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人家庭学了一口山东话，孩子们都把山东当老家 | 天才档案 15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这个故事从这张合影开始。

中间的两位白发老人，80多岁，从美国而来。旁边这一群中国人，很隆重地给他们举办了“回家仪式”。

仪式的时间是2016年4月，地点在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为了迎接他们，医院的各个显示屏上滚动播放“欢迎Scovel兄弟回家”，还带他们参观了医院里上世纪留下来的遗迹。

在看到建院之初保留下来的石碑时，老人们尘封的记忆被唤醒了，“始于1896”、“巴可门医院”、“德门医院”……看着这些老物件，与之有关的往事也一件件浮现。

两位老人在“德门医院”的石碑前停了下来，这块石碑对他们意义重大，他们想留下一些纪念。最后两位老人一左一右坐在石碑两侧，一只手搭在石碑上，拍下了一张照片。

两位老人并不是什么专家学者，也不是名人。他们之所以受到接待，仅仅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家，山东济宁是他们的故乡。

1931年，一对美国夫妻来到来到了山东济宁的德门医院。

这所医院的前身是1896年由传教士李家白建立的巴可门医院，有一栋二层小楼，旁边还有一座教堂。

这对美国夫妻各自有一个中国名字，男的叫司福来，女的叫司爱琴。

司福来与太太司美琴

司福来担任这里的院长和内科医生，还有一个产科医生和半个外科医生，当外科医生不在时，他也需要兼任外科。

司美琴则是护士，同时给学生们讲授护理课程。

尽管医生同时有传教的使命，但当地人并没有很重视这些。教堂并不像现在的人想象中的那样有尖顶白墙，只是一个看上去像工厂的普通灰砖建筑。

教堂里也没有安静庄严的仪式，在做礼拜的时候，会有狗从旁边经过，捡起地上的馒头，也会有人突然闯入，喊孩子回家。

柱子上写着的不是经文，而是“不要吐在地板上。”

司福来的原名叫Frederick Scovel，是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医学生，他的父母都是牧师。传教、救人，这是Scovel早早就确定好的。

结婚前，他就给妻子打好了预防针，自己将会成为一名传教士，妻子也会跟着他去到异国他乡。

妻子刚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还躺在病床上，Scovel收到了基督教长老会的信，派他4个月后前往中国。

他曾想过去非洲，但当时的中国比非洲更需要医生。

他们对中国没有任何了解。对于中国的印象，仅仅只有地理书上的舢板船的图片，小说里的傅满洲，和街上人拉着跑的交通工具。

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再也用不到新的婴儿家具了，甚至怀疑，孩子能在细菌滋生的中国生活下去吗？

1930年8月，Scovel一家来到了中国。那是他们第一次踏上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

在中国的第一年，他们是在北京的语言学校里度过的。他们需要尽快通过语言考试，以便真正投入在医院里的工作。在这里他们有了自己的中文名。

刚刚来到中国，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似乎和之前了解的不太一样。

来之前，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把西方人的宗教强加给东方？

他们原以为中国人会从他们信仰的基督和上帝那里变得更好。但来到中国后，这样的想法都消失了。

他们跟小店店主聊天，用讨价还价来练习口语。

在星期天骑车前往教堂，闻到秋天果园的香味，听到车夫们啪塔啪塔的脚步声，看到运货的骆驼缓慢地穿过空荡的巷子。

人力车夫是当地最好的导游。尽管刚来时，他们非常抗拒被人拉着在大街上跑，但是后来发现，这的确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在北京生活过之后，司美琴觉得，或许这些人足够幸福了，并不需要从上帝那里获得幸福。

济宁不是北京，对当地人来说，司福来带来的医术比基督重要得多。

1935年7月，鲁西南连降暴雨，几百年来沉积的淤泥，让黄河河床比土地高出了几米，最终在鄄城县决堤。

由于济宁地势稍高，灾情较轻，还有火车站，当时成为了救援的中转中心。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火车站，婴儿在这里出生，传染病也爆发了。

德门医院门匾

德门医院人满为患，最忙的时候甚至几天都没有员工能睡觉。

洪水退去后，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甚至亲自访问医院，向司福来和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让司美琴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件事。

当时的杨乡长曾拜托司福来治疗被关押起来的鸦片上瘾的病人。司福来用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学到的方法，为这些人戒鸦片。

由于治疗过程药物会灼伤手臂，疼痛难忍。司美琴在换药的时候，发现几个男病人已经脱掉了绷带，换上了没有药物的纱布，

“这是什么意思？”司太太严厉地批评他们说，“你们是婴儿吗？连这一点痛苦都无法忍受？我们抛下挤满病人的医院和家里的孩子，来这里帮助你们，而你们这么高大强壮，甚至不愿意忍受一个晚上。”

结果晚上，当司美琴再回去的时候，这些吸毒者把她团团包围住。她非常害怕这些瘾君子会对她做什么事情，甚至会死在这里。

那时的司美琴，对这里的人并不理解，带着救世主的心态，也带着警惕心。

其中一个人站出来说：“太太，他们想说，对昨晚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你和医生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保证昨晚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司美琴这才松了一口气，紧张的气氛消失了。离开监狱的时候，司美琴甚至对他们说：“不送，不送。”这是司美琴在中国学会的礼仪。

这些病人真心感谢他们，让司美琴太太逐渐放下了对病人的防备。

在中国生活了6年之后，司福来一家回了美国。

为了解决肺结核的问题，这一年司福来在美国进修X射线的课程，并为中国的医院采购设备。

1937年，由德门医院寄给身在美国的司福来的信件

1937年，那是他们第二次回到中国的年份。但国际局势早在他们从美国出发前，就已经改变了。

当他们还在美国的时候，就从报纸上得知，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已经打响。他们开始怀疑是否能安全抵达中国。

朋友们说他们在这种时候带着孩子过去，简直是疯了。

美国是这么好，有热自来水、平坦的道路、舒适的汽车、干净的村庄和教堂，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和父母都在这里，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过去呢？司美琴自己都犹豫了。

一年前离开的时候，所有人在济宁火车站盛大地欢送他们，有旗子和横幅，学校的孩子为他们唱歌，人们向他们和医院表示感谢。

当时他们就意识到了，他们很难跟这些人、这些年的生活说再见，他们不愿意离开。

在前往日本的船上，他们得知了日本在上海登陆的事情。

淞沪会战已经打响了，他们知道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但他们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回到在中国的家。

在日本神户下船后，司福来先一步办好了手续，独自前往山东。而司美琴、祖母和孩子们，则尽一切努力找人办好护照、签证和船票，终于在几个星期之后来到了青岛，司福来和照顾孩子的张大嫂在那里等着他们。

战争带来了大量的伤兵，给医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在青岛的司美琴收到了司福来发来的电报：“医院里挤满了需要手术的伤兵。没有乙醚。”

司美琴一家店一家店跑，终于凑够了一箱乙醚。

前往济宁的火车上挤满了人，每开一段，轰炸机都会低空飞过，所有乘客不得不跑到附近的田里，寻找沟渠掩护自己。

在一节运输士兵的车厢里，司美琴和士兵们挤在一块，士兵们靠在她肩膀上、膝盖上和脚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偶尔也会有人醒过来，跟司美琴聊天，他们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愿意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助他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是死是活？

司美琴只能提醒他们，不要吸烟，手提箱里的乙醚可能会爆炸。

“太太，在这里被炸，和几天后在战场上被炸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是我不会跟你们一起上战场！”

所有人都笑得很大声，但司美琴心里清楚，她手上的这箱乙醚，比她的命重要，能救很多士兵的命。

三个星期后，战争蔓延到了他们生活的城市。

每当发生战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四处传来时，司美琴都会从医院跑回家，把孩子们带进地窖里。他们把那里当作临时防空洞，厨师胡师傅一家人也躲在这里。

在枪炮声带来的恐惧里，他们坐在地板上讲故事，先用中文，再用英文，用近乎咆哮的声音抵抗外面的噪音。

三个小时的战斗漫长得像三年。

战争过后的城市安静得可怕，每个商店门口，都插着日本国旗。

由于院子门口插着美国国旗，司福来一家和其他人安然无恙。日本人也在医院门口写了告示，不得入内骚扰，医院暂时得以安宁。

上世纪30年代的德门医院

成千上万的大人和孩子涌进来寻求庇护，尽管院子不大，但医生一家还是尽可能多地接收难民。

平静的氛围在某天被毫无征兆地打破。

一个日本兵喝醉了，带着枪来医院闹事。司福来、门卫李大哥和其他几个人出来阻止他，

日本兵给枪装了子弹，朝着司福来背后开了一枪，司福来倒在了花园里。士兵又朝司福来的脑袋开了一枪。

不过，枪并没有响。

其他几个人赶紧冲上去，夺走了他的枪，把士兵拉到了门外。

幸运的是，经过检查，司福来并没有伤及内脏。

司福来住院后，一千多个人来到教堂，为他祈祷，有一些是司福来的朋友，但他们并不是基督徒，而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司福来。

这些人去问教堂的牧师：“先生，我们可以进教堂吗？我们想跪下来，感谢上帝救了我们医生的命。”

或许对这些人来说，拜上帝和拜菩萨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司福来医生活了下来。

战争变得越来越严峻，1940年，司福来曾多次收到来自美国领事馆的信，建议他们回国。

司福来没有多想就拒绝了。他无法扔下挤满病人的医院一走了之。

更重要的是，这里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异国他乡了。

1932年夏天，当司福来的父亲去世后，他让妈妈也搬来了济宁。

在山东的这些年，夫妻俩一共养育了6个孩子，一家八口，每个人都有一个中文名字。

六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是司来华、司济华、司爱华、司德华、司中华、司美华。

“华”代表中国，象征着这些孩子跟中国的联系，也符合中国人起名的习惯。

司来华（中）、司爱华（左三）与济宁孩子的合影

他们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吃米饭，说中文的时间比说英文多得多，以至于说话带着山东口音；他们和张大嫂，胡师傅，李大哥早已处成了像亲人一样。

中国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书本上的符号、一个遥远的使命。

司福来曾问司美琴，想家吗？司美琴回答：“感觉很奇怪，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乡愁，那是一种更深的东西。”

或许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的客人，以为中国就是他们的家。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正式宣战，司福来一家也被日本人软禁了起来。

他们被士兵看守着，除了医生每天能前往医院，其他的人都不能出门。

钱很快就用完了，他们甚至没有食物，得依靠胡师傅带过来的食物。

司美琴曾劝说胡师傅找一份新工作，因为他没办法得到报酬，还要与一家人分享自己的粮食，但被胡师傅拒绝了，他坚持要跟一家人留在一起。

直到1943年3月初的那个下午，当日本军官过来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一切都要改变了。

他们被要求在第三天，举家前往潍县（今潍坊），那里有专门用来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那个寒冷的早晨，日本人让他们带着行李，在老百姓的围观下走向火车站。

那是一场游街，日本人要向中国人展示自己的强大，和白人是如何在羞辱中走向囚笼的。

一起生活多年的张大嫂要跟他们一起去坐牢，但是被日本人拉开了，司美琴最后一次回头，见她倒在地上，捂着脸痛哭。

他们就这样被迫离开了生活十三年的城市。

集中营里挤满了来自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牧师，商人，流浪汉，传教士和妓女。

最难的是食物和用水，日本人没收了所有的面粉，人们缺少主食；司美琴此时已经怀上了第六个孩子，为了补钙，只能把鸡蛋壳磨碎了泡在汤里；洗脸、洗澡和洗衣服，一家人一天只有一桶热水可以用。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营里的人偶尔会跟外面的当地村民偷偷购买食物。

邻居曾悄悄塞给司美琴一个桃子，那是从墙外传进来的，这个桃子对司美琴来说简直是天使的礼物，最终全家七口人一人一口，一起分享了这个桃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直到有一天，一家人终于收到通知，可以前往中立的印度果阿港口，与美国集中营里的日本人交换人质。一家人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

船抵达纽约那天，是1943年12月1日。也是在这一天，最小的孩子出生了。夫妻俩给她取名“美华”，“美华”既代表美国和中国，也是“梅花”的谐音。

那是司美琴最喜欢的花之一，在济宁的院子里就有一棵，她说那是“逆境中的芬芳”。

就像一家人这几年的经历一样，无论是战争、被软禁还是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没能打败这一家人，他们好好地活着，如今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司美琴希望女儿也能在逆境中绽放。

回到美国的感觉是多么好啊，每次打开水龙头，都有源源不断的热水，想喝什么都可以有。回国的第一个月，他们每天能喝上九杯咖啡。

在集中营的半年时间里，司福来瘦了30多斤。司美琴始终记得集中营里的那个桃子对他们的意义。

他们实在无法接受人们把整片面包、吃剩的肉和带斑点的水果，全部扔进垃圾桶，甚至开玩笑说，愿意去餐馆里吃别人剩下的牛排。

对于司福来夫妇来说，这样美好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心中始终会想着中国。

司福来在医疗部门工作，他始终想为战争做点什么，一直在期盼着何时能再回到中国。

那天一家人正在公园里野餐，整个城市的汽笛、喇叭突然疯了一样地响起来。大儿子从家里跑来，告诉了他们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好消息：战争结束了。

司福来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说：“我今晚必须要给基督教长老会写信。”

1946年，司福来第三次回到了中国，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当他回到济宁时，这里已经被新的政权接管，德门医院由原来的护士继续经营。

他由于错误的通行证差点被抓住，担心不能在这里工作太久，最终离开了济宁，来到安徽怀远。

在怀远，他借助当地的医疗人员和设备，开设了一个新的门诊部。一开始病人都蜂拥而至，每天门诊都有大约150人。他们还开设了新的护理学校和助产学校。

两年后，他们把这家医院交给了一个港口医院接管，一家人来到了医疗条件更好的广州工作。

在那里，司福来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负责给学生们上课。司福来因为给战争中被炸断腿的妇女输血，而获得了政府的褒奖。

二十年的时间，从北到南，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到新中国的成立，司福来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太大的变化。而他与中国的故事，也即将告一段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当时大街上时常举行反美游行，司福来一家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最终被剥夺了行医和教课的权利。

1951年1月24日，那是一家人离开中国的日子，年纪大的三个孩子已经回到了美国读书，夫妻俩带着年纪小的三个前往香港，在罗湖桥上和中国做最后的告别。

这个他们奉献了大半人生的国家再也回不去了，司美琴抱着同行的朋友，止不住地痛哭。

司福来一家人与中国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对于六个孩子来说，他们在中国度过了最重要的童年时光，人生最初的教育、语言、生活习惯，甚至是价值观，都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的。

司美琴在1962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中国姜罐》，把这段跨越二十年的宝贵历史记录了下来。

书的第一页写着：“献给他们六个，愿他们不要忘记。”

与司福来和司美琴不同，六个孩子并没有肩负治病救人或传教的使命，中国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家乡，是他们一定要回去的地方。

1979年，距离上次离开中国已经过去28年了。这个家族的人终于又回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邀请了一批美国专家，四儿子司德华就是其中一个。此时的他已经是语言学的助理教授，有了一对儿女。

当他听说自己被邀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尽管对于要去哪里教什么毫不知情。

当年从罗湖口岸离开中国的时候，司德华只有12岁，还不太懂父母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这些年来，司德华在印度读了高中，又去泰国教书七年，隔着西南边境遥遥地想着中国；最近的时候甚至来了香港，但是还是无法回来。

对于司德华来说，能回到中国，就是最重要的事。这一次他终于要实现了。

来中国的一年时间里，司德华和妻子在天津外国语学院教书。

尽管当时作为外国专家，在中国的行动有颇多不便，所有的出行都要得到批准，并且由外办人员陪同，但他还是希望能回到一家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寻找当年留下的痕迹。

利用春节假期，他重回济宁，这个他出生的地方。他参观了当年的医院，此时医院的规模已经由原来的六十个床位变成了几百个。当年他们居住的房子，也变成了护士学校。

司德华还遇到了八十多岁的老李，老李见证了当时那个发疯的日本兵是如何朝司医生开枪的，还详细地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夺走了日本兵的枪，救了司福来一命。

后来，司德华又去了怀远和潍坊。当年的集中营，如今变成了一所中学，学校的老师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是日军囚禁外国人的集中营。

司德华不仅找到了过去的记忆，也在经历改革初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

虽然平时上班有专车接送，但他和妻子更愿意骑着自行车，去看看普通市民的生活。

城里有卖冰棍的小贩，耙垃圾的拾荒者，还有穿得破破烂烂的拉砖少年，更多的是需要排队、凭票购买的商店。

在当年那个事事都被安排规划的社会里，一些微小的变化正在发生。

年末的一天，骑着车的夫妻俩在十字路口看见了一个中英双语的牙膏广告牌，这个在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中国还非常新鲜。

自此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在妻子的鼓励下，司德华把他在中国那一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中国改变那一年》，不仅记录了这一年的经历，也是这个家族与中国情感的延续。

回到最初的那个故事，2016年来拜访济宁医院的，正是司福来医生的大儿子司来华和二儿子司济华。

他们和医院能重新联系上，也是因为一次偶遇。

2014年11月，在纽约长岛看病的司来华，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彭沈一医生，而彭医生的祖籍恰好就是济宁，在济宁还有很多亲戚朋友。

当司来华用中文清晰地告诉彭医生，他也来自济宁时，两人仿佛是他乡遇故知。司来华跟彭医生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他说很想回去看看，这也成了彭医生最想实现的愿望。

在彭医生的牵线下，司来华终于和医院取得了联系。

事实上司济华曾在1987年带家人访问过医院，只不过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但这次不一样了。

2016年，在医院里，两人不仅见到了印有“德门医院”的老石碑，还看到了在1933年被记录下来的珍贵影像。

上世纪30年代关于德门医院的影像资料

影片中，司福来和司美琴，两个孩子和身边的邻居都出现了，司济华用带着济宁口音的普通话，一个一个地介绍。

“这是我的母亲” 、“这是我母亲的母亲”，“这是我很好的中国朋友”、“这是我们一起扮成天使在表演节目”……

跨越近百年的记忆此刻都一一浮现。司来华说，多希望父母能和他们一起过来。

2022年，彭医生为他的济宁老乡司来华庆祝了92岁生日，参加的还有司济华和司德华。

左起：司来华、司济华、司德华三兄弟

司来华曾是哈佛大学的医学生，后来弃医从文成为了记者。他还曾是一位成绩不错的马拉松运动员。

老二司济华是一位牧师和作家，还是一位业余钢琴家。

老四司德华已经86岁了，依然能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善良，勇敢，信任，坚韧，真诚，这是他们一家人在中国真正的回忆，也是我们怀念他们的原因。

就像司爱琴在书里第一页写的，“不要忘记”。

参考资料：

1. 《The Chinese Ginger Jars》，By Myra Scovel，Pickle Partners Publishing 2015

2. 《六个签名》，蔡维忠，《散文》2018年4月期

3. 《28年的等待，汤姆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中国》，蔡维忠，澎湃新闻

4. 《一场跨洋省亲之旅——百年一院大变样，兄弟俩连称“真是奇迹”》，李倩 康宇，健康济宁公众号

5. 《为92岁济宁老乡Jim庆祝生日》，彭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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