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去世引发的争论

补发前几天被删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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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作家倪匡去世了，如大家所见，引发了网络上不小的讨论。

就如同现在很多00后已经不认识金庸一样，作为比金庸的流传度要差一两个层级的作家来说，内地读过倪匡作品的大多是像我一样小时候混迹于五毛一天的租书屋的8090后，再往上和往下的两代人往往对他可能就仅限于听说了。倪匡的代表作卫斯理系列，确实是最适合当年租书屋的类型，册数极多，题材吸引人，阅读门槛低，每本都比较薄，借阅过程中丢失损坏了老板也不是太在乎。

倪匡曾经被很多人捧为华人科幻的代表，实际上， 这是挟当年整个香港文化工业的比较优势得来的“地位”。在刘慈欣爆红之前，在互联网还没广泛普及的时候，大陆科幻文学的受众是很小众的，虽然《科幻世界》杂志1979年就发行了，但整个发行史上最高发行量也不过40万份，要知道，纯文学杂志《收获》，在八十年代发行量都有上百万份的时候，可以说科幻文学的受众在国内长期比主流纯文学还少。

再不然，科幻文学就往往以儿童文学的亲戚身份出现在各种中小学课外阅读的书单中，比如很多人中小学时接触儒勒凡尔纳，就是因为这是教育系统指定的课外读物。国内科幻四大天王之一的王晋康就曾表示：在中国，科幻作品在文学长廊里几乎没有一席之地，我希望文学界把我们'招安'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借由当年全国遍及每个县城，数量庞大的租书屋，卫斯理系列就成了不少人的“科幻启蒙”，这是两岸历史文化的特殊时期造成的现象。长大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阅读量的增长，大部分人再回忆起卫斯理系列，往往会一笑置之，但这确实也算当年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这次倪匡去世，面对媒体中一片缅怀赞颂之声，很多网友指出倪匡早年在大陆犯罪之后逃到香港，后来是个坚定的反共，挺港独份子，其人经历确实如此，当年在大陆的相关经历也是由倪匡在其节目《今夜不设防》中自己讲述的。对于卫斯理系列看的比较全的人应该都清楚倪匡对大陆和共产党的态度。他到香港之后第一个作品《活埋》，也是靠抹黑土改获得市场。在2019年的港独分子暴乱期间，倪匡也仍然站在港独分子那边。这种立场在香港亟待“二次回归”的当下，自然是要被批判清算的。

不过，也是因为厌恶倪匡这种立场和对卫斯理系列的固有印象，网上有不少观点认为倪匡配不上香港“四大才子”这个称号，理由大多是因为卫斯理系列除了三观问题之外 ，文笔粗陋，模式重复，大部分时候悬念都靠外星人解决。

这个认识就有些片面了。显然，单凭卫斯理系列或者倪匡的其他一些小说，他在通俗文学的高度其实赶不上梁羽生和后来的黄易。倪匡对香港文化工业真正重要的贡献是他编写的各种电影剧本，谈香港电影工业早期的发展，是没法把倪匡绕过去的。

除了其自己的作品，如卫斯理，六指琴魔等的影视化改编，倪匡当年给邵氏和其他电影公司写的电影剧本超过三百部，其中很多在塑造早期香港电影工业中的民族叙事观和武侠世界观中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比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精武门》剧本就是出自倪匡，陈真这一角色是倪匡综合多个历史人物形象虚构出来的，并在后来的各种影视片中成为香港民族叙事中的重要形象。

香港武侠电影奠基者张彻的代表作品中，大部分也是由倪匡编剧。如《独臂刀》、《马永贞》、《报仇》、《刺马》、《十三太保》等，70年代后又开始着重写广东传统武术界为主的题材，如张彻的《方世玉与洪熙官》，刘家良的《神打》、《陆阿采与黄飞鸿》、《少林三十六房》等，香港电影中第一个穿清朝官服形象的僵尸片，刘家良的《茅山僵尸拳》，编剧也是倪匡。虽然在80年代香港电影界掀起新浪潮运动后，倪匡逐渐停止剧本写作，但从其剧本类型可以看出，香港电影工业中的几种代表叙事模型——民族英雄打败洋人大力士，邵式功夫片，民俗奇谈，上海滩黑帮争霸等这几种类型中，倪匡都有开创性的位置。

当然，编剧只是电影工业的一环，这些电影撑起的那个港片辉煌年代是所有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客观上说倪匡这种流水线式的高速创作能力确实非常匹配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生产模式。而这种流水线写作方式反应到他的小说上就是卫斯理系列被吐槽的种种毛病。

其实，所谓“四大才子”这种称呼，本来就有些旧中国的遗风。毕竟“才子”是一个太过宽泛的概念，就和所谓“大师”一样，有好事者发明，就有好事者宣传，不光香港媒体，大陆媒体对这种所谓“才子”，“大师”之类的名头也是乐此不彼。

术业有专攻，一个人在专门领域里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地位，在现代社会是可以有比较精准的衡量体系的。如“才子”，“大师”往往免不了忽悠吹捧嫌疑。不过，倪匡和蔡澜在采访中也谦虚表示对四大才子这一概念不认同，觉得把自己和金庸放在一起是沾光。真要说“四大才子”中倪匡，黄霑，蔡澜三人的价值在哪，个人认为是他们都是为当年以电影为核心的香港文化工业的独特气质塑造起到过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去拒斥“四大才子”这样的称呼，但也需要对他们在文化史上的位置有一个客观评价。毕竟，再怎么说，把这几个人叫“才子”，也还是比把高晓松等人叫成“才子”要靠谱。而像高晓松这样的“才子”，在当下仍然太多太多。

像倪匡这种有反共立场的人在香港长期大量存在，既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缩影。从1840年以来，整个中华民族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都在尝试救亡图存的方法。但虽然都在救亡图存的大目标下，但其实各路人马的阶级立场，利益着眼点等等都是不同的。最终是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只有一条全新的道路才能彻底拯救中国，而这条全新的道路既最大程度的维护了旧中国的主体概念和范围，又在本质上与旧中国的太多东西并不兼容。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港台和海外华人圈，既聚集了很多旧中国的精英阶层，也集中保留了旧中国各种封建残余历史毒瘤。倪匡家就很典型，49年后，父母携其弟妹前往香港，他和兄长留在大陆，后来他又叛逃到香港，而他兄长倪亦方在大陆一直工作贡献，成为我国著名的化工专家。这种一个家庭中，两种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体现，正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转换过程中的时代缩影。

在港英统治时代，香港人始终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中上层管理者大都是英国派遣，普通人就没什么参与政治的渠道，反而不像今天，一边各种政治势力群魔乱舞，一边意淫殖民时代香港人地位多高多自由。实际上，香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大盛的影视工业中的民族叙事观，一方面是因为当年很多旧中国的精英把前现代的家国民族观带到了香港，另一方面则是被殖民被压迫者的反抗心态的表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并不富裕，普通人生活水平很差，地位更是不用说。看过王晶的《追龙》的读者都会有所感受。即使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之后，华人本质地位也没有什么改变，无非是有钱人多了，体面人多了，另外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普通香港人当时对大陆享有的比较红利优势。

总之，在当时像倪匡这种一边反共，一边又搞民族叙事的人并不少。先不论其他，毕竟民族叙事在当时占据主流市场，倪匡是一个写字拿钱的生意人，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写什么，这也造就了主观上不管他如何想，客观上确实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局面。

就像我们之前文中提过的，香港回归这二十五年，一国两制这一制度在塑造两地认同上是失败的。二十五年来，香港人对新中国的认同程度不好说增加多少，起码在政治层面上看，在国安法出台之前还是失败的。而这二十五年来，在香港新一代中，传统的民族家国观念也严重淡化了。

香港不少文化名人，早年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言行两面性，一边支持统一，一边反共之类的，本质上就是新中国和旧中国分道扬镳之后，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国际局势等等原因，再想形成一个统一的认同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大陆自身的发展和政治上的强势只是加速这种过程的外部条件，内在矛盾的解决放到今天看也只是一个开始。这几天张学友被逼表态的事件，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这其实就是一种民意自发对当年普遍存在的两面行为矫枉过正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误伤的人，就会引发反感。

其实早在回归之前，张学友就表达过自己的立场。而且就算是别人，像网络舆论对张学友的质问，这显然不是处理类似事情的好办法，只要没有明显的港独立场，就不该逼人自证清白，而是要给立场坚定的人更多的关注和厚待。港独问题和台独问题不一样，香港说到底是已经回归了，不管怎么闹腾，本质上都没有实际操作空间，只是需要同化过程。反而对台湾艺人来说，鉴于两岸现状和当下历史节点，想来大陆挣钱的人要明确表示否定“台独”，“中华民国”等等的立场是必要的。

这事其实也不是网友们能解决的，本质上还是文化宣传部门和对港部门的职能缺失。在香港明星中，像梁家辉，汪明荃这样铁杆挺中的，对比其他积极性一般的艺人，有没有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待遇倾斜，有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宣传部门在统战港台艺人的工作中能不能起到更积极更有效的作用，这些工作显然做的都是很不够的。

大陆目前虽然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商业文化市场，但目前仍是以低质低效的娱乐和流量资本驱动，很多资源的安排就只考虑资本和流量属性，主旋律电影之外，很少有国家层面整合两岸三地资源集中打造优势项目的行为。这两天内地综艺代表浪姐三中，王心凌组修改《星星点灯》歌词的操作则又是内地文娱宣传方面仍然水平低级的又一证明，有版权的情况下不是说不能改，而是改的水平实在不太行。对比当年同是湖南台的《我是歌手》中孙楠和捞仔对《一块红布》的重新演绎，只能说目前内地娱乐确实很多方面都在倒退。

再说回倪匡，就算我们只看他最广为人知的卫斯理系列，其实也不是完全那么一无是处。以当时所处的年代来说，他一些故事中的想法还是有亮点的。首先，卫斯理系列中，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悬念最后就是外星人”，其实题材范围比较广，都市异闻，民国江湖往事，奇人异士，夺宝盗墓都有。像《黄金故事》，个人觉得可以算是比较优秀的中篇民国江湖小说。内地后来也有在这些类型上继续深入的作者，比如那多，题材范围和卫斯理很接近。民国江湖文学出现了天下霸唱这样的集大成者，比如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里面一些设定都有卫斯理系列的影子。

就算是跟外星人有关的，也有些有亮点的作品。他于64年写作的第一部涉及外星人的小说《蓝血人》，还在构想一个很粗糙的土星来客的故事，到66年的《原子空间》中就已经有不小进化。原子空间中，来自2064年一位被派去火星殖民地的宇航员连着飞船因为宇宙振荡穿越回一百年前，发现自己对比一百年前的人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于是起了野心想操纵几个大国实现统治全人类。后来在主角的影响下放弃了野心踏上返回自身时代的旅程。而同时因意外从四百年后穿越来的另一位宇航员则表示，四百年后人类已经没有国家民族的区分，实现了世界大同。随后，主角们又遭遇宇宙震荡和太空漂流，不仅目睹了地球的末日，也见识到了已经进化为纯电波形式生物的永恒星人等。（太久远之前看的了已经想不起来更多情节了）

这些想法就算对于同期美国黄金科幻时代的作品来说，也还是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只不过篇幅和文笔所限，远达不到成为名著的标准。后来的《头发》，《眼睛》，也都是在关于外星人的想法上值得一读的作品。

当时美国的软科幻巨头们普遍有两个问题，一是喜欢在科幻尺度上重复历史，比如《基地》系列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二是有严重的宗教情节 ，比如《沙丘》和《海伯利安》。说实话，这些历史和宗教要素对非欧洲文化中心的科幻读者们来说，是没多大价值的。

卫斯理六七十年代涉及外星人的作品往往是几个主题，人类文明从哪来，人类和外星人怎么相处，人类的结局等等。虽然设想上经常比较幼稚，但起码“四百年后已经天下大同”比起“银河帝国存在十几万年”，“在外星搞殖民和军国主义”这种设定更符合我们的思维。当然，倪匡后期作品水平确实下降明显。文字方面来说，他确实就是当时合格的文字商人，而不是那种有精益求精追求的文学创作者。

正所谓文化宣传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去占领。“卫斯理”当年的走红也是我国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映照。实际上，科幻文学作为于社会和科技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一种文学形式，连带着发展出来的科幻影视，其实可以代表一个大国的精神面貌，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科幻文学都非常发达。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就像王晋康说的那样，主流文学中长期没有科幻文学的一席之地，至于当年主流文学圈在搞什么，我们当然都知道，各种粗浅模仿西方的“先锋文学”，然后就是“伤痕文学”，“苦难文学”之流，再不就是各种妖魔化的东方主义，伪民族民俗史，伪批判现实主义等等。如果说当年这些作品的存在也是历史进程的必要一环，那么多年前就该多抬头看看天空了。

别说当年，直到现在，主流的文学圈和批评圈也好，各种赛博“西马后现代精神分析文化批评者”也好，对于刘慈欣作品，或者整个科幻文学极尽贬谪能事的也大有人在。不外乎科幻作者文笔不行，不懂人性，科幻小说在哲学和社会学面前苍白无力等等陈词滥调，这里就不展开列举了。

实际上，科幻小说的最大价值，就是能自然的给人们提供一个在思维领域展开社会实验的不同“范式”存在，而这往往是被大部分基于时代本身进行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所排斥的。比如，关于LGBT的社会学研究中，关注的只是性别权力观念的解构和重构，他们并不会考虑种种问题对人类社会长远未来有什么影响，往往拒斥“宏大叙事”对这种“进步事业”的话语遮蔽。但一个阅读量合作的科幻迷，代入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去思考当下的种种理论，很自然的就会发现各种问题。

刘慈欣曾经发表过一篇演讲叫《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认为主流文学过于“自恋”，这里仅复制最后两段：

文学正在走向更深的自恋，宏大叙事正在消失，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自然淡出视线，甚至连对人与人的关系也渐渐不耐烦，只剩下自个儿与自个儿的关系，只剩下个体的喃喃自语。同时，抛弃了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却抱怨自己被前者抛弃。

作为一个科幻迷和文学上的外行，真的无意指责什么，还是那句话:人类和文学都有自恋的权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是想：在内向的、宅的文学存在的同时，能不能并存一个外向的、反映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文学？能不能用文学去接触一些比人性更宏大的东西？

其实不止文学，当下哲学，社会学，各种文化产品，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很多东西不是也有这种倾向么？不是说我们要排斥这些东西，但起码科幻在我国长期被轻视是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必须引领变革世界和实现自我变革的国家，仍然是需要更多科幻层面的视野。

“才子”也好，影视文化的繁荣也好，属于香港的那个时代终究是过去了，香港也终究是开始了“二次回归”的进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下，这一段历史中种种错综复杂的脉络和人物，对于香港那段文化辉煌史，该肯定的和该批判的，最终都将得到客观清晰的评价。

只是当下，属于中国整体的文化繁荣时代，还没有彻底的到来，我们仍在积蓄爆发的前夜。而且还时不时在一些领域反复拉锯和开倒车。倪匡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科幻的成就，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刘慈欣。

相信中国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文化工作者们，终究会彻底整合和发扬我们优秀深厚的文化资源，并开拓出新的文化想象力和体系，不再迎合他者的想象和肯定，做好自己的事情，讲好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