建设。毫无疑问，其中大多数人通过自然的淘汰将不再参与劳动。”这是与会者艾希曼，也就是海德里希手下的真实会议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2001年的英国电影《阴谋》描写了同样的事件，不过《阴谋》里有许多“金句”、非凡的表演与许多情绪饱满的戏剧时刻。

《万湖会议》则由德国人自己拍摄，它理性，冷静，克制，只用各种非常接近真实的对话呈现。这样的尝试非常勇敢，不仅敢于挑战大众的观影习惯，同时也是对惨痛历史的一段不加偏移的直视。

所以，甚至不用任何的戏剧设计，光是对这些纳粹高层对话的极尽真实的展现，就已经足够荒谬和讽刺。因为这些“体面”就建立在一个荒谬设计的基础上，当在这个荒谬框架下的细则越具体越“体面”，却越是黑色和荒诞。

“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总共涉及欧洲的1100万犹太人，他们有的位于德国境内，有的位于他国。这些人将被送进“临时犹太人居住区”，然后被驱逐到东方，进行“最终解决”，即大屠杀。

但这个解决方案伴随着很多问题，比如当时的医院满是伤员，不可能再接收其他病人；再比如子弹要用于战争，所以用以杀人数量不够；而哪些人要被驱逐也是重点讨论的对象；甚至执行屠杀的士兵的心理状况也被考虑在内。

这些谈话内容，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商业中讨价还价的正常流程，似乎所谈论的并非人类，只是纯粹的数字。这种荒诞的、对数字的拉锯讨论，并不比纳粹的种族屠杀本身好上多少。

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只有当有人对进展缓慢感到不耐烦或不高兴的时候才会流露出情绪。即使偶有争议和分歧，大家也只是“咚咚咚”地用手敲击着桌面。他们在彬彬有礼地谈论屠杀，用着各种“文雅”的词汇，就像在讨论某个体面的商业计划。受害者很少被提及，同情心、羞愧感或内疚之意就更不用说了。

不管是电影或者是真实的文件记录里，都没有公开提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故意使用了一种遮遮掩掩、冗长繁琐的官僚语言。例如，文件记录写道，一部分犹太人“必须获得相应的待遇”，因为“他们代表了自然选择的人种，一旦获得释放，便会成为一个新的犹太人种的萌芽。”

这是纳粹历史的缩影，尽管日后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中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这个词，使用的永远是“清除”“驱逐”“净化”，甚至纳粹们还试图用一种科学理性的“拯救者”面目登场。

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确定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1942年6月，奥斯维辛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齐克隆B毒气杀害犹太人。

虽然他们打算瞒天过海、否认一切，却完全奈何不了事实的力量。不管那些人再怎么煞费苦心，他们还是不情愿地积攒起一个又一个数字。那些数字在削尖的铅笔下留下了如山的铁证，显示他们犯下了这样可怖的反人类罪行。

万湖会议统计的要被“最终解决”的犹太人数量

02.

没有一个人想要真正反对

电影《万湖会议》虽然简洁和克制，却暗含了一个很强的悬念设计，这个悬疑一直保持到电影最后，形成了极强的戏剧张力。

许多与会者在发言时，比如内政部副部长威廉·施图卡特博士（Dr Wilhelm Stuckart ）要坚持“法律秩序”不能随意屠杀；波兰占领区副首督约瑟夫·布勒博士（Dr Josef Bühler）说自己受到“宗教感召”；外交部长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提出了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

这都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他们会在某个时刻推翻纳粹决议，甚至否定大屠杀、拯救犹太人。只是当这种期望燃起时，随后就会覆灭。

电影最后，当每个人都完整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只想保持自己利益的恶魔。所谓的“良心发现”，只是想着如何去“人道”地当一个刽子手，比如使用毒气而不是需要人直接射击的子弹。

这不仅是电影故事性的表达，也是一种建立在大量的史料与记录上的推演和展现。

根据审判记录，其实在会议开始前，组织会议的党卫军头子海德里希就“准备好迎接万难之难”。他有许多顾虑，参与会议的各个副部长和法律等领域专家中，有许多人甚至连纳粹党员都不是。海德里希便担心能否让这些人积极参与到集体屠杀中来，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这些官僚对大屠杀的积极和热情，远超他的预期。

电影里着重刻画的，非常像是“反对派”的内政部副部长施图卡特，在现实中他也以向来对“极端”的党政措施持沉默和保守态度而闻名。

在会议上，关于混血犹太人（即雅利安人与犹太人的混血后代）的处置，与会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那些积极的“极端派”想要把他们跟纯种犹太人一起遣送屠杀，施图卡特代表的“温和派”则对此表达反对，理由是如果允许杀害混血犹太人，那就意味着这是在排斥“他们身上的另一半德意志血统”。

先不论这个理由出发点的荒谬，施图卡特虽然反对直接遣送和屠杀，他给出的建议却是对这些混血犹太人进行绝育——如此便能“自然”地消灭犹太基因。

外交部长马丁·路德的反对意见

所以在万湖会议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真正地反对“最终解决”。所有到会者其实都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各种杀人方式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且“非常愉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对最终解决方案“兴奋异常”。根据记录，事后海德里希还与艾希曼进行了一次热烈、敞开的饮酒以庆祝计划实施。

与我们想象中刽子手的邪恶野蛮不同，“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无赖’，可实际在座的15人当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对于这种荒谬现象，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此有过深刻剖析，他认为根源之一在于这些纳粹官僚“对行为对象的非人化”。

在执行屠杀的链条中，比如对铁路经营者来说，他们的工作对象是吨/公里等计量单位，而并不是现实的人、羊或带刺的铁丝，他们只需处理“货物”。这就拉开了执行者与针对对象的距离。

如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里写的——刘瑜在看理想节目《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里对此有过专门论述，更准确说应该是“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

“邪恶政治的秘密，就在于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比如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制作毒气，有人只是按下最后的按钮……“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

另外，官僚们将犹太人们非人化，也是在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因为，只有人才是会被道德对待的对象，一旦人被简化为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权力。

所以，当犹太人们不再成为能被道德对待的潜在对象，便成为了被执行的“任务”的一环。他们的任何反对和抗议，都变成了阻挡和延缓官僚程序的阻碍，甚至招来更大的指责和非难。

这些与会的官僚们，即使之间有权力争夺与利益纠葛，可在这个“纯洁基因”的巨大事业面前，变成了一场艰苦斗争中的伙伴，他们将这些实际的屠杀行为和内心隐隐存在的道德拷问，视作勇气、自我牺牲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

他们从镇压受害者的反抗中获得自己尊严的荣誉和信念，就像越过其他障碍一样感到自豪。这种将对象的非人化与积极的道德自我评价之间，互相强化、加强彼此的逻辑。

这些官僚们，虽然自诩是“新而不同”的一代人，他们既是世界观的精英（Weltanschauungselite）的同时，也又是权力的工具（Machtinstrument），他们成为了纳粹的爪牙与拥护者，丧心病狂地想出了这些非传统的解决办法，得以“高效”执行屠杀。

03.

不假思索，就是一种恶

至今，大屠杀已经过去近80年，纳粹德国的这段历史也常常被看作是德国和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但鲍曼不这么认为，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持续提醒我们，“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

因为通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虽然这些画面可能抑郁沉闷，但他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将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大屠杀能够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高峰中酝酿和执行，它就不仅仅只关乎于少数的种族矛盾或是文明，同时也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警示信号和扭曲展示。

张新刚在看理想节目《现代的精神》里对此进行过总结，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要论述的是，像这样的种族屠杀在现代社会才会发生。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机器般的、理性的、没有灵魂的现代官僚制度中，大屠杀这样的本质非理性的、反人类的暴行才有可能出现。

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其实就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不同于普通工厂在生产的商品，这里的原材料是人，最终产品则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数据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

《夜与雾》

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犹太人），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

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让人惊讶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打着“生物进化”的旗号，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这种“正常”，指的是大屠杀的所有目的和用词，几乎都符合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指导精神、精髓、内在的世界观，似乎都与人类追求的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对应。

所以，鲁本斯坦（Richard L.Rubenstein）在《历史的狡计》一书中对我们发出了深切的提醒，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极其错误的想法。文明当然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但同时，文明也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

一旦这些“现代的梦想”被垄断理性行为的现代工具的绝对力量所采纳，比如纳粹党这样的极端强有力的政府和权力垄断，以及战争“特别时期”的掩护，当这种“理性力量”达到了不受有效的社会控制影响的地步，种族灭绝就会接踵而来。

所以，阿伦特在《平庸之恶》里警告世人，那些“正直”的本能，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正如刘瑜的分析所言，“平庸之恶”最惊悚的地方，在于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比如万湖会议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

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们看不到“大的图景”，或者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就“不假思索”地去执行了。

所以，阿伦特在她的晚年，尤其会聚焦讨论一个概念，判断力。在最后一本著作《精神生活》中，阿伦特尤其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尤其是判断力。人的行动不可能不经过思考，只有经过思考，才能对行动做出判断，选择“做”与“不做”。

思考必须在行动之前，而行动亦代表思考。只有经过思考，我们才能在这套看似严密的现代性铁壳之中，反省判断自己或他人的行动的“对”与“错”。这时候，我们才能尽量远离“平庸之恶”，才不会完全丧失人之为人的判断力。

参考资料：

《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

《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在官僚制度无所不在的铁壳下，平庸之恶的枪口能否抬高一寸？｜《现代的精神：世俗的到来》，张新刚主讲，看理想App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60讲》，刘瑜，看理想App

撰文：青鸾

监制：猫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