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理·芒格
现年99岁的查理·芒格，福布斯估算其身家为24亿美元（2023年6月1日），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副董事长——该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是著名的沃伦·巴菲特。为人低调的芒格不仅仅是巴菲特的左膀右臂，也被誉为股神的“幕后智囊”、“伟大启蒙者”。巴菲特称，“只有一个合作伙伴在每个方面都符合我的要求——查理。”1924年，查理·芒格出生在一个律政世家——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祖父是一名地方法院法官和州代表。他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数学，但在19岁生日后退学入伍，成为了一名二等兵。因为在军队里的考试成绩优异，被派往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气象学。
▲ 芒格（左）与巴菲特。退役后，芒格在数所大学学习了多门高级课程，但当他申请父亲的母校哈佛法学院时，招生主任以没有大学毕业文凭为由拒绝，但后因家族关系被录取。在法学院里，芒格的学业表现优异，1948年，24岁的他以优等生荣誉毕业，获得了哈佛法学博士学位。芒格用自己的人生履历证明——跨学科技能才是成功的关键！在1948届哈佛法学院毕业生50周年聚会上，芒格就以此为题演讲。在他看来，重大问题往往牵涉到很多学科，用单一学科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愚蠢且疯狂的！
今天，我想效仿苏格拉底，来玩一次自问自答的游戏。我将提出五个问题。并简单回答它们:3.对于大部分软科学而言，什么样的跨学科教育才是可行的、最好的?4.过去50年来，精英学府在提供最好的跨学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
▲ 《苏格拉底之死》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是否广大专业人士都需要更多的跨学科技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跨学科知识是否有助于提高专业认识。而为了找到治疗糟糕认知的良方，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它的起因是什么。
萧伯纳笔下有个人物曾经这么解释专业的缺陷：“说到底，每个职业都是内行对外行的共谋。”早年的情况证明萧伯纳的诊断是千真万确的。但萧伯纳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专业人士出于自私而故意使坏。但更重要的是，各种相互交织的潜意识心理倾向也对专业人士的行为造成频繁、可怕的影响，其中最容易引起麻烦的两种是：
▲ 萧伯纳1.激励机制造成的偏见，拥有这种天生的认知偏见的专业人士会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就是对客户和整个文明社会有利的；2.铁锤人倾向，这个名称来自那句谚语：“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每个问题都非常像一颗钉子。”治疗“铁锤人倾向”的良方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拥有许多跨学科技能，那么根据定义，他就拥有了许多工具，因此能够尽可能少犯“铁锤人倾向”引起的认知错误。此外当他所拥有的跨学科知识足够多，他就能从实用心理学中汲取到，在一生中他必须与自己和其他人身上那两种我上面提到的倾向作斗争，那么他就在通往普世智慧的道路上迈出了有建设性的一步。如果A是狭隘的专业教条，而B则是来自其他学科的超级有用的概念，那么很明显，同时拥有A和B的专业人士，通常比只掌握A的可怜虫优秀得多。不然呢？因而，人们不去获取更多B的理性理由只有一个：既然他已掌握了A，生活中又有许多其他紧要事，那么去获取更多B是不实际的。后面我将会证明，至少对大多数有天分的人来说，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教育提供了足够的跨学科知识吗?）很容易回答，我不想为它花费太多时间。我们的教育太过局限在一个学科里面。但是，重大问题往往牵涉到许多学科。相应地，用单一学科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很神经、很疯狂的。但在当前的专业实践中，这种行为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更糟糕的是，多年以来，人们认为各种软科学——就是一切没有像生物学那么基础的学科——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早在我们年轻时，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情况就已经很严重，有些杰出的教授为此感到非常震惊。例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很早就对此敲响了警钟，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各个学科之间的割裂是非常有害的”。自那以后，许多精英教育机构越来越认可怀特海的观点，它们着力于改善这种学科隔离的状况，引进了跨学科教育。当今的高等学府提供的跨学科教育比我们上学的时候多，这么做显然是正确的。自然而然，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要达到什么目标？对于大部分软科学而言，什么样的跨学科教育才是可行的、最好的？这个问题呢，也很容易回答。我们只需要检验一下最成功的专业教育，找出里面有哪些重要元素，然后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方法。至于最佳的专业教育模型，我们不能去没有竞争压力的教育学院之类的学校找，因为它们深受上面提到两种负面心理倾向和其他不良风气的影响，我们应该到那些对教育质量要求最严格、对教育结果的检查最严密的地方去找。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合乎逻辑的地方：大获成功并在今天已成为必修课的飞行员训练。跟其他行业相同，在飞行行业，“铁锤人倾向”的糟糕效应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我们不希望一个飞行员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把它当做危险X，因为他脑里只有一个危险X模型。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我们对飞行员的训练，是依照一个严格的六要素系统进行的。这六种要素包括：1.要教给他足够全面的知识，让他能够熟练地掌握飞行中用得到的一切知识。2.把这些知识统统教给他，不仅是为了让他能够通过一两次考试，而是为了让他能够熟练地应用这些知识，甚至能够同时处理两三种相互交织的复杂的危险情况。3.就像任何一个优秀的代数学家，他要学会有时候采用正向思维，有时候采用逆向思维，这样他就能够明白什么时候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他想要的那些事情上，而什么时候放在他想要避免的那些情况上。4.他必须接受各门学科的训练，力求把他未来因为错误操作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操作步骤必须得到最严格的训练，达到最高的掌握水平。6.在接受最初的训练之后，他必须常规性地保持对这些知识的掌握：经常使用飞行模拟器，以免那些应付罕见重要问题的知识因为长期不用而生疏。这个显然正确的六要素系统对高风险的专业教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人类头脑的结构决定了我们需要这样的系统。因此，培养人们具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的教育也必须具备这些要素，而且必须大大增加这六个要素所涵盖的内容。不然呢？因而下面的道理是不证自明的：如果我们的精英教育想最好地把优秀学生培养成优秀人才，就必须让学生学习大量的跨学科知识，持久地掌握能够应用自如的所有必要技能，拥有根据实际情况综合熟练使用各种知识的能力，以及证明代数问题用到的那些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的技巧，再加上核对“检查清单”的终身习惯。
若要获取全面的普世智慧，没有别的办法，更没有捷径。这个任务涵盖的知识面特别广，乍看之下令人望而生畏，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仔细想想，其实它没有那么难，前提是我们考虑到了下面三个因素：首先，“所有必要技能”这个概念让我们明白，我们无需让每个人都像拉普拉斯那样精通天体力学，也无需让每个人都精通其他各门学科。事实上只要让每个人掌握每个学科中真正的大道理就够了。这些大道理并不算多，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复杂，只要拥有足够的天赋和时间，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有一种跨学科知识。其次，在精英教育中，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天赋和时间。毕竟，我们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而平均而言，我们的老师更是比学生优秀。我们有差不多年的时间可以用来把12岁的聪明学生打造成优秀的职业人士。第三，逆向思考和使用“检查清单”是很容易学到的——无论是在飞行时还是在生活中。此外，掌握跨学科技能确实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当代也有许多本杰明·富兰克林式的人物，他们（1）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比现在大量优秀的年轻人少，却获得了巨大的跨学科综合能力，（2）从而使得他们在本专业的表现更加出色，而非更加糟糕，尽管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分心去学本专业以外的知识。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教师、学生和时间，还有许多成功的跨学科大师作为楷模，却仍然未能将“铁锤人倾向”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这说明如果我们安于现状，或者害怕改变，不努力去争取，你就无法大赢。这向我们提出了第四个问题：自从我们毕业以后，精英学府在提供最好的跨学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答案是它们作了许多努力，改变教学方向，提供更多的跨学科教育。在犯了不少错误之后，现在整体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整体情况尚未令人满意，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例如软科学界逐渐发现，如果几个来自不同学科的教授合作研究，或者一个教授曾经取得几个学科的学位，那么做出的研究成果会更好。但是另外一种做法的效果通常是最好的，那就是补充法，或者“拿来主义”法，这种方法鼓励各个学科无论看中其他学科什么知识，只管拿过来用。
▲ 鲁迅先生看“拿来主义”，认为“我们要拿来……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不管怎么说，只要多多实行“拿来主义”，许多软科学学科就能减少“铁锤人倾向”引起的错误。例如，法学院吸取了大量有用的经济学知识，甚至用博弈论来更好地理解经济竞争的原理，从而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反垄断法。经济学则吸取了生物学的“公用品悲剧”教训，正确地找到一只“无形的脚”，让它与亚当·斯密那只“无形的手”并存。现在甚至还出现了“行为经济学”，这门分支学科明智地向心理学寻求帮助。
▲ 1968年，生态学家Garrett Hardin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讨论公用品悲剧的著名文章。然而，像“拿来主义”这样极其随意的做法给软科学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百分百令人满意的。实际上，它造成了一些糟糕的后果。比如说（1）有些文学系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2）许多地方引进了极端的左翼或右翼意识形态，而对于拥有这些意识形态的人来说，重新获得客观的研究态度比重新获得童贞之身还要难；（3）许多法学院和商学院采用了生搬硬套的有效市场理论，这些理论是一些研究公司理财的伪专家提出的。此外，就算“拿来主义”能够避免这些神经病做法，它仍然具有一些严重的缺点。例如，软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时，通常没有指出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有时候还给它们取了新名字，根本没搞清楚这些借鉴而来的概念的重要程度。这种做法（1）特别像一种糟糕的文档归类方法，肯定会影响这些被借鉴概念的综合理解和成功应用；（2）使软科学领域无法出现像莱纳斯·鲍林系统地利用物理学来改进化学研究那样的成果。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存在。
▲ Linus Pauling 是史上唯一一位两次独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这向我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精英软科学领域，有哪些做法可以促进我们优化学科的进程？答案同样很简单：第一，更多的课程应该是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这就意味着那些决定哪门课必修的人必须熟练地掌握大量的跨学科知识。无论要培养的是未来的跨领域问题解决者，还是未来的飞行员，这个论断都是成立的。例如，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必须掌握心理学和会计学。然而，许多精英学府，即使到今天，也没有这样的要求。那些制定培养计划的人往往知识面太窄，无法理解哪些课是必须的，也没有能力纠正不足之处。第二，学生应该有更多用跨学科的知识解决问题的实践机会，包括一些像驾驶飞行模拟器那样的机会，以免掌握的技能由于长期不用而遗忘。巧合的是，现在许多精英私立学校早在七年级的科学课中就使用了这种跨学科教育模式，然而许多研究生院却依然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三，大多数软科学专业学院应该更多地使用最好的商业刊物，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福布斯》、《财富》等等。这些优秀的刊物可以承担飞行模拟器的功能：它们报道的那些事件往往有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可以让学生试着用各个学科的知识来加以分析。而且这些刊物有时候能够让学生学到新的成因模式，而不仅仅是复习原有的知识。如果学生想要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判断力，那么在校期间就实践他毕业后要终生从事的工作，是非常有道理的做法。在商业界，我认识的那些判断能力非常强的人，他们也都用这些刊物来维持他们的智慧。学术界有什么理由例外呢？跨学科知识的合理组织模式应该是这样的：（1）必须完全弄清楚所有知识的原始出处；（2）必须把更基本的解释放在第一位。
这个道理太过简单，似乎没有什么用，但在商界和科学界，有条往往非常有用的古老守则，它分两步：（1）找到一个简单的、基本的道理；（2）非常严格地按照这个道理去行事。
▲ 芒格我来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时受过的教育非常少，只有散漫的工作习惯，没有任何学位。招生主任反对我入学，但在我家的世交的干预下，我还是被录取了。我在高中上过一门愚蠢的生物课，极其粗糙地学习了明显不完整的进化论，学会了解剖草履虫和青蛙，此外还掌握了一个后来销声匿迹的荒唐概念：“原生质”。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上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商学课程。但我很早就学过基本物理学和数学，我花了很多精力，掌握了硬科学的基本治学精神与方法，我用这种方法去学习各种软科学，增加我的跨学科普世智慧。因而我的生活无意间成了一种教育实验：一个很好地掌握了自己专业的人在非常广阔的学术领域试验这种基本治学精神与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利用非正式的教育来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我的学习意愿并不算非常强烈，但在这种基本治学精神与方法的指引之下，我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远远超乎我原本的意料，我获得了大量最初想都没想到的好处。今天我不打算再多讲了。虽然我说的一切并无新意，许多理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早就说过了，但我批评的这些坏现象在全美国的顶尖学府中仍然非常普遍，在这些高等学府的软科学院系，几乎每个教授都养成了单学科的思维习惯，即使在他自己学院的马路对面就有一种更好的思维模型。在我看来这种荒唐的现象意味着软科学院系的激励机制是很成问题的，错误的激励机制是主要原因。正如约翰逊博士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如果真理和一个人的利益背道而驰，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接受真理。如果这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激励机制引起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因为激励机制是可以被改变的。今天我不惜以我自己的生活作为例子，我想要证明的是，软科学教育机构现在这样顽固地容忍单学科的狭隘，不但是毫无必要的，而且也是没有好处的。如果让我来解决的话，我认为约翰逊博士的方法是可行的。请别忘了约翰逊博士描绘学术界那种由于懒惰而无知的状况时所用的字眼。在约翰逊博士看来，这种行为是“背叛”。如果责任不能驱使人们去改善这种情况，还可以考虑利益。只要法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愿意采用一种更为跨学科的方法去解决许多问题，不管是常见的问题还是罕见的问题，它们就会像查理·芒格那样，得到巨大的世俗回报。它们不但能够取得更多成就，还将获得更多乐趣。我推荐的这种精神境界是非常快乐的，没有人愿意从那里离开。离开就像切断自己的双手。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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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理·芒格，摘自《穷查理宝典》。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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