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构成主义先验论与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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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8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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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构成主义先验论与科学实践

贾向桐

作者简介：贾向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天津 300350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23 年 03 期

原发期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0226 期第 99-109 页

关键词：历史主义/ 自然主义/ 构成主义先验论/ 实践解释学　　Historicism/ Naturalism/ Constitutive Transcendentalism/ Practical Hermeneutics/

摘要：历史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直接影响库恩之后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与演变问题。在新编史学的历史主义背景下，自然主义逐渐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随之相对主义也构成科学合理性辩护的焦点难题，但从科学哲学的内在演进理路来看，自然主义范式却并非唯一选择，与之相对的先验论传统仍构成科学哲学发展的另一条可能的暗线。这一先验论进路主要体现为后期库恩—弗里德曼基于编史学的新康德主义先验论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但这一强调功能性与构成性的新先验论尚需通过对科学实践的阐释来补充其背后理论哲学的局限性，并以实践的科学实在论作为融合历史主义的基础。

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主题仍是围绕库恩新科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问题而展开的，这也决定了历史主义在科学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面对历史主义带来的相对主义冲击，自然主义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哲学的最主要回应进路，自然主义与新科学编史学的结合则构成新时期科学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但二者的结合是否具有唯一性，换言之，如果从新科学编史学出发，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辩护能否真正克服历史主义阐释的有限性？事实上，从库恩本人直到当前弗里德曼等人的反思，都已揭示出自然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理路与科学编史学相融合的可能性：“把科学变化的路径作为一种修正形式的康德主义，并在此意义上将其视为战后分析哲学中康德转向的一部分。”①在本文中，我们将基于后期库恩—弗里德曼进路(the approach of Kuhn-Friedman)强调历史主义编史学亦存在与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构成主义先验论(constitutive a priori)相统一的可能性这条逻辑线索，并在对照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路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二者融合的可能性、难点以及可扩展空间等问题。②

一、从科学的逻辑到科学的自然主义

客观而言，由逻辑经验主义奠定的科学哲学传统的确对科学的历史维度关注不够，汉森为此总结说，“对哲学家而言，科学史是无趣而又没有启发意义的”，以至于，“历史事实看起来总是盲目的”③。这一表述代表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对待科学史的基本态度，科学哲学家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讨论自然科学的历史问题，因为它只是对科学知识积累的实证性记录，对这些散乱知识的收集和整理于建构科学哲学的宏伟事业来说并不重要。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由于传统科学哲学的特定研究视角与其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对卡尔纳普等人来说，对科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分析才是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而科学史的视角对此目标的实现并无多大意义，甚至，在逻辑角度对科学理论的分析中历史维度不是必要的条件。因此尤贝尔说，“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完成分析科学的任务……对这些科学活动的研究可以是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科学方法论的”④。正是由于卡尔纳普等人主要是立足于“科学的逻辑”角度来阐发科学辩护与科学语言分析问题的，科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却只在科学发现语境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这一特点决定了逻辑经验主义以来科学哲学研究中史学维度的相对薄弱。而且，他们也认为，当时的科学史其实已经为其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萨顿的科学史为统一科学运动提供了合意的可能性条件”，卡尔纳普还进一步承认，“科学史不但提供了对科学理论的描述，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科学知识观的批判性判断”⑤。因此准确而言，库恩历史主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萨顿传统积累式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颠覆，这种以科学革命为中心的新科学编史学模型(historiographical model)将科学哲学的历史进路与自然主义紧密连接起来，从而勾勒出一幅间断式的科学革命图景。自此，“科学史在任何严肃的科学的哲学思考中都必须保持绝对的中心位置”⑥。

具体来说，库恩最初主要是通过“不可通约”“范式”等概念展示了历史上科学革命问题的复杂性，并由此出发将科学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肯定间断式科学革命的前提下为科学合理性作出新的辩护。20世纪90年代，库恩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研究心路时指出，“我的计划是回归到《科学革命的结构》所遗留的哲学问题。它可以更好、更普遍地描述为历史或‘软’科学哲学转变所带来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使我得到了超出我应得的荣誉以及指责”，为回应这些指责，“我的目标意在合理性、相对主义，特别重要的是实在论和真理问题”⑦。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构成库恩之后整个科学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从拉卡托斯、劳丹直到当代的基切尔和弗里德曼，他们无不围绕着相对主义问题在“科学革命”模型与理性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点。

库恩在新编史学基础上建立的科学革命模型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特色，并为后来的许多自然主义(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引为经典。虽然库恩本人对此颇有异议，但无疑，库恩的新历史研究路径却在客观上支持了自然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至少从库恩那里获得了诸多的灵感，“库恩对自然科学的描述性说明为奎因否认分析—综合的二分提供了支持”⑧，进而为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进路逐渐转向自然化的描述主义，而这种描述路径又服从于新编史学的要求，“许多哲学家逐渐达成一致，科学哲学必须超越于逻辑分析”，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自然主义”⑨。在说明新科学编史学迥异于实证科学史时，“整体论—反先验论”成为自然主义的核心论证手段：一方面，在自然主义看来，“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可以描述为一个巨大的相互联系的信念之网，而经验或感觉输入只能在网络的边沿之处发生碰撞。当面对与整个信念系统相冲突的‘顽固经验’时，我们可以选择在哪里做出修正”⑩。但另一方面，由于自然主义赋予了整个知识系统彻底经验属性，这使得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都应从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因此，为科学知识提供一种哲学辩护的传统梦想必须放弃，赋予哲学以特殊地位和作用是没有任何理由的”(11)。在自然主义看来，这既是自然主义的核心信条，也为新编史学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相当满意的解答，正是因为经验在科学方法论中的中心地位，而它又只能不确定性地影响科学理论的内容，这决定了新编史学会呈现出科学理论选择的多样性和所谓的非理性现象。

库恩之后科学哲学的实际发展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与科学编史学的结合势不可当，从科学实在论的主张与辩护直到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将其理论论证置于自然主义平台之上，“爱丁堡科学研究小组——巴恩斯和布鲁尔——以及英国的社会学家，包括马凯、科林斯和平齐。布鲁尔在知识社会学中把‘强纲领’理解为库恩自然主义的一种，巴恩斯在他的著作《库恩与知识社会学》中称赞《结构》为‘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贡献之一’”(12)。这些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科学哲学基本上都将新科学史作为其自然主义立场的坚定盟友，他们在肯定哲学(特别是科学认识论)与经验科学存在连续性的情况下，主张通过自然化的方法论来构建科学化的科学哲学理论。

但自然主义与科学编史学的结合同时也意味着对科学规范化维度的排斥，随之而来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问题必然出现，这也是库恩新编史学从一开始提出就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难题。劳丹在梳理传统历史主义这一困境时将其总结为科学合理性的辩护问题，他也承认这是由于科学哲学随着科学史的自然化而造成的：以纯粹描述性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失去了规范化维度，科学理性与客观性的缺失归根到底“源自于所谓的‘历史转向’”(13)。库恩自身对此矛盾也有着深刻体会：一方面，他坚持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并认为这是传统科学哲学所忽略的关键内容；另一方面，库恩同时承认由此确实带来了相对主义难题，强调科学哲学要努力试图克服这种非理性倾向，“不可通约远非通常看来是对真理主张理性评价的威胁，用一种发展的视角看，应该说，它正是为了恢复所需认知评价的完整概念需要的东西”(14)。由此，克服新科学编史学带来的新问题构成库恩后期最重要的工作，但他的理论研究方向却并不是要将新编史学与自然主义融合起来这条已经熟知的路线。事实上，库恩明确反对以科学知识社会学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研究路径，“我属于那些发现强纲领主张是荒谬的人群：那是个解构已疯狂的例子”(15)。也即，在库恩的新科学编史学发展之初，自然主义就并非他的应对进路，至少在库恩看来，在自然主义与科学编学史的结合之外还有与之相对的先验论研究方向可循。

二、基于新编史学的后库恩—弗里德曼先验论路径

新编史学的历史主义与传统科学史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将积累式科学观转变为科学革命的“不可通约”式的间断式科学观，而且，这些经验性历史证据直接被用于了科学认识论的哲学判断之中。面对随之而来的相对主义指责，库恩在为科学合理性的辩护时把“不可通约”问题作为重点，他的主要辩护思路是和语言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的，“我把这些观点描述为关于句子以及词语分类，并且我还会按照这种模式去做：我所涉及的知识种类会以明确的语词或相关符号形式出现”(16)。其实，无论是后期库恩主张用“学科基体”还是“词典”取代《结构》中的范式概念，其内在基本思路都是一致的，这明显受到哈金科学推理风格(style of reasoning)的影响，“把新‘推理风格’引入科学”，从而使得陈述语句的真假与“词典相关”(17)。事实上，这一思路与逻辑经验主义内在的新康德主义因素逐渐走向了趋同，“经典逻辑学和数学规则都是由一定的逻辑运算或语言框架来确定的”，“既然‘有效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相对语言框架的选择而定的，那么提问任何这种框架选择自身是否是‘有效’或‘正确’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18)。

进而，库恩用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词典”概念来比喻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问题：一个科学陈述的真假总是相对于词典而言的，“就像康德的范畴，词典提供经验可能性的条件。但是词典的范畴，在另一点不像其康德前辈，它们可以，并且的确也是随着时间和共同体的变化而变化的”(19)。这就是库恩的新康德主义转向，科学范式与范式背后的语言框架或词典起着经验意义的构成性作用，这意味着库恩“采纳了一种修正的康德主义形式可以保证其科学发展的革命特征，并消除这种说明带来的相对主义后果”(20)。斯塔姆普解释说：“库恩认为，他的范式(或者学科基体或结构性词典)是确定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条件。……范式中的元素——如方法论、目标、本体论、词典等——必须确立起来，这样科学家才知道要去做什么。这些要素在必要条件意义上是功能性的先验知识。这样，库恩也承认他的观点类似于莱辛巴赫早期的主张，对康德而言一个范式中稳固和普遍性的要素在科学革命中发生了变化。”(21)

但客观而言，库恩对新编史学与科学哲学的先验论存在有机结合可能性的论证仍是初步的，他对其中的内在矛盾并没有作深入探究。其中，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难题是先验范畴如何真正与科学认知的动态发展合理统一起来，毕竟，在新编史学中科学革命前后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理论背后的先验范畴(原则)的连续性是如何实现的呢？库恩没有明确回应这一问题：“动态范畴的特殊康德主义形式，即使是这种哲学尝试——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数学物理学的巨变之后——都是成问题的”，库恩只是强调了自己的后达尔文康德主义立场，“最初使得康德纲领能够对抗相对主义的，正是构成性先验知识的固定和不可修正属性；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这些‘哲学事实’是知识先验论中不可变动的认知议题。这样，在没有进一步阐明构成性范畴的源头、本质和功能的情况下，动态(历史)康德主义的建议就变得有些矛盾了”(22)。在这种背景下，弗里德曼尝试在库恩的新康德主义融合中进一步深入剖析构成性先验论的可能性，他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引导我们去抵制这种观念，即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被纳入自然科学”(23)，在将新科学史与自然主义相分离的理论论证过程中，弗里德曼的主要解决目标集中在了：“(a)构成性先验论的修正是如何可能的；(b)为什么即使在修正后，这还是一种康德主义形式。但库恩自己从没有为此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24)。而这些正是要阐释新编史学和非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融合可能性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弗里德曼将其哲学努力视为新康德主义的一部分，面对科学哲学的重建任务，他认为应该沿着卡西尔、梅耶森以及“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这样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路线，以符合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编史学，这就需要“继承相对化和动态的先验概念”，用新康德主义的框架来消除库恩相对主义。(25)弗里德曼的构成主义先验论的具体思路是把库恩对不可通约问题的语言学分析以及逻辑经验主义隐含的对先验知识的构成性探究方法结合起来。弗里德曼说，“我们当前最佳的科学编史学立场以及在构成性原则和经验定律之间的二分成为最明显的问题(salient indeed)”，这就需要“用一个并行的，诉诸于同时的科学哲学史来补充库恩的科学编史学”(26)。首先，我们需要“用动态理性的历史与科学哲学路径来回应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这就是“构建一种科学叙事描述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以来现代精确科学的发展和并行的从康德到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27)。其次，针对库恩对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划分，以及卡尔纳普对“语言框架与操作规则”划分之间的相似性，弗里德曼分析了新康德主义先验论的逻辑基础，“对卡尔纳普来说，语言框架的逻辑规则相对于整个框架的‘正确性’或‘有效性’概念而言是构成性的，对库恩来说，某一时期常规科学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产生一致性的规则，构成这一时期常规科学所谓的‘有效性’或‘正确性'”(28)。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一预设正是先验哲学传统能够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恰如莱辛巴赫最初对康德先验知识构成属性的强调一样，科学理论中语句的意义是由某种构成性或功能性要素(如语言框架或范式)来予以确定的。

这样，历史主义的科学革命模型便拥有了一个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新解释模式，“按照弗里德曼的解释，科学革命是一套构成性原则被另一套构成性原则所替代的过程，然而，我们无须将这种替代视为一种相对化的路径”，即新编史学的相对主义问题还存在构成主义先验论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把构成性原则的框架转变理解为负责任的和合理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哲学的元—范式(meta-paradigms)的作用而得到”(29)。在从库恩到弗里德曼的新先验论探索过程中，他们在肯定新科学编史学意义的同时，又都强调用新科学史作为基础与先验哲学相统一的可能性探索，这一努力的确是“不仅仅把科学视为理性的发展”，而且还计划进一步论证科学“在科学革命中的发展也是理性的”这一在自然主义看来的强命题。(30)通过对新编史学的新先验论解读，弗里德曼等人乐观地认为，“如果我们把科学知识视为存在等级结构的大厦，并考虑相对化和动态先验的概念，那么自然科学中的革命转变就可以从哲学层面来做出理解”，这样既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革命性特征，又可以拒斥奎因整体论所蕴含的相对主义因素了”(31)。

三、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融合的实践解释学维度

弗里德曼等人对新编史学与先验论理路的融合从总体上看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迪米特克斯(Thodoris Dimitrakos)指出：“先验观念论框架还并不与科学的动态——历史图景(dynamical-historical picture)相匹配”，“先验观念论的框架使得我们一定会陷于图式与内容的二元论，随之，陷于构造与反驳命题的不可解决张力之中”(32)。具体来说，这一先验论进路的构成性先验原则与感官经验之间仍存在着矛盾之处。因为根据希罗斯对“构造”(constitution)与“反驳”(refutation)命题之间的张力问题分析：“如果科学对象都是由理论的概念建构的，那么理论的相同的概念资源能够构成所有相关的对象还自然成立吗？特别是，概念图式中的分歧又是怎么可能的呢？”希罗斯举例说：“如果科学对象是由第谷·布拉赫框架建构的，那么一些不相符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科学家放弃这一框架吗？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如果世界(某个外在于概念图式的东西)对我们的试图概念化施加了某种抵制，那么科学分歧就可以很好解释了。”(33)这一分析适用于构成主义先验论在先验原则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理论的内在结构或层次之间是存在割裂的，而经验又总是一定先验原则的经验，那么经验的反驳与原则的构造之间的关系还是陷入了图式与内容的二分问题。所以，迪米特克斯接着说，“我们不能认为概念系统的每一部分都存在激烈的可变动性，纯粹感官对概念系统的作用不能是变动的。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先验观念论的框架陷入了戴维森所谓的‘经验主义的第三教条’，或图式与内容的二分”(34)。

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发现弗里德曼等人反对自然主义的构成主义先验论其实又重新回到逻辑经验主义这一理论哲学的旧路：要么像斯塔姆普一样重新诉诸自然主义，强调一种弱构成主义先验论；要么走向实用主义或约定论。即“图式——内容二元论开始讨论的背景正是对概念相对主义的探究，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概念图式是‘互不理解或通约的，或者超出了理性解决的范围’”(35)。可见，站在纯粹理论哲学的讨论视野之内，这一难题还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哲学的封闭系统本身是不能实现自证的。但是，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的先验论辩护彻底失败，它只是表明将新先验论进路重新置于了传统理论哲学的平台上仍难以实现为本身的合理性辩护。因为在理论哲学传统里，科学理论解释与预测的精确表象能力无非设定在非参与性视角的基础之上，这种非参与性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科学理论是完全形式化、系统化的模型。并且，这些理论只能是理想化状态之下的静态信念系统，但是，“在实际科学实践中并没有这种明确要求，科学实践是一个细节和理论相互解释的综合过程，它可以用哲学传统的‘解释学循环’来描述”(36)。所以，我们对科学实践活动的解读应该从理论哲学的解释学传统转向实践解释学，科学认知的过程是开放性的(而科学理论却总是逻辑自洽的封闭系统)，这意味着只有实践解释学的视野才能超越纯粹理论哲学的固有问题。可是在弗里德曼等人这里，理论中心论观念还是极为突出的，他们诉诸的“语言和实在并非是终极的，其背后的人类生活实践被简单排除了，这也同时隔断了科学知识与主体意识甚至整个人类实践的关系，强化了科学哲学‘理论优先’和理论自主的观念”(37)。

因此，要真正超越这种理论哲学自身的局限性，强调知识功能性与构成性的先验论尚需通过实践解释学补充其背后理论哲学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融合新先验论与编史学的平台置于科学实践的解释学基础上，那么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并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

基于同样原因，弗里德曼过于乐观估计了他对“不可通约”这一历史主义问题的解决可能性，这也是科学哲学界对其结论产生普遍质疑的主要原因。乔纳森·邹的分析颇具代表性：“即使我们承认弗里德曼表述的合理性含义，这一交往合理性也只对在此意义上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产生影响，但这对价值方面的范式不可通约问题却没有作用。”(38)依照科学实践解释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只是对科学实践文本的一种单纯观念性解读，科学家与文本的相互介入和影响构成这一实践过程的基本结构，所以，“科学理论最好被理解为对特殊情境或领域的模拟复制，以及对这些相关模型的表述、扩展和协调，加之模型的构成概念与技术，另外还包括联系理论模型与实验系统的理论实践，而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或通过理论分析作为公理或者模型—理论的系统”(39)。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认知的语境与价值问题总是与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融于一起的。这样，站在实践解释学这一新平台之上我们就会注意到，历史主义对科学实践的一些差异性描述可以在认知之外的价值论层面得到说明，科学实践活动作为一种自我生成、调整的交互循环和展现过程，“科学理解是在世的、局部的、历史情境的，并且不能超越其自身世界的介入性(involvements)”(40)。可见，科学认知总是与历史、语境和价值问题不可分的，不可通约中的认识与价值问题都奠基于鲜活的科学实践活动之中。

进一步说，这意味着科学的理性认知和价值问题总是共存的，而不是像自然主义那样可以简单还原到冰冷的经验事实上，真理和意义是人类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两个协同维度，自然主义所说的信念之网只是科学实践活动的某种程度的彰显。科学作为一种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解释，不仅仅受到客观实在与实验以及工具条件等的决定，同时科学认知的先验原则(即解释学中的前见)与社会文化的价值语境也在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意义上，认识论与价值论在实践解释学视野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并与一种功能先验论辩护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从科学实践的层面出发，也为弗里德曼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不可通约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交往合理性，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公共或主体间性。它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要在所有争议团体的共享的论证或推理的相互可接受的原则基础上达成一致或统一，这是一种科学范式或概念框架所承诺的合理性，其作用恰恰就是要确保基本构成性原则的一致”(41)。科学交往与合作背后的科学生活世界为交往合理性奠定了前提，为此我们才能进而“把科学实践视为理解规范性的基础”(42)。

所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自然化并不能就此完全排斥掉科学认识论规范性维度的存在可能性，这也是新编史学同样需要先验论(或规范化)辩护的重要原因，“规范化必定根源于先验、形式化或结构的必然性：否则我们根本不能用这些方式思考与说话”(43)。从这一角度看，新编史学和先验论哲学的融合又具有某种必然性，我们在自然化与规范化层面再次回应了拉卡托斯的“瞎子和跛子”的名言，弗里德曼强调科学史应该用并行的科学哲学史加以补充是必要的。当然，这种先验性已非传统康德意义的超历史先验概念，相对化的功能性与构成性成为新先验原则的基本内涵，“它与奎因自然主义相反，科学理论的构成性先验部分不仅是非常稳定的难以被经验推翻，而且，构成性先验原则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使得其他组成部分成为可能，为此弗里德曼的观点接近普特南对奎因的反应：在一定时间，一些陈述相对于其他知识来说是必要的，它们不能简单就被观察所推翻”(44)。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肯定先验论理路这条暗线的合理性并不是要完全排斥自然主义研究范式的存在，毕竟新编史学与自然主义有着天然的内在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更同意斯塔姆普的观点，“卡尔纳普和奎因的科学主义都失败了，因为科学哲学不能完全还原为逻辑或行为心理学。然而，这些纲领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所有自然主义的实效”(45)。

四、结语：自然主义与规范化的实在论基础

在新编史学的历史主义与先验论科学哲学的结合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实在论的位置难题。这也是我们如何处理合理性与自然主义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新编史学往往会在无形之中否定或避开实在论问题，因为它在肯定科学革命间断性的时候，理论术语的指称或真理问题就难以与其主张并存了，从这方面来看，回避和否认理论背后的实在性就变得很好理解了。“历史记录似乎破坏了这种(实在论)立场，曾经成功的科学理论在某一时间被普遍接受(例如牛顿力学或经典电磁理论)，但最终又被其他理论所抛弃和取代。对实在论者来说甚至更有问题的历史事实是，一些在旧理论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本体论不可观察的实体(如燃素、热力、以太)却被证明是虚构的。”(46)这一分析客观揭示了新历史学面对实在论的真实态度。弗里德曼等人的先验论进路在此问题上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总是尽量不讨论科学理论描述对象的实在性问题，而止步于理论原则和框架的存在性质与变动情况。在他们看来，“由替代性的构成性框架组成的科学革命应该被视为科学史上的进步和合理性运动，这符合预期性的合理性和回溯性的合理性概念”，但是，“这不意味着科学革命应更好地理解为对外部世界的趋近，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科学事业”，这是因为“康德主义在表象与物自体之间的二分已经阻止我们采取这种幼稚的科学实在论概念”(47)。事实上，他们二者看似一致性的立场，更多的还是出于理论论证方面的困难，但这种做法无法彻底回避人们的进一步追问，编史学的经验描述对象是什么，难道理论变革仅仅是语言游戏吗？新先验论的构成性框架的合理性依据何在？这正是两种理路同样需要克服和超越的地方，也是我们重建新科学哲学的关键一步，新编史学与先验论科学哲学的融合基础还是要回到实在论问题之上。

首先来看新编史学的自然主义问题。库恩在让自然科学自己展现和说话的过程中，自然描述背后仍是经验科学的学科视角，这在揭示出传统科学史盲区的同时，也缩小了科学史的应有视野。为此，弗里德曼认为库恩历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充分讨论科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史的并行发展，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如果这种纯粹自然主义的科学革命框架局限于语言分析这一层面，这在客观上也会最终倾向于反实在论。其中，库恩的后期努力就很明显地表明了这种情况：“(库恩)用可能世界语义学清楚表述了他的科学发展观念，不可通约性与实在论立场是不相容的”(48)，进而，这也意味着相对主义问题难以在自然主义原有框架内得到合乎逻辑的解决。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语言框架的基础和连续性问题。在这方面，库恩实践解释学思想本身的一个维度——历史实在论(historical realism)的主张颇具启发意义：“在原则上，历史学家就是要发现关于历史的真理”，而且，“大量证据表明库恩支持这一实在论原则”，以“作为一种不太严格的解释学方法论的分析结果”(49)。科学史的所谓间断性和不可通约问题还需要在融合实在论立场以及先验论辩护的基础上寻找更深层次的基点，这一基点也正是要通过实在论问题才能达成的。

其次，新先验论的构成主义进路为新科学史的科学革命模型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框架：“如果我们把科学知识视为有等级结构的大厦，并考虑相对化和动态的先验概念，那么自然科学中的革命转变就可以从哲学层面来作出理解”，这样，既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革命性特征，又可以拒斥奎因整体论所蕴含的相对主义因素”(50)。但这一思路在弥补相对主义问题的同时，也由于新康德传统而回避了实在论问题。例如，弗里德曼只是强调交往合理性对科学革命模型的意义，“这种通过主体间性的论证对于普遍合理性可能还是有些不足，对‘责任’的额外诉求使得我们开始怀疑这背后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实在论”，对此弗里德曼却明确指出，“前后框架的汇聚并不一定理解为‘相对独立于科学存在的外部世界’”(51)。无疑，构成主义先验论会对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关键问题是，“新观念的来源还不能简单等同于这些观念的理性保证”(52)。如果只是停留在理性与观念这一层面的讨论上，构成性框架或原则的合理性是无从说明清楚的，这也是弗里德曼又将此归于交往合理性的原因所在。可是，弗里德曼的这种处理方式和新编史学非常类似，那就是只将关注点放在主体性方面，例如语言、交往行为、理性等内容，他们试图只在自我基础上抛开科学活动的实在对象而构建起完整的理论说明，但这是行不通的。

须知，“知识总是历史性的、‘情境化的’”，“历史认识论甚至宣称当前的观念都是有记忆的；也就是说，对一个观念的正确分析需要说明它以前的轨迹和使用。现在这些观念是我们的，它们在本质上又是我们社会、法律、科学、论证、推理的函数”(53)。因此在实践解释学的视野中，实在论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纯粹理论认识论命题，它还是实践生存中的实在和生活世界的实在问题，它也是科学世界中构成科学认知的框架和先决条件。这也是我们主张将两种理路在实在论基础上进行融合的原因，把编史学与新先验论理路建立在实践论的实在论的基础上，就既为科学实践活动确定了经验对象的客观性，又赋予了认知知识以历史性与功能结构的层次性。

这样，科学史对知识历史变动性的揭示以及构成主义先验论对知识结构与功能的强调，将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这两条线索统一起来。哈金曾用历史先验性(historical a priori)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认识的历史性问题，“历史先验性是在‘论述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之内指向知识可能性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可触动的，正如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然而与此同时，它们又是有条件的、历史形成的，并且以后可以被激进的历史变革所推翻”(54)。这一点与普特南、劳斯等人的思路相一致，传统科学哲学对自然化与规范化的二分促使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考察科学实践中的实在性问题。而且，在麦克亚瑟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已经初步论证了实在论的地位问题：“科学是对事物可探知属性的描述，这种‘可探知’是和科学家的认知条件和准先验认知形式相联系的，它主要表现为数学一逻辑形式，‘科学理论通过其数学结构来揭示物理实在的结构’。这样，实在论的意义突显出来，‘客观对照物将形成一个和现象世界具有同样结构的世界’，所以，实在和结构连续起来，‘只有结构，即关于外部世界形式化的、逻辑一数学属性是可知的’。”(55)特别是一种实践的结构实在论对我们的启发性意义很大，“结构实在论可以为理论的变革提供充足的外在主义说明，抵制辉格史主义和非理性的指责，并仍保留弗里德曼关于科学框架的构成性先验论原则的核心洞见”(56)。

总之，从科学哲学的历史进展看，库恩新编史学的自然主义倾向为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自然主义与科学革命模型代表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应对方案。编史学将科学发现与辩护语境再次紧密联系起来，纯粹逻辑分析对科学发现语境研究的不充分性使得理性分析让位于自然化描述，自然主义进而把纯粹经验研究推进至科学辩护语境，这样科学哲学在奎因等人那里成为一门描述性的经验科学。新编史学最初与自然主义的结合更多也是出于方法论层面的原因，自然主义才逐渐超出库恩原来的设想而单独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这一种进路是建立在自然化单一维度基础之上的，但自然主义本身并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而且对科学哲学规范化维度的排斥也决定了其理论自身的有限性。科学实践本身作为对象性的感性活动本身就是规范化与自然化的统一体，而这两个维度的突显只是先验哲学与自然主义理论哲学的理论产物。因此，科学实践本身就意味着规范化与自然化维度的统一存在，这源自理性认知活动先在条件、形式以及感性实践对象的必然实在性，自然主义范式事实上取消了科学认知中规范化的认知框架。但科学实践本身却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人的感官与理性、自然的实在性与可塑性同为科学认识论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所以，面对新编史学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仍需要(准)先验论理路的存在，“科学活动的解释学语境要求将科学发现不但归之于历史因素，而且也归于先验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明科学的发现”(57)。当然，这里所谓的“先验”是一种历史性的准先验的功能结构和框架原则，它根源于科学实践活动本身，表现为功能与结构意义上的相对优先性，而这种构成性的先验辩护(包括自然化分析)仍需奠基于科学实践的实在论之上，因为在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中不存在反实在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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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1.

②这一先验论的解读进路可以追溯到派普(Arthur Pap)的“functional a priori”以及莱辛巴赫的“constituting the concept of object”概念，近年来弗里德曼、迪赛勒等人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dynamics of reason” “dynamics a priori” “relativized a priori”等概念来重构先验性，本文采纳沙菲尔(Michael Shaffer)的总结笼统称这一研究为构成主义先验论，但文中也会根据具体的语境提法略有不同。

③Norwood Hanson,The Irrelevance of History of Science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9,No.21,1962,p.582.

④Thomas Uebel,Carnap and Kuhn: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ogic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2,No.1,2011,p.132.

⑤Pinto D.Oliveira,Camap,Kuhn,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6,2015,pp.218-219.

⑥Brad Wray,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Kuhn's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etascience,Vol.21,No.2,2012,p.5.

⑦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Vol.2,No.1,1990,p.3.

⑧Kelly Becker,Kuhn's Vindication of Quine and Carnap,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Vol.19,No.2,2002,p.217.

⑨Godfrey-Smith,Theory and Reality,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149.

⑩Michael Friedman,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71,No.2,1997,p.7.

(11)Michael Friedman,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71,No.2,1997,p.8.

(12)William J.Devlin,Alisa Bokulich,Kuhn's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50 Years o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5,pp.18-19.

(13)Larry Laudan,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Theory,Method,and Evidence,Westview Press,1996,p.126.

(14)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Vol.2,No.1,1990,pp.3-4.

(15)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hilosophical Essays,1970-199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10.

(16)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Vol.2,No.1,1990,p.5.

(17)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Vol.2,No.1,1990,p.9.

(18)Michael 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CSLI Publishers,2001,p.31.

(19)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Vol.2,No.1,1990,p.12.

(20)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2.

(21)David Stump,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Routledge,2015,pp.139-140.

(22)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2.

(23)Michael 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CSLI Publishers,2001,p.43.

(24)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2.

(25)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7.

(26)Michael 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CSLI Publishers,2001,p.44.

(27)Michael Friedman,A Post—Kuhn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onist,Vol.93,No.4,2010,p.479.

(28)Michael Friedman,Kant,Kuhn,and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9,No.9,2002,p.181.

(29)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6.

(30)Vasso Kindi,The Challeng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Van Fraassen's and Friedman's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5,No.4,2011,pp.339-340.

(31)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4.

(32)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76.

(33)Stathis Psillos,Knowing the Structure of Nature:Essays on Realism and Explanat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32.

(34)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73.

(35)William Child,On the Dualism of Scheme and Content,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94,No.1,1994,p.53.

(36)Theodore Arabatzis,Can a Historian of Science Be a Scientific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8,No.3,2000,pp.181-182.

(37)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奎因对科学理论的理解是十分类似的(参见拙作《论当代动态先验论与结构主义实在论的融合及其实践论超越》，《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9—126页)，在新先验论的视野中，“科学理论仍是一个语言公理系统，它作为对外部某种实在的言语反映或描述，语言的意义问题还是最为核心的科学认识论问题。在这种理论语境中，将理论要素还原为经验或者先验都无法解释清楚经验(或先验)的根源问题，‘这意味着科学理论的图景还是一个未经解释的形式系统，它通过某种独断式的约定与经验相联系，并由此引起了对解释原则本质的一些误解——并且，包括对科学理论本质和进化的误解’”，也就是说，新先验论对自然主义的评判仍驻足于传统认识论“概念图式和经验内容”的二分模式，语言与实在、经验与理论二分框架依然存在。

(38)Jonathan Tsou,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 Dialogue,Vol.42,No.3,2003,p.590.

(39)Joseph Rouse,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163.

(40)Joseph Rouse,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383.

(41)Michael 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CSLI Publishers,2001,p.55.

(42)Joseph Rouse,Articulating the Wor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p.12.

(43)Joseph Rouse,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6.

(44)Mare Lange,Review Essay on Dynamics of Reason by Michael Friedma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68,No.3,2004,p.703.

(45)David Stump,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Routledge,2015,p.13.

(46)Theodore Arabatzis,Can a Historian of Science Be a Scientific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8,No.3,2000,p.532.

(47)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7.

(48)Theodore Arabatzis,Can a Historian of Science Be a Scientific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8,No.3,2000,p.538.

(49)Paul Hoyningen-Huene,Philosophical Elements in Thomas Kuhn's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ory,History and Foundations of Science,Vol.27,2012,pp.289-290.

(50)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64.

(51)Maarten Van Dyck,Dynamics of Reason and the Kantian Project,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76,No.5,2009,p.693.

(52)Thodoris 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0,No.4,2016,p.370.

(53)Ian Hacking,Historical Ontolog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

(54)Ian Hacking,Historical Ontolog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

(55)鉴于篇幅，更详细的关于结构实在论与构成主义先验论结合的论证可参考拙作《论当代动态先验论与结构主义实在论的融合及其实践论超越》(《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9—126页)。本人认为，结构主义为先验论辩护提供了可靠的实在论基础，他们在科学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然主义与先验论单一维度的超越，这也是实践的实在论的基本内涵。

(56)David McArthur,Theory Change,Structural Realism,and the Relativised a Priori,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2,No.1,2008,p.18.

(57)Herve Barreau,Historical and Transcendental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s, Epistemology and the Social,Vol.196,2008,p.33.

(58)Theodore Arabatzis,Can a Historian of Science Be a Scientific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8,No.3,2000,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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