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拍这事，就这么完了吗

这个6月，“偷拍”话题很热。

与这两个字关联的新闻此起彼伏，几乎所有群体的情绪都被刺激了一遍。热度最大的地铁偷拍事件，在经过数日“反转”与发酵后，早已脱离了最初的是非，演变成一场向各方面疯长獠牙的舆论狂欢。

涉事女子的个人信息被一一扒出曝光后，其就读的四川大学也公开表示，将按程序依规依纪处理。同时，该学生的校外实习也受到影响被取消。

一方面是“被污蔑的与被压抑的”群体愤怒，同时亦有另一拨声音，认为长期以来真正在公共场所偷拍，尤其是偷拍女性私密部位的人，从未得到过与这次女生同等的“待遇”。女性面临的无处不在的被偷拍困境，仍是个被长期弱化的社会问题。

6月11日，四川成都，一年轻女性在乘坐地铁时被对面男子偷拍，男子意识到自己被发现后，并未道歉，只是在要求下淡定地删除了拍到的照片。

6月15日，郑州与河北分别有两所大学几乎同时曝光，男生扮女装潜入女生浴室进行偷拍，最终被抓获。

几乎与“地铁事件”发生的同期，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频道调查小组“BBC之眼”，曝光了一个在日本东京以售卖偷拍视频牟利的团伙。涉事偷拍视频数以千计，每月从中国大陆获得的片源约有30-100部。除了跟踪、偷拍女性私密部位，更有直接触摸、摩擦她们身体的录像。

这些影像被“投稿”到几个非法网站，会员付费下载，多数视频折价人民币6、7元一部，网站创始人已凭这一产业日收入高达5000至10000元人民币。

关于“偷拍”的话题，种种风险与惊险、乌龙与误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只不过，多数都被琐碎繁多的日常、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掩盖过去，更不是每一件都能进入法律流程。

我们对“偷拍”这个概念的道德与法律意识，包括自我保护意识，都有必要借此机会重新梳理、加强。

社交媒体兴起后，人人都可以记录下身边即刻发生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随时举起摄像头的人为追求真相带来了一定的便捷，比如意外发生瞬间的细节，争端的问责，纠纷的追查，等等。

但在大部分日常语境下，“随手拍”往往是一种非利益与恶意为目的的现代习惯。比如乘坐地铁时想告诉朋友，“今天地铁人真多”，于是高举手机拍下一张，所谓“有图有真相”。

这次事件里，大叔手机里被查出来的一张地铁照，据其儿子称，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随手拍的一张地铁图景。

而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里，但凡有清晰人脸入镜，严格来说就属于一种侵权的“偷拍”。如若侵犯，被拍摄者有权要求拍摄者删除影像。

在大部分社交平台上，我们也都能看到对清晰拍下陌生人脸行为的谴责，即便发布者的目的是健康的、非盈利与无侵害性的，比如“今天看见一个帅哥”。

就在地铁事件前不久，国企领导与情人在成都被街拍后曝光一事，法律界人士就认为属于侵犯了路人的肖像隐私权。但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发生成都“街拍门”那样戏剧化的严重后果。无意进入街拍摄影师镜头里的路人，也往往没有追责与控诉的时间和精力。

这么看，“偷拍”二字本身不指犯罪行为，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具有明显的道德色彩。

法律上的“偷拍”，重点在于其目的与情境。未经别人允许去拍摄别人的行为，可能涉及侵犯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属于侵权行为，但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他人不得随意侵犯。凡未经同意对他人擅自进行的摄像、拍照，就属于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而专门针对女性的偷拍，性质又不大一样。

对女性群体的偷拍，最大的法律风险不在于对肖像权的侵犯，因为偷拍者往往都会避开面部，将摄像头对准女性的私密部位，比如裙底、胸部，因此夏天往往是这种偷拍行为发生的高峰期。

其根源自然在于女性在社会文化语境里的“性客体”性。从前些年韩国的“N号房”，到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后，对女性照片进行换脸后造黄谣的侮辱等等，都是历来抹不掉的、将女性作为性幻想与性消费客体的现实情状，这是由社会文化与两性生理结构共同形成的。

既然这一情况短期内无法改变，“偷拍女性私密部位”在法理与立法方面，就更多是以性骚扰而非侵犯隐私纳入考量的。

目前，发生在商场、地铁、火车、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偷拍事件，最常见的惩治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以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比如2020年6月，浙江宁波，一名男子在商业区用黑色手提袋隐藏摄像头对女性进行拍摄，被轨道交通治安警察当场抓获后，就因侵犯他人隐私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

而在2021年9月，湖北工业大学一名新生在学校操场偷拍女生裙底当场被抓获，此事解决方式是：该生与其家长同意自动退学。

一个是得到了行政处罚，另一个更多是社会性处罚。后者更接近于“社会性死亡”的代价，而前者，若非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则极有可能并不违法。

于是来到了这样一个境况：拍没拍、拍没拍女性群体、拍没拍到，各自性质大相径庭。

此外，“以性为目的”的偷拍，甚至可能并不仅是以性为目的，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才是吸引此类行为多年来层出不穷的关键。

互联网的无界限与匿名性，让偷拍者可以将拍摄来的私密照片明码标价售卖，短时间内即可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偷拍的处罚力度，现实中或许构不成有效威慑。

讽刺的是，当BBC曝光的“痴汉”产业链公诸于众后，组织该偷拍产业链的“齐叔”，非但没有恐惧或悔过，甚至还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转发了BBC的调查推文，替自己引流，也像是一种炫耀。

偷拍——或者更准确一些，针对女性的、以性为目的的偷拍，真的如我们本以为是常识的那样，是一种犯罪行为吗？

在不少国家与地区，偷拍、偷录等行为都被作为单独罪名纳入刑罚，比如法国《刑法典》里有“侵犯私人生活罪”规定：“未经本人同意，绘制、录制或传播个人在私人场所的形象”，就要“处1年监禁并处4.5万欧元罚金”。

但依然，这类法律的根本逻辑，是对个人隐私、肖像权的保护。

最先将“偷拍裙底”（upskirting）单独纳入刑法的是英国。早在2003年，英格兰就通过了《2003年性罪行法令》，订立“窥淫罪”来规管偷窥和偷拍行为。

法令规定，未经别人同意，通过设备观察别人的生殖器官、臀部或内衣，且目的是得到性满足或使人受侮辱、惊恐或困扰，可判处最高达不超过两年的监禁。

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性目的”，是“偷拍裙底”和单纯“偷拍”的本质区别。

2019年2月，英国通过了“窥淫癖法（Voyeurism Act）”，正式将偷拍裙底定为性犯罪。如果有人为了“性满足”或造成“羞辱、痛苦或惊慌”，而未经同意对人的衣服之下拍照，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会被登记为性侵犯者，最高面临两年监禁。

2019年4月12日，这一法案正式生效。

中国香港地区几乎同步对偷拍裙底立了法。2019年4月30日，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窥淫及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报告书，建议订立“窥淫罪”等4项刑事罪行，未经同意拍摄裙底最高可监禁5年。

2019年前后，是不少国家与地区立法防止性骚扰为目的的偷拍之高峰时期。2019年11月，德国出台了一项新立法，正式将未经同意偷拍女性裙底及传播此类照片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在这项新法案之前，德国并没有相关法案来惩罚此类行为。女性一旦发现自己被偷拍，最多只能要求偷拍者删除照片，但偷拍者不会受到刑法追究。

虽然加拿大在2005年就已将偷窥偷拍列为犯罪，但影响偷窥罪裁定的条件确认并不容易。

2011年，安大略省一名女校的高中英语老师瑞安·贾维斯被调查出在过去一年时间内，用隐藏在钢笔内的隐形相机对27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女学生进行了秘密拍摄，其中大部分视频都针对女学生的脸部、上半身和胸部。

而在2015年的一审里，贾维斯被认定为无罪，因为检察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拍摄是出于性目的；

二次审判中，法院裁定贾维斯拍摄目的涉性，但称学校到处都有摄像头，因此学生在学校没有“合理的隐私诉求”，所以贾维斯的行为不构成偷窥罪。

经过漫长诉讼，直到2019年，贾维斯偷拍女学生一案才再次被告上最高法院。经过多次庭审，最终被裁定为偷窥罪，并于2019年8月底开始执行6个月监禁。

在新加坡，同样是2019年，为应对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带来的新兴犯罪趋势，新加坡议会通过了《刑法改革法案》。新法案把未经同意观察或记录正处于隐私保护状态下的人，亦或从裙底、领口拍摄女性的行为定为犯罪。

根据这项法案，无论受害人的性别，制作、拥有和传播偷窥录像，都属于犯罪行为，最高刑罚为监禁2至5年，还可能包括鞭刑或罚款。

在人口密度高、生活节奏快的东亚，针对无处不在的偷拍，目前已有的刑法，也鲜能涵盖所有情况。

在韩国，《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的特例法》第14条规定，偷拍与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将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即使非本人摄制，只要未征得被拍者同意，将摄影内容散布、展示或散布，若以盈利为目的，则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7万元）以下罚金。

2020年“N号房”事件发生时，对网络性犯罪嫌犯赵主彬的公开示众，就是根据这部法律。

在日本，不同场所的偷拍需要承担的法律代价不相同。同样是偷拍，如果是在电车上，可能根据由47个都道府县及部分市町村均有制定的《预防骚扰条例》，被惩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以下罚金；

而如果是在厕所偷拍，则可能根据国家制定的《日本轻犯罪法》，仅处以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0元）行政罚款。

但除此之外，早在1962年，日本东京都就颁布了《迷惑防止条例》，明文规定：“在公共场所偷看偷拍他人隐私，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100万日元以下罚金”。

2023年1月，日本兵库县一名49岁男子就因在商场偷拍15岁初中女生裙底，根据违反《迷惑防治条例》而被抓获，警方还在其相机里发现另有多张不同女生裙底照片。而就在被继续调查期间，男子用尖刀刺伤了自己的腹部，并坦言，“我觉得只能以死谢罪”。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生产的手机是不为拍照提供静音选项的。该不成文规定源于一名摄影师的行为。这位名为濑户正人的摄影师，在东京地铁以偷拍的方式制作了一系列“人脸作品”，引发民众不满后“催生”出手机拍照不静音的规定。但这样做的是与非，以及效果如何，也是存在争议的。

技术与法律，是构造与剖解社会环境的两个重要切面，而我们对于文明与尊严的追求，也常常由这两边出发。

有时候我们乐于“看见”，从某些角度来说，环境似乎在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比如敢于直面偷拍式侵权的勇气。

对偷拍是否可以直接入刑的讨论，热度从未消退。比如就在今年，被拍摄私密照片当做赌债抵押的女演员景甜；另一位演员蒋梦婕，多年前在闹市区被人偷拍裙底的视频被当做勒索工具。

好在，两位公众人物都选择了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非所谓为自己的“名声”妥协。这是法制与观念的双重进步。

技术发展以双刃剑的形式介入生活，随着偷拍形式的多样化、隐秘性的提高，总体而言，公众对偷拍的警觉性也有所提高。这次地铁事件里，当事人女生的“草木皆兵”，如非一开始就恶意诬陷，也算是这种群体警觉性与敏感性的冰山一角。

但正如前文所说，当“偷拍”这一行为概念被拆分成许多界限模糊的、溶入每个人生活中的细部，违法的界定就变得更加困难，而女性对于被拍摄的高度敏感和恐惧是不变的。

拍下陌生女性的裙底，即便不是为了自己的“某些需求”，也可以投送到依然如火如荼发展着的地下产业链。即便影像已经不再有“经济价值”，在一些人看来也仍然具有“贞操价值”，可以用来拿去勒索、威胁被拍摄者。

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如何讨论法律的适用性、进步性与完善性，总有一些生存环境依然顽固如初地在我们面前摆着，像空气一样自然、无处不在。

越是细致、严密的法律规则，越能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如此一来，“神经质”“过度敏感”的女性或许会变少，判断是否被偷拍，不再需要靠自己保持百分之两百的警惕，对周围环境草木皆兵。

相对应地，被指控的劣迹在指控者眼中有多严重，公布曝光就应该多慎重，惩戒也自然应当严肃。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汹涌来临，即便你不必担心“偷拍裙底”，仅仅“偷拍”二字带来的法律风险，也足够值得我们每个人附以更高级别的警惕与重视。

比如就在近日，有一款专门为偷拍设计的APP被曝光。无须打开摄像界面，静音且隐秘，拍摄下来的照片甚至不会上传相册，而是另做私密保存。即便被当场“抓获”，也大概率可以清白脱身。

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每一个人有道德的任务，共同作用于真理和一般的法律，在其有限的范围内，每一个人是制定法的守护者和执行者。”每一件公私边界模糊的案例，都是反思、发声和参与的机会。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