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看了电影《消失的她》，里边有太多的情节，在真实案件中也发生过——比如著名的泰国杀妻骗保案。当时我有个女性朋友说，正是因为其中有“真”的部分，才会让人更加感到恐惧。“原来最亲密的人时刻准备杀死你这件事，是真有可能发生的。”而我翻阅完类似的真实案例，确实有不少，让我感受到了她所说的这种恐惧。有个男人的妻子死于车祸，不久前，他购买了两份价值8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妻子临死前，仍然在呼唤着自己最重要的人，或许她觉得对方会来拯救自己。直到2004年，记者调查后才发现，“杀妻骗保”仅仅是这个女人经历的众多恐怖事件之一。她被所谓的“丈夫”操控了整整16年，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解脱方法——1990年，潮湿的春天，一个名叫托尼亚的脱衣舞女郎去世了。
她死前遭遇了一场车祸。
奇怪的是，车祸并未给她造成太多损伤。反倒是她身上——布满老旧的抓痕和瘀伤。
她胸前有一道骇人的抓痕，像和人发生过打斗。同事曾在换衣服时看到过，她整个背部都是淤青。而她解释，自己只是滑倒了。
在她住院期间，她的丈夫在病房门上贴了一张纸，写着“禁止探视”。几个月前，他还为妻子购买了总价值8万块的两份保险，受益人是他自己。
这个脱衣舞女郎的死，不像是车祸那么简单。
但在当年，她的死亡只被当作肇事逃逸。案件虽然有疑点，但她没有亲人，也没太多朋友，身份也是再底层不过的脱衣舞女郎。
她将很快被遗忘，人们的生活照常继续。
直到2004年，一位记者将她的故事写作、出版。这本书迅速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流传开来。
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女孩短短20年的人生，竟遭遇了如此漫长、痛苦，甚至她自己都习以为常的折磨。
仅仅几个月，这位记者的网站就有超过2万的点击量，读者甚至来自遥远的英国、意大利——感慨她不幸遭遇的同时，也想尽办法为她的案件提供线索。
此时，距离她的死亡，已经过去了14年。
这14年里，没人知道她真实的过往，也没人在意。就像曾为她办案的警察说的，“她被困在邪恶的深渊，长久地被遗忘。”
1990年4月，托尼亚在一条高速路边被发现。
她倒在路边的水沟里，面部朝下，附近散落的东西包括一条面包、两盒牛奶，和一只蓝色的高跟鞋。
不难判断，她刚刚经历一场车祸。在警方推定的撞击点前后，各有40英尺的刹车痕迹。
现场还有一根损坏的无线电天线、一个挡风玻璃雨刷，和红色的油漆碎片，极有可能来自肇事车辆。
被送医时，托尼亚的四肢还在抽搐，嘴里似乎呢喃着，“爸爸，爸爸。”
五天以后，她被宣告死亡。
没有人相信她死于车祸。医院检查发现，托尼亚全身上下，由车祸造成的伤只有三处，没有骨折，没有严重皮肤擦伤，也没有明显出血，这在车祸中很罕见。
更奇怪的是，她身上有许多细小的抓痕和老旧的瘀伤，后脑的损伤格外严重——这也是尸检报告中填写的死亡原因，“闭合性脑损伤”。
在死亡方式一栏，验尸官选了：凶杀。
托尼亚并不是孤身一人。她有一个看起来比她大了不少的丈夫，克拉伦斯，和一个两岁的儿子，迈克。
但当她被宣布死亡时，除了两个护士和一个医生，没有人陪在她身边。
那天上午，她的丈夫克拉伦斯得知了妻子的死讯，他的反应不是悲伤、错愕。相反，他立即下令捐献妻子的器官，然后火化她的尸体，没有葬礼，没有任何告别仪式。
最终，是脱衣舞俱乐部的同事们，凑钱帮托尼亚举办了葬礼。
“你要为葬礼买单？”
克拉伦斯起初拒绝，但他最后还是让步了，唯一的要求是，葬礼上不能打开棺材。
托尼亚的葬礼在一个花园教堂里举行。
红色和白色的康乃馨或玫瑰，将木制的棺材围满，鲜花来自脱衣舞俱乐部的朋友或同事。
他们坐在教堂右侧的长凳上。到场的人包括，脱衣舞女郎，妓女，舞场的保镖们，还有托尼亚的老顾客们，比如雷博士，一个曾用钱给托尼亚“洗澡”的小个子男人。
而左侧留给家属的席位，空空荡荡。
丈夫克拉伦斯到达教堂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了。
他戴着墨镜，穿着蓝色西装，咆哮着走进教堂。稀疏的头发被扎成一个短马尾，还染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酒红色。头发还是湿的，刺眼的酒红顺着脖子，一路向下淌。
“她的秘密永远不会被揭露，”克拉伦斯站在棺材前，手臂挥舞着，“埋葬她，让一切顺其自然，听到了吗！”
他成功激怒了所有人。但他身旁跟着两个西装革履的壮汉，其中一个还把藏在外套下的枪露了出来。没有人敢真的反抗。
葬礼结束后，克拉伦斯在棺材上放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一个大约3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怀抱着一个5岁左右、面无表情的小女孩。他们看起来像一对父女，但没有人知道照片里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所有人坚信，这名脱衣舞女郎的死，和她的丈夫脱不开干系。
在她住院时，她的丈夫曾问医生要来纸、笔和胶带，在她病房门前贴了一块“禁止探视”的牌子。任何人试图来探视，都会激起他的怒火。
同事们能感受到，他试图控制着托尼亚的一举一动。
他每天开车送她去脱衣舞俱乐部，深夜再去接她。夜晚，几乎每个小时都会给俱乐部打电话，监视她的行踪。
最让大家不安的，是他要求托尼亚每晚至少赚200美元回家。
同事们曾想帮她弥补差额，但她通常拒绝。她会顺从地把每一分钱交给丈夫，然后承受他的怒火。第二天上班时，身上总是带着新的瘀伤。
“没关系，真的，别担心。”托尼亚总是很平静。
只有一次，平静差点被打破。
俱乐部的保镖注意到了她身上的瘀伤，替她打抱不平，当他试图去找克拉伦斯对质时，托尼亚的平静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他说，“需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家伙。”
“他会杀了你的！”这位脱衣舞女郎尖叫道，“他到处都有关系，你不明白，别管了。”
没有人明白托尼亚的不对劲来自哪里，只是大家都确信，克拉伦斯一定有问题。
就在这位脱衣舞女郎去世前几个月，克拉伦斯刚刚购买了两份人寿保险，保单都还是崭新的，合计八万美元，受益人是克拉伦斯。
克拉伦斯告诉保险店员，他不敢相信这么快就会打来电话，“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葬礼几小时后，便打电话咨询如何获得保险金。
脱衣舞俱乐部的同事们，想帮托尼亚查个水落石出。至少该告诉她的家人她的死讯。他们根据托尼亚入职时提供的姓氏和家乡，寻求电话接线员的帮助，查到了好几个号码。
20分钟后，一个女人接起电话。
“你认识托尼亚·道恩·塔德洛克吗？”
“是的。”电话那头的女人说，“我是她的母亲。”
短暂的停顿出现，开口有些艰难，特别是告诉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已经死了。
“女士，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托尼亚去世了，死于一场车祸。”
“......或者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女儿已经去世20年了。她在18个月大时死于肺炎，埋葬在我附近的墓地里，”女人说，“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托尼亚·道恩·塔德洛克。”
这通电话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托尼亚不是托尼亚，那她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妻子死亡后的保险金，克拉伦斯正在为保险店员提供第三个社保号码。
“先生，这个号码好像出了点问题。”
“我给你的号码是多少？”克拉伦斯说，“我今天刚埋葬了我的妻子，希望你能理解。”他表示弄混了自己的号码，又给了第三个九位数的社保号码。
足足五分钟过去，保险店员才回复他，“一切顺利进行。”
他察觉到，店员的声音发生了轻微的变化。
挂断电话以后，克拉伦斯迅速收拾行李，发动车子，离开这座城市，一路向东。
他知道，他提供的第三个社保号码，不属于克拉伦斯，而是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男人。
他也知道，当保险店员查询到弗洛伊德的身份信息时，肯定会注意到，他是一个有近20次犯罪记录的逃犯——至今仍因违反假释条例和绑架未遂在逃。
警方继续调查托尼亚的死因。即便他们知道，弗洛伊德有对妻子施暴的历史，并且有杀人动机——八万美元的保险单，但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
事故现场的油漆碎片表明，撞倒托尼亚的车是红色的，而弗洛伊德的车是蓝色的。
线索在此处断了。关于托尼亚是谁，她到底因何而死，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直到四年以后，案子才有了新的进展。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弗洛伊德绑架了他和托尼亚的孩子，迈克。
在托尼亚去世的四年里，弗洛伊德逃亡又被捕，即便他不断向法庭申请探视权和抚养权。但他显然不具备抚养一个两岁孩子的能力。
福利机构把迈克送到了一个寄养家庭。
迈克待在寄养家庭的前五天，简直像一场灾难。他每天都哭，发出咆哮的声音，不说话，也不睡觉，不停地用头撞地板。
到第六天，他不哭也不尖叫了，他还是不说话，但开始注意屋子里的其他孩子，他还看了会儿电视上的卡通片。
毫无疑问，迈克是个问题儿童。
两岁了，他还穿尿布，没有自己上过厕所，也不喝牛奶，他第一次来寄养家庭时，瓶子里装着一半的水，一半的百事可乐。
照顾迈克需要无限的耐心，但他的养父母做到了，来到新家三个月时，迈克终于学会不用大哭来表达情绪，四岁时，他终于学会了上厕所。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语不是对托尼亚，而是对养母说的。迈克说，“妈妈”。几天以后，他学会了叫“爸爸”。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在争取抚养权。
他用八万美元的保险金聘请了律师，律师出示了一份证明，证明弗洛伊德完成了家长培训课程，还出示了弗洛伊德和托尼亚的结婚证书，证明两人在1989年结婚。
按照要求，弗洛伊德每月为迈克支付150美元的抚养费。
法官要求弗洛伊德和迈克做亲子鉴定。
但问题也由此显现：鉴定结果显示，弗洛伊德不是迈克的亲生父亲。
随后，法庭终止了弗洛伊德的探视权，他还被勒令停止支付迈克的抚养费。
1994年，这位脱衣舞女郎去世四年后，弗洛伊德多次争取迈克的抚养权无果。于是他拿着一把枪出现在学校，绑架了六岁的迈克——
四年时间，失去妈妈的迈克好不容易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弗洛伊德又回来了。
警察认为，这起绑架案非常危险。弗洛伊德有许多犯罪前科，还是一个恋童癖，他曾因绑架并强奸一个四岁的女孩，被判处10-20年徒刑。
警察估计，留给他们搜救的时间，至多只有七到十天。
这起案件得到了各路媒体的报道，一家三口的照片出现在电视新闻里。
很快，一个叫詹妮弗的女孩认出了这对夫妻。
这个出现在新闻里的脱衣舞女郎，是她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
只是她不明白，这个女孩的名字明明是莎伦，怎么变成了托尼亚？更让她震惊的是，这个男人明明是她的父亲，怎么会变成她的丈夫？
你和你的家人怎么看弗洛伊德？警察问。
“......你知道，尽管我们都觉得他有点疯疯癫癫，但考虑到莎伦的成长，我们都认为他是个好父亲。”詹妮弗——托尼亚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回答。
“这是什么意思？”警察有些疑惑，他们眼中的托尼亚，或者说莎伦——她是一个妓女，一个脱衣舞女郎，在塔尔萨和佛罗里达的俱乐部跳舞，还非婚生了一个孩子。
这样的人生，谈得上什么成长？
詹妮弗猛地向后一退。
“脱衣舞娘？你在说什么？我认识的莎伦，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优等生。她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营，还获得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奖学金。”
有那么一会，警察们无法相信詹妮弗的描述——莎伦的成就、梦想和未来。那是他们从未了解的过去。
而这一切，随着莎伦的死亡，或者更早以前，被彻底抹去了。
詹妮弗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莎伦。
那是1984年的夏天，两个女孩在夏令营相遇。詹妮弗记得，莎伦很瘦，很有魅力，甚至有点像个模特，她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
夏令营的第一项活动，是让学生们拿着一张纸找陌生同学签名，并写下一句话。
莎伦是第29个为詹妮弗签名的人，她写，“计划上大学。”
“你想上哪所大学？”詹妮弗问。
“佐治亚理工学院，”莎伦说，“我想成为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为美国宇航局工作。”
詹妮弗对这个回答印象深刻。
很快，她发现莎伦的梦想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一年，莎伦转学到森林公园高中，成绩单上大部分都是A，只有少数几门课程是B。
秋季学期结束时，她在总分1600分的大学理事会考试中，获得了1120分的高分。莎伦的成绩很好，但她自己并不满意，她要在六月份再次参加考试。
莎伦在学校里也很受欢迎，她参加了各种课外活动，加入了美国未来商业领袖俱乐部、后备军官训练队、初中毕业舞会委员会等，还被选为了学生会成员。
在后备军官训练团里，莎伦表现出色，很快就升到了中校的最高军衔。
她能够训练学员，让学员们服从她的指令。当莎伦主持每周一次的训练和与其他学校的团体训练时，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激情和领导力。
但森林公园高中的一些老师，也注意到了莎伦不寻常的行为。
不管她在哪里，在干什么，每天下午4:30，莎伦都要准时回家照顾父亲，也就是弗洛伊德。
据莎伦说，她的母亲在她年幼时因车祸去世，因此她每天放学都得回家给父亲做饭、打扫房间。
后来，莎伦无意间跟詹妮弗透露过，她每晚都要帮父亲按摩，以缓解他的关节炎。
无论学校里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要求莎伦多留下几分钟，她都会拒绝。
父亲，是莎伦始终避免提及的领域。
细心的老师先是注意到了她的衣着。莎伦总是穿着花哨的衬衫和短裙，似乎带着一些俗气或挑衅的暗示。颜色也并不搭配，就好像一个缺乏时尚感的人在帮她搭配衣服。她在森林公园高中，似乎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即便莎伦很友好，总是和别人聊天，但每天都不是同一个人。在同学的闲聊里，大家发现，从没有人被邀请到莎伦家，或见过她的父亲。即便是最熟悉莎伦的詹妮弗一家，也会察觉到她提起父亲时的不自在：她会感到紧张，甚至轻微地口吃，双手合十，用力地按压在一起。詹妮弗一家是少数和弗洛伊德有过交集的人，但他们对他的印象也不好。第一次见面，弗洛伊德便问詹妮弗的父亲，能否借给他一些钱。尽管他说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但詹妮弗的父亲还是拒绝了这个请求。后来他送莎伦去詹妮弗家玩耍时，再次问詹妮弗的父亲借300美元，结果再次被拒绝。后来的一个周末，詹妮弗一家出门采购，以为莎伦和父亲不会来家里玩了。结果推开家门才发现，父女俩出现在客厅里。弗洛伊德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似乎在睡觉，而莎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她低头看着地板，哭泣着，搓着双手。还没等大家说话，弗洛伊德便睁开眼睛，随意地站了起来。“我这该死的背，让我不得不坐下。”詹妮弗兴奋地拉着莎伦上楼，弗洛伊德还在抱怨，这些该死的医生如何帮助不了他，他如何无法工作，什么都做不了。詹妮弗的父母只感到愤怒。车库的门关着，房子的警报器开着，他们不知道，这对父女是如何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进入房子的。莎伦成绩好，又乐观积极。她缺失母爱的童年经历，总是激发詹妮弗母亲的爱。她从不干预两个女孩愈发深厚的友谊，甚至同意詹妮弗去莎伦家住一天。她的母亲开着最新款皮卡，把车停到了狭窄、满是垃圾的街道上，莎伦家位于街道的尽头，右侧最后一栋房子，门前全是杂草。但这丝毫不影响女孩们见面的喜悦，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詹妮弗的母亲留在车里，摇下车窗，打了个招呼，然后驶出了车道。
詹妮弗被领进了这座农场风格的房子，它比看上去还要小。左边是餐厅和厨房，右边是一条通往卧室的走廊。詹妮弗朝弗洛伊德的房间里看了一眼，几十盘黑色的录像带，一盒叠着一盒，排成一排靠墙放着。莎伦的卧室在最右侧，和詹妮弗想象的一样，房间里摆满毛绒玩具、几只洋娃娃，架子上还放着一只棕色的泰迪熊。还有书，小说、杂志，和几十本《读者文摘》。莎伦说过，她喜欢读书，她想象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身处世界的某个遥远角落。当詹妮弗打量这间屋子时，她才意识到，莎伦家没有门。每个房间的入口处，都挂着一条长长的窗帘。詹妮弗想，可能是弗洛伊德买不起门，她听父母提过，他总为钱的事情发愁。三人坐上弗洛伊德的皮卡。莎伦坐在靠窗的位置，詹妮弗坐在中间。他们闲谈了一会，弗洛伊德说，“你知道吗，你太漂亮了，就像莎伦一样。”尽管詹妮弗有些尴尬，但她不介意这样的恭维。女孩们尖叫起来，詹妮弗只有14岁，她从未想过踏入舞厅，也没有合适的衣服。但没关系，弗洛伊德告诉她，莎伦肯定有适合她穿的衣服。莎伦为詹妮弗挑了一件带有黑色虎纹的粉色迷你裙，她则穿着露肩衬衫和迷你裙。詹妮弗很兴奋，兴奋到没有注意到梳妆台上的内衣、睡衣、比基尼和露裆内裤。当她们抵达舞厅时，詹妮弗描述，那更像一个破烂的乡巴佬酒吧。她们看起来显然是未成年。但弗洛伊德有法子，他凑在保镖耳边，不知说了什么，两个女孩便顺利进入了酒吧。弗洛伊德只把她们带到酒吧中间，便决定离开。站在舞厅中央，詹妮弗有些尴尬。她也跳过舞，但都是在家，在她的卧室里，她不确定自己跳得如何，眼神一直盯着莎伦。莎伦已经开始熟练地扭动身体，双臂高高举着，臀部前后摆动——她很性感。他们中的一些试图和莎伦跳舞，看起来三四十岁，还有的衣衫褴褛，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T恤，身上有股难闻的味道。但都被莎伦拒绝了。夜晚，她们回到家，女孩们走进莎伦的房间。弗洛伊德把头伸进门帘，告诉她们准备睡觉了。莎伦拉开了梳妆台的抽屉，这次，詹妮弗注意到了那些漂亮又性感的内衣。那天夜里，女孩们脱掉了衣服，在房间里放肆地大笑。她们为夜晚的舞蹈兴奋不已，回想起酒吧里的男人试图和她们跳舞的尴尬场面，笑得更大声了。詹妮弗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兴奋和狂喜瞬间被恐惧替代。她注意到弗洛伊德手里拿着枪。她注意到莎伦赤裸上身，只穿着白色内裤和蓝色带花边的袜子，身体颤抖，双手紧握，凝视着地板。只剩一个问题在她的脑海里飞快掠过，“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年，她终于有机会触碰到梦想。三月的一个下午，詹妮弗家的电话响了，当她接起电话时，能听到的只有尖叫声。电话那头是激动的莎伦，“你能相信吗，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两年前的夏天，她们在夏令营相遇时，莎伦便谈论她的梦想。现在，她所有的努力、学习和课外活动都得到了回报。她打算进入佐治亚理工大学，成为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最终为美国宇航局工作。“我为他打扫，为他做饭。如果我不照顾他，谁来照顾他？”莎伦说，“我们没有别人了。”而这次，出乎意料的，弗洛伊德也同意了莎伦的决定，让她去读大学。他甚至买下了1986年森林公园高中年鉴上的整版广告。这事并不罕见，只是普通的版面背景，通常是可爱的童年照。而莎伦的版面上，是一张成熟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莎伦摆出端庄的姿势，衬衫领子竖起，领口敞开。下面的大号文字写着，“你好！未来的空军将军和航空工程师。”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莎伦的变化。她的体重在增加，脸部和腹部的肉明显增多。当人们问起时，她总说自己无法克制住食欲，从蛋糕到薯片到冰激凌。几个老师私下悄悄问过莎伦，问她是否怀孕了。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否认。直到她被叫去指导办公室。在那里，莎伦崩溃了，她无法再隐瞒身体的真相。得知这个消息，弗洛伊德非常生气，他禁止莎伦跟毕业班同学一起去领取毕业证书，还要求她放弃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奖学金。莎伦的情绪陷入低落，她决定和男友私奔。两人向西去了阿拉巴马州，但没过多久，就被弗洛伊德在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这段时间，詹妮弗也陷入低谷。她一直被关在家里准备考试，父母甚至不允许莎伦来探视。等两人再联系上时，莎伦告诉詹妮弗，她怀孕了，她将放弃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奖学金，她要和父亲搬去另一个州。莎伦答应詹妮弗，不会和她断了联系。那是一封八页的信件，在信的开头，莎伦写，“亲爱的詹妮弗”。莎伦生下了一个男孩。她仔细描述了关于儿子的细节——痛苦而漫长的分娩、孩子的出生、他的体重，还有收养他的富裕家庭。弗洛伊德替她找到了一对夫妇，两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医生，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他们甚至为婴儿准备好了私人保姆。最后，莎伦写下了和这个孩子在一起的几分钟，她是如何触碰他的手、脚、手指和脚趾。那是个漂亮的男孩，当护士把他带走时，她难过得快要死了。放弃这个孩子是如此困难，但是她想，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随后莎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脱衣舞女郎，托尼亚。她来到了一家名叫“激情”的脱衣舞俱乐部。起初，她因为奇怪的身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她的隆胸看起来很不自然，隆起的乳房又圆又硬，对于她矮小的身材来说太饱满了。但她热情的舞蹈弥补了这些缺陷，她立刻得到了这份工作。托尼亚告诉同事，她来自阿拉巴马州，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家俱乐部里，学会了当脱衣舞女郎。现在，她和丈夫克拉伦斯，还有两岁的儿子迈克住在一个破旧的拖车公园里。她每周工作七天，除了感恩节和圣诞节——俱乐部不营业的日子，从不缺勤。她常以青少年的形象表演，穿着低胸校园毛衣、百褶裙、波比短袜和高跟鞋出现在舞台上。很快，托尼亚在“激情”俱乐部吸引了一小群追随者。激情俱乐部的人都很清楚，托尼亚的问题集中在她那反复无常的丈夫身上。俱乐部的女孩们曾试图说服她离开丈夫，带着儿子逃离这座城市。但没有用。托尼亚说，她害怕克拉伦斯，谈论起他，她甚至会颤抖。很久以前，她曾两次试图逃跑，但她两次都被找到。克拉伦斯说，如果她敢逃跑第三次，他就杀了她。托尼亚明白，克拉伦斯说到做到。她身上青紫的伤痕也印证着这一点。迈克满两岁了，他可以从一数到十，并背诵字母表的A到H了。托尼亚总是不吝啬表达对儿子的爱意，她握住他的手，亲吻他的脸颊，和他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每当父亲试图握住迈克的手时，他总会拒绝，转向母亲寻求安慰。他伸出双臂，让她抱起他。然后把头埋在母亲的胸口，双臂紧紧搂住她的脖子。
当同事们得知，托尼亚打算离开他的丈夫时，她们非常惊讶。“如果他发现了，他会杀了我和迈克。”托尼亚说，“但我不能忍受他，也不能忍受和他生活在一起了。”过去，她完全地活在弗洛伊德的控制之下——她顺从丈夫的要求，每天必须赚够200美元。她总是带着伤痕出现在俱乐部，却从不反抗。即便是小事，同事说“我们带迈克去动物园怎么样？”她也拒绝，“我不能单独带迈克出门。”但那段时间，托尼亚的身上确实发生了变化。托尼亚精力充沛，笑容更多了，话也更多了。她甚至简短地谈到过，她想去上大学，想成为一名护士。托尼亚没有透露过她将如何离开，俱乐部的同事们却从她眼里看到一种决心。后来，警察还发现，莎伦可能不是弗洛伊德的亲生女儿。1990年，莎伦去世时，档案里显示的年龄是20岁。她出生在1969或1970年。而1963-1972年，恰好是弗洛伊德入狱的时间。警方得出一个令人崩溃的结论：“天呐，他可能也绑架了她。”1995年，一位汽车修理工在一辆白色福特小卡车里，发现了一个破烂不堪、被胶布缠着的包裹。
他本以为是毒品，打开以后，却看到了几十张色情照片。总共是97张色情照片。从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十几岁的青少年。其中一个女孩，金发碧眼，穿着并不合身的、挑逗性质的衣服，摆出露骨的姿势，张开双腿，露出下体。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莎伦和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时受到了虐待。但这组照片却把最真实、毫无保留的真相呈现在人们眼前。他把她打扮成妓女的样子，让她穿各种性感的衣服。他带她去脱衣舞俱乐部。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女孩，20岁左右。她没穿衣服，双手被绑在身后。她显然被打了，嘴唇肿胀，血淋淋的，鼻子周围还有血迹。很难判断她是否清醒。“这像是一组虐杀照片。”警察猜测，“他把她打成这样，不可能还留活口。”那是一具在水下沉了多年的无名女尸。她的肉体早已腐坏，只剩下骨头、牙齿、头发，一些衣服和珠宝。通过比对无名女尸的衣服，和身上的伤痕。法医基本可以断定，照片中的年轻女人，就是这具无名女尸。在莎伦去“激情”俱乐部之前，她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家俱乐部当脱衣舞女郎。也是在这时，她和弗洛伊德遇到了这个年轻女人。她是个意大利女人，有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她曾经是选美冠军，渴望做模特，登上《花花公子》杂志。弗洛伊德和莎伦曾雇佣一个15岁保姆来照顾迈克。这个保姆亲眼见过，弗洛伊德不小心播放了一个录像带，画面中是半裸的在沙滩上跳舞的两个女孩——莎伦，和她的好友，这个意大利女人。而在一次和弗洛伊德的争吵过后，这个意大利女人失踪了。1989年，这个意大利女人被报失踪那一年。莎伦和弗洛伊德双双改了名字，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墓碑上选取了两个名字，托尼亚和克拉伦斯。他们用新名字在纽奥良结婚。他们从一对带着孩子的父女，变成了一家三口。最终，因为谋杀这个意大利女人，弗洛伊德被判处死刑。2023年1月，在死囚牢房里度过了20年后，他因病去世。在庭审的过程里，弗洛伊德平静地讲述自己悲惨的过去。
1943年，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酗酒，还经常使用暴力，他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父亲喝完酒回家，手里拿着皮带，而他和家人们一起躲在床下。父亲去世后，因母亲无力抚养，他便被送进孤儿院里。在孤儿院，他因为“女性化”受尽欺凌。六岁时，他被一群男孩用扫把强奸。接下来的十年，他犯下各种罪行，在小卖部偷巧克力棒，打架之后试图逃跑，还有一次，他被抓到手淫后，被一锅热水烫过手。1962年，他绑架一名四岁的小女孩，并强暴了她。1963年，他抢劫了一家银行。随后入狱。1972年，他出狱进入中途之家。可他的叙述重点，还是在于他在监狱里遭受的苦难，他被殴打和强奸。一位法官曾说，“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由自己的需要驱动，完全不考虑他人。”而直到弗洛伊德被宣判死刑，人们仍然不知道，莎伦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2004年，一个名叫马特的记者记录并出版了莎伦的故事，书名叫《一个美丽的孩子》。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案件的进展。这个记者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莎伦亲生女儿的DNA能提供帮助吗？”在迈克之后，莎伦还生育过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便给她找了个人家领养。领养女孩的人家曾问过莎伦，是否要看一眼孩子，她说，“不要，我没有办法。”也是在这时，这户人家，和这个女孩，才知道莎伦有过如此惨痛的过往。此前，弗洛伊德始终不愿提及莎伦的真实身份，和迈克的下落。他只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回忆起当莎伦被送往医院时，是如何呼唤他“爸爸”的。就像在称赞一个杰出的作品。莎伦的真实名字，叫做苏珊娜·塞瓦基斯。在弗洛伊德不断流窜犯罪时，他认识了莎伦，或者说苏珊娜的亲生母亲，两人陷入恋爱。当时她刚和丈夫离婚，带着几个孩子生活，苏珊娜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她和弗洛伊德结婚以后，因为购物时没有付款，被判了30天。等她出狱以后，几个孩子都不见了。她试图寻找过几个孩子。但警察告诉她，她和弗洛伊德属于夫妻关系。这是家事，警察不管。弗洛伊德把其余孩子送进了孤儿院，只带了年仅4岁的苏珊娜。他死在弗洛伊德绑架他的第一天。这个六岁孩子的失控，把弗洛伊德推向崩溃的边缘。他失去了耐心，“我在他的后脑勺开了两枪，结束得非常快。”在迈克遇害当天，有人报警，说在俄克拉荷马州州际公路休息区，看见一名可疑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这像极了弗洛伊德描述。目击者告诉警方，小男孩被埋在离开俄克拉荷马州的最后一个州际公路出口附近。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找不到迈克尸体的痕迹，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甚至他的骨头都会被野兽吃掉。——可万一呢？万一他们能寻找到两枚弹壳，又或者是迈克运动鞋上的金属孔眼。警方在2000平方英尺的区域，搜查了整整两天。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2018年，记者马特写作了故事的后续，书名叫《寻找莎伦》，讲述她真实的身份，和儿子的命运与结局。2022年，奈飞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做《照片中的女孩》，取材于这两本书，记者马特也是纪录片的制片人。在童年时代，她是一个恋童癖的女儿。在青年时代，她被当作一个妓女教育。而当她成年以后，她被迫成为了一个杀人犯的妻子，跟着他改名换姓，四处流亡。
许多读者好奇，这个女孩为什么从未透露过她真实的处境。生下第一个孩子以后，莎伦回到詹妮弗的家，和她住了一周。她甚至已经向詹妮弗的母亲开口，“你觉得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起生活吗？”但当她们继续往下追问，她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莎伦什么都没有说。当她生下第三个孩子以后，她明明拥有和领养的母亲独处的时间，可以说“我需要帮助”“救救我”。但她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书的最后，他询问了一名心理咨询师：为何莎伦不告诉别人她的困境？咨询师把她和弗洛伊德的关系，解释为一种完全的权力关系。她被性侵，被打扮得超出年龄的性感，去隆胸，甚至最后成为脱衣舞女郎。莎伦的一切举动，都符合弗洛伊德的想法。她对弗洛伊德的态度，是一种夹杂着恐惧和忠诚的混合体。除了弗洛伊德，莎伦从未有过固定的关系，她们总是搬家。每当她有了新的朋友，弗洛伊德便会斩断这一切。还有暴力，一切反抗都意味着更大的暴力。服从已经成为本能，甚至她的内心，也是被控制着的——她才会在最后的生死关头，还在呼唤“爸爸”。当迈克在寄养家庭能够正常表达以后，他曾描述过一段梦境，他总是待在黑暗的地方，似乎是壁橱里，他哭喊妈妈，但妈妈已经走了。最后来帮助他的，只有弗洛伊德。养父母推测，每当弗洛伊德外出时，便把迈克锁进卧室或壁橱，直到回家。没有人能够想象，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是个有多次犯罪记录的恋童癖，母亲又无法常常守在身边——孩子将如何长大。弗洛伊德总是说，“如果她敢离开我，我就杀了这个婊子。”但莎伦已经无法再忍受了，尽管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几乎必死无疑。但莎伦想努力表现得像个妈妈，拯救她的孩子。每个名字背后，有着许多身份和标签，却没几个真的属于她自己。另一次是1990年，她去世的那一年，她试着学会如何当一个妈妈。参考资料：
Skye B.(2022). Girl in the Picture.Netflix.
Matt,B.(2004).A Beautiful Child.Berkley Books.
https://www.fbi.gov/news/stories/cold-case-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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