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季，大学志愿填报等相关话题持续引发关注。“考研名师”张雪峰的直播内容引发的争议已持续几日，网友认为张雪峰关于选专业的建议，仅从就业回报率、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忽略了学生的兴趣与志向，也会导致选择进入单行道，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路上竞争的局面。
报志愿有很多策略、门道，抛去那些技术性、技巧性策略，最该重视的要素是什么？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教授在首届“大学-中学圆桌论坛”中，曾指出大学和中学的关系，应该从培养人才的层面上来看待，应该更多关注学生道德培养，而不只是人才创新培养。
现在大学和中学的关系更像是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好学生供不应求，各大名校为了招到高考状元争得斯文扫地。而大多数学生进入大学，只是想掌握就业的技术，缺乏科学兴趣。这是几乎所有的教授，包括理工科教授普遍的忧心所在。甘教授认为，教育没有捷径。“我们以怎样的人格理想引导学生，就会有什么层次的学生出现。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进入一流的学校也只能是表面的成功。”
道德成长与“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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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日
甘阳，清华大学新雅讲席教授，新雅书院院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创院院长，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创院总监。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秘书长。
首先，特别感谢北大教务部和北大教育学院主办这样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会议：大学和中学的对话。大学与中学的关系历来密切，但我们现在感觉，近来的大学和中学关系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关系，或者成了单纯的市场供需关系。虽然不得不承认这种关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大学和中学首先有超越功利主义和市场供需的关系，应该首先是共同关心学生教育成长或“育人”的关系。我想这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借今天的机会，我想提个人对会议的几点期待。第一，我希望我们的会议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学生的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而不是一味只关心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现在的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基本是智力的培养，而且智力培养确实可以提前，例如少年班，但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则是全身心培养和教育，与人的身体成长，心理和生理成长都有关系，不可能拔苗助长。中学与大学的关系正与此有关，亦即它们对应学生不同年龄的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我们现在更多看到的是最好的中学似乎都想提前进行大学阶段的智力教育，但却很少看到对学生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的思考。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一向都不大喜欢用道德教育这个词，这当然不表示我们不重视道德教育，而是我们担心这个意思被扭曲。我这里用的“道德教育”概念，是百多年前涂尔干在其著名的“道德教育”理论中提出的：教育的本质就是道德教育，因为任何一个共同体，总是以共同体对最高道德理想人格的理解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培养共同体的未来公民。例如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教育的最高道德理想是培养“君子”。百年前梁启超著名的清华讲演“论君子”，仍然将“君子”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最高道德教育目标，并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概括君子教育的道德理想，由此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延用至今。我们今天不能不问：今天我们是以什么样的道德人格及道德理想来教育培养学生？我个人怀疑，今天从家庭教育到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所灌输的理想人格很可能是所谓“社会成功人士”。我们是以社会成功人士作为学生的理想人格的模板。以社会成功人士作为模板的道德教育往往伴随虚假的道德现象。例如今天中国很多“聪明的家长”都知道，如果你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名校，最好花一二十万先把孩子送到肯尼亚待上三五天，最重要的是拍一堆和黑人小孩在一起的照片，然后申请名校时把这些照片附进自己的履历，表明你已有过道德关怀他人的行为与经历。这不是道德成长，也不是道德教育，而是地地道道的“成功学道德作假”。这种全球性的成功学道德作假风气恰恰使得真正的道德教育更困难。我认为这是今天非常值得重视和讨论的问题。第二，和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连，正因为实际很不注重学生的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实际缺乏以最高的道德人格理想作为教育的目标，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很高的兴趣与志向。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我们很可能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大科学家。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具体的调查成果，例如几年前有一个对首都高校大学生的大规模调查，问他们进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将近95%的学生认为，进大学的目的就是掌握未来商场或职场的技术。也就是说，95%的中国学生把大学当做职业培训所（在美国大概是60%）。还有一个对国内几百个大学理工科教师的调查，几乎所有这些理工科老师普遍认为理工科本科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生缺乏科学兴趣，所以学习都很被动。这两个调查反映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正因为大部分学生的兴趣主要是职场兴趣和职业兴趣，当然也就缺乏科学兴趣。我们很多人和媒体天天提“钱学森之问”，但很多回答完全似是而非。其实“钱学森之问”的直接答案非常简单：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想做科学家了，或者反过来说，越来越多聪明的小孩不想做科学家！很多学生和家长会认为成为科学家的道路风险系数太大，成本太大，不划算。我们大学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和教授愿意承认大学就是职业培训所，但实际上，我们的大学差不多95%是职业培训所的功能，不是梅贻琦校长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高等教育圣殿。我以为，这是我们实际非常忽视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的直接后果，导致学生缺乏较高的理想和追求。
梅贻琦（1889－1962）
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我们大家都知道，近年来高考名列前茅者，大多第一志愿都是要申请商学院经管学院，他们进大学没有“研究高深学问”的志向和志趣，而只是想学点“经商教育”成为社会成功人士而已。在美国，大学本科根本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这类学院，必须本科四年结束后才能申请这类所谓实务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 这是对大学本科教育有深刻认识的大学本科教育设置，亦即本科四年应当尽可能让学生不那么直接功利地去学习，本科教育目的是全身心教育，不是干“经商教育”的！即使你抱着想挣钱的功利性目的进大学，但至少本科四年时间你必须首先接受通识教育，在四年的非商业非实用教育过程中，一个原先志向不高的学生也可能受到道德激励而成为一个有较高追求的人。同时，只有在本科四年各方面学习都比较全面发展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商学院法学院。这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本科教育比较少受商业的直接影响，不是“经商教育”，另一方面能相对保证今后进入商学院法学院的学生已经受过比较全面的教育。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经商教育”实际弥漫全校，不是商学院的学生也纷纷读“经管双学位”，这种“一心向商”或“一心向钱”，而不是“一心向学”的大学，怎么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第三，由于最近正好是世界杯，这让我想到，我们的教育领域，基础教育也好，高等教育也好，都要吸取国家足球队的教训，要避免“国足化”现象。什么意思呢？国家足球队这一二十年天天都在学习外国，今天学德国队，明天学法国法国队，明年大概要学冰岛队了，这种“天天学习外国”的结果就是国足从原先亚洲一流变成了亚洲三流。我们在教育方面也有这种危险，大家天天听到各种所谓外国教育模式，一会儿芬兰模式、一会儿荷兰模式，一会儿硅谷模式什么的，总之每天都在谈论很多新的似乎是比中国好得多的教育模式。我们当然需要学习一切好的经验和榜样，但不能像没头苍蝇那样根本没有自己的头脑。盲目大谈和引进各种表面光鲜的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很可能只不过是更成功的成功人士培养模式而已。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忽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成长，导致了人的志向志趣的低下，如果不从这个根上着手，成天没头苍蝇般飞来飞去学外国，最后只能导致教育的“国足化”。我历来认为，教育其实只有一条规律：教育无捷径。教育是老老实实的工作，以老实的老师去培养学生养成做人学习都老老实实的心态和习惯，这是教育之本。现在很多花里胡哨谈教育的似乎都在暗示教育是有捷径的，这不是一种老实的态度。如果我们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中小学教育都高度重视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如果老师和学生都能把培养高深的志向和志趣放在首位，这样他们进入大学就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离开了这个根本去讨论教育问题，很可能越讨论越偏，讨论创新人才的结果不过是所谓社会成功人才而已，仍然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总之，我们今天到底以什么样的人格理想和理想人格来引导学生，引导学生自己追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教育的全部问题是在追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多高就有可能成为多高。如果你一开始的追求就很低很low即使进了清华北大也仍然只能很低很low，成不了什么人才。
题图：甘阳教授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的照片（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