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四十年父子一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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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唯一一次吐露对父亲的爱是在他离开我们的九天前，而这唯一的一次还是由我的朋友林志革向他传达的。那天志革从北京来电话说我父亲随时会倒下去，医生建议尽快赶回故乡。我知道母亲最怕父亲不能魂归故土，只好与志革商量，请医生出面告诉父亲，就说他需要在家中慢慢疗养。几个小时后，志革又打来电话，说我父亲听完医生的话后只点了点头，然后说走的时候路过一下天安门广场。

我听到这里，心里明白父亲已经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自他被医生确诊为晚期肝癌后，我们都在隐瞒他，只说是轻微的肝硬化。我从来没对父亲当面说过任何动感情的话，他病危之后想说却不敢说了，深怕他因此而想到自己的死。现在听志革这样一说，再也控制不住，要他马上进病房，把手机转到我父亲手上。我对志革说，无论如何，我要对父亲说一声爱。然而，当父亲微弱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的时候，泪水已打湿我的面颊，我竟然还是没能说出来。

仅仅不到十天，父亲就走了。我对父亲最后的奢望是还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再见一面，然而见到的却是他冰凉的面孔。为父亲送葬之后，我在纷纷细雨中随大弟走进父亲临终前住过几天的故乡医院，在他留下最后一丝气息的床前站了很久。大弟说父亲临终的那天晚上非常虚弱，稍坐片刻头部都得垂在母亲胸前，但深夜两点左右，突然从病床上翻身坐起，掀起被子要下床。大弟慌忙扶他，他说：“你哥回来了！”大弟说：“我哥已经买飞机票了，明天就回国。”父亲听了，默默地躺下，大弟很快就听到他的鼾声。渐渐地鼾声消失了，父亲就永远地走了。

八十年代中期父母的合影

故乡永济市医院的医生说，父亲是在肝昏迷的状态下走的，没有遭受剧烈的疼痛。这是我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为父亲送葬的前后几天，我在他躺过的病床前，在他的陵墓前，在他的遗像前，默然说了许多话。返美再经北京，随志革去304医院。父亲躺过的病床前还摆着志革夫妇在我父亲刚住院时送的鲜花，如今鲜花未见枯萎，而我父亲已经辞世好几天了。走出病房，志革说：“我把你爱父亲的话转达给你父亲了。”我陡然一震，站住了。志革接着说那天他送我父亲去火车站，途中对我父亲说：“你儿子给我说过他很爱你。”父亲听了，顿时转过头来说：“我也很爱琦儿，我以他为傲。”

我握住志革的手，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虽然我深知父亲对我的爱，也相信父亲知道我对他的爱；但父子之间四十年，除了这唯一的一次，从来没用过“爱”这个字眼。

         二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愿意相信我的父亲朱福来已经走了。走进后院，只见父亲抚摸过的柠檬果依然悬挂在枝头，而那枝为他准备好的钓鱼竿照旧躺在游泳池旁的长椅上。我逃回室内，却在不觉间走进父亲住过的卧室，摆在他床头的玉兰花瓣还散发着香味。父亲真的走了吗？父亲真的是永远都见不着了吗？我宁愿相信他只是离开美国回中国了，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隔着万里大洋还有大洋那边的重重高山，我总觉得父亲依然生活在故乡的那个一色青砖的小院子里，扫地，浇花，微笑着与经过我家门前的邻居打着招呼。

从前我常在旧金山的黄昏时刻给家里打电话。只要一拨通号码，父亲的声音就传来了。父亲去世后，电话那头只有母亲的声音，我却照旧让自己觉得父亲只是出去散步了。但母亲无法骗自己，家里所有熟悉的东西都使她想到父亲而痛苦不堪，不久就把房子卖了，电话号码也变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很达观的人，但父亲的离去让我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这痛苦犹如洪水整个要把我吞噬，我只能挣扎，以各种办法来安慰自己，来不及细想，也不敢细想。终于有一天洪水退去了，却有另一种尖锐的痛向我刺来，我得清醒地接受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父亲的事实。

我十七岁离开故乡，而那年父亲的年龄正是我现在的年龄，只有四十岁出头。在父亲得知我考上大学绽开一脸最开心的笑容之后我就离开故乡了，从此少年的心如鸿鹄高飞，青年的心如野马奔腾，从县城到省城再到京城。二十八岁东渡日本，三十岁来到美国。不觉间人到中年，又在海外牛一般奋力前行。天地一游子，书生一草芥，因忙于安身立命，能够为父母考虑的时候实在有限。而父亲怕我心有牵挂，每次在信中说到自己的身体就轻松带过。他曾经从房顶上摔下来休克过，曾经因心脏病发作而住进医院，类似的事情都是母亲后来无意中才说出来的。我在海外奔波中忽略了父亲，父亲也不想让我因他而分心，于是被忽略的父亲更被忽略了。

1990年夏我和父亲的合影

1995年冬，我工作不顺，又因植物中毒躺在病床上，沮丧之下信也不写了。父亲等我的信等到大年初一，深恐我在国外出事，下午又跑到市政府收发室。市政府大楼空无一人，父亲在心急如焚的情形之下翻窗而过。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件事，但真正知道父亲当时翻窗之难，还是后来电视台要拍摄这个细节的时候。2000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戏曲文艺部要把我的散文以电视文艺片的形式表现出来，题作“回乡日记”，演员就是我们全家。部主任在摄制组离京前特别吩咐他们要把我父亲爬窗子的细节拍下来。拍摄时我才发现那窗其实是房门顶部的小窗，离地将近三米，高低不过两尺。父亲在导演安排下要重现当年情景，先搬来一把椅子登上去，用尽双臂之力往上爬，然后把头部伸进窗子，缩在窗户一角，如此才可能把悬在空中的右腿弯曲起来，塞进窗户。这时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双臂爬上去了，头部缩起来了，双腿却怎么也弯曲不起来。尝试了三次，父亲气喘吁吁，汗如雨下，摄制组只好作罢。一个月后，“回乡日记”在中央电视台破例地四次播放，又得广播电视部艺术成就奖星光奖。父亲为此欣喜了好长时间，他的欣喜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在他去世后的今天就更是一种安慰了。

2000年夏在央视文艺片“岁月如歌”节目中，父亲和我前往黄河边的背影

我很感谢当初把父亲爬窗子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她那时在市政府收发室工作，父亲爬了收发室的窗子事后道歉，因此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如果没有她说起这件事，或许就没有我后来的文章。虽然文章中没有说到“爱”字，但无论如何，我知道父亲能从那篇文章中读出我对他的爱，能够感受到我这个粗心的远游在外的像他一样不善传达感情的儿子，对他也有细腻体贴地传达感情的时候。

其实，真正读出父亲，还是与父亲相处的最后的二十多天里以及父亲死后的今天。说来可悲，我这个长子，是在得知父亲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格外懂得去体贴他的。那天，大约是他来美后的第三天，父亲吃我给他买来的包子。他的肝癌已是晚期，但胃口仍然特别好。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凸出而锋利的喉头蠕动着，一下子让我想到从前曾经拥有的许多次早餐、午餐和晚餐。父亲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的狼吞虎咽可以让他每一餐都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饭。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那些剩下来的，把大大小小的馒头块儿连同儿子们的牙印一同吞下去，凸出而锋利的喉头蠕动着。他太疼爱我们，连抱怨一声也不忍心，还要在大嚼剩饭剩菜的时候讲笑话，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三         

夏天来临，父亲去世已快一年了。我从橱柜里拿出来父亲留下的一些遗物，那几枚曾经摆在父亲床头的玉兰花瓣仍然散发着香味。

我躺在客厅一角的长沙发上，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最喜欢躺在这里。父亲在美国的二十四天里，有许多时光都在这客厅的一角度过。那时我正在过暑假，每天可以与母亲陪他说说话。聊天之外，父亲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我发表的文章，看我以前接受访谈的电视节目或者是文学讲座的录像带。父亲最后的人生精力，似乎正好可以看完我本该早就寄给他的那些东西，而儿子的那点并不算多的文章和录像给了他最后的宽慰。我常在小书房里从计算机上搜寻各种治疗肝癌的可能，可以从窗口看到父亲，好多次看到他愉快地轻拍着脚尖。肝癌最容易疲倦，父亲看累了就静静地躺在长沙发上。我担心未满一岁、到处乱爬的儿子影响他休息，一次次劝他到楼上卧室睡觉，他却只说他喜欢躺在这儿。

我躺在长沙发上望望四周，忽然明白那时候父亲为什么每天都要长时间地躺在这里了。从这里看去，楼下的一切几乎一览无余，父亲能看到书房里的儿子，能看到老妻在厨房做饭，能看到儿媳守护着呀呀学语、满地乱爬的孙子。父亲在极度困倦中强睁着眼睛，默默地享受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默默地向我们告别。

父亲去世了几个月之后，我才越来越清楚那时他是深知自己的病情的。当我们隐瞒他时，他其实也在隐瞒着我们。父亲在去年8月上旬拿到美国签证，8月20日被确诊为晚期肝癌。我从几位医生那里以及网站和图书馆百般求证，最后只能面对一个事实，父亲的生命只有一个月左右。一切都无法改变，唯一可能做到的是让父亲的精神和肉体在最后的时光里不至于太痛苦。母亲决定向他隐瞒病情，父亲也不加追问，给什么药就吃什么药。母亲把写着“治疗肝癌”之类字样的药盒子悄然扔掉，父亲也从不过问。

我盼父母来美国探亲盼了多年，没想到在终于拿到签证的喜悦之后却有这样一个晴天霹雳随之而至。医生都说肝癌到了晚期根本无法治愈，我想与其让父亲留在中国做无谓的治疗，不如让他与我母亲赶快来美国，看看我在美国的新居和尚未见过的唯一的孙子。我与美国的医生朋友简幼文反复商量，又在电话中征求给父亲刚做诊断的两位西安医生，他们也都表示赞同。因此，两天后父母坐商务舱飞往美国。8月24日我在旧金山机场接父母，父亲憔悴发黑的面容和苍老蹒跚的步履让我心中大恸，深怕他随时倒下。然而第二天早晨，父亲居然迈着轻快的步子从楼上走下来了，面色也好了许多。初到美国的新奇，与儿子儿媳重聚的欢喜，尤其是第一次见到孙子的兴奋，竟能让病危的父亲一扫病容。随后几日，我带父母在旧金山附近游览，父亲的气色竟然一日好过一日。湾区的朋友们听说我父母来了，相继邀我父母做客。最大的一次接风宴席由简医生安排，来了将近三十人。朋友们一心希望我的父母心情舒畅，所以把我这个并无多大成就的儿子几乎捧到了天上。但父亲完全当真了，次日早晨他飘然下楼，一脸微笑。我问他是不是睡了一个好觉，他说整夜都没睡着。我心中一慌，忙问他因为什么，他说太兴奋了，说罢竟“呵呵”地笑出声来。

我对父亲的病本来不想放弃希望，又见他的气色日渐好转，而朋友们或是送秘方，或是教气功，于是父亲生存下来的可能似乎越来越可信了。父亲不信气功，但还是被我鼓动着一练再练，每次我都看着表算计他练功的时间。早晨起来浇花，发现一棵原本以为早已枯死的树木竟又长出新芽，更相信父亲的生命也会出现奇迹。然而，简医生送来化验报告，说父亲的病又已大幅下滑，必须考虑买回国机票的事了。我拒绝接受事实，对简医生说父亲看起来已经好转，体重有增无减。简医生说那很可能是腹中已经积水，赶快再去他的诊所检查。第二天去了趟诊所，一切果如简医生所说。

父亲没问我检查结果，我自己对他说病情已有好转。父亲沉默了一下，两眼望着我说：“你放心，爸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当时以为他的意思是他会注意自己的身体，而今想来他其实想说的是他会好好走完最后一段生命历程。记得当天下午，父亲说明天咱们就去十七英里黄金海岸看看吧！

2003年9月，摄于加州十七英里黄金海岸

他刚到美国时我就曾经要带他和母亲去十七英里，但父亲听说路途较远，面现踌躇，母亲赶快说过段时间再说。这天他自己提出要去，我却怕他体力不支，父亲说没关系。第二天驱车一个小时到了那里，父亲看上去再无一点精力了，脸色青黑。我扶着他走到海边白色沙滩上，让他靠着一棵枝杆横斜的苍老松树，撑起大伞，铺好毛巾，然后扶他躺下来。父亲一躺下就入睡了，悄无声息。我紧张起来，俯下头部，才听见他均匀的鼾声夹杂在海浪声中。我又回到车上，拿来被子，盖在他身上。渐渐地起风了，十七英里的八月清风依然带着凉意。我以手扒沙，在父亲头前垒起一道挡风的墙，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好像也是八月，在黄河边的一个清风徐徐、蛙鸣阵阵的深夜，我随父亲在黄河边钓鱼。后来我在河堤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我身子周围是河沙堆成的用来挡风的墙。

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父亲一大早起来就说咱们全家去对面公园里转转吧，出门前还特意吩咐我带上照像机。他从来没让我给他照过相，如今一大早就要拍照，显然是想趁着身体还有几分精力再在美国与我们留几张影。到了公园，儿子呀呀欢叫着由我放上秋千，父亲走过来说“我来推”。秋千荡起来了，儿子笑着两腿乱蹬，父亲和我也跟着笑了。虽然这时候的父亲已经十分憔悴，在他的笑颜中病容也一并绽开，但他的确笑得很开心。母亲坐在翘翘板的一头，对父亲说，咱俩也玩玩孩子游戏，你坐那头，我坐这头。父亲随即就过来了，骑在平衡木的另一头，与母亲笑着说着。

我看着父母，很想把时光停留下来，更想把时光拉回从前曾经拥有的无数个全家人笑作一团的日子里。但我知道这绝无可能。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一切都会逝去，但一切也都曾经存在。

         四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许多次想跟他敞开谈却因为要向他隐瞒病情而作罢了。现在才知道他其实深知自己的病，而且有足够的面对死亡的勇气。我为我的笨拙而自责，更遗憾没把自己许许多多的心里话说给父亲。

想到父亲离开美国的那一天，我就无法原谅自己。那天很早就送父母到了机场，还有两个小时可以叙话，但我整个被生离死别的悲哀挤压得无法喘气。父亲病危，却必须马上离开美国；而我这时候正准备开学，母亲反复劝我把可以请假的时间用在父亲的最后日子，之后也好给父亲送葬。坐在候机室里，父亲默默地看着我，而我几乎不敢与他对视。二十四天前他和母亲走进旧金山海关，憔悴消瘦的病容让我无法控制泪水，而现在他比那天又消瘦了很多，颧骨更突出了，面色更黑了，腹部因大量积水而明显下垂。

我心里明白，许多话此时不说就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或许十多天后我回国还能见到神智清楚的父亲，或许再见面时他已昏迷不醒，或许那时他已离开人世。但我这时已经没有理智来控制情绪，一想到动感情的话就泪眼模糊。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溜走了，我只说些让父亲保重身体之类的话。母亲对父亲说咱们该出海关了，父亲说再等一会儿吧。过了几分钟，母亲又说咱们该出海关了，父亲还是说再等一会儿吧。我走近父亲，想紧紧地拥抱他，泪水顿时就冲了出来。我转头拉住妻说，咱们先去排队，让爸妈先在这里歇着。我和妻走进长长的进海关的队伍，回头去看，父亲还在远远地看着我们。

父亲是镇定的坚强的。从走出我们的新居向他唯一的孙子告别，直到出海关的时候在人群里朝我和妻子几步一回头，父亲始终没有流泪，没有叹息，只是深深地把他留恋的目光投在我们的脸上。我想父亲想对我说的话更多，只是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2003年8月，摄于我家附近的一片青草地

父亲临终前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话。他在入睡后昏迷，在昏迷后悄然离去，大概他自己都没想到会走得那么快。假使我在他临终前赶到他的病床前，而父亲清醒地知道他要马上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他一定会对我说一句话，那就是要我照顾好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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